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美国学术界近代中国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上海以外的中国城市和区域社会研究,内陆地区一些杰出人物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卢作孚研究热的兴起便是一个典型。在研究中,我接触到不少有关卢作孚民生公司在战前十年辉煌发展时期的史料。1997年秋,我利用在美国研究的机会,查阅和搜集了大量有关近代重庆城市的英文史料。在此笔者就个人所获知的美国学界研究卢作孚动态,作一简要综述。

    卢作孚研究热的起因

    应该说;1997年以前美国学界还没有专门研究卢作孚的课题。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罗伯特凯普(RobertKapp)从民国历史的视角,研究四川军阀,在研究中他注意到了卢作孚作为地方民族资本家与军阀政府的关系。在他的两篇论文中,他都论及卢作孚,这可能是最早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考察卢作孚在中国内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1997年秋,康乃尔大学(Comell Uni-vetsity)历史系主任高家龙(ShermanCochran)教授在指导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极力建议我做卢作孚研究。我考虑从商业史的角度,探讨卢作孚在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的问题,并完成了一篇2万宇的论文初稿。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试论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中的资源优势》这篇文章。

    不过,在美国,直到1998年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五十周年的年会上,卢作孚的研究仍然没有能够进入近代中国研究的话题,尽管华盛顿会议有不少博士生的最新研究论文。但是,会议期间已经有美国学者向我问及国内研究卢作孚动态。

    美国研究卢作孚的起步于九十年代后期,究其原因,与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多元化趋势有关。卢作孚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又是一位颇具全国性的影响的思想家,但他毕竟是生长于内陆重庆的地方精英,长期以来卢作孚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美国学界足够的重视,这与美国学界的“上海模式”研究范式有关。在美国,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史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上海研究。“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远超出其城市地域的影响源泉”。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学者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出现所谓“超越上海”研究模式的尝试,并深深影响了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变迁。1996年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the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at San Diego)召开的“超越上海,设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模式”(Be-yom Shanghai: ImaSinS the City in Re-publican China)的学术会议预示美国学者试图在架构一个上海之外的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发展的多元研究模式,这为人们认真思考上海以外城市的研究开辟于道路。随着重庆在长江上游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卢作孚研究将必然走向热点。

    研究队伍的主体

    美国博士研究生首先选择了卢作孚研究。一些研究四川、重庆历史的研究生将眼光投向卢作孚。美国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 历史系麦岚(LeeMelsaac)女士、肯塔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昆仑女士都做过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已经成为首先启动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据我所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土研究生罗安尼(Anne Reinhart)小姐的博士论文是目前美国学者中有关卢作孚最有影响,也是最为庞大的项目,其研究重点在民生公司的管理方面,尤其对于卢作孚废除买办制度,民生公司茶房的招聘制度以及特征,民生公司的商业运作特点、轨迹等微观层面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

    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是美国的上海研究中心。现今又以雄厚的研究资金资助研究生从事卢作孚研究;而且是否有将重庆或其他城市作为与上海比较的研究,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他们应用较强的研究实力和雄厚的科研资金,再从他们对于研究生的研究计划的动作看,其研究的规模将很快超越普林斯顿大学,很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的卢作孚研究中心,其前景也相当广阔。

    卢作孚研究特征

    1、研究史料的匮乏。美国学者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史资料。康乃尔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近代中国史料学课,就将中国的文史资料与档案史料并列。历史系主任高加龙教授指导我做博士论文时,要我做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做《全国五十种文史资料的索引目录》所有关于卢作孚的资料目录。因此,在美国,重庆文史资料、合川文史资料等等成为研究卢作孚的非常珍贵的史料。即使是曾到中国查阅史料的罗安尼,也将搜集文史资料作为重要的任务。这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与我们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所保存的中文史料的匮乏与单二。

    于是,美国学者利用雄厚的研究资金来弥补中文史料的不足,如影印、购买中文史料;另外,他们非常注重使用外文史料,使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极具国际性。比如,在卢作孚的研究中,他们一方面非常看重民生公司的企业档案,另一方面也大量使用川江航运业中的外国大资本企业档案。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借鉴的,的确,卢作孚从思想到实践已经超出了地方和国家的范围,完全应该使用外文史料来拓宽这一研究的视域。比如,三十年代太古公司的档案中,有不少关于竞争对手民生公司的史料,其中还有西方人对于刘湘政府给予卢作孚支持的种种议论。尽管就目前的条件而言,要使用川江航运业的外资企业档案很困难。不过仍然有大量值得我们注意的珍贵的外文史料,除海关档案以外,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如《纽约时报》、《北华捷报》、《亚洲》等西方媒体的报道;同时,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中,相当的内容报道在华侨民、企业的状况,这是一批相当珍贵的史料。

    2、研究层面的多样化。美国卢作孚研究刚刚起步,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重要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确颇具特色。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罗安尼主要是从长江航运开辟的历程轨迹及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等层面方面加以研究、注重政治、经济、文化与区域社会的变迁分析,引出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概念。其中,又特别选择卢作孚作为长江上游的典型个案加以探讨,探讨由川江航运的开辟、民生公司的商业管理运作等一系列问题。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博土,研究生Ednatow研究卢作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这是从政洽与经济的视角加以探视卢作孚这个人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视角为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极富启发性的思路。

    3、研究成果的预测。目前,刚刚起步的美国学者还没有一部具有分量的专著出版。但是,可以肯定今后几年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关注卢作孚,即使是不将卢作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卢作孚也将成为他们突破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研究.的关键人物。但,如果从商业史的研究视野考察,仅仅将卢作孚始位于近代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加以考察,则可能忽略对于卢作孚思想的深入研究。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卢作孚的趋势。基本上,罗安尼的研究仍然在追随凌耀伦教授的卢作孚企业管理的研究方向。

    由于卢作孚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将卢作孚作为地方精英来研究不失为突破原有架构的方向。这方面,美国学者研究张謇等民族资本家和上海城市的方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从学术研究的意义出发,中美学者合作研究卢作孚应该是突破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如高家龙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商业史的专家,他研究的英美烟草公司与南洋兄弟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就。他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十分敏感,目前又在研究上海大资本家刘鸿生的家族史。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美国学界兴起的研究卢作孚热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就学科的研究意义而言,卢作孚研究的突破口在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上,尤其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上运用外文史料,对于拓宽中国研究者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有很大帮助;即使是中文史料,仍然需要继续充分挖掘,以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完整的卢作孚个人档案就很值得挖掘和运用。台湾地区收藏的有关长江航运史料也十分丰富,值得注意。美国学者对卢作孚研究的理论构架和思考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加强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成为深化卢作孚研究的重要举措。

    附:另一种革命

    赵晓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摘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摘纺织工业的张謇。”在这四个人中,卢作孚是离我们最近的,很多年里,卢作孚先生是以“中国船王”名世的,而我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卢作孚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他所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是他进行社会改革实践的一个试验。他在重庆北碚做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试验,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启动时的宝贵经验。抗战时,他的改革实践曾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本文简要地评介卢作孚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的社会改革工作。

    “微生物’式的革命的试验

    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造中国的效果最好,社会成本最低呢?对这个问题,青年卢作孚曾无数次地和友人讨论、争议。他的朋友说:“我是一颗炸弹。”卢作孚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卢作孚文选》)这一场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

    一个多世纪里,以炸弹方式改造中国的故事艰苦卓绝、无数英雄出生人死;然而,用微生物方式推动中国进步的故事也是曲折坎坷、人才辈出,其间不乏殚精竭虑忘我忘家的精英人物之可圈可点的绚丽篇章,只是我们以前大多不知道。卢作孚的故事属于后一类。

    卢作孚一生中进行的社会改革试验有三个。第一个是1924年到1925年在成都办的通俗教育馆;第二个是从1927年春天开始的北碚建设;第三个是1925年秋天成立的民生实业公司。其中最有成效和最有影响的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北碚建设

    嘉陵江三峡地区(因为当时的区署在这个地区的北碚乡,所以又将这里称为北碚地区),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共辖三十九个乡镇。峡区内山岭重叠,形势险要,交通困难,主要依靠嘉陵江水路与外界相连接。那时,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内战不绝,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痞盗匪,长年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生产能力低下,窄小的街道肮脏而混乱,整个市场没有工厂、作坊,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比比皆是。

    1927年春天,卢作孚来到这里,担任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把中国内地的这个贫穷而混乱的乡村地区当作了他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试验平台。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建设是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便破坏到何处”,“造公众福,急公众难”(高子先:《卢作孚与北碚建设》),思想明确又脚踏实地地启动了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1932年初,著名爱国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鸦片烟馆和妓院,“随处有面黄饥瘦的瘾君子出现”。他看到,深受烟毒之害的轿夫;每日血汗换来的工资,多半用来吸毒,他们“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而青脸长发,酷似城隍庙中的鬼卒”!但是,待杜重远到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他在给《生活周刊》的通信里写道,北碚不但地方基本安宁,经济建设与民众教育“虽粗具规模,均著有成效”,已建起中学、小学和民众学校,已有美丽的温泉公园、民众俱乐部、图书馆;地方医院、公共体育场、乡村电话局,三峡染织厂每月已能生产一千二百疋、袜子二百打,还有全国少有的民办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农场、博物馆、动物园以及北川铁路(杜重远:《狱中杂记》)。这机器织布和轻便铁路以及科学院十分简朴,但当时都是四川的第一。这时,卢作孚先生到北碚工作不过5年。到了1936年,黄炎培先生到四川考察后,在《北碚之游》里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那个时期,一般外省人是把军阀混战不断的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的黑暗落后的四川视为“魔窟”的;但四川的小小的北碚地区却以它的安宁、整洁、进步和人的精神振奋而闻名于省内外。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杜重远先生说,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正是北碚地方建设的真实写照。仅从器物层面看,北碚的进步并不是特别快。用1938年北碚的全景照片与1927年的对照,新增加的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只:有兼善中学与西部科学院两座砖楼。北碚试验的特点除了在刚起步时就因地制宜建起上述文化设施外,最大的特点在于人的训练。当时,一些有心的参观者也感到,北碚试验里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还是卢作孚先生对人的改造教育。杜重远说,北碚的“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他亲自访问了这些青年,不胜敬佩。 卢作孚先生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核心是人,他说:“建设的第一桩事,是把人建设起来。”他决心把嘉陵江三峡地区做成中国现代化的样板,要利用这里的资源,建起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建起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机构,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安宁的居住环境,而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这里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卢作孚文选》)尽管当时生产力低下,在开发山区和城镇建设上,北碚都注重保护性开发,在抗战时期北碚急速发展时,市镇建设也做了很好的整体规划。这一切,又与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开展的科学活动分不开。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人的教育和训练,是卢作孚先生事业的最主要内容,也是他事业的支柱。在卢作孚先生社会改造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里,职工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相当全面的人的教育与训练。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生精神的教育。民生精神是一种群团精神,包含—种对人的自觉自为意识的训练,决非那种仅仅为了加强一个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或是塑造企业外部形象的团队精神。职工一考进公司,在北碚的三个月集中训练中,就开始学习参加会议。民生公司有各种会议,总公司全体参加的朝会是每周的一、三、五早上举行一个小时。各部门干部要做简明的工作报告,接受职工监督,任何职工都可以在朝会上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朝会上常常有知名学者专家和抗日将领的讲演。杜重远、马寅初、陈独秀、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都在民生公司来做过讲演。更有各级干部会议、各船的船员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在南京失守之前,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抢运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在最后时刻才离开硝烟弥漫的血腥危城;1938年初,他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最为紧张的是1938年秋天,武汉已沦陷,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多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战前中国经济最发达工业最集中的地区;而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后方,还谈不上有现代工业,在宜昌江边炮火下堆积着的这些现代卢作孚在北碚创立的兼善中学工业的设备、材料和技术工人,便成了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军、民用工业最初的基础,是中国十分薄弱的兵器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这时,中国内地长江边的小城宜昌狭窄的沿江码头,恰似1940年5月法国海边小城敦刻尔克的海滩,而不利的条件犹甚于敦刻尔克!卢作孚先生临危不乱,发动民生公司职工群策群力,使这些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转危为安,全部运走。若是没有民生公司经过长期训练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怕牺牲讲究效率又有创造性的一支职工队伍,这些物资极可能被毁于危难中的宜昌,甚至落人敌手。那么,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艰苦时期,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便不可能有一批战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这样快地投人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便无所出,很可能对抗日战争的前景造成重大影响。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国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转引自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宜昌文史资料第7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生公司那时从宜昌运出的一船船物资,真要胜抵百万甲兵!

    宜昌抢运的紧张程度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英勇悲壮也甚于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的企业牵头并以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这个事实生动而有力地说明,卢作孚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在战前做的社会改造工作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抗战北碚——陪都中的陪都

    这时,卢作孚先生的另一个社会改革试验—叫匕碚地区在为国家民族保存国脉的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有了卢作孚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战前十年的经营,1937年的北碚,虽然仍处于一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包围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民众教育普及的现代市镇。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抗战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是在北碚写成或出版。这是北碚地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卢作孚先生进行的这一社会改造试验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抗战时期,北碚的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更加齐全。此时北碚文风之盛,前所未有,民众教育更加活跃,学校教育方面,有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迁入,可以说提前实现了卢作孚先生要在北碚兴办高等教育的设想,内迁的知识分子还大大加强了兼善中学的师资力量。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们的知音,与卢作孚、卢子英先生有很好的交往和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江苏、河北和山东被迫中断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北碚得到延续。

    如果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建设大都被侵略战争中断,那么,北碚地区的旨在建设现代化市镇的社会改革试验在战时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各方面有更快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北碚亦很少受到内战的侵扰。虽然当时的政府对于这个试验区,始终想要进行控制和渗透。但是,在专制力量集中而强大的重庆,北碚竟然成了一块“民主的特区”!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但需要北碚当政者有开明的民主的精神,更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那一时期,卢子英先生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力量的机智的保护尤其不应该被忘记。

    卢作孚的社会改革思想

    1949年冬天,新旧政权更替的时候,时局险恶而复杂,卢子英先生提出“变而不乱”,他的应变能力与才华使北碚地区始终没有遭到动乱与破坏。这样成功而乎稳的政权交接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卢作孚先生正在香港千方百计地指挥民生公司留滞在那里的轮船回到祖国大陆。第二年,他的愿望实现了,他自己也回到故乡,回到他首创的这两个试验里来。这个时候,战乱结束,人心思定,“炸弹式”的革命家和“微生物”式的革命家已不应有分歧。从此,国家不再有被列强瓜分的担忧,土匪将绝迹,北碚不再有繁忙而紧张的“冬防”,不但北碚,不但民生公司,整个国家都有长期的统一和平与安定,是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大好时机呵。这正是卢作孚先生多年来期盼的局面。如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所说,“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然而,卢作孚先生却在1952年2月自杀身亡。正如他的至友晏阳初先生说,这不但令人为作孚先生伤心,也为国家哀痛。作孚先生去世以后,民生公司就提前开始了肃反运动,一些高级职员受到严厉的处分,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开除公职,其中不乏有专长的经营家。最近这些年来,过去在运动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恢复了名誉,而受害的企业家还很少有提及和研究。

    黄炎培先生曾将孟子的话题赠给卢作孚:“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卢作孚先生把自己毕生的事业称做“试验”,说他是为国家寻路,并把这个过程尽可能地整理总结出来。其中的得失,留给大家评说,留给后人整理。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稿件来源: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