内容摘要：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西方文论的影响之下。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可分为六、七十年代的发展初期、八十年代的持续发展期和九十年代及其以后的繁荣期三个时期，虽然每个时期各有其侧重点，但在西方文论影响下进行的词学研究使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也为国内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关键词： 唐宋词 阐发法 平行研究 跨学科研究

　　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西方文论的影响之下，研究体系和研究方向与国内词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区别，其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为国内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英语世界的唐宋词研究远远晚于对诗歌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开始。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按照时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初期、八十年代的持续发展时期以及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繁荣时期。

　　一、 词人词作研究

　　1953年白思达(Glen William Baxter)在《哈佛亚洲学刊》上发表《词律的起源》一文，该文是北美大陆发表最早的词学研究论文，从词律演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词这一文类的起源和发展。白思达最早翻译了《钦定词谱》，开始了向西方进行词律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向西方英语世界输入中国词的工作才大规模地开始，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对词作的译介，又有对词人风格的讨论，他们旨在将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引入西方文化。可以说，这是英语世界词学研究的发端时期。叶嘉莹(Florence Chia-ying Yeh)(Hightower，1998)的《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该文对梦窗词的特色作出了独到的总结，指出梦窗词被大家公认晦涩难懂，“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1986：259)叶嘉莹认为其原因是梦窗词中不同时间和空间相互杂糅交错手法的运用，这种晦涩由于词人创作中凭一己感觉运用的词语意象而更加深奥。然而，这正是吴文英的创作意识中超越时代之处，到上个世纪初这一创作手法才开始被西方学者大量使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叶嘉莹的成果开始了英语世界西学中用词学研究的尝试，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孙康宜(2004：162)在她的《词与文类学》一书中指出：叶嘉莹的词学研究“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同时也为北美词学指出明确的研究方向。”

　　刘若愚(James J. Y. Liu)(1974)的《北宋词大家》在“西学中用”的词学研究方面更前进了一步，该书的研究基础就是上个世纪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新批评。刘若愚在书中介绍了北宋时期的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苏轼和周邦彦等六位词家的二十八首词作。该书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认为是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尽管在1974年以前有一些词的译作、零散著作和文章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一形式进行了传统和粗略的研究，但可以说这一文类在现代西方学术研究中取得有体系的成就是从这一年已故刘若愚的《北宋词大家》的出版才开始的，该书囊括了一些词大家的著名词作和这些词作的翻译以及批评讨论。”(Yü，1994：xii)

　　胡品清(Hu Pingqing)的《李清照》和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的《辛弃疾》致力于词的译介工作，通过对李清照、辛弃疾生平的详细介绍和对他们作品的全面翻译、解读，让西方读者了解了词这一文类和两位在中国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词人。两部作品对词作的赏析“要求进一步指出原作的妙处或瑕疵，这就不是一般地诠释名物典故、介绍作家生平、勾勒时代背景、解说文体特征所能办到的，必须根据一定的美学标准将上述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有时还须援引其他作品以资比较。”(黄鸣奋，1997：7-8)另外，这一时期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98)的《论周邦彦词》和《词人柳永》两篇文章资料详实，作者对中西方文化和中英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又使他对词作的翻译和解说浅显生动而又极富吸引力。

　　从几位学者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在“西学中用”方面的尝试。他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5](陈平原，1987：282)

　　二、文类学研究

　　之后英语世界的唐宋词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上一个十年里，西方研究中国诗歌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词这一文类的文学和文化意义。”(Fong ，1987：ix)研究重心转入词的文类(genre)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力图将词作为有别于诗的独立的文类进行研究，以彰显其内涵和形式方面独有的特色。

　　这一时期的文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社会文化学角度进行的词史研究、亚文类研究和领字的功能研究。林顺夫的(Shuen-fu Lin)(1978)《中国诗词传统的转变》关注于南宋末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在当时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朱熹理学思想对姜夔词的影响。以姜夔作品中的咏物词为例，林顺夫总结了南宋咏物词在十三世纪初风格特色和美学价值观的转变，指出正是人们对物的关注导致了南宋咏物词以物为中心而抛却作者主观意念的特色。孙康宜(Kang-i Sun Chang)(1980)的《词与文类学》也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词的特色，寻求词的源头，主要是从敦煌曲子词中寻找词的源头。魏玛莎(Marsha L. Wagner)(1984：ix)的《莲舟：唐代俗文化中词的起源》则从唐代俗文化的繁荣对词这一新的文类的推进方面来进行词的起源研究并指出正是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所排斥的“莲舟之引”在唐代的流传才促进了文人参与词的创作，促成了词这一文类在唐末的最终形成。

　　文类研究关注对词的内容和形式特色的总结，同时还深入到词的亚文类研究，主要是南宋末期咏物词的研究。刘若愚(1974)的《词的文学性》一文讨论了词的特质、潜能和局限。方秀洁(Grace S. Fong)(1987)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认为咏物词作为文学娱乐和象征意义表达工具的双重潜质对其演进产生了必然的影响，而南宋咏物词非常注重生僻词语和典故的使用，吴文英咏物词对真实模仿对象的颠覆使其词作显示出与吟咏对象不相称的晦涩，这一转变形成了南宋咏物词发展的关键性转折。该书在承袭叶嘉莹梦窗词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总结了梦窗词的主题和创作技巧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南宋词风。孙康宜(1986)的《〈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讨论了《乐府补题》中37首咏物词所吟咏的五种物体的象征和托喻意义。

　　林顺夫、孙康宜等几位学者在作品中都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领字的功能，认为其主要功能是结构上的，是词人连接诗歌意象的组织策略。慢词本身缺乏诗歌的结构平衡，韵律显得不规则，破碎而缺乏连续性，相对缺乏语义内容的功能字则可以帮助构成韵律的连续性、灵活性和有机性。领字可以加强慢词语义的连续性，[FS:Page]突出词人情感表达过程中的转折，成为词人组合一连串破碎意象的组织原则。领字还将口头语言与文学语言、词人的“诗学行为”和表意与意象的对应物联系起来，发展出一个连续结构，使词的意蕴得到无限延伸。

　　这一时期词学研究者“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饶芃子，1999：3)

　　三 跨文化视野中的词学研究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现代西方文论的全面引入使词学研究摆脱了初期对词人词作风格进行解说的研究模式。1990年在美国缅因州约克镇举行的词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在理论深度上都有所提高，文类学、系谱学和词作中女性的声音等问题受到关注，大量作品“从诸如词的细读到女性主义、历史和文本研究等不同的视角和批评态度讨论了这些词学问题。”(Yü，1994：xiii)

　　林顺夫(1994)的论文《词体特性之形成》从词与音乐的关系出发描述了词的起源和演进过程，讨论了词的经典化历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4)的论文《词之传统中“真”的问题》分析了词人在词作中用何种方法来表现真实的情感，指出正是这种“真”才使词更能打动词人和读者。余宝琳(Pauline Yü)(1994)的《词与典籍：论词的选集》一文从最初的词集《花间集》着手讨论了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词集的特点，指出词独特的美学原则使词有独立的领域，在公众政治情怀表达之外的情感成为词的独立空间。连新达(Xinda Lian音译)(1999)的《豪放与狂傲：辛词中的自我展露》从批评家对辛弃疾词作中爱国主义的关注中脱离出来，另辟蹊径，讨论了辛弃疾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内心各种情感的表现。另外，Anna M. Shields(2006)的《创作文集：<花间集>的文化背景与诗学实践》也是近年词学研究中极富代表性的作品，对花间词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花间词人的创作技巧进行了讨论。

　　在词的系谱学研究中，艾朗诺(Ronald C. Egan)(1994)的《词在北宋的声誉问题》一文认为歌妓与文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使得词这一文类在宋初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同时也使词在宋代久久无法实现其经典化目的，造成了北宋无词集的局面。经过北宋以苏轼为首的一大批词人的革新，词才真正成为宋代文学的经典。萨进德(Stuart H. Sargent)(1994)的论文《宋词的发展背景：信息交流技术、社会交流和道德》从词的传播媒介与词的流传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进行词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作者分析了词的传播方式，在文中详细讨论了印刷文本与词的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白润德(Daniel Bryant)(1994)的《从〈南唐二主词〉之版本校订说起》一文更是使用了电脑辅助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词的版本研究，通过电脑对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得出量化的结论。

　　既梦窗词研究之后，叶嘉莹又尝试将近年来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女性主义文论引入词学研究，以花间词为例探讨了中国词学研究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词的特质问题。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她引入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对文学作品中不同女性形象的归类和总结，对唐宋词中女性形象的身份性质一加反思并力图寻找出花间词中女性叙写与词之美学特质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指出词人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下所表现出来的双性人格使词具含了深微曲折的美学特质。(Hightower，1998)方秀洁(1994)的论文《词体之女性化过程——女人的意象与声音》从挖掘女性词人作品中表现女性言说主体和女性声音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历代女词人在建构新的女性意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一代代女词人的探索下，才能在词这一文类中找到一条彰显女性意识和声音的途径。

　　词人词作和西方诗人诗作的平行研究被广泛采纳，“只有通过将两种不同传统的文本并列，我们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Liu，198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立宇(Vincent Yang)的《自然与自我：苏东坡与华兹华斯诗作比较研究》和谭大立(音译Dali Tan)的博士论文《性别与文化的交汇：从比较观重读李清照和艾米丽•狄更生》。杨立宇(1989)从苏东坡和华兹华斯对自然与自我表现手法的异同来讨论两位诗人创作风格的异同，进而对中西方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思想进行了总结。而谭大立(1998)则从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文论以及中西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出发讨论了李清照和艾米丽•狄更生作品风格的异同。萨进德(2004)的论文《罗伯特•霍里克与辛弃疾之比较：词、用典与印刷文化》一文从跨文化的角度将辛弃疾的词与罗伯特•霍里克的诗作进行了比较。

　　四、英语世界词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学者译介了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现代西方文论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既日趋于精密深微，而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重新加以诠释和评价也已经成为势不可免之一种必然的趋势。”(叶嘉莹，1997：112)在中国未来的词学研究中，中西理论的结合是必由之路，张幼良在对上个世纪国内词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大量宏观分析后展望国内21世纪词学研究大势：“在这里西方的现代理论和科学方法将会被研究者自如地运用，使它们与中国传统的文论有机结合起来，为丰富词学的阐释手段服务” 。(张幼良，2007：46-47)在词学研究中，海外学者也在不断探寻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西学中用”词学研究范式。

　　一、阐发法的运用。首先，许多海外学者以某种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词学研究作品。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叶嘉莹以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为基础对花间词进行了讨论。借用女性形象理论，叶嘉莹指出《花间集》中的女性形象以现实的女性而具有了可以令人产生非现实之想的一种潜藏的象喻性，形成了花间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潜能。而女性主义对女性语言的讨论也被用于分析词的语言特色，词的语言富于长短错落之致，较之诗歌，词的语言混乱而破碎。正是这种具有女性化特点的混乱而破碎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词曲折幽隐，引人生言外之想的特美。叶嘉莹还运用了女性主义的双性人格等理论来分析词的特质，男性作者“在征歌看舞的游戏之作中，无意间展示了他们在其他言志与载道的诗文中，所不曾也不敢展示的一种深隐于男性之心灵中的女性化的情思。”(叶嘉莹，1997：234)这种“双性人格”所形成的特质，使花间词形成了幽微要眇的特美，具含了丰富潜能。方秀洁的《词体之女性化过程》一文也运用了女性主义文论讨论了词的女性化历程，她认为词作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作为了一个吸引男性注意力和被男性控制的符号(sig[FS:Page]n)，词的发展历程显示了从“倾听”女性的声音到“观看”女性形象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带来中国诗歌在女性表现方面的结果：“它构建了诗歌中女性形象屈从于男性注视和满足男性欲望的诗学范式。”但是，“在尽力寻求新的声音和语言来表现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妇女们通过利用词这一文类中明显的性别诗学在词作中找到了一条途径。她们通过利用男性意识(msaculine)，尽力建构起一个有别于古老传统的‘新’的女性意识(feminine)。”(Fong，1994：114)

　　其次，海外学者都能自觉运用“阐发法”对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诠释。林顺夫(1978)在讨论姜夔作品中序的功能时，引入了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sy)理论，“不能把作者的意图强加到作品身上，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是‘意图谬误’，即专门研究作者的意图可能导致研究作品的荒谬性、错误性。”(张首映，1999：155)而姜夔词的序体现了南宋时期词的创作中美学价值的一种转变，它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其作用与西方理论中作者的“意图谬误”的功能恰恰相反。余宝琳(1994)则用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与“综合历史”(general history)相对立的理论来讨论词的形成发展过程。“整体历史的计划是寻求重建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代所有现象共同的意义、它们凝聚的法则，即可以转喻性地称为一个时代‘特征’的东西。”而综合历史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不连续性和断裂，“谈及系列、分割、限制、水平差异、转换、时间顺序的特殊性、重铸的特殊形式和可能的关系类型。”(Smith，1972：9-10)福柯的观点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中国文学史中推进文类发展的历史循环论设想和释经学的实践，改变不是断裂，而是内部的变异和改变，是文类中价值内涵的衰退而不是进步，词也面对这样一对尴尬，既想从与其他文类的关系中寻求其谱系，又被看作是一种衰退的征兆。

　　另外就是作品中现代西方文论术语的运用。孙康宜(1980)就使用了母题(motif)、“反体式”(countergenre)、“诗学行为”(poetic act)、“连续进程”(sequential progression)、“映照”(mirroring)、文类发展的历时性特征(diachronic dimension)等大量术语来诠释中国词，讨论柳永等词人的创作特色。魏玛莎(1984)则使用了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来阐述敦煌词与文人词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以及相互间的交融和影响。

　　海外学者的“阐发法”中不只有“以西释中”的探讨，他们还用中国古代文论对现代西方诗人的作品进行诠释，进行“以中释西”的尝试。谭大立(1998)就运用了中国的传统诗学理论和话语来阐释狄更生的诗歌。狄更生的隐逸生活就如同庄子所说的“心斋”，狄更生的“心斋”使她能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中国诗学讲究“空”，语言要精炼，能引人生言外之想，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多的意义，而狄更生的诗也讲究惜墨如金，很好地把握了空与实的协调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她使用不同类型的破折号使其诗歌做到了空。作品从王国维的“境界”说来讨论了狄更生诗歌的“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从严羽的“兴趣”说来讨论了狄更生诗歌的创作源泉。从《易经》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讨论了狄更生诗歌中的言说者所感受到的人类语言的限制。从张炎的“清空”，虚字的使用讨论了狄更生诗歌中对不尽之意的表达技巧。从九十年代起，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将“阐发法” 运用到词学研究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几乎没有学者进行“以中释西”的尝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平行研究方法的运用。“汉学家移植西方理论，一般先要对它做一番介绍，于是西方文学作品有可能被连带地牵扯出来。……在分析过程中，为了取得以近喻远、以易解难的效果，汉学家也常常利用西方文学来比况或反衬中国文学”。(周发祥，1997：135)除了杨立宇、谭大立和萨进德直接将中国词人词作与西方诗人诗作进行对比研究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外，许多海外学者在研究中也自觉地将中国词人词作与西方诗人诗歌进行了对比以彰显词的特色。在梦窗词研究中，叶嘉莹将梦窗词生僻的用典与艾略特《荒原》中引入他种语言中的典故进行比较，指出用典不必避免生僻，而在于能通过这些典故在作品中为读者展现一个深广的意境和感人的气氛。她还将梦窗词的晦涩与艾伦坡作品中阴森神秘而使读者产生怪异难解的感觉进行比较，说明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体现作者的本色，忠实于作者自身的感受而不必根据读者口味盲目跟从他人。(Hightower，1998)胡品清(1966)在《李清照》中将李清照含蓄温情、唯美细腻的爱情词与西方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拉贝(Louise Labé)、卡明思(E.E.Cummings)等大胆而露骨、直白而热烈的爱情诗进行了对比。

　　另外还有术语的对比，罗郁正在诗歌的文类讨论中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如中国诗歌包含古诗、律诗、绝句和词，就如同古希腊文化中有comedy, tragedy, elegy, ode, epithalamium以及lyric。他还将唐诗中的对偶句与希伯莱诗歌中的对句(parallelism)进行对比，并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句强调反义词的对应，如A false balance is abomination to the Lord: but a just weight is his delight，而对偶句不一定要反义词一一对应，而是从同一类型的名词、形容词、动词、语助词中选择相对应的单词组成，而且它们的音调相反。(Lo，1971：37-38)孙康宜(1986)的《〈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对比了中西文学作品中象征和托喻之间的相异之处，指出在西方，象征和托喻被看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法，象征是一种更高的手法，因为象征似乎有诗歌的力量。然而在中国诗词中，象征和托喻是互补的，可以在一个单独的文本中同时出现，《乐府补题》中的词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平行研究方法有利于读者通过对比认识中西文学作[FS:Page]品的特色，但即使是在今天，这一方法也未在国内词学研究中获得广泛认可。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刘若愚(1974)在《北宋词大家》中采用的“细读”法在中外词学研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他成功地将新批评所倡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融入了词学研究之中，只关注词作的内容、语言特色和风格以及词作中意象使用的特色。而他通过数据统计和对比对某些词学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的方法对词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辟了引入西方科学方法进行词学研究的新方向。萨进德(1994)的《宋词的发展背景》则将传播学理论融入词学研究之中，这种从文学之外的因素中寻求词的流传方式和发展历程的方法丰富了词学研究的领域。白润德(1994)的电脑辅助分析词学版本研究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和结论，使词学研究摆脱了以前完全依靠人们主观意识的研究方法。Anna Marshall Shields(2006)的花间词研究也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王兆鹏为首的研究群体将这种跨学科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引入了词学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经历了一百年后，西方文学理论获得了飞速发展，而我们的词学研究依然可以同现代西方文论相结合，在二者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使词学研究能够从其他理论体系中获取新鲜血液，发展自身理论体系。正如叶嘉莹指出：“如何学习并掌握中国旧日传统文学批评的优点，并进而与西方批评中长于理论分析的优点相结合，实在应当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重要课题。”(叶嘉莹，1997：302-303)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成果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对其词学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梳理工作无疑能为国内词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促进国内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构建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从本质上找寻中西文论的相通、相似和相异之处，展开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还应该“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和言说方式对西方文论中理论和术语的融合、改造和升华应用等作用”，(黄立，2004：75)使我国的词和词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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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of Tang and Song C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Studies of Tang and Song Ci in English World

　　Abstract: Studies of Tang and Song Ci in English World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beginning of ci study in 60s and 70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80s and the flourish of 90s and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