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30年了,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学也一样。我们这代人,既是改革开放历史的经历者,也是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回顾过去的30年,总是感慨无限,为取得的骄人成就激动不已,当然还会深思一些新问题。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学建设中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历史学发展的主干和脊梁。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精神激励下,也是在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卓著成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海外同行研究的关注、交流和反研究。这种反研究,不仅包括对国外史学理论的探讨和批判,也有对海外中国历史学、海外中国史学史等诸问题的再探讨。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由于海外中国学的涵盖很广,几乎所有学科都可纳入。所以这里说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指史学理论工作者对海外中国历史学、海外中国史、海外中国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再研究。

    改革开放前,这一块发展相当慢,有的话题还被视为禁区。一些海外中国历史研究著作出版时,相关的“序言”都会申明:选译这些资料“仅供批判”。历史上一度“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和压力,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很难处理好借鉴海外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成果问题。这就极大限制了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积极性,影响历史学的正常发展。

    我们承认即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存在,有坚持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理论体系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建设问题。但这和正确对待海外中国研究成果问题没有矛盾。改革开发后的中国史学界成功处理了这些问题。近30年来,史学界与海外中国学界的交往、引进和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高潮一波接一波。如雨后春笋,破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钟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造访哈佛大学的中国高端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学勤教授也是最早跨出国门考察海外中国学的重要专家。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汝信所长,直接主持和组织了中美高层学者交流的重要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刊登海外中国历史学文章最多的重要杂志是《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80年代后,介绍海外汉学的名著译丛纷纷涌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6年推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王庆成、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推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时事出版社于1998年推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这些丛书的基本内容或绝大多数篇幅与中国历史研究有关,展示了海外中国学家研究的典型成果。90年代以来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又一高潮期。一批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建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1992)、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外汉学研究中心(1996)、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5)等相继成立。研究丛刊和杂志如李学勤、龙巴尔主编的《法国汉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于沛主编的《清史译丛》等纷纷出现,类似的丛刊还有如《汉学研究》、《清华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等。一些重要工具书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也接连出版,孙越生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学者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一些研究专著如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严绍鋈《日本中国学史》、张西平主编的《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朱政惠的《史华慈学谱》等也相继问世。1995年1月在海南岛举行的“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型国际汉学研讨会,中外高层历史学家走到一起讨论中国历史问题和史学发展问题。这一学术发展的新情况还在于,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新博士点——海外中国学研究博士点,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设立。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虽然跨学科研究成为综合各学科探讨的重要桥梁,但各学科还是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情况言,近年探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海外中国历史理论、中国观等重要学术理论的探讨。如对美国黄宗智中国农业过密化理论、柯文“中国中心观”、施坚雅中国城市模式理论、罗威廉“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关系理论、彭慕兰的“大分岔”理论等,在这些方面,庞卓恒、何平、杨念群、张芝联、王家范、赵世喻、王旭等专家学者都有过深入探讨。二是对海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史学工作者认为,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能走单线,不能只注意国内,一定要考察和研究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情况。一些论文如朱政惠的《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海外各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反思》等,以第一手文献资料,阐述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苏联(俄国)、加拿大等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这是以前注意不多的领域,很值得深入开垦。三是对美国等一些国家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这些国家中国学学术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可以纳入思想史、史学史范畴,是对这些国家有影响学者的史学著作、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学地位的探讨,并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系统考察和全面分析,勾勒出这些国家中国学发展史的主线。就美国中国学而言,对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拉铁摩尔、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鲍大可、施坚雅、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柯文、裴宜理等重要学者的专题研究已经相继出现,美国中国学学术史的主体框架正在形成。四是对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互动研究的探讨。在这方面,桑兵已经有著作《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主要对20世纪上半叶中外史学家的互动状况做了研究。他查询了大量资料,对这一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做了崭新探索。他写道:“本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补互助,正是以学者个人及团体的广泛交往为基础。离开双方的实际交往滥加联系,往往格义附会”。他的呼吁很重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者确实重视这种双向交流和互动。当时很多杂志所刊载的文章,足以见证这种性质的学术互动。

    30年的成果和积累,也使研究者不断思考这一新热点的内在学理问题。为了深入开展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史学工作者一直试图认识、处理好这些问题:海外中国学研究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还是有内在合理的辨证关系?笔者认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必须要注意到海外同行的那一块,可以把它认定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的必要领域和必要分支方向。与比较文学、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的理论相近,史学研究也可分为史学主题——史学中介——史学接受三个组成部分,对史学的完整研究应该包括这三个环节,所以对于海外中国史学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而就海外中国学来说,它本身是很大的学术综合体,各个学科都可以包容在内,所以从具体学科出发深入对它的研究至关重要。它需要具体学科方法论的支撑和具体学科建设的基础。从这点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可以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学科背景和学术基础之一。两者可以是相互依存、互动和不可忽缺的。重视海外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有助于本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为学科基础和基本方法论,有助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和深入。从这点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要注意和重视对海外中国史学的研究,而要做好这一点,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十分重要;这种研究的“双肩挑”,对学术工作者素质的考验更严峻。学术实践促使我们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思考,而新思考一定有助于学术实践向更高水平发展。相对说来,比较文学、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理论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支持力度、成熟度和活跃度,要高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相关情况。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海外中国文学理论、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更丰富些。这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工作者也是新的话题和挑战。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者的意义重大,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或“不搭界”的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界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认识。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中国史学工作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大陆之外,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一支队伍在和我们做同样的思考、同样的研究,他们的成就不可小觑,有些认识、关照和研究方法甚至领先于我们,其研究队伍还在急剧发展。如果说,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是一线的研究,那么,海外相关队伍的研究就是二线研究。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做好自己一线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做好二线同行的研究——要了解和研究他们;只有与他们充分的交流、互动、必要的批判和借鉴,才有可能做到“耳听六陆”、“眼观八方”,真正有可能站到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制高点。诚然,在此交流过程中,必须反对无头脑的学术贩运,以为外国的都好,拿来就用,没有任何批判意识;一定要注意守住自己的根,研究人家的目的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要注意批判地为我所用。

    30年了,想谈的东西很多。一些以前几乎不知道的领域、无法开展的研究,现在居然巍然卓立,蔚为大国,海外中国学研究居然也会成为学术热门。所以要感谢党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感谢全国史学工作者的戳力奋斗和共同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更加深人,中国在世界崛起,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更被加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者,一定会在同行的新一轮挑战中更成熟、更自信,更加努力建设好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学科。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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