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 期发表了我的《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文章的起因是1991年暑假我作为德国汉堡大学的洪堡学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pendiat ), 曾访问过那里。1993年我修订后将拙文寄国内某杂志,未能及时发表(却于1995年6 月重复刊出)。1994年8月回国后,我曾就这个题目做过一次报告。承一些先生鼓励与推荐,拙文略作文字修改后,由《中国史研究动态》惠予刊出。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0期发表王小甫先生的大作对拙文进行补正。我感谢小甫先生补充了拙文未及的一些细节,也要感谢他纠正了拙文中英文名字拼写中的鲁鱼亥豕之讹误,如David 不作Davia ,Denis不作Danis,英国人的名字都是固定的,这种误植确实不应该发生。  我在这里还要遗憾的指出,  拙作《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也有不少这样的错误,还有把姚从吾误作姚崇吾,把郑天麟误作张天麟的,此外的错误如“广州”应作“泉州”(页3), “门前边的中国”应作“门边的中国”(意思是说中国来到了门前,页158),“轴线”应作“轴心”(页180),“于佩和”应作“余蓓荷”, (何肇武先生刚从德国回来,捎来余教授赠我的一本小册子,从上面的题名得知其自取的中文名如是),“匈奴”应作“宦官”(页209), “皇家”应作“古代”(页224),“姚震”应作“梅尧臣”(页225)等等。对于这些错误我谨借此机会向宽厚的读者和我尊敬的德国朋友致深深的歉意,也向那些友好地指出错误的师友们致谢。

    由于小甫先生的文章还有一些我没有弄明白之处,如果不在此略作说明,我感到将对不起小甫先生及其他关心拙文的读者。

 

    一、关于中文系的译名问题

    许多人都习惯将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译成东方系, 结果所谓的中文系就被看作教研室。这恐怕是不了解西欧的大学体制。西方大学一般是强化学院,弱化系的行政功能,学院包容较多的学科。我国一些重点高校目前正在走这个路子,设有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生命学院,甚至化学院、文博学院,只是目前学院下面的系仍为行政单位,院系两套机构并存而已。由于西方大学的学院与系的关系与我们的不同,这就导致在中文里,英文Faculty 历来就有学院和系(科)的不同译法,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等辞书可以为证。

    从西方大学的实际情况看,有的大学于Faculty下(美国在College下)设Department,如肯特(Kent)大学即是,但该校数学系例外,不称Faculty,而称School,两者是同一级。有的大学有些Faculty下就没有标明Department,只是一个个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单位,剑桥东方学院的情况正是如此。大体新大学比较整齐划一,老大学则比较随便。但是,视之为教研室并不妥。我国今日的教研室制度是学前苏联的产物,不能构成一个本科专业。我们知道一个教研室不会单独招生,但是,剑桥大学Chinese Studies的招生简章却彰彰可见。

    Faculty 在德文中是Fakultaet,人们一般译成中文的学院, 在Fakultaet下面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单位有的加Seminar,有的不加。加不加都译成系。比如说波恩大学的汉学系和著名的中亚系都隶属于哲学学院(Fakultaet),这个学院相当庞大,不可把它译成哲学系,而把中亚系等译为教研室。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也属于东方学院(Orientarische Fakultaet),称为东方系汉学教研室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是否可以将学院(Faculty)下的教学单位译成专业呢? 这个问题我在写德国的汉学时就思考过。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有的中国学再分为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如汉堡),有的分成古典与现代两个专业(如海德堡和特里尔);二是有中国学、日本学、韩国学被组成东亚学,于是我就把它译做东亚学系(哲学学院、文化学院或东方学院下),系的下面再设汉学、日本学、韩国学专业。

    总之,如果认为只有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才可以算作中文系的话,那么我敢说,不仅剑桥够不上这个标准,而且所有欧洲的大学都找不出这样的中文系或汉学系(Faculty of Sinology)。显然,这是讲不通的。

    二、关于《中国文献工具书》(1975年)

    诚如小甫先生所言,这本书确实是麦大维的少作(人们大都不满意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更何况它只是介绍中国文史丛书类书辞书的用法,所以也谈不上学术性,但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写作的,所以对于西方汉学人士入门很有实用价值,我在德国大学里曾讲过中文工具书,并将此书介绍给我的学生们。德国人希望能编出一部新的。麦大维的那一本我曾经在波鸿大学(Ruhr—University of Bochum)的东亚学院图书馆里看到过,这所大学的历史不过三十年,因此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没有找到这本书,当另有其他原因。  须知,  没有收藏《唐学报》(T'angStudies)的大学在欧美各国也并不止一家两家呢。

    三、关于Scholars的含义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的译名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该书内容的理解。小甫先生认为应该译作《唐代的国家与儒生》,理由是Scholars就是《新唐书》中的《儒林传》。考虑到英文中有一个源于拉丁文的词汇Confucian,可以译作儒士、孔子信徒;考虑到《新唐书》不仅有《儒学传》三卷(无儒林传),还有《文艺传》三卷;考虑到麦大维书中介绍的不仅有经学方面的活动,更有文学、历史编纂学和图书事业方面的工作,儒生二字似不太能准确反映该书的全部内容。张广达先生曾将此书译作《唐代的国家与学者》(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3期第187页),是一种直译方法。拙译《唐代的国家与士人》当然也可以商榷,但不能说士人等于士大夫。如唐朝把参加科举的人称贡士,有一本书叫《士人与社会》,也不能改成《士大夫与社会》,士农工商,过去一般称读书人为“士”。

    四、关于美国唐学会的十二名理事

    我说美国唐学会的12名理事中有三名出身剑桥,意在说明剑桥大学有着从事唐代研究的传统。小甫先生认为这不完全,补充说“实际上,十二名理事在美国境外只有两名,即蒲立本和麦大维,而整个欧洲就只有麦大维教授一人,由此可见剑桥中国学和麦大维教授在今日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原来他是要用美国唐学会的理事职务来说明剑桥中国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剑桥的教授当然在西方学术界有地位,这决不取决于他是否美国唐学会的理事。美国唐学会里颇有一些资历很浅的副教授甚至讲师任理事,它的主要指标是该学者是主要研究唐代呢,还是兼治唐代,然后才是学术声望。由于西方治唐代的人不多,所以唐学会的理事决不是衡量某个大学或某人在西方学术界地位的标志,但是用它来说明剑桥的唐代研究传统则是恰如其分的。此外根据我几个月前收到的《唐学报》(T'ang Studies)第10—11期合刊(1992—93 年)的介绍(该刊晚出了一两年)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的12名理事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美国境外已经是四名,在欧洲除麦大维教授外,还有伦敦大学的T.H.Barrett,在加拿大除蒲立本外还有李约翰(John Lee),李氏常在《唐学报》上翻译日本唐代研究综述文章(即《中国史研究动态》每次译载的日本《史学杂志》第五期中的综述),职称是副教授。

    五、关于欧洲的汉学传统

    我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保持着欧洲的汉学传统,小甫先生认为这样笼统的说法不合适,因为“实际上英国和欧洲大陆是有区别的”,而且援引麦大维教授的话说“剑桥中国学的传统是重实证研究的”,而欧洲大陆则“偏重理论模式和抽象构架”。我们知道,欧洲大陆的学术风格的确与英国有所不同。汤用彤先生曾说:“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气魄很大,都是哲学系统的创造者。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就不一样,他们的特点是头脑很清楚,思想很敏锐,长于分析,对任何问题都要详尽地透彻地研究到最后,他们有‘批判’的态度”(汤用彤《关于英国经验主义》,《外国哲学》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 成中英教授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中也说:“欧洲(大陆)的哲学是整体诠释的哲学,英美的哲学是逻辑分析的哲学;一个比较注重整体,一个比较注重部分性”(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298页,三联书店1988年)。总之,在学术传统上人们认为英国人更多地表现为经验主义,欧洲大陆则表现为唯理主义,此乃一般看法。麦大维的观点恐怕有这个背景。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总体而言的欧洲汉学传统。1992年4 月在台北召开过一次“欧洲汉学史国际研讨会”,     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Franke,或译傅海博)在书面发言中(由W.Bauer 教授代为宣读)一再说到欧洲的汉学传统,开头提到“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说是有一独特的欧洲汉学传统?”结尾处又说到“……对于保存并发扬数世纪来的欧洲汉学传统有其必要”(《汉学研究通讯》,第11卷第2期第89页、第93页)。福赫伯曾经在剑桥大学工作多年,50年代曾放弃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而出任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他用德文写的《汉学》(Sinologie)一书,扉页上就写着,献给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哈隆(哈隆原是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青年季羡林曾与之共事,他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受聘到剑桥任教的)。福赫伯还是《剑桥中国史·辽夏金元卷》的主编,他的所谓欧洲汉学传统应该是有根据的。其实,我只是说,剑桥“实际上仍然保持着欧洲汉学的传统,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包括中国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哲学、宗教等所有关于中国的学问”。很显然,这一点确实是明显区别于美国中国学的地方,也同欧洲一些大学新成立的中国学机构不同。从这个角度谈欧洲汉学的传统似不为过。

    六、关于剑桥大学的中国学教师队伍

    拙文介绍“剑桥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的教授和高级讲师”时提到张心沧先生。小甫先生说,“教近代文学的张心沧是香港人,才四十多岁,并不是‘退休后在家专心著述’,而是因患白血病在家休息。去年夏天已经去世”。张心沧博士生于1923年,与其夫人丁念庄博士都是南开大学历史系著名英国史专家辜燮高教授(1923年10月生)在爱丁堡大学的同学(1948—50年)。张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夫人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956—57年张心沧曾奉派到马来西亚大学帮助建立英文系,后来又回到剑桥任教。1985—1986年辜教授重访英国,曾经在剑桥会见老同学。辜教授说:“张心沧是上海人,四十年代末从香港赴英国。张氏夫妇在上海时已生有一女儿,在英国又生有一儿子,儿子中文名叫张英,我访英时尚在牛津大学近代史学院学习(辜先生把张心沧所在的Facultyof Oriental Studies也称作东方学院,与鄙意正同), 想来现在正有四十多岁”。笔者在剑桥时,张夫人知我来自南开,还问起辜燮高教授。王小甫先生所言四十多岁的患白血病的张某恐怕是另外一个人。

    七、关于《剑桥中国历史文学和制度研究丛书》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Institutions)

    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套丛书确实有一个汉名《剑桥中华文史论丛》。但不是“题名扉页”上,而是在新书的活页护封封面,由于图书馆在书脊上贴编号时,去掉了外面的护皮,所以我们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不到这一行汉字。“论丛”在中文里一般指单篇论文的结集,此处似乎以“丛书”为胜。德国有一种中国研究丛书,它自取中文名为《中国论文集》,我在介绍时译作《中国论文集》丛书,目的是避免中译后引起误解。

    现将我所知道的该丛书收入的其他著作列举于后:

    《十六世纪的中国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原型研究》(GlenDudbridge: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这是原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杜德桥的博士论文,也是该丛书的第一本,故拙文讲优秀的博士论文可以收入本丛书。

    《中国与华侨:北京政策的变化1949—70 年》(StephenFitzgerald: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Peking'sChanging Policy 1949—70)。

    《现代中国的工资形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 年》(Christopher Howe: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China,1919—1972)。

    《十六世纪明朝的税收与政府财政》(Ray Huang: Taxation  and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黄仁宇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万历十五年》是剑桥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地方与国家:1927—35年中国政治中的广西派》(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37)。

    《荀悦(148—209年):一位中古早期儒者的生平与反思》(Chi-yun Chen:Hsun Yueh:The Life 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Medieval Confucian)。

    《汉代史诗:扬雄的赋的研究》(David R. Knechtges: The HanRhapsody:A Study of Yang Hsiung)。

    《两广总督(1852—1858年)叶名琛》(J. Y. Wong: Yeh  Ming- ch'en:Viceroy of Liang Kuang)。

    《董西厢诸宫调:一部中国的传奇剧》(Li-li Ch'en: MasterTung's Western Chamber Romance:a Chinese Chantefable)。

    《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著作》(Donald  Holzman: Poetry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太平起义:李秀成的供词》(C.A.Curwen:Taiping  Rebel: The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PatriciaBuckley 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此书周一良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有介绍, 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地区与宗派:明清安徽桐城县研究》(Hi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庚信的〈哀江南赋〉》(William T.Graham, JR: 'The Lamentfor the South':Yu Hsin's Ai Chiang-nan fu)。

    《汉代的官僚政治》(Hans Bielenstein: The Bureaucracy ofHan Times)。

    《南洋的官僚资本家:1893—1911年中国近代化中的海外华人企业》(Michael J. Godley: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China1893—1911)。

    《南诏与中国唐代的西南边陲》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陶渊明的作品及其意蕴》A.R. Davis: Tao Yuan-  ming: HisWorks and their Meaning)。

    《敦煌的通俗文学》Victor H.Mair: Tun-huang PopularNarratives)。

    《张载的思想》(Ira E. Kasoff: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

    《欧阳修的文学作品》(Ronald C. Egan: The Literary Worksof Ou-yang Hsiu)。

    《唐代的佛教》(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T'ang)。

    《政治家和绅士:两宋时代福州长溪的精英》(Robert P.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 Chou,Chang-Hsi,in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八、关于把“电子工业园区”与“潜心于学术殿堂”对立起来的问题

    我在文章的末尾说:“剑桥古城的周围已经新建了一些新兴电子工业园区,但是,剑桥(师生)……都能潜心于学术的殿堂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我这段话的背景是,剑桥和牛津这些老牌大学80年代以来,注意与新兴的电子工业结合,建立了一些新的学科专业,注意发展高科技产业,既改善自己的办学条件,又适应市场的需要。这方面牛津走得快一些,剑桥动作得迟一些,但是剑桥周围的电子工业园区在欧洲的高科技产业界已经颇有名气了。剑桥大学参与了电子工业园区的建设,但是它们同大学的计算机联网,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尽管外面的世界热热闹闹,电子产业如火如荼,但是我礼赞剑桥大学师生们仍能沉浸在学术的殿堂里,礼赞东方学院的学者们“淡泊而安然”地从事学术研究,这只不过针对我们高校里目前学术研究受到冲击有感而发罢了,跟“电脑应用”是不相干的。

    中国的学术界早已不习惯开展友善的学术争鸣了,王小甫先生能够对拙文提出批评意见,对此我感谢小甫先生对拙文的垂注。本来介绍西方国家汉学的现状,应该是后来居上,晚回国者能够提供更进一步的变化了的信息。只是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我有责任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广大读者做出解释和说明,不妥之处,请小甫先生和大家指正。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05/09/2005/57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