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历史上,国外对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早在19世纪就存在了。不过那时外国称中国的崛起将给他们带来的是“黄祸”。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接着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1893年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反复强调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是“可怕”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黄祸”之名和“黄祸论”开始掀起浪潮。“黄祸论”由“黄祸图”而起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借“黄祸论”掀起了一场排斥华工的风潮。1895年9月26日德皇威廉二世在致沙皇尼古拉二世德信中作“黄祸图”,称之为“时时袭击西方思想家德‘黄热病”’。以上欧美种种“黄祸”论调,归结为一点:就是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侵略者们就以“黄祸”为警。1901年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向中山先生采访时也“暗示”中山先生实现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拿破仑在19世纪初曾说过:中国“一旦醒来,她将震撼整个世界”。抗日战争后期,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魏德迈提出,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危及白种人在远东直至全世界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判断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当今国外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中国这个睡狮已经醒来,并对中国崛起持肯定态度。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始自冷战结束之前。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接着罗伯特·萨姆斯和艾伦·赫斯顿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的结果是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98美元,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美元高7倍。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断言:“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1988年初美国发表的《美国的“区别威慑”》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韩国用了11年的时间所实现的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在中国仅用了10年就实现了。中国如果能保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的速度,到202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能达到目前西班牙的水平。有人认为,用作为世界强国的四个标准(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文化宣传、政治影响力均处世界前列)来衡量的话,20年后的中国将会因为接近这个标准而成为一个全面强国(completepower 或comprehensivepower)。英国BBC 电台1997年2月12日在《中国丛谈》栏目采访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教授。他说,要承认西方国家没有能力阻挠中国的兴起;也没有人认真谈论要如何“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
(二)在肯定中国已经崛起的基础上,对中国何时和如何成为世界强国作出分析和预测。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聊温斯顿·洛德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应排在世界第四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后却很难取得高增长,所以再有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5年9月21日结束其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经合组织认为要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国外多数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略低一些,例如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还需要25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才能赶上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有可能超过美国。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会高于日本,但是要赶上日本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管是欧美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象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拉迪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200年才能赶上美国。
(三)分析中国崛起过程中将面临的困难。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很多困难,有些人认为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和1993年完成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人均收入从300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1825美元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2237美元的水平。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想像的。首先,从人口资源来看,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结构不平衡、趋于老龄化及过低的人口质量终将导致经济成果会不断被抵消,从而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发展。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将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进一步减少,而大量进口粮食,将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1995年采用包括自然资源、产出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方法计算国家财富,结果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8%来自自然资源。再次从教育角度来看,过低的教育投入和较高的文盲率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不仅如此,中国现有的体制使原本就缺乏的知识分子人才不能学有所用,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还有一些西方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束缚,从而很难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只有采用有西方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才能继续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进行许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等等。
二、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研究
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将会产生的影响,存在以下4种观点:(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一论调统称为“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反映了国外部分学者、政界的观点,以及西方对中国强大的不合理的恐惧心理。“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始自1992年。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了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该文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1997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掀起了第二轮“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是在1998-1999年,代表有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书。书中说,“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等。2002年7月12日美国出笼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和《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掀起了第四轮“中国威胁论”。美国有些权势人物声称两报告“经得起推敲”,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公开怀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7月15日,“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称,美国应该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禁止向中国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威胁论”者有以下几种论调。
第一种论调:中国自古就是亚洲大国,现今觉醒后将不会甘于平庸,她的强大将会对包括以美国为首的现今所有大国的地位和国际格局形成挑战。美国学者哈克特说,“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1997年2月,美国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书中说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亚洲霸主”,“企图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并断言中国“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朋友,而是长期的对手”。这时,美国还出了题为《另类战争—外国在美经济间谍》一书。书中声称中国是继苏联和日本之后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最重要国家。1997年3月13日,美国《商报》发表华盛顿地区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顾问约翰·小蒂尔尼的《遏制中国的侵略扩张》,称中国“已经具备了称雄亚洲的潜力,并在21世纪取代前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两极中的一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当年4月发表的年度战略研究报告也宣称: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出击。《今日美国》报4月14日在《美国提防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文章中说,“随着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以及最终收回台湾,中国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强。如果不加以制止,用不了十年,中国将是一支从印度洋到朝鲜半岛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998年8月13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读者来信,宣称“中国威胁论并非妄语”,现在中国之所以“只是一个普通大国,要归因于美国的警戒心理和中国的军事劣势”。1998年11月,美国《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国防新闻周刊》等都纷纷发表文章,宣称“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旨在抗衡美国”,中国“将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力图在太平洋挑战美国”。
第二种论调:由于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陆、香港、台湾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将会导致“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这将对东亚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认为:海外的华人经济圈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如果把海外华人看成是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比的,所以中国的崛起将影响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此外,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科技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也必然会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造成西方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
第三种论调: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源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力量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1996年初,美、英、德、意、俄等国的政治家、学者在巴黎召开“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研讨会。“文明冲突论”的创造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会上号召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挑战。1996年7月初,亨廷顿到新加坡出席“文明冲突及其对东亚影响的意义”的讲座,后又到马来西亚参加“多元文明世界政治论坛”。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将崛起成为新的强权,亚洲将只能在“均势但冲突不断”和“和平但接受中国新强权的领导”之间作出选择。由于中国过去一直都是东亚主宰力量,在经历耻辱之后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构成威胁。中美两国在未来东亚应该出现何种均势形态这个问题上必然存在分歧,这是构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双方歧见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美国和中国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1998年1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的利益核心是减少、抑制和淡化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崛起似乎是必然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
第四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其有足够的实力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对周边及西方世界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了防卫能力,“开始具备侵略能力”。1995年12月,美国克莱蒙特研究所和台湾国际关系所在洛杉矶共同举办了一次“中国威胁:理论与现实”的国际研讨会。其主要论点是: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经济能力购买军事技术领域革命所带来的先进武器和武器系统。到那时,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将成为东亚潜在的最重要的热点,中、俄、美三国之间可能出现三角的核均势。1996年12月,美国《旗帜周刊》报道说:从长远看,中国将加强军事和战略能力,保持其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成为军事大国。同年12月3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的导弹威胁》一文,称中国正在发展的导弹技术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已构成威胁,美国应联合其盟友共同建立一支遏制亚洲的导弹防御体系。西方主要媒体还把中国在1997年4月同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五国达成互削减边境驻军称为是中国将把军事力量向东南方转移的举措。1997年4月17日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篇言》称:美国应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并使其力量与效能远远超过中国的军队”,“防止中国扩大核武库”,“确保台湾拥有可靠的防御性威慑力量”;要“造就一个强大的、与美国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日本,以保证亚洲新的力量均势”。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这将引起边界冲突。格雷厄姆·哈钦斯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软弱在陆地和海洋疆界造成了一些‘历史遗留的反常现象’,而当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试图扭转这种情况时,这种努力可能很容易导致它同领国的关系紧张,或者甚至更糟的情况出现。”1999年11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神舟”飞船后,美联社、CNN 、《华盛顿时报》等媒体在评述中称:“北京加速脚步,与美俄争霸太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也宣称:对亚太地区未来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美国有必要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人以“中华帝国自居的思想冒头”。
第五种论调: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继续发展过程中需要消耗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将同其他国家发生抢占国际资源的冲突和对环境造成污染。1996年6月16日《纽约时报》载文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使全球油价上升;中国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会切断日本的原油生命线,使整个亚洲的经济陷于瘫痪;中国的工业化将危害世界环境,导致日本下酸雨,等等。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将会对世界粮食供应造成威胁;中国消费热的出现,“将对全世界产生严重的影响”;克林顿曾说过:对美国的安全来说,中国最大的威胁不在军事上,而在环境上。如果中国以与美国相同的方法富裕起来,就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破坏。
“中国威胁论”的这些思想很快引起亚洲媒体的回应: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1993年5月,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会见克林顿时表示“中国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上抱有野心。”东京出版的《华人经济圈与日本》一书说,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看,到1997年7月为止,中国有外汇储备1284亿美元,香港地区708亿美元,台湾地区887亿美元,仅“两岸三地”便是2879亿美元,跟拥有2222亿美元的日本相比,还多出三成以上。日本极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中认为:本来是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日益抬头的中国迎头赶上,中国崛起会具有侵略性的征候,是日本制造业的后门狼。日本国防政策调查会、冈崎研究所和美国泛太平洋论坛国际战略研究中心,1997年3月在向日美两国政府首脑呈交的报告中称:日美两国必须巩固同盟关系,在必要时“连手对抗中国”。日本共同社2002年7月7日报道,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5日公布“中国经济对企业的影响”调查报告称,对日本九州地区100家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96家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威胁”。“中国经济崛起后还将争夺日本的海外市场,使日本产业空洞化。
“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报刊上主要有所谓“超级大国论”、“中巴轴心论”、“南下印度洋论”和“侵占印度论”等。1995年4月4日,印度资深军事分析家维贾伊·奈尔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及它同巴基斯坦和缅甸的牢固关系已成为印度国防部的一块心病。印度国防部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确定:“低估喜马拉雅山对面(指中国)的局势是不利于我们国家利益的;事实上未来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
东南亚国家由于在历史领土及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因而“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也颇具市场。1995年10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时东亚地区头号威胁。”菲律宾有的报纸说,要防止“中国入侵”,“捍卫菲律宾主权”,还试图将南沙问题“地区化”、“国际化”。2000年5月国立新加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励图针对“东盟区域安全课题中的中国因素”说: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些成员国仍然担心北京的军事现代化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家安全;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预料在争取外资和外国市场方面,将会面对北京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
2001年7月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沙拉温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具有纯神话性质。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俄中冲突来说,存在着地理、经济、政治、历史和人口等多方面原因。”俄罗斯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治社会学家说,如果远东一带中国人数量超过当地的俄罗斯人,倘若要举行是否加入中国的全民公决时,这样的提案极可能会获得通过。
(二)认为中国崛起将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美国的奥弗霍尔特在《中国的崛起》中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印度的阿嘎瓦拉,R.(Agarwala,Ramgopal)在《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泰国2004年3月8日的《世界日报》指出,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是最大的。美国的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在其合著的《巨龙》一书中指出,“中国前进的道路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中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超级大国崛起,对全球的企业与金融,对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广泛的意义。”这虽然构成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对手,但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极好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历史机遇与中国接触,从与中国的强有力的关系中获利——或者甚至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影响它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那将的确是一个悲剧。”“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可能变成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气势汹汹又孤立于世界的国家。有极强有力的理由去相信,如果美国接纳中国而不是孤立中国,那么巨大的利润将流向美国的企业和美国人民,包括从最大程度减少与中国的长期冲突中获利。”在书的结尾,两位作者期望,“两个超级大国将携手为世界的和平、繁荣及全球经济的腾飞作出贡献。”“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也是不得人心的。如塞缪尔·亨廷顿到东南亚兜售其缪论,即遭到冷遇和抵制。新加坡资政、世界有影响的政治家李光耀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地想在世界传播其生活方式的国家,它也从来不赞成扩张。”
1996年12月23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载威廉姆斯。J.橄尔斯坦的文章认为,真正对美形成威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都集中于美国已不再经营的工业方面(纺织品除外),而日本却是在从电脑到机器产品的各种行业向美国提出挑战,使美国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鲍泰利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可能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美国人不要夸大中国的经济规模,更不要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经济威胁”。美国一些学者对将中国看作敌人的作法也提出质疑,认为渲染“中国威胁论”、主张“遏制中国”的策略实际上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损伤。美国一研究机构的文章还阐述了中国不会对世界粮食市场构成威胁。美国《外交》杂志也载文指出,中国外交政策之重点是力促地区稳定,所以不会威胁到美国切身利益,主张对华实施接触政策。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1月7日发表题为《利益虽有冲突,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合作》的文章认为,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的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由于科技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加,我们有可能跨越文化界限进行合作,应该尽力将潜在的冲突转化为互利互惠的关系。该报1月23日又发表威廉·普法夫的文章,在批评亨廷顿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的同时,指出各种文明本身不拥有政府和军队,因而也无法宣战。《华盛顿邮报》1997年3月9日刊登哈里·哈丁题为《东方正在升起的红星》的文章,批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对中国的分析“太过肤浅”,没有考虑到亚洲的环境条件就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寻求霸权地位。1997年5月5日美国《国家周刊》发表欧文·哈里斯的文章,认为美国没有充足的理由将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一些媒体有关中国欲在全球称霸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哈里斯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有人患了“敌人缺乏症”。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5月18日刊登迈克尔·斯温题为《不要把中国说成魔鬼》的文章说,散布“中国威胁论”将分裂亚洲,根本无助于美国制定对付中国崛起更有效的政策。
为了应对中国的可能崛起,各主要大国和地区都提出了自己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措施。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其现有地位的大国,如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在大肆宣扬中国的崛起将威胁世界的同时,强调要对中国严加防范,还有的人提出了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如1992年8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民族孤立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祸源》的专栏文章,煽动美国和亚洲国家绝不能对中国姑息迁就,“如果美国现在不能行动起来,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一起遏制中国,势必发生战略性错误”。199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又在题为《擦去东南亚条约组织宪章上的灰尘,备好待用》的评论中,公开提出恢复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遏制”中国。1995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国会上公开声言:“现在中国不对我们构成直接威胁,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种政策,以便遏制这种潜在的威胁。”
相反,有些人则提出要立足于同中国做朋友,如美国的巴巴拉·富兰克林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巨人》中主张对华政策应根植于“同中国做朋友的长远目标,以尊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1996年6月10日《美国之音》播发的评论说,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接触”,和中国对话、交往,才能以和平的、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部分。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佩尔称,“在中国成为军事大国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是美国当前的目标”。克林顿给“接触”下的定义是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法”。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