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地区研究为媒介的话语空间

    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加害者的东史郎出版了个人行军日记后,因日记记述他的上司策划实施了某杀人事件,于是在1993年被那位上司以记述虚构为名告上东京地方法院。3年后,东史郎一方败诉,接下来的高等法院判决也于1998年败诉。判决后,出版日记的出版社遭到右翼青年的袭击。中国国内认为上述一连串举动是否定南京大屠杀进而否定侵略中国的有意行为,因此反映激烈。各大媒体连日大幅度报道(1),学生的抗议和学者的抗议声明接连出现,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了遗憾之意。但日本政府方面对此的解释是,判决并不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它只和个人的名誉伤害有关(2)。日本媒体对中方上述一连串的动向几乎未加报道。所有这些都表明中日两国之间对同一历史磁场内所产生的问题的关心度和信息量是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1997年,美籍华裔新闻工作者张纯如(Zris Chan )出版了记实作品:《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立刻被美国各媒体大加报道和赞扬,尤其在美籍华人中被当作热门话题,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汉语等各国语言。但该书却受到尤其亚洲研究者的强烈批评(3)。日本驻美大使对书中的不准确记述表示了不快之意,等等,总之在日本的反响也很大。虽然曾经策划翻译出版日文版,但由于希望纠正许多失实之处的译者和忌讳这种纠正将导致歪曲事实的原作者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放弃了日文版出版计划(4)。日本方面,除右派系统的报纸杂志登载了激烈的批评性新闻报道以外,大部分历史学者一方面表明了对该书的不快之意(5),认为它错误百出,没有应用日本相关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出于对持续生产着"南京事件虚构论"的日本政治言论状况的忧虑,大都不愿从正面进行批评。

    作为日本近代史研究者的吉田裕对有关南京事件的言论状况很熟悉,他认为张著是一部"引发复杂感情的著作".即该书无视在此以前日本研究者和新闻报道人员有关南京事件的辛苦业绩,只强调了日本军队的残忍:上述主张和中国大陆围绕南京事件的社会运动完全一致,同时因为日本方面存在着战后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和"南京事件虚构论"不断持续生产着的现实,很难判定她的言论为无效之谈。这样便出现了"类似恶性循环的状况".正因为此,"我们历史研究者越来越难以发表意见。……可以说在今天的日本尚不存在将上述事件作为'历史'进行讨论的环境。……在现在的日本,南京事件仍然属于'政治'问题",吉田裕分析自己那种对是否批判张著该书犹豫不决的心理时,感慨地说道(6)。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作为研究人员道德必须遵守的自我制约型行动方式,即,如果不从历史主体之间围绕某事件而展开的激烈对抗现场拉开距离,就无法描述客观的实像。

    过去竹内好曾经提到欧洲侵略亚洲可能会使亚洲开启"近代"的历史,并论述说"历史决不是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那种使自己成为自己、并为之不断战胜困难的无限空间,自己便将丧失,历史恐怕也会丧失吧"(7)。而在上述事例中,正好和竹内的观点相对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试图正确把握流动着的现实的姿态,这种姿态是通过从历史产生的瞬间磁场当中拉开距离而得以实现的。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J ·K ·费正清(J.K.Fairbank)的中国研究,对战后日本以东洋史为中心的中国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费正清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美国政府国务卿下属战时情报局的调查员,以战时的重庆为活动基地,长期驻留中国观察国民政府的动向,并积极和曾经采访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斯诺(E.Snow)、史沫特莱(A.Smedrey )等记者交换信息,并参加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等由各界有识之士组成的民间国际性研究团体。博士在日本军事扩张的威胁感不断加深的1935年,这样叙述他在北京时候的心境:

    "所谓的地区研究专家,其实是旁观者。他们被赋予一种特权,根据这种特权,他们可以置身其外地去观察眼前所展开的人间悲喜剧。正以为如此,他们怀有矛盾的心情"(8)。

    可以说当事人的上段话确切地表现了地区研究中的知性状况和局限性。研究者作为观察者(watcher )·旁观者(observer),通过和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确保了实证性。这里的知识从对象地区向观察者所属地区单方向流动,而逆方向反馈则没有,这样,两个方向上的对话便无法成立。

    在承袭上述以事发现场的信息情报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费正清博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中国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课程(9)。接着在1948年组织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 ),该学会不是研究系统理论的专业领域,而是"以学习当地语言和跨学科式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所谓地区研究"(10),中国研究被列入其中。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时期,由于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腐朽脆弱,美国对作为曾经参与抗日战争的同盟国的国民党政权的评价,逐渐由尊敬转为怀疑和失望(11);同时,伴随着东西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恐惧和担忧逐渐高涨,这样,中国研究便带有"'敌对国家'研究的国策研究的性格"(12)。

    上述中国研究的形态在催生日本学界的地区研究型现代中国研究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发端大概开始于1958年成立的通产省所属特殊法人亚洲经济研究所和1960年成立的外务省所辖财团法人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那里,一方面和现代中国的政治倾向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展开了以实证性现状分析为核心的调查研究。

    虽然如此,在日本,传统中国学(过去的"汉学""支那学")里面的学术性历史研究方式和现代中国的同时代研究(过去的"支那概况")里面的社会科学式方法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从战前便持续着的断裂。美国的中国学依靠地区研究消除了断裂;而日本方面由于没有找到将近现代史研究和现代中国论联结起来的方法论,双方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处于分割的状态中,其结果,很难描绘出统一的中国像(13)。

    无论怎样,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以中国版图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研究单位不断积累着地区研究的成果。其中,通过将中国政府和地区的动向加以非常冷静客观地数据化来把握,从而提示出标识现代中国轮廓的话语空间。

    那么,作为地区研究而被再编的中国研究,是怎样产生并固定住那种力图和活的历史现场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姿态的呢?拙稿准备以战后日本的知识界、论坛以及报界媒体为线索,探讨其中的所谓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 )是如何形成起源并流传成为现代中国像的主流话语的。

    特别地,拙稿将描绘作为话语广场的综合杂志里面的现代中国论形成过程。这里,尽可能覆盖战后1945年12月创刊的《世界》杂志(岩波书店刊)迄今为止的中国关联报道。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笔者拥有就职于该杂志编辑部的"地利"之故。而是考虑到该杂志是传达世界现状认识并致力于战后日本的和平建设、民主化和市民社会创设的言论中心杂志,是以学术界著者为写作主轴的媒体(14),在分析学术界·论坛的中国观特质方面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实际上,登载在该杂志上的中国相关报道,较之其他领域的报道,其分量是丰富的,由于它不是专业杂志而是面向广大的一般读者,登载的主题和执笔者的阵容各种各样,多姿多彩,相信在探索中国像·中国观的多样性及其谱系、变迁方面,将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素材。

    但,也必须考察和其他杂志相比较后的该杂志的特点,以及该杂志的中国相关报道所给予同时代论坛和社会运动的影响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客观位置。为此,就需要和其他杂志按照时代排列进行对照比较,确认各杂志通过"论坛时评"等反映出来的评价,进行采访各杂志的历任主编·执行主编,等一系列作业。需要声明的是,拙稿将不进行上述一切作业,归根到底不过是基于各个报道言论所作的历时性评价而已。

    二、作为思想资源的中国

    1、1940年代后半期——50年代前半期

    日本败战之后随即开始的中国内战,被日本知识界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变革的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相互争夺主导权和政权合法性(入江启四郎〈中国革命的基本性格和现阶段〉1946年7月号《世界》所刊,略记为46·7;以下作同样的略记)。在这期间,《世界》杂志一直关注着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从执笔阵容的面目来看,既有中西功、岩村三千夫、内山完造等驻留中国经历很长的日本人,还有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埃德伽·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安德利·霍斯(Andrem Hoss )以及马克·盖因(Mark Gain )等西方记者根据现场报道所作的现状分析。

    在1949年8月号的特辑〈怎样认识中国的现状——支那学者的回答〉里面,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意义,仁井田升(法学·制度史)、吉川幸次郎(文学)、平冈武夫(思想史)、松本善海(近世·近代史)、贝冢茂树(古代史)等堪称中国研究界重镇的学者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瞠目结舌,开始质疑他们在此以前的研究视角,并呼唤建构新的认识框架。在这之前的该杂志中,由满铁调查部出身人员和驻留中国经验很长的记者等所谓"中国通"所作的报道占有压倒性的多数,而这个特辑则可以说是学术界从正面所作的一次回答。

    松本认为,在那之前的"汉学者"(中国学学者)和"支那通"(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各自研究中国而互相没有联系的状况是不幸的,指出学术界所描绘的中国像和报道界所描绘的中国像是有着如此大的断裂。并在承认"对过去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在中国的蔑视,两种感情潜在里同时存在"的现实的基础上,作以下主张。

    "特别在我们的场合里,需要一种突破森严存在着的铁幕的勇气。而且,一旦我们踏出铁幕外一步,那么,判断我们那些旧的中国研究所积聚起来的学问体系……是否正确……,将只能是变革之中的中国现实。因此,如果中国的现实背叛了我们,我们也只能尽快地修改自己的历史。(中间省略)人们不知道中国的苦闷,就是日本的苦闷,也不知道为了摆脱那种苦闷,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道路;不,更确切地说,人们没有被告知上述事态,但如果导致上述无知状态的原因在于人们的不关心,那么应该责备的便不应该只是媒体报道机构一方面的怠慢吧。首先中国研究者自身的反省是个先决问题"(〈中国的苦闷和中国研究者的苦闷〉)。

    松本接着批评那种植根于日本中国学界中泛滥的"中国的停滞性"之类先入之见、简单将中国革命视作历史的断裂的倾向,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希望的投影"而已,呼吁人们深刻理解"眼前所正在发生的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觉悟感受到"中共革命所具有的真正全新性"的贝冢,抛开自己专业领域古代史学的学科限制,从1955年开始在同一杂志上开始长期连载《毛泽东传》。大概同一时期,《世界》杂志在其他各国之前率先连载埃古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从54·1到55·1.195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和埃德伽·斯诺的《西行漫记》(原书于1937年出版,日文版本于1952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一起,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家的人物肖像和眼前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在众多读者中唤起了对于新中国的无限的憧憬和梦想。

    意外地是,这个堪称划时代的学术界呼吁,在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者中非但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强烈的反对。竹内好在这次特辑之后,关于这次特辑策划用一种辛辣的口调评述说(15),"京都派的旧'支那学'学者们,以他们自己的陈旧中国观为基轴,说着一些中共革命不过易性革命变种之类的痴人梦语。(中间省略)我们再也无法容忍那种旧'支那学'学者们试图从侧旁阻挡国民真正开眼注视历史事件的方式了"(16)。竹内好所针对的见解可能直接是指平冈武夫关于"天下的世界观不会变"的观点,但为什么针对特辑整体作上述批评呢?今天看来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奇妙的光景。只是因为竹内好在谈到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动机时,认为"通过否定官僚化的汉学和支那学以从内部求得学问的独立。汉学和支那学已经丧失了历史性,他们对现代支那的理解是无力的"(17),大概"支那学学者"自身从"支那学"的立场论述现代中国,这一事情本身便难以成立(18)。同样,山田庆儿(现代中国科学思想研究者),提及这次特辑时也批判了学院派中国学学者的认识现实能力的低下(19)。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中国论者对开头所述的历史研究方式的不信任感,或者说是年轻一代研究者对中国学前辈所描述的传统中国像表达出来的反感。

    根据来自现代中国现场的现状报道而产生的中国革命印象,和苏联的革命像相比较,具有农民革命的特点。这个农民革命是以边境根据地延安为信息发生传播源的。关于革命的进程,特别地,有关土地政策和农地解放的报道引人注目(尾崎庄太郎〈最近的中共土地政策〉48·10等),这种现象和1959年以后关于人民公社化的关联报道层出不穷相对应(其代表性的报道首推A ·L ·斯特朗(A.L.Strong)从59·10连载至60·1的〈人民公社向纵深发展〉。该书于196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对革命的注视,也包含着对新文化诞生的期待。对中国语文改革(参见三好一〈关于中国的罗马字运动〉50·11)和新文学运动(参见仓石武四郎〈中国文学向何处去〉51·2)的关注,和一种探求新语言新文学之可能性的关心相联系(参见河盛好藏、竹内好、丰岛与志雄〈中国的现代文学〉52·4)。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在中国也称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亚洲从冷战向热战的转折点。次年签定的旧金山条约排除了中国和苏联的参与,是日本与美国的单独讲和,于是一种认为对美讲和乃合流于美国的封锁中国战略的批判(参见入江启四郎〈关于和"中国"缔结条约——达莱斯(J.F.Dulles)访日和其后〉52·4)展开了,这种批评认为52年和台湾国民政府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导致了日本再次军事化并招致亚洲诸国的不信任(参见世界之潮〈日华条约和亚洲的反映〉52·5),将拉铁摩尔被麦卡锡主义追及"赤化"责任一事加以问题化(参见世界之潮〈拉铁摩尔教授事件〉52·9),等等,中国相关报道被放到东西冷战对立的世界结构中去。

    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关联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执笔阵容的多姿多彩性。一方面以现代中国学研究者为核心,另一方面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执笔参与,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也以讲和问题和东西对立问题为中心参与进去。除了记者、作家以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战争中曾长期滞留中国的人们的来稿。他们是直接体验了中国革命变化推移的同时代史的证言人。这些论稿对新中国的建设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对联合国军结束占领后坚持鲜明地追随美国路线的吉田内阁强烈不满,并以这种不满和批判为团结基轴,统一了意志认识;这种统一意志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体制批判,他们希望结合中国不断变革着的动向,改变战后日本国家建设的方向。以中国的变革为想象(mirror image),可以说这种批判里面蕴涵着对本国·本民族变革的热切期待。

    2、1950年代中期——60年代前半期

    这个时期以1954年日内瓦会议里面的印度支那停战决议、东南亚五国的科伦坡会议、为解决围绕着西藏问题的中印纷争周恩来·尼赫鲁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等等为体现,是不断在国际社会里呼吁和平与独立的亚洲诸国的发言力量逐渐增强的时代(参见蜡山芳郎〈亚洲震动着世界〉54·8)。该杂志其中特别详细介绍具有巨大存在感的中国的动向,对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的发言尤其关注,不厌其烦地登载他的发言录与会见记录(参见54·7、9、12,55·1、4、5、6、10、11,57·2、10,59·5,61·4、9,66·3)等。周恩来确实是代表新亚洲之新中国的闪耀明星。和民族主义高涨的亚洲相联合方是日本的"民族使命",上述主张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参见竹内好、石田雄、堀田善卫、加藤周一〈座谈会亚洲中的日本〉58·6)。

    该杂志也是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社会呼声的信息发源地之一。阻碍邦交正常化的因素,在经济上是COCOM 体制(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即"限制对共产主义圈输出机构"),在政治上表现为日美安保体制。关于前者,以1954年成立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为据点,以财界的经济人为中心,策划了〈日中贸易的转机到来〉(56·12)、〈中国和日本〉(57·2)等特辑,呼吁摆脱对美国经济依附的状况和扩大日中贸易(代表性的论稿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的〈忧虑日中关系的现状〉55·11、蜡山政道的〈恢复日中邦交问题——政治方面的考察〉57·2等等)。关于后者,通过〈能允许"静观"吗——将要断绝的日中关系〉(58·10)、〈能允许沉默吗——条约批准和日中关系〉(60·5)等特辑,集结各界力量,展开了对岸信介政权的安保改定路线和敌视中国政策的批判,并参与倡导了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国际舆论(代表性的论稿有上原淳道的〈国民的日中问题〉62·4)。

    这里所不能忽视的是,作为日中邦交恢复主张之基磐的对中战争责任论。在该杂志中特别强调这件事情的论者是,60年代频繁在该杂志发表中国关联论稿的竹内好。对于竹内来说,日本的真正独立表现在,和"世界上唯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未完结部分"即中国之间结束"法律上的战争状态",顺利恢复邦交;作为涉关"民族道义生命之持续"的"国民课题",主体地承担起"日本方面的责任事项"(参见竹内好〈中国问题和日本人的立场〉61·6)。

    还有,潜伏于上述战争责任论背后的是,旧日本军人们和旧居留移民们在战后仍然抱有的自责侵略中国和赎罪的想法。军人的再访中国记录(参见远藤三郎〈军人所看到的新中国——毛政权的未来和侵略的可能性〉56·3),医生的战时体验(参见加地信、志贺直哉、谷川澈三、广津和郎,主持:吉野源三郎的〈滞留中国生活十年——询问加地医生的体验〉57·2),侵略材料的发掘(参见〈报告战争中强制中国苦工劳动的记录〉60·5),复员战犯们的回顾(参见藤田茂、国友俊太郎、五十岚基久,提问人:谷川徹三〈座谈会我们对中国人做了些什么——读《中国苦工劳动的记录》〉60·6)等等,这个时期,大量体验者的证言如同主张邦交恢复的支持宣言,被刊登在杂志上(20)。

    另一方面,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轰台湾海峡中近接着中国大陆的台湾马祖·金门两岛,引起了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战斗状态的紧迫态势。伴随着那种"原子弹·氢弹是否会在我们头上爆炸"的恐怖感,这种紧张态势被视作为一场"转化成全面世界战争"的危机,立刻,名为"台湾海峡的紧迫和日本"的特辑被策划出来(58·11)。其中认为事态责任的一端在拒绝与主张两岛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的日本政府方面,因此迫切需要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编辑部在该特辑上所发的前言)。

    怎样把握中国?和中国缔结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东西冷战下的国际关系,日本站在东西的哪一方,是坚持非同盟中立吗(代表性的论稿有坂本义和的〈中立国日本的防卫构想——代替日美安保体制〉59·8)?这些面临着抉择的重大问题横立在所有知识分子面前,成为全国民范围的大讨论(作为明快论述这些选择肢的文章有大内兵卫的〈日中问题是日美问题——与"论坛时评风"64·4〉)。

    虽然如此,中国方面也面临着麻烦的内外问题。第一,文化界的批判斗争逐渐外在化。作为其典型的政治事件,鲁迅生前非常信赖的文艺批评家胡风被批判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并被作为反党分子。但文化大革命中对待以悲剧命运收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统制现实及其问题性,在该杂志除了分析胡风事件的一篇(冈崎俊夫〈关于胡风事件〉55·8)之外,基本上没有更多的跟踪报道。

    第二,作为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便存在的西藏问题终于爆发,接着发生的1959年3月拉萨叛乱、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使中印关系再度紧张起来。报道主要介绍了海外的舆论倾向,大都站在支持中国政府见解的立场上(参见小特辑〈西藏问题——关于中印间的纷争〉59·7,A ·L ·斯特朗〈青年们返回西藏〉59·9)。

    第三,作为对外问题,是以1956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发端、以苏联军队武力介入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为公开导火线的中苏对立。关于中苏争论,该杂志从1962年开始争论(参见莱奥·修巴马、伯尔·斯威忌〈中苏论争的核心〉62·3)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访问北京达成和解,不断有相关报道;但由于现实动向不透明,加之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层面论争的倾向,所以始终抹不去那种复杂、难以聚集议论焦点的印象。

    第四,正如毛泽东在台湾危机时关于"西方是纸老虎"发言所表达的那样,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发动核战争,中苏对立也难以缓和;所以中国的核武装论不断高涨,1964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实验。该杂志的许多报道基本上属于专家的现状分析,但也有对进行核试验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心理动机表示同情和理解的文章(参见竹内好〈从周作人到核试验〉65·1)、从人类永久和平观点出发而反对中国转变方针的观点(参见久野收〈直面中国的核试验〉64·12),以及呼吁开禁核试验的中国注意核武器国家应有的责任(参见日高六郎〈中国的核试验和通向全面禁止核实验的道路〉64·12)等等,论调主张分歧很大。

    在东西冷战对立框架中看中国的时候,投稿该杂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共通的姿态是那种自创刊以来便一以贯之的姿态,即批判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以及在这个意义上支持中国。但当目光转向中国内部世界时,便发现这里面混杂着单凭东西对立无法理解的问题。当上述问题国际化时,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着表明立场的要求,但却又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事实真相究竟在哪里?即使产生这个疑问,日本也不具备可以信赖的资料以及质询中方见解的外交条件。

    3、1960年代后半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首先作为学术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参见世界之潮〈吴晗·田汉批判的来龙去脉〉66·7),或者作为教育改革的文化革命(参见新岛淳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文化革命〉66·7),接着又作为红卫兵的打破现状运动(参见松野谷夫〈红卫兵运动与林彪体制〉66·11),总之令人目眩的未曾有过的事态的推移变化,在该杂志传播开去。另一方面这个时期越南战争激化,在恐惧越南战争可能升级到美中战争的气氛下,在批判性知识分子当中,要求日本避免依据日美安保条约而被迫选择对中作战的事态、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上述意义上说,发生在巨大邻国里面的事态,也有可能成为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性焦点,迫使人们在日中关系态度上作出新的决定。

    在这中间,该杂志一方面致力于把握事态的全貌和真相,另一方面用相当的篇幅展开了各种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所依据的信息资料极为有限。最值得信赖的信息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文献,他们一句不漏地认真介绍解读数量贫乏的文件资料,而各家报社的当地特派员以及熟悉当地信息情况的记者执笔写作新闻报道,通过翻阅海外各报刊杂志的论调以及海外知识分子的论文而向人们提示理解的方向。还有,日本各专业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分析解说那些今天看来难以信赖的数据·文献,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排列事态发生的流程表。从从事这种中国报道的记者以及专业研究者的阵容来看,可以说他们这些著者群构成了现代日本社会里中国观察者的源流。并且,对社会舆论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在了解上述专业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发表评论,这样一种方式逐渐形成。

    按照新型共同体原理而成立的国家类型〈公社国家论〉(参见山田庆儿〈公社国家的成立〉67·9等),以及着眼以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工业的国产化为基轴的自力更生型经济体制的〈自立经济论〉(参见小岛丽逸〈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66·11),等一系列独特的文革论,在这种文革话语的配置中产生,并在论坛上激起了波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日中问题〉特辑(66·11),含照相插图在内共用去了将近250页的特别篇幅(该期杂志整体共344页)。这里可以看出对中国发生的未曾有之状况的关心程度之高,在今天再次研究验证文化大革命时作为发生原因而被问题化的诸主题和分野——人民解放军和党的关系(吉田实=评论员)、中国的对外认识(太田胜洪=现代中国论)、经济体制改革(小岛丽儿=经济史)、学术文艺论争(竹田正彦)、科学技术改革(山田庆逸=科学史)、社会变动(J ·穆勒=西方记者评论员)、红卫兵运动和权力路线斗争的关系(松野谷夫=评论员)、担心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化的中苏对立因文革而扩大和固定化(斋藤孝=国际关系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瞬间(入江昭=外交史),等等——基本上被覆盖了。特别在日本如何选择对中关系问题上,该杂志自新中国成立后募集政治经济界·文艺界的众多投稿人,作为其立论一贯举着的是邦交正常化的主张。

    而该杂志对文革本身的评价,既不是如街谈巷议那般一贯完全支持文革武斗派的路线,也不是以清一色的"礼赞文革"取代了自身的立场(21)。我们阅读登在同特辑卷首的、由安藤彦太郎(中国近代史)、古在由重(哲学)、野原四郎(东方史)、野村浩一(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作的讨论〈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围绕文化大革命〉,发现讨论者提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他们的兴趣点,例如:从凭借个人崇拜的政治斗争侧面看,担心是否会造成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古在),从社会主义路线看,文革究竟是中国革命的继续还是中国革命的偏离(野原),能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反近代反西方逻辑具有普遍性吗(安藤),作为伴随着意识变革和思想改造的大众运动,文革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定位于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的延长线上(野村),等等;虽然上述讨论并不洗练,但主张上已经存在隔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不断展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抱着的同感和反感的分歧点。

    虽然如此,这之后该杂志又出现了另一种论调,它一方面照顾考虑到上述观点的分歧,但同时认为"战后日本人的现代中国观好象总有一种跟不上解释的印象",因此必须不拘泥于以前的中国解释方式,而应该在"落后国革命"的范畴里面重新把握文革,积极评价其中的"革命主体的逻辑";并认为这种评价,从"日本国民开拓未来"立志"主体再生产"的意义上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参见福田欢一〈现代中国与政治认识的问题〉67·2)。

    三年后的第九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斗争大致告一段落,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副主席的实权得以确立。这个时候编辑的〈九大以后的中国〉特辑(69·6)带有对文革进行中间性概括的意味,但观察这里诸篇文章的论调,非常鲜明的是将文革定位为中共中央领导层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视角,明确地表达了试图顺着革命派成功夺权后的走向去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倾向(22)。

    在该杂志的文革话语中值得注意的尤其说是杂志对文革本身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在于该杂志基本上没有考虑文革所给予日本民众运动的影响一点上。60年代后半期,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经由公害问题以及胶着化的越南战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近代合理主义的反思和质疑,作为知识界的思想行为,以及作为劳动者和学生的激进社会运动,同时频繁地爆发出来。在上述文脉中,文革的崭新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革新性被仔细解读(23),但那些全球性的文革话语倾向,却很难从该杂志的相关报道中读取到。

    一方面,1968年成立了CCAS(忧虑的亚洲研究者之会),她的主要成员两次在该杂志讨论了文革影响冲击美国社会的事例,尽管其是以回顾谈的方式作出的(参见竹内好、F ·夏马、M ·谢尔丹〈鼎谈了解亚洲和中国〉70·5,M ·谢尔丹、J ·w ·爱谢里库、中村义,山村晃=主持〈座谈会中国认识的再探讨——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78·10)。CCAS以包括中国研究的年轻的亚洲研究者为组织核心,他们一方面持续进行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同时以心情上同感文革中毛泽东主义为契机,批判美国政权的敌视封锁中国政策,创立自己的独立刊物,在以新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言论活动(24)。

    CCAS同时带有大学和学界组织以及研究制度中浓厚的代际竞争的色彩,激烈批评其中核心的中国研究依靠CIA 和福特财团资金和奖学金的赞助沿着政权的政策意向研究中国。同样的问题于在日本也发生了。围绕着于1962年开始的依靠美国亚洲财团以及福特基金大额资金援助的现代中国研究计划,掀起了席卷学术界所有现代中国研究者的大规模的论争和反对运动。

    但在1962年以前,丝毫未见该杂志刊登有围绕两财团问题讨论·反思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研究的论稿,读文革时期的报道,也看不到文革评价中带有两财团问题论争影响的痕迹。围绕文革评价问题而分裂的日本共产党党派间争论以及中国学学术界的分裂的影子,都没有明示出来。越是想到战前那种对侵略性政策决定发挥有效影响的政权主导型调查研究事例,还有在近现代中国研究中,中国观问题对于日本和日本人而言经常强烈地表现为超出学问研究问题之上的政治问题的现实(25),这种争论和对立便越强烈地伴随着纠缠政治与研究之关系的问题意识;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发现该杂志的文革话语中有从上述视角发出的言论。导致上述事态的原因大概有可能是,首先美国的地区研究中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者层的厚度,都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再次是研究样式的差异,与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密切联系着美国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相对照,日本则可说是以政权批判型研究者为多,即使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样的调查机关,政策趋向的性格很稀薄而实证性的现状分析较为彻底。

    虽然该杂志在文革进行期间刊登的从专业研究者立场作出的省察中国认识论文中,没有直接处理两财团问题和党派分裂问题,但回应上述问题意识从而大放异彩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者山口一郎的诸篇论文(参见〈中国和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的日本观〉69·7,〈战后的中国和日本——现代中国的日本观〉①②69·8,10)。山口一边梳理着近代以后日本的对中外交·侵略中国的历史,一边举例提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对日认识的几种类型,从中国人那种由来于近代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现实的严刻日本观方面,反射了"相互理解隔阂和横沟"的所在。他明快地追溯了日本对近代中国难以抹灭的蔑视观和侵略中国的底意,认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从中国方面看来只不过是表层的东西而已,"中国人战后一贯认为在日本民主化的根底,战前日本的帝国主义体制骨骼没有丝毫改变地被保存下来了".因此,山口指出只要日本自己不变革日美安保体制下尚且温存的天皇制和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中国人的对日不信任感便不会消失,他从独自的观点立场出发,力求使读者自觉到对中国邦交正常化所需尽的责任义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为镜子评判近代日本的现代化方式本身的、中国认识的精华。

    4、19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

    在文革狂澜狂飙猛进、中苏对立不断升级并导致1969年乌苏里江国境线上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中苏之间逐渐呈现新的局面。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参议院议员里面有一种对接近中国政策有效性的期待(参见M ·马斯费尔德〈迫切需要转变的中国封锁政策〉69·5)。中国方面也在尼克松政权提议举行中美会谈后,于1971年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到中国,展开了"乒乓外交".

    旁观着中美接近的戏剧性变化,该杂志于70年代初再次大张旗鼓地打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日中交流的课题〉特辑被编辑出来,给人一种进入邦交正常化谈判状态之感。在这之后不久,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而主张改变对中孤立化封锁化政策的消息(参见哈费尔德M.Mansfield 〈超越越南——要打开美中关系〉68·9)传遍全世界,该杂志立刻编辑了特辑〈中美接近和亚洲〉,没过多久再次编辑了特辑〈站在日中讲和的出发点上〉。虽然如此,这个"日中讲和论",和日美讲和、日美安保条约改定时期的恢复对中邦交论相比较,没有多少新意。不过在其中,竹内好持有一种颠倒了的看法,他认为尼克松声明是中美公开直接对立的信号;并发表了一篇绝望的评论说,对于最终没有进行战后处理的日本来说,恢复邦交的"最后一缕希望已经断绝了";在那种日本成了局外人的国际外交所引发的惶恐社会氛围中,竹内好并不隐瞒自己的无力感。

    尼克松访华冲击波发生后半年,1972年9月末田中首相访华,田中访华之际,就象寄语首相一样,出版了特辑〈日中讲和的思想和条件〉(72·11,实际出刊日期是在首相访华之后不久)。执笔阵容被组织得多姿多彩,虽有对中友好氛围的高扬之感,但内容仍然停留在原理原则的确认层面上。首相访华前后,中国关联报道基本上以分析美中接近后的世界秩序重组以及建议相应的对中外交政策转变为主,日中关系被逐渐淹没在大国间权力游戏的从属变数之中。

    我们读一下例如日高六郎的〈日中友好尚未成立〉(72·12)。只要"日美安保体制仍然严峻存在"这一事态没有任何变化,对美附属状态仍然持续,日中共同声明虽然明记要反省战争却"无反省内容"等,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杂志一贯的"日中邦交恢复"宿愿只能面对着冷峻的现实:日中邦交是以追随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国间的权力游戏)的形式,即是他律地成就的。正象中国历来所主张"政治经济不分离"的那样,以邦交恢复为契机"日本大垄断企业一齐涌向北京的形势"虽是事实,但只要不同时伴随着"具体实践道义责任"的"国民意识变革"以及"实质的内容",那么"日中友好尚未成立"的原则论便不会过时。

    但是这种原则论在不断溶解变化的形势面前却很难获取对广大读者的说服力。关于这之后的中国关联报道,浏览一下执笔者的面孔,便会发现身为多面手的知识分子逐渐从中国论舞台退到幕后,而形势分析专家即所谓中国观察家则成主导地位。恰巧这个时期遇上该杂志主编的更迭(1972年7月),以及1973年8月的金大中绑架事件等,该杂志的编辑主力逐渐向紧张度猛增的朝鲜半岛形势转移;从报道的数量来看,朝鲜·韩国相关报道超过了中国关联报道(26)。

    三作为观察对象的中国

    1、1970年代末——80年代初

    以建国25周年为契机策划的特辑〈中国25年的社会主义像〉(74·11)中,按照整齐划分的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中苏关系)分野展示了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并将客观的经济指标和文件以及权力精英的言论固定化为探讨的对象;上述报道姿态延续至2年后策划的〈中苏抗争和第三世界〉(76·8)特辑中。在两次特辑之间,发生了蒋介石去世(75年4月5日)、周恩来去世(76年1月8日)以及伴随而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4月5日)和邓小平的下台(4月7日)、朱德去世(7月6日)、唐山地震(7月28日)、毛泽东去世(9月9日)、打倒四人帮(10月6日)、华国锋继任主席(10月7日)等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大震动,但各个报道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现状报告层面上。

    事态的变化越激烈,与此前构筑起来的分析模式尺度之间的摩擦矛盾便愈发表现出来,解读激烈震动的框架崩溃了,也就不再能够预知事态的变化。和熊猫热、汉语学习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热不断高涨的社会氛围相对照,论坛此时正苦于摸索新的中国论述模式。潜藏其间的便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以前是作为日本自我变革契机的一面镜子,而现在则逐渐成为应该把握的客观对象。中国已经不是某种相关和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成为观察的对象。

    以国际环境来观察中国为角度编辑的〈亚洲的新构造图和中国〉(78·10)中,在分析了中国于中美苏三极构造中的第三世界论外交战略的基础上,将目光转向越南战争后上演着复杂权力政治的东南亚诸国动向,试图向人们提示新的中苏对立图,对立图中,中国在亚洲正和苏联展开新一轮的霸权争夺。上述意图也是试探中国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真意的一个程序,这个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日中共同声明签定后6年,友好条约签定谈判开始后3年,围绕着霸权条款而难有结果。象是补充完善上述评价一样,或者从巴黎(藤村信〈坐井观中国〉),或者从美国(M ·塞卢戴M.Seldem等同上〈座谈会中国认识的再探讨〉),观察中国构造变动的视线,逐渐呈现立体和内省的色彩。

    而在接下来的〈中国——大变革的去向〉特辑中,则试图将中国鲜明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和采取改革开放路线的方向,作为文革以来国际局势国内政治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来加以考察。

    这次特辑之后的中越边境冲突(1979年2月)、审判四人帮开始(80年11月)、鲜明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的出台(81年6月)以及领导层的权力交替等,这期间中国的变化,如同中国关联报道中自60年代至当时仅次于竹内好而频繁登场的野村浩一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变实在剧烈。现代中国在我们眼前,转眼间,便改变了他的面貌,甚至到有点异样的地步".在这其间,又一次展示了可称"乱反弹签名信号"(〈"四人帮审判和中国的变更〉81·3)的变更剧烈性。

    通常以"转型期"这一简单的一相情愿的概念表达这个时期的中国,但中国的什么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难以看到曲折复杂事态归结点的混沌状态中,研究者的中国认识也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这其中,下明确判断的是现代中国研究者中岛岭雄。中岛在该杂志的处女作论文(参见〈日中条约的国际环境——和平的选择,还是危险的同盟?〉78·10)中,从他执笔时驻留澳大利亚所看到的国际环境出发,评判日本在美中苏三大国为基轴构成的国际政治中,尽管与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截然不同,但未能识破中国在日中和平条约谈判中真正意图逻辑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从国际关系视角把握日中关系。中岛的现实认识是,日本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接受中方要求的反霸权条款,将会进一步加大中苏间的军事紧张程度,进而引起亚洲的军事扩张,不仅如此,美中接近决不是冷战结构的解体,恰恰相反,它是全球冷战的序幕。中岛接着认为阻碍上述冷静现实认识的是日本知识分子主观情绪性,并作以下论述到:

    "因为对待现代中国的印象如何,也是反映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认识或者思想状况的一面镜子,所以人们往往沉溺于反照在镜子里面的片刻的自我画像,习惯于将现实中国引进所谓概念游戏中;上述行为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频繁发生……。(中间省略)我国的知识分子冀图以赌注中国变革来救济自己".

    该杂志创刊以来的中国报道中所透露出来的中国认识方式,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姿态:将中国像作为带动日本转变路线变革的动力源泉之一。作为其典型论者的竹内好等,作为日本现代化模式的对立面设置了中国革命这一理念模型,然后一边提示中国革命的实像一边批判近代日本。中岛的上述中国认识论拒绝了竹内式认识模型,而主张转换为经得起实证分析的中国像。中国已经不再是日本理想国家像的反映,而不过是作为权力政治上演者的存在角色而已,这种权力政治归根结底以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国民国家利益为基轴。既无过度的期待,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失望和幻灭,为了理解作为"普通的外国"的中国,中岛提倡一种建立在地区研究客观方式基础之上的认识线路。

    作为观察上述中国像的有利条件是:中国方面的信息逐渐公开,可以比较自由地接触官方公开文件以外的资料,可以比较频繁自由地直接到中国各个地方去,长期驻留中国进行现场调查的条件也具备了。基于访中见闻的报道此后逐渐频繁地出现(参见今村奈良臣、鹤见良行、宇泽弘文、宇野重昭、大西仁〈报告·讨论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86·4等)。

    就这样,依照现场直接取材步法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取材报道,逐渐提升报道和论坛的市场价值。熟练使用当地语言、丰富的数据、独自的取材来源、可以驱使特权式专业知识的技能等,拥有上述能力的专家不断将横跨报道和现状分析两大分野的中国观察专业化,中国观察因此也和从前的中国学那样逐渐变为专业领域的称呼语。接着,学术界、报道界、出版界、论坛等,中国观察者辈出,他们垄断了现代中国研究的信息递送渠道(27)。该杂志的执笔阵容也被这些中国通所占据。

    同时在该杂志不断浮出水面的是走着和中国大陆不一样道路的、其存在感不断增强的台湾问题。中苏关系缓和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脱离社会主义化,台湾自身也进行着渐进式民主。1987年以后,以现代台湾政治研究者若林正丈的协调为轴心,台湾当地发出的台湾相关报道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8)。

    2、1990年代以后

    观察者们处于各种各样的关心在各个领域里临床观察现代中国事情,中国像便复合式地发散开来。中国自身也在冷战终结和脱离意识形态化的状况中,坚实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逐渐融进全球性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样中央一元统治体制逐渐缓和,中央和地方、都市和农村、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之间的反差区别逐渐明显,权力系统以及价值意识的多元化变得显著起来。

    中国研究者肩负着从中国自身逻辑中观察理解中国像变动的任务,而不是淹没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像多样性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研究者最关心和注目的,莫过于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不断高涨的争取自由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在该杂志上获得论坛共鸣的论者之一是加加美光行。

    加加美的评论姿态很明显地,和中国观察家的方法截然不同。他的现代中国论的出发点在于对日本论坛上文革否定论的反感。文化大革命悲惨收场的结局,使得日本论坛弥漫着一种文革否定论,这种文革否定论夹杂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失望幻灭感。在这里,加加美设定了一个思想史命题:文革初期所追求的现代性批判的时机为什么夭折了?他于1980年提出了红卫兵运动中围绕"出身血统主义"对立的斗争原理。

    在〈"自我丧失"的彼岸——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苦斗〉(89·4)中,加加美将目光转向知识分子中关于传统与革新的逻辑伦理、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内心世界,认为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运动综综是知识分子试图从对国家和个人的"无责任性·无主体性"精神创伤中恢复的社会表现,这种精神创伤是自建国以来至文革期间不断重演着自灭·解体批判性思考空间的恶性后果。由于这个时期正值昭和天皇去世,对于天皇战争责任未加丝毫主体性探讨便草草结束了昭和时代的现实,包括加加美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不能不怀有一种主体性丧失的悔恨,因此可以说加加美文章中浓厚地反映了同时代的意识氛围。接着追溯至40年代末期的主体性论争、50年代初期的国民文学论争、工业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无责任性所带来的公害和医疗事故,联合赤军内讧相残所展示的新左翼运动的自灭,等等,加加美回述着上面的事实,表达了对重新审视文革运动和目前知识分子思想苦斗的同感和共鸣。

    正如加加美在这里自我分析的那样,"依托中国去批判战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的姿态"引起了"对中国的心理倾斜"(29);这和上述的中岛恰好形成对照,等于承认了对竹内好式中国认识回路的全面复归。

    天安门事件以后,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学学者的预想不同,中国坚实地进行了经济恢复,后邓小平的继任体制也坚固下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不断加强、日中政界财界的人物交流开始恢复的状况,更加要求现代中国研究者能够分析复杂多样的社会现状并展望今后的动向。

    随即策划的便是大型特辑〈面向"大国"·中国的全剧情〉(94·8)和特辑〈中国威胁论的虚实〉(96·3)。在这些特辑中,中国观察家们被总动员起来,从各种角度剖析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相貌。观察家们注视着作为地区研究对象的中国,积累着数据和取材信息,塑造着特殊中国像提示给读者。中国观察家不止观察,还承担着媒体角色,他们作为兼具专门知性和经验知性的特权中介者,从中国向日本单方向地传送着信息。

    迄今为止日本的中国观察家们之所以具有解密中国问题的特权,可以说是以一种先入之见为前提的,即:在中国这一封闭空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研究者一般很少有机会参与全球性学术思想活动,他们被束缚在汉语这一世界使用范围很窄的语言上面;又因言论统制而被限制了自由的批判性思考和议论;因为严格的一元化媒体管理,真相被遮盖起来而难以报道。

    而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国分良成如下考察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可以看成是在上述前提和条件不再成立的国际环境中,所作的夹杂着自戒意味的批判。

    "今天,中国研究者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个特殊国家'.很少有中国研究者用和其他国家地区比较的眼光分析中国。中国自身便是个巨大的宇宙,是个世界,是一个给人以门外汉难以接近的畏惧之感的特殊研究对象。中国研究中,中国之外的学说、思想和理论基本上不被讨论。议论总是限定在中国内部世界"(参见〈日本的中国研究——应该改善的四对矛盾〉01·3)。

    四全球化以及认识回路的再审视

    那么,对于中国内部所抱的问题,中国人自身又是在什么样的知性环境挣扎中尝试摸索解决之路的呢?为了直接向日本读者提示上述问题,该杂志主要以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投稿为基底,策划连载了〈中华文明的难题〉(96·5——97·7共计13次)。其中,如下诸问题被提示出来: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不断加重的负担面前挣扎的农民以及荒废了的农地·农村(参见郑义「辻康吾译」〈荒废的中国农村〉96·5),大众社会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苦恼(参见陈思和「坂井洋史译」〈陷入文化失落感中的中国知识分子〉96·6、7;王晓明「坂井洋史译」〈用"人文精神"摆脱困境〉96·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整合性(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村田雄二郎译」〈从中国历史循环中所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6·8),严重的环境·生态破坏(参见何博传「李建华·杨晶译」〈忘恩负义的子孙们——因环境破坏而哀泣的中国〉96·12),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参见金春明「辻康吾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97·1),批判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行为(参见戴晴「田畑佐和子译」〈最后的冰山——中国的媒体改革〉97·2),毛泽东崇拜现象中所暗含着的无法克服的皇帝崇拜意识(参见萧延中「兴稆一郎译」〈"毛泽东热"现象中所蕴涵着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构造〉97·4),等等,那种建立在知识分子责任感基础上的苦斗的痕迹展现在日本人面前。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是:中国所面临的诸问题乃中国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碰撞,乃全球范围问题群中的中国表现形式,而决非中国特殊独自的问题(30)。

    汪晖(沙山幸雄译)的〈追求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自我变革〉(参见98·10、11,99·1),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化不断同时进行的过程中,紧贴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脉络批判中国的近代如何展开、民主主义如何被压制的长篇论作。这篇文章认为不仅邓小平2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连主宰此前30年的那种带有传统批判·欧美型现代化批判之浓厚色彩的毛泽东思想,也只不过是在全球国际大气压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变种而已。如上所述,以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直接契机,日本社会的中国认识回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日本社会里的中国像逐渐从"革命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中国研究的方向也由"中国革命"研究向"中国现代"研究转换(31)。但汪理解"中国革命"自身不过是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地区性表现,从而将日本学界坚定不疑认为的近代中国的决定性历史断裂相对化了。

    从上述中国人的国内言论来看,可以确认中国国内也在相应地进行着扩大公共言论空间的知性努力。而且,我们从中甚至不禁感到超出日本之上的韧性批判式思考正在发育成长。理解中国的符号表逐渐抵达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依靠中国这一封闭区域中观察数据的算术综合,已经无法形成符号表了。

    虽然如此,但决不意味着中国观察这一知性工作本身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已经失效,也决不意味着以现代中国为专业领域的地区研究者的角色被其他研究者所代替。在突然闯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信息来源地已不仅仅限于中共中央。一方面关注大陆·台湾·香港所谓两岸三地的媒体;另一方面需要覆盖多元多层次的报道和舆论,如省市层次上的地方媒体、网上论坛所展开的知识分子·学生·普通市民们的声音、以及海外华文报纸登载的旅居外国华人的声音等;甚至有些场合需要直接听取采访住在国内的信息提供者以及当事人;总之较之以前,一种旺盛而精确的信息收集能力变得越发重要和急迫。

    而且,由于中国以一种主体姿态参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发言力量并自我主张其自身的全球化,所以要求中国之外地区的区域研究能够用各种方法分析中国现状。作为地区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作为国际性的地区研究,更加必须强调该地区和邻接地区、或者地区大国间相互渗透的视角,而不是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

    这种场合,没有变化的是,信息流向仍然是从中国向日本单方流动。其中更需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发送信息能力,即通过上述新的地区研究而得到的知识见闻被承袭以后,如何共同对付全球化中相通的问题群?需要的是其结果双方向相互关系的构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杂志正发挥着日中间双方向交流桥梁和广场的功能作用。人和信息的往来越发急速,具有相同关心和专业的日中知识分子直接进行交流的机会飞跃式地增加。迄今为止的具体事例有:安全保障专家讨论冷战后东亚的秩序建构(参见王辑思·船桥洋一·国分良成〈座谈会冷战后的亚洲日美中构筑建设性伙伴关系〉98·7),诗人们于诗歌经验中畅谈获取自身语言的过程经历(参见芒克·北岛·大冈信·是永骏〈座谈会诗如何才能生存下去〉99·3),倡导马克思主义再评价的同士讨论全球化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参见汪晖·柄谷行人〈对谈从马克思视角思考全球化〉99·4),女性们讨论社会和性别问题(参见李昂·上野千鹤子〈对谈女性的快乐战略〉99·7),围绕着天皇制的|、来自中国的解读和日本近代史的看法多层次地结构起来(参见孙歌·小森洋一〈对谈近代天皇制禁忌的结构〉99·10),等等,上述这样的对话被尝试。

    既不使用母语,也不使用非母国语言的英语,不借助中国观察者中介,双方在同一主题和问题意识下面互相交换各种体验,这样一种双方向的更具对称性的知性交换形式逐渐实现了。其中作为双方认识的基础,是相通的方式规范以及对全球化的认识。当然,不能否认,许多场合是以欧美先进理论研究为默认前提的。

    五构筑相互认识的共同空间

    之所以必须构筑日中双方向的交流渠道,是因为在日中两国间或者说在东亚这一地区层面上,全球化所引起的各种共同课题越来越外在化。这里,便要求整顿创造拥有共通问题意识并一起共同对付的条件。为此向知识分子和媒体论坛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进行经常的知性交流,即日中或者亚洲知识分子之间通过知性对话的积累,在对称的相互认识前提下创造对等认识的共同空间。作为一种尝试,1998年以日中知识分子为主轴构筑起来的"日中知识共同体"运动值得大书特书,它最初是由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沟口雄三和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的孙歌所构想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被国家集团官方正式记忆束缚的封印解开了,冻结了的个人记忆也开始融化。而日中之间,日中战争的记忆以及身体化·血肉化的文化大革命记忆之间发生冲突,附着在既存的民族感情和国情上而高昂张显新民族主义的现象变得非常显著。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由于日本政府对待战争责任的姿态极为暧昧不彻底,政治化·外交问题化的局面逐渐明显。"知识共同体"忧虑这种时代状况所将导致的前途,设定了'近代与民族主义'、'战争与革命'、'历史的记忆'等一系列主题日程,日中知识分子通过置身于权力、记忆以及感情抗争交错的共通磁场,追问阻碍相互认识的偏见和认识鸿沟所在,并尝试构筑·扩大共通的认识框架。

    沟口雄三在这个运动进行过程中认为,日中之间尽管学术交流非常活跃但在现实的"深刻鸿沟和断裂"面前却陷入"不通状态",归其原因在于中国研究的"专业知识"方式方法上有问题,他这样说道:

    "这展示了知性脱离现实、知性世界自我完结的状况。对于这些人们来说,现实是他自己从知性密封舱的窗口中向外眺望所看到的光景。现实通过密封舱的窗口被接触和感受,并被他自己的知性世界逻辑所阐释,甚至被它赋予价值,被它统制和利用。而且,对于这些人们来说,他们自己的知性世界通常是在本国知性环境文脉中形成的,即本国世界没有被相对化便无自觉地成为自己的、他者不在的"知性世界"(参见〈在日中间创造知性的共同空间——回应孙歌论文〉2000·9)。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里中国认识的回路,和上面所引用的该杂志创刊后最初一期中国特辑里面中国史研究者松本善海所作的那种自戒不期一致,即要想理解不断变动中的新中国的现实,"需要一种突破森严存在着的铁幕的勇气".

    还有,孙歌在"知识共同"运动中的根干立足点是,强烈自觉着竹内好评论活动中那种往返运动型现状批判的姿态,即将中国近代反射到日本进而批判日本近代的姿态。当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孙歌不消说是在进行着与竹内好起点相反的往返作业。她通过置身于竹内所说的历史诞生磁场,把提升事件和感情至思想层面作为她自己的课题,这样论述到:

    "在有些场合下,右翼和左翼的区分并不能说明问题,甚至良知与否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当民族感情压倒一切的时候,进步人士也可能作出右翼的举动。当日本有良知的知识人试图面向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时,如何把握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个重大考验,所谓"学术客观性"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去扮演那种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自我设定的。(中间省略)于是,"资料考证"被死的知识所取代,活的历史关系被静止的数据所取代。可以负担历史重荷的历史学尚未发育,"资料"也依然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无法承载历史厚度的"考证"却在扮演着裁判感情记忆的法官的角色。"(参见孙歌「坂井洋史译」〈中日战争感情和记忆的结构图〉2000·4)

    本文开头所述的"东史郎"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加害方见证人给日中两方带来了许多象征性的意味作用,以这些意味为线索,着眼于"感情记忆"这一认识回路的所在,日中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试图共有上述认识回路所流贯的磁场,上述对话的痕迹都在该杂志上有所记述(参见孙歌和沟口的上述论文,还有孙歌、戴锦华、酒井直树、高桥哲哉〈座谈会战争感情记忆的鸿沟——如何跨越〉2000·11,孙歌「沟口由己译」〈作为思想的"东史郎现象"〉01·2,孙歌「沟口由己译」〈追问直面近代史的伦理责任——作为对沟口论文的回应〉01·6等)。

    虽说如此,一旦置身于上述回路中,便会被感情记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所追赶,同时必须抵制那种急欲逃进静静的事实记录客观性密封舱的懈怠与诱惑(32)。另一方面,还需正面对待随之而来的那种把感情优先于事实从而将民族主义堂而皇之化的误解倾向(33)。

    而研究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戴锦华则自我分析表现克服上述身体记忆和精神创伤的困难性,以及将感情记忆表达为民族感情从而丧失与民族主义区别的危险性,这样论述到:

    "对于中日战争历史,同时代的人们,至少我自己一直抱有复杂而强烈的感情。尽管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但对我来说中日战争一直伴随着强烈的身体体验,我想用中国的四字成语'切肤之痛'可以确切地表达这种感受。但是我们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谱系、我们的创作方式以及社会立场,反而压制着身体的记忆和感情的记忆,当我要极力避开国家民族主义式表现的时候,这种被压抑的感情总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扭曲的姿态浮上来"(参见戴锦华等的上述座谈会)。

    在探讨"感情记忆"这一新的认识回路的今天,通过日中之间重新交换各自对日中战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和证言,大概双方都可以意识到被压制和隐蔽了的问题吧。通过这种对话型知性活动,也许会产生如下局面,即垄断着集体记忆的日本和中国这样的框架将消失或者无效。那个时候,人们会越加发现,看来如同横跨在日中国境上的深刻的历史认识鸿沟实际上并不是日中这两个国民国家相互间的鸿沟。可以说这是全球化的两难可能性所造就的出乎意料的作用。当这种预见伴随着现实感觉而被双方知识分子认知的时候,那么双方向流动的信息大概不久便会作为日中共同可能保有的思想成果而被继承下去吧。(文中省略了敬称)

    「注解」

    (1)《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3·24·25·26·29日(长篇评论〈极为荒谬的判决〉),99年1月11·22日刊(长篇评论〈东史郎诉讼案评析〉),《人民日报》98年12月25·28·29刊,《文汇报》98年12月25·28日刊,《参考消息》98年12月26日刊,《南京日报》98年12月30日刊(长篇评论〈无耻的判决〉),《扬子晚报》(南京)98年12月23·28日刊,《新华日报》98年12月24日刊,《服务导报》99年1月2日刊,《辽宁日报》99年1月11日刊,等。这些资料是由山内小夜子氏提供的。

    (2)山内小夜子〈围绕着"南京审判"的国内国外危险的动向〉《世界》1999年4月号。

    (3)井口博充·野崎与志子〈媒体"信息"与学问"知识"〉《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3号(1999年春季号)。美国历史研究者的代表性批判有乔修阿·A ·弗盖卢(Joshua Fogel)的(张纯如所描述的南京事件的谬误与偏见〉(《世界》1999年11月号)。

    (4)江口圭一〈南京大屠杀——围绕着三个人的工作〉《季刊中国》55号·1998年冬季号。

    (5)江口圭一,同上论文。《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3号(1999年春季号)编辑后记等。

    (6)吉田裕的注(2)对J ·A ·弗盖卢论文的解说。

    (7)竹内好〈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1948年发表)《日本和亚洲》1966年,筑摩书房出版。引用出自该书文库版(1993年刊)13页。

    (8)J ·K ·费正清「蒲田典子,平野健一郎共译」《中国回想录》1994年,美笃书房,175页。

    (9)J ·K ·费正清同上书,第4、5部。

    (10)国分良成〈美国的中国研究〉《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二现代中国研究介绍》1990年,岩波书店,57页。

    (11)西村成雄〈1940年代中国"亲美派"的三重矛盾——宋子文的美国经历和中国政治〉2001年,青木书店。

    (12)国分良成,同上论文,57-58页。

    (13)关于日本的中国学和现代中国论之间的断裂,参照山根幸夫编《中国史入门下》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X 章(执笔者·江副敏生)492-499页。再者,作为验证美国地区研究冲击波的文章,参照史学会《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15中国IV近现代》1988年,山川出版社,1960年项,49-51页(执笔者·安藤彦太郎),1961年项,65页(执笔者·矢泽康佑)。

    (14)关于《世界》杂志的性格定位,参照筱原一〈编辑一期《世界》〉《《世界》主要论文选1946-1995——战后50年的现实和日本的选择》1995年,岩波书店,1-11页。

    (15)竹内好〈新中国的精神〉1949年,《竹内好全集》第4卷,1980年,筑摩书房,91页。

    (16)关于竹内的评论,伊藤一彦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二现代中国研究介绍》1990年,岩波书店,13页中也曾提及。

    (17)竹内好〈我和《中国文学》的停刊〉1943年,《竹内好全集》第14卷,1981年,筑摩书房,451页。

    (18)根据安藤彦太郎的证言,在战前·战争中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不被当作学问,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而竹内在经院学界中所作的现代中国研究不过是"体制内改革"而已。安藤彦太郎〈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研究〉小岛晋治、大里浩秋、并木赖寿编《20世纪的中国研究——如何发扬它的遗产》2001年,研文出版,160页。

    (19)山根幸夫,同上书,495页。野村浩一氏回忆说"作为战后派的中国学学者,其出发点首先来自'新中国'一词的强烈冲击波。其中蕴涵着'New China'、'China A New'(中华世界的新生)的意味。我记得当时对特辑中平冈武夫先生那样的传统国家观很反感"(和笔者的面谈)。

    (20)作为战犯生活在中国收容所中并经过认罪而改正错误了的原侵华军人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同会所编辑的《三光》于1954年出版(光文社出版)。

    (21)在稻垣武《"驱逐恶魔"的战后史》1994年,文艺春秋,第8章〈毛泽东的魔术〉,第9章〈文革礼赞的终结〉中,将《世界》所登的5篇报道列举为礼赞文革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范本。虽然不只是直接弹劾批评《世界》,但在下述这样的评价中,我们可以读出文革礼赞论批判的先入之见。"'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匈牙利叛乱、捷克事变等为契机',60-70年代的进步文化人们崇拜礼赞的对象逐渐由衰落的偶像苏联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中国。49年10月中共开始统治中国大陆,毫无疑问,这让进步的文化人们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这不断增加着文化人对共产主义势力征服世界以及日本共产主义化的期待,或者说内心的恐怖"(后记)。

    (22)50年代以后,持续地在该杂志发表中国报道,并给日本论坛以巨大影响的竹内好,虽然是文革的同时代人,但对于文革一贯坚持不可知论立场,不但在该杂志上,在其他言论媒体上也可以说完全没有发表评论。竹内好于1963年左右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我逐渐深深地感觉到言论的卑微和自己的无力,笔也沉重呆滞了。对于恢复邦交已经大半绝望"(参见《竹内好评论集》1966年,筑摩书房,第1卷,著者解题),此后,他执笔的基轴逐渐由时评转向历史小品文。既不直面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也无正式邦交,在这种状态中日本人只能想当然地在战前形成的分析框架中报道文革的动向,竹内好从这种姿态中体会了日本人的"精神惰性",可以推测他对自己在那以前苦心陈说的历史失败教训没有得到理解大概感到一种徒劳和悲哀吧(参见〈"不理解"的意味〉1968年,《竹内好全集》第11卷)。

    (23)关于评价文革如何批判近代合理主义的文章,参见伊藤一彦,同上论文,23页。

    (24)关于CCAS的活动,除了本文所列《世界》杂志的两篇座谈会以外,还可参见国分良成,同上论文,69-75页。

    (25)关于CCAS问题给予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和震动,参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77-79页。

    (26)长期连载文章T ·K 生的〈韩国通信〉,从绑架事件发生前不久的1973年5月号开始刊登,一直持续到88年3月号。

    (27)书籍方面,建立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直接取材基础之上并包含着毫无忌惮的中国批判的现状报道,逐渐引人注目。朝日新闻北京特派员(当时)船桥洋一所作的《内部-一个中国报道》(1983年,朝日新闻社),纽约时报北京分局职员弗克斯·巴塔费尔德(F.Batterfield)所作的《中国人》(原书写于1982年,83年翻译,时事通信社)等,不加掩饰地提示了弥漫着腐败、贪污、封建陋习的中国社会的病理,让读者体味到一种从以前理想化中国像醉梦中苏醒的幻灭感。还有阿尼塔·张(A.Chan)、理查德·马德森(R.Madsen)、乔那桑·安嘎(J.Ungar )(小林弘二监译)的《戒村-中国农村的文革与现代化》(原书写于1983年,1989年翻译,筑摩书房),通过采访流亡香港的农村青年描述了广州附近某农村从农业集体化到文革期间的惨状及其随后的混乱。这和上述A ·L ·斯特朗(A.L.Strong)、威廉姆·亨顿(W.Hinton)《翻身——某中国农村的革命记录》(原书写于1966年,1972年翻译,平凡社)中所描述的、解放前夜土改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规划以及初期人民公社化中理想化了的农村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落差极大的印象。

    (28)关于台湾问题,该杂志在决定东西冷战状态下的"一个中国论"趋向方面,在明确日美安保体制的功能和运用轮廓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题目。同时,我们通过浏览该杂志中旅日台湾人所写的台湾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台湾内部民主化的进程、围绕着统一和独立的民意状况、或者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评价。虽然如此,由于相关报道寥寥无几,分析起来有局限性,而且不是本稿主旨所处理的问题,因此我避开了对台湾问题的论述。

    (29)加加美光行《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2001年,岩波现代文库,6页。

    (30)宋强等(莫邦富译)的《中国可以说不》(原书·译书都是1996年出版,日本经济新闻社),在中国专家之外的读者中也引起了共鸣或反感,发行了近10万册(包括文库本),作为中国出版的单行本的译书,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新富裕青年面对美国和日本不遮拦的狂傲语气,正是周边国家对抗美国式全球化的新民族主义的短路型表达,正象该书意识到了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光文社)和马哈蒂尔、石原慎太郎的《亚洲可以说不》(1994年,光文社)一样,新保守主义气氛的蔓延决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31)史学会,同上书,1980年一项,258-259页(执笔者:并木赖寿)。

    (32)研究日中近代关系史的古厩忠夫在从事南京事件实证研究过程中,痛感该事件带给现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如此之深,但因如此,他认为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更应该从客观记录事实的立场出发去忠实地面对,否则无法阻止日本人那种对于南京事件所抱的错综复杂的感情记忆的喷出;古厩从上述经验出发,批评沟口过于强调感情记忆而过低评价了记录事实的重要性(参见〈不能将"感情记忆"和"记录事实"对立起来——对沟口雄三论文的反论〉01··9)。

    (33)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当时)古森义久所作的对孙歌论文的反驳文章〈日中历史问题的不毛中方招摇过市的感情论〉(《产经新闻》2000年3月28日)等,大概是那种恶意误解的典型吧。

    「附记」本文在草稿阶段,得到了西村成雄氏(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和小岛洁氏(岩波书店)的切实而富有启发意味的建议。再,从野村浩一氏(立教大学名誉教授)那里就几个疑问点得到了亲身体验基础上的诚恳的回答。皆于改稿之际大有益处。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原文刊于《开放时代》2002年第五期)

    文章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2/26/content_52529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