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诗歌
中国的戏剧，由于受到官方审查以及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的冲击--总而言之，深受观众锐减之苦，尽管出现了以高行健为代表的先锋派剧作家--长期处在自我声称的危机之中。1980年代的一些有影响和有争议的剧作，收入在两部英译选集中：颜海平编的《戏剧与社会：中国当代戏剧选集》（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和余晓玲（Shiao-ling Yu，音译）编的《文革后的中国戏剧》(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这两种文集译文都很好，所收入的也均为公认的主要作品。遗憾的是，两种文集大部分选目重复，都收入了高行健借鉴《等待戈多》创作出来的《车站》（Bus Stop）（余选本还收有高的《绝对信号》[Alarm Signal]），王培公的《我们》(WM)(他的作品当时被禁了)，魏明伦的"荒诞戏曲"《潘金莲》（Pan Jinlian）。颜编的选本收入了郑义为吴天明的著名电影《老井》编的电影剧本。颜和余的选本还收入了其他戏剧作品，这些戏剧曾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但似乎不大可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高行健的新剧作收在文集《中国的流亡写作》（Chinese Writing in Exile）中；《山上的树》收入了其他先锋剧作的摘译和沙叶新有名的话剧《马克思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arx)。中国的戏剧从那时起走向了通俗化、音乐化和与外国合作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试验话剧，1990年代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创作，尽管一般大众知之甚少，且并不总能得到上演。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陈小媚(Chen Xiaomei)在《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中，对1980年代的话剧和观众反应作了深刻的回顾。这部著作强调了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即某种积极的影响（对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种修正）。
在中国迅速商业化的社会中，诗歌是不兴盛的，与在我们的社会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在文学史确立了地位的"朦胧"诗人--官方历史中还没有，因为很多人，如北岛、江河、杨炼等人都在流亡--一直在寻求新的意象，寻找新的译者来翻译他们敏感变化的声音。在西方流亡的诗人似乎并没有像小说家那样停止了创作--顾城除外。他在1993年自杀，骇人听闻地杀害了妻子，结束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幸运的是，并不是很多朦胧诗的翻译都是重复劳动。后毛泽东时代的诗人（"新生代"）已加入到朦胧诗人行列，他们认为北岛过时了。几个新诗人的诗作已收在《北京/纽约》（Beijing/New York）、《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The Red Azalea: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当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里。
普及版译本中，有一本《红土地上的女人》(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这部文集鱼龙混杂，既收有新出现的优秀诗人作品，又选入了毛泽东时代平庸诗人的蹩脚作品。《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对学者来说是部编选精当的文集，因为它收入的后毛泽东时代诗人的人数最多，范围最广，不仅收有北岛之后的优秀诗人作品，也收有毛泽东去世后重获创作生命的老诗人。诗人兼编辑家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提供了诗人最详尽的诗人生平创作背景资料，并且为入选的优秀诗人配有一二首中文诗作。另外，李欧梵为此书写了精彩的导读。这些英文译文，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多多的诗歌，因诗句时常缠绕不清，似乎有些乏味。唐纳德?芬科尔（Donald Finkel）在《破碎的镜子：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A Splintered Mirror :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里翻译的同样诗篇，也同样乏味。但芬科尔的译文不止是"意译"，有时还添加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芬科尔一定是通过合作者才搞清楚中文意思的）。但其他文集的译文都很准确。《来自暴风雨：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以同样的方式，收入了很多中国新诗。其中很多是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翻译的，译文引人入胜而优雅。《译丛》和很多小出版社重新翻译了很多朦胧诗，包括杨炼、江河、多多、芒克的诗歌。《来自暴风雨》这部译诗集独特的地方，是收入了朦胧诗派之后新出现的7位新诗人的诗作。在《今日中国》期刊上，巴恩斯通、约翰?巴科姆（John Balcomb）和其他译者关注的仍是著名的朦胧诗人，但所译的诗歌一般都未曾有过英译。
杜博妮翻译的北岛诗歌，做到了理想中的既优雅又准确。孔慧怡等人翻译的《山上的树》、《舒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hu Ting），由森?格尔顿（Sen Golden）和朱志瑜负责、集体翻译的《顾城诗选》（Selected Poems of Gu Cheng），也做到了优雅而准确。《顾城诗选》收入的诗歌既有代表性，又很广泛，包括了顾城的三部诗集，并且对他个人情况以及他的蒙太奇式语言提供了相当多的信息。顾城的语言好像是孩童还没有学会说话时的语言。陈顺研（Mabel Lee）编辑出版的《面具与鳄鱼：中国当代诗人杨炼及其诗歌》（Masks and Crocodile :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 Lian Yang）收入了一些杨炼自称的神秘短诗，并附有一篇解说性的批评导言。Brian Holton翻译了杨炼诗集《无人称》（Non-Person Singular）中的一些诗作。以上两种诗集都采取了英汉对照的形式。由奚密(Michelle Yeh)编辑和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是一部精当的文集，编辑、装帧和翻译都非常雅致。该诗集将中国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时代的诗人与他们20年代的前辈以及台湾诗人作了比较。
台湾和香港的中文小说
冷战导致汉学家和美籍华人很长时间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看成是似乎相互竞争的文学，尽管双方在社会、自由和文学趣味都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大陆和台湾直到80年代才可以读到对方作家的作品。
由中国流亡者带来在美国学术界中激发出的竞争能量，产生了丰硕的关于台湾文学方面的作品。刘绍铭编的台湾短篇小说集（同中国大陆一样，短篇小说在台湾也是主要小说类型）《香火相传：台湾小说选集》（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保持了其此前编选文集的风格，选材精良、翻译精湛而引人瞩目。齐邦媛、王秋桂编的《玉米田之死》（Death in a Cornfield），延续了这个传统，收入台湾以及移民到北美的台湾著名作家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再现了其精微和繁丽。
早些时候，夏志清在其权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及其对台湾作家文学潮流的批评，以及与刘绍铭合编的《20世纪中文小说》（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中，提出了台湾高雅文学计划。颇受好评的台湾文学英译文集也有台湾本身出版的，如多卷本的《当代中国文学：台湾（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1949-1974），其中收入的大部分是1949年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作家的作品。《雏声》、《青梅》和《中国笔会》（一种台北出版的期刊）也刊登了令人感兴趣的译作。《淡江评论》刊登比较文学文章。
刘绍铭和台湾的文学史家如叶石涛等，近年来也探讨了1895-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台湾文学创作（其中有的是用日文创作的）。有几部译作将收在文集中出版，或出版单行本，如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The Fig Tree）。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陆文学之前，台湾文学是西方批评的关注点。由傅静宜（Jeannette Faurot）编的《台湾小说》（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本。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在美国出版单卷本文集，比大陆作家要早。白先勇生在大陆，在台湾受教育，并对台湾抱有认同感，但长期在美国自我流亡。他是用中文创作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集《台北人》(英文书名为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以高超的技巧，深入刻画了来台大陆人的不适应心理，而赢得了文学声誉。葛浩文翻译的《淹死了一只老猫及其它故事》（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and Other Stories），译出了黄春明小说的精髓。陈映真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师，有的人把他比喻成台湾的鲁迅。卢西安?米勒（Lucien Miller）翻译的小说集《在家流亡》（Exiles at Home）很好地再现了陈映真的文学成就。台湾通俗文学的魅力从张系国的《棋王》（Chess King）可以看出。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拥有透视力的男孩被媒体和暴得大名的艺术家疯狂剥削的故事。故事中有关于可能性理论及自由意志的演讲，因为科幻小说是黄的专长。王祯和闹剧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甚至更贴合我们的后现代幽默感以及跨文化误解和调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的背景是花莲的全体妓女想尽办法取悦第一批乘船到来的美国大兵客人。另一个背景，是一群台籍男子急切地想在政治、商业界和"国际关系"方面""把事情做对"。这部小说既是对中西文化杂合的冷嘲，同时也是对大陆-台湾人杂婚的热讽。
台湾的诗歌也有英文选集出版，但对西方的一般读者来说，其影响几近于无。Agela C.Y. Jung Palandri 和Robert J.Bertholf翻译的《台湾现代诗歌选集》（Modern Verse from Taiwan），收有20位诗人的诗歌，其中绝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译文优美。15年之后，又出版了《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该诗集由张错（Dominic Cheung）编辑，收入了更多诗人的诗作，包括更年轻的诗人，译文读起来也非常流畅。最新、最完善的诗集是奚密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新近的中国大陆和台湾诗人作品都有收入，但偏重于后者。还出版了单人或双人诗歌英译选集，如《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Forbidden Games & Video Poems），译自台湾诗人杨牧和罗青的诗歌。（罗青到台湾时，还在襁褓之中。）这部诗集，如书名所示，有些后现代主题。商禽是位年纪更长的文学编辑，（他对大陆确实还有印象。1940年代他被抓了六七次壮丁。）写超现实主义散文诗表现超越人、鬼、兽的樊篱。《冷藏的火把：商禽散文诗选》（The Frozen Torch: Selected Prose Poems / Shang Ch'in）是本不起眼的薄薄的英汉对照诗选。张明晖（Julia C. Lin）的《当代中国诗歌论集》（Essay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全面论述了战后台湾著名诗人，包括郑愁予和余光中。其中大部分是男诗人，与大陆有渊源关系。除了诗歌译文，该书还有细读分析，对台湾诗人与五四思潮的联系作了文学史考察。张明晖在书中坦率地指陈了当代中国诗歌的不足，是名副其实的批评。
蒋介石的去世，并没有对台湾的文学创作自由产生迅即的影响，只是陈映真获得了释放。台湾从一开始就比大陆自由。如果是去参加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尔（Paul Angel）举办的位于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一学期，很多作家都可以获得出境护照（参见《一个中国女人在爱荷华：张香华诗集》（A Chinese Woman in Iowa: Poems by Chang Shiang-hua）--一部比较关注社会的诗集，以及杨牧的《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中的诗组诗《从台湾到爱荷华》）。台湾无论在文学还是非文学场合，确实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但就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收获甚微。张香华的丈夫、报人柏杨画了一张漫画，就遭受了9年的牢狱之灾（起诉书原本申求判处其死刑）。他在牢中写诗，后又写起短篇小说来，部分结集为《告别》（A Farewell），描写像他那样移民到台湾的大陆人的幻灭。1979年12月高雄事件后，台湾原居民作家和乡土作家，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引发这次事件的高雄人权集会，均遭围捕，判长期监禁。但大陆的开放微妙地反衬了蒋家王朝戒严的不合理。1980年代，成千上万当年来台的蒋的追随者访问大陆后回到岛内，并没有遭到拘捕，人们不再那么心存恐惧了。就像中国大陆一样，解冻伊始，作家走在商人的前面；最大突破是，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但在此之前的10多年，台湾文学作品就已在大陆出版发行。终于，大陆作家的作品也如潮水般涌向台湾（这是台湾大陆人的一个目标）。
1960年代后期，台湾"本土主义者"已经运用台湾方言、创作了反民族主义的、乡土的和普罗的台湾小说，以此勾画出一个左翼的、分离的道路。与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们也热衷描写原生态生活和暴露社会黑暗。代表性人物是黄春明、杨青矗（他的小说选集，中英版本都可看到）、王拓、王祯和、嘉文（Jiawen, 音译）。陈映真虽表同情，但他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他的《在家流亡》英译小说选中有一篇值得注意的小说，批评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对台湾"民间"的影响。）本土主义者斥责非本土主义者，称他们是胆怯于美国和日本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张诵圣的《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也将两者联系起来。本土主义者很自信地预言了台湾原居民的政治解放以及文学禁锢的结束。不过到那时，以描写穷苦渔民和农民为内容的台湾乡土文学已过时了。
那是自然的事情，因为台湾人的思想已在三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全副的活力、颓废、通俗文化和庸俗中被固定了。从大陆来的台湾人，他们在台湾出生的孩子（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社会冲突已没有意义。他们创作出自己的消费主义、后现代（批评家陈长房所称的"生活方式"）的小说。台湾有热切的本土主义作家，大陆有热切的新现实主义 作家，但如今都已不为人关注了。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反对派，即台湾的美籍华裔后现代作家，如同中国大陆的寻根派、新潮和颓废作家一样，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
在台湾，世界主义替代了本土主义，这确乎为文学之公正。李昂的《杀夫》（The Butcher's Wife）是篇迷人的女性主义中篇小说，描写了妻子的受辱以及令人窒息的乡村社会。白先勇的《孽子》（Crystal Boys）是部感人的小说，讲述的是年轻的同性恋者与父亲的冲突，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甚至有传统的文学意蕴（张诵圣认为源自《红楼梦》）。这两部精彩的小说为夏志清、刘绍铭、葛浩文、李欧梵一直念叨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中文小说，台湾的更好。（葛浩文对这两部小说的精彩翻译，也起了重要作用。）唯一一部论述李昂的研究专著是德文写的，著者是Sylvia Dell 和Sabine Burkard。台湾的短篇小说也引人入胜，富有创意，至于其英译，读者只好去找1991年《译丛》的台湾文学专号合刊。朱天文和张大春的代表性小说，也收入到《众声喧哗》（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和《哥伦比亚现代文学文集》（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中。
台湾现代主义的实验事实上并不是对美国、日本（或者贝克特小说）的简单移植，这一点可以从王文兴《背海的人》（Backed Against the Sea）的英译本看出来，该译本由耿德华翻译，译文备受称赞。王文兴像乔伊斯生造英语词汇一样，也生造了汉语词汇。《家变》（Family Catastrophe）是王文兴借鉴乔伊斯的手法，像五四文学那样，对儿女孝道给予了精彩的思想抨击。该小说由苏珊?多琳（Susan Dolling）翻译。张诵圣的论著《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从比较文学和历史角度，不仅对台湾现代主义提出了令人启迪的观点，而且在王文兴、白先勇小说分析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她的著作，充分而又灵活地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以看成是一种台湾文学史，除非人们想更多地了解乡土文学1945年前的渊源，以及1970年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大胆尝试。
孔慧怡编辑并翻译的《当代女作家》（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是一部杰出的文集，在不长的篇幅内，收入了风格多样的台湾和香港女作家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尖锐地刻画了不会令人羡慕的女性生活方式。从当保姆到做秘书，她们的生活方式差不多都属亚文化方式。西西的《我城：香港故事》（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和《浮城志异》（Marvels of a Floating City）有多方面的力量。后一部小说的特色是，以超现实主义意象描写了回归前的香港，运用多媒体的方式，小说中插入雷纳?马格利特 (Rene Magritte)的绘画，并配有相关文字。由安?卡佛（Ann Carver）和张诵圣编的《雨后春笋：当代台湾女作家小说集》（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译文精湛，也同样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女作家作品选。这些小说与张诵圣著的《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相得益彰。但是，卡佛与张编的这部文集所收入的大多数大陆作家作品，在艺术手法以及社会观和政治观方面都很保守。
既然最优秀的台湾文学，像大陆文学一样，经常避免直接的政治抨击，肇始于夏志清的哥伦比亚/台湾大学学派，支持大陆-台湾文学共同体的展望，其中，由于英文选集《哥伦比亚当代中国文学文集》、《众声喧哗》、《玉米田之死》的出版，台湾文学的价值--如果不说台湾文学作品的话--更具有活力。奚密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将这种中国文学观推展到诗歌。
《译丛》和《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分工不同，前者专事翻译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早期中国文学作品，后者专事批评。先前著名的《山上的树》（Trees on the Mountain）和《现代中国小说世界》(World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编选了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由葛浩文编的《分崩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外》（Worlds Apart and Inside Out），是一次以文学共同体为主题的研讨会的论文集，其意图，正如书名所示，突出了台湾和大陆文学的差异。
学术、批评和理论
新时期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版自然落后于期刊。在文学批评方面，除了很多新老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外，还有《中国当代文学》（即将改为《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新创刊的《当代华语文学期刊》（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澳洲中国问题月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现改名为《中国月刊》（The China Journal）、《亚洲学刊》(Asia Major)、《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Chines
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亚非研究》（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中国资讯》(China Information)以及《位置》(Positions)。社会科学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当代中国》(Modern China)和《20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也刊登大陆和台湾新近文学作品。
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开始了新的文学宏大历史叙事。1990年代最初的进步，是以"五四文学"为参照，重新思考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因为"五四文学"启迪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与1949－1976年代毛泽东时代文学相比，更接近"五四文学"。萧凤霞的著作《犁沟》研究的重点是左翼作家，勾勒了从五四到毛泽东时代，再到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的发展路线。而由艾伦?魏德默（Ellen Widmer）和王德威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写作是个异数，偏离了文学轨道。该论文集有大量对新小说（以及新电影）的精彩评论。奚密的《中国现代诗歌：1917年后的理论与实践》（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受到批评界好评。她独自一人在书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作家是如何描写农民的？萧凤霞的《犁沟》探讨的这个独特主题，费梅慈（Yi-tsi Mei Feuerwerker）在其《意识形态、权力、文本》（Ideology, Power, Text）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部著作还前所未有地论述了"农民"讽刺作家高晓声以及一些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作家。费还通过农民形象的刻画，分析中国作家如何看待自己。金介甫在《中国的正义与小说：当代中国的法制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中，将1980年代中国的法制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仅看成是通俗小说的一种形式。他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在结构和语体上有类似之处，并且以侦探小说情节为例，比较了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类型建构。比较文学已经全面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将中国文学，包括其最新的文学，也纳入研究视野。张英进编的论文集《多元中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集》（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就是例证。
在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为后毛泽东时代文学在总结中国现代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杜博妮和雷金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涵括了从晚清到1989年的各个时代的文学类型，并且将四分之一的篇幅用于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几乎没有涉及台湾文学）。如果说维尔特?依德玛（Wilt Idema）和罗德?哈弗特（Lloyd Haft）的《中国文学指南》（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将"生命的历史"转换到一个60分钟的钟表面上展示出来，那么，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在"人类生活"方面所占的空间是从11点59分到12点。但是，依德玛和哈弗特确实是从古典文学开始叙述的，对文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对社会学以及"高雅"和"低俗"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杜博妮/雷金庆、依德马、哈弗特的著作都是按时代顺序编写，首先精炼地介绍时代政治社会背景，然后全面分析文类、作品和作家。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鲜为人知的内容，对作品的情节又有精要的概述，研究精深，不带偏见，因此很可信。因此，这两部著作对教学有极大裨益。两部著作都没打算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更新或修订的作用。显然，夏氏精彩的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接近夏氏文学史与批评相结合方法的，是李欧梵为《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写的精彩章节（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及其后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白之（Cyril Birch）撰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章节。但这部著作3卷中，毕竟只有诸多学者撰写的4章，并且只叙述到1981年，尽管战后台湾文学也包括进来了。
最近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它们在自己的批评框架内，主题更集中，探索性更强，更具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色彩，它们尤其关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通过特定的主题，将之与过去的文学联系起来，不仅仅只与五四文学相联系，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晚清文学联系起来。张英进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构型》(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中，以论著副标题规划的目标，考察北京和上海在早期和晚期现代地区中的重要性。王德威将"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世纪末的征候本身作为1980年代和晚清相联系的主题线索。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中发现，从王国维到李泽厚以及余华、残雪等试验作家--然而，他还包括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毛主义美学的冲动--存在着一种对美学和存在超然（在中文里就是"崇高"）的普遍诉求。吕彤邻在《厌恶妇女症、文化虚无主义与对抗的政治：中国当代试验小说》(Misogyny, 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一书中指出，1980年代与过去（她指的是帝国时代）的联系是厌恶妇女症。格里高利?李在《抒情诗人、喇叭手、困扰的作家》中，以中国在西方和白人霸权下的后殖民主义、中国自己未完成的多元文化议程为参照系，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赵毅衡在《不安的叙述者》(The Uneasy Narrator)中，追溯了中国小说中叙述者声音的权威感。该书议论的范围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不过他承诺将续写。
随着海外后殖民理论的盛行，空间视角显然并没有完全让位于历史视角。因为台湾在1895－1945年间是真正的殖民地，并且可以说在冷战期间--如果其后不是的话--依赖美国，台湾的批评家很热衷运用后殖民理论，尽管他们的影响在英语批评界还比较微弱。中国大陆也声称先前是"半殖民地"。笔者以及其他学者因此也开始小心翼翼地从后殖民症状角度来审视它的文化或思想状态。先前提及的格里高利?李和周蕾的英文著作都论述了这些主题。
另外，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分析大多都是学术专著：耿德华的《改写中文》(Rewriting Chinese)以渊博的学识考察了整个 20世纪语言的变化，对当代大陆和台湾尤为关注；埃里?哈吉纳（Elly Hagenaar）的《意识流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间接引语》(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发现，中国作家，如张洁、王蒙等，运用了这种技巧，但是一般不涉及潜意识；刘易斯?S.鲁宾逊（Lewis Stewart Robinson）的专著《双刃剑：基督教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 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论述了五四基督教主题和台湾文学；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的《当代中国散文研究》(Inside a Service Trad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深入研究了刘宾雁接受的苏联作家的影响，其中还有对王蒙、高晓声、蒋子龙的作品相当不客气的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文学形式的政策建议书。最近还有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对"旧体"通俗小说的研究。这是另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传奇和武侠故事将19世纪末与20世纪末联系起来。
东亚研究不仅在大学里遭到边缘化，而且遭到了美国学术界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方面攻击。东亚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出现普遍的衰微，但由于明显是跨学科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北美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盛行，而部分减缓了衰微的趋势。中国研究，也像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偶尔遇到的挑战，就是需要借取理论本身的思想能量--这种能量主要在哲学领域--将之运用于文学而又不使其变成衍生物或业余爱好，或者以修辞掩盖实质内容。上文提到的王德威、张英进、赵毅衡、张诵圣、吕彤邻、王斑、陈小媚以及其他人的专著--其中一些人认为他们深受批评家李陀富有创见的观点的影响--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好几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工作亦是如此。刘康和唐小兵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正如李欧梵在结语中所巧妙暗示的，"自我神化"其项目，认为是率先将高深理论运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由温迪?拉森（Wendy Larson）和安?韦德尔-韦德尔斯伯格（Anne Wedell-Wedellsborg）编辑的中国流亡学者和欧洲汉学家论文集《里里外外》(Inside Out)，也强调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地位问题。
张旭东渊博而不乏晦涩的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将先锋文学作品、电影以及中国自己的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作为研究的对象。王晶的《高雅文化热》(High Culture Fever)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考察了1980年代的中国整个思想风貌，包括文学流派。她的著作是对林培瑞、夏竹丽、梁恒、萧凤霞等人在80年代初的同类研究的杰出突破。王晶和作家兼电影制作人查建英（在她的《中国流行音乐》（China Pop）中）也讲述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商业化现象。这类小说有几种出了英译本。除了王朔的小说，还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Beijinger in New York)--是中国式的西方主义（按上文提到的第二种含义理解）奠基作之一，讲述的是一对纯朴的中国夫妇移民到纽约后所经历的美国梦，揭示了美国梦的全部资本主义罪恶。
女性主义批评又怎样呢？中国女作家的重要性应该比以上更明显。一些人认为，台湾的女作家比男作家重要。翻译家没有忽视女作家，这本身就是对女性主义经典目标的一种修正。除了以上已经提及的翻译文集外，还有《半边天》(Half of the Sky)，《玫瑰色的晚餐》(The Rose-Colored Dinner)，陈若曦的《老人》(The Old Man)（这部短篇小说集讲述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回忆在毛主义时代的中国和美国的个人经历），朱虹选编的大陆作家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熊猫丛书出版的《当代中国女作家》第二、三卷，徐凌志韫（Vivian Hsu）编的《本是同根生》(Born of the Same Roots)（这部小说集中有关于女人的故事，都写得不错，但并不全是女作家所写的）。尽管它的主要题材是关于战前时代，但收入了陈若曦和於梨华的短篇小说。
显然，由于编辑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这个计划构想于多年前，因此，这部文集中所收入的作品（虽然朱虹翻译得非常好）好像是用老套的感伤模式来赞美中年女作家对当代女性思潮的抵抗--尽管其中宗濮的一篇描写女人软弱无助的小说很有锋芒。其中还有陆星儿的两篇小说，描写堕胎以及女人按个人需要建立社会关系的困难。陆星儿作品也出版有一本熊猫版英译本《呵，青鸟》(Oh, Blue Bird)。熊猫版的多位作家合集虽让人感到好奇，但内容平淡。《半边天》、《玫瑰色的晚餐》、《雨后春笋》以及孔慧怡编的多种文集，是上乘的文学选本，很有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米?多琳（Amy Dooling）和克丽斯蒂娜?托格逊（Kristina Torgeson）编文集《现代中国的女性书写》(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这是本非常好的文集，继承了夏志清的使命，填补了中国文学因过去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造成的空白。这本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女性主义宣言。它的范围只到30年代为止，其续编将重点放在40年代，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范围能一直延伸到现在。实际上，似乎现在对90年代的作家译介得不够，马汉茂提醒我们，方方、池莉、张欣、陈染、林白在中国大陆依然是重要作家。
大陆作品的文集确实强调了妇女的广泛社会问题，但能打动美国读者的，可能是关于中国及其旧家庭体系的独特作品。尽管由离婚、寡居体现出来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妇女的健康问题总是备受关注，但职业妇女在工作和浪漫的世界里重新界定自我的"现代"问题，以及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则并不总是为人关注。另一方面，出版了英译小说集《蛇枕头花及江南故事》（Snake's Pillow and Other Stories），这本小说集深刻而细微地描写了乡村妇女的屈辱。作者是与王安忆同辈的著名作家竹林，她因创作了第一部描写知识青年农村生活（其中也包含宗教主题）的悲剧小说而成名。理查德?金的译文很好地再现了竹林对小说艺术持之以恒的追求。
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已超出了狭隘的社会学范畴。吊诡的是，杜迈克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当代女作家批评论集》（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中，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写的，尽管所有的文章都"倾向妇女"并且完全有能力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写。这首先就为周蕾公开宣称的女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留下了探讨的空间。塔尼?巴罗（Tani Barlow）编辑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展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广泛研究范围，并从五四运动角度指出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品中的妇女问题。吕彤邻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对艾蓓、王安忆、蒋子丹、残雪以及男性作家刘恒、莫言的作品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上文提到的她的专著《厌恶妇女症、文化虚无主义与对抗的政治：中国当代试验小说》主要是对男性作家的深刻解读（但也有一章对残雪作了有力论述）。她对80年代后期大陆作家的男性化和男性中心化倾向的揭示（正如雷金庆以及其他学者指出的），是否意味着新潮一代作家确实有厌恶妇女的倾向--以此表达对毛泽东时代取消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仍有争议。
李陀和李欧梵征引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85年后出现的新语言，将此看成是大陆文学创作的主要革新之处。耿德华的《改写中文》、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在这方面的研究最富有成果（刘禾探讨的范围是20世纪初），但是对新近的大陆小说--以及台湾小说（方言方面）--语言的文本研究，则寥寥无几。
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潮流的影响下，英语界和汉语界的批评语言在过去的20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刘禾所探讨的语词复杂的跨语言往返旅程，已经发展到往返－再返回的阶段。用中文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里面有很多明显是从西方借用来的新词汇，这些新词汇本身也是从西方其他语言中借用来的。这些术语，因在中国附加了独特含义而强化，而中国作家写英语批评时，实际上从中文里生造了英文新词汇，因此，这些术语获得了新的生命。人们期待中文对现代批评语言有所贡献已经很久了，但问题是，生造出的无法认识的虚假同源词导致了意义的"滑动"。
比如说"subjectivity" (主体性)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的英语词汇，其意思与目前批评界使用的含义没有太大的差异--实际上，就此意义来说，这个词，除了哲学家，人们几乎已废弃不用了。然而，后现代批评家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那里借用并发挥了"主体位置"的概念。但是，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文化批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中国学者所写）中的"subjectivity"这个词，可能很好地反映了刘再复、李泽厚以及他们背后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刘、李读过他们的著作--的用法。"subjectivity"这个英文单词就其通常含义而言，可能与中文中的"主观"相吻合。于是乎，有位学者在其英文著作中解释说：周作人1918年就已经写出了"（我所指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是一个以主体为中心的人的哲学（a subject-centered human philosophy）。"
"Sublime"(崇高)是很多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著作中常用的一个词，它似乎既不是通常的英文词汇，也不是康德或蔡元培的用法。受李泽厚和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崇高"成了新近大陆中文中的一个新词。另外两个例子是"truth-value"（真理价值）和"meaning-system"（意义系统）。正如刘禾及其他学者所注意到的，"现代"包含了跨语际实践的整个时空。最近的一些关于中国知识界提倡的"现代主义"的研究，很明显是指他们对"现代"的渴望，在英语里对应的意思是"the modern"或"modernity"。在中国，"现代主义"（modernism）与"现代性"（modernity）经常通用，但是在英文中运用时应该是有分别的。那么，在一个中文文本中，"后现代"(postmodern)可能是什么意思？或者，阿都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与中文将其理解为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引用"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个概念（据推断，这个概念来自布迪厄的著作）是否负载了某种特殊的情感成分？在台湾，这些词的含义更接近标准英语中的含义。在这个身份政治的年代，所有这些，都因政治、种族、族裔冲突和竞争的潜在意蕴而变得复杂起来。
所有这些将使中国文学带向何方？还很不确定。对大陆1996－97年的大量印象来自王朔、王蒙、莫言和其他作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同胞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局促不安。他们大惑不解：在海外，还没有一部像张艺谋电影那样有名的中国小说抗鼎之作，也没有像张洁《沉重的翅膀》的德译本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销售了5万本，而没有一本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可以获得哪怕比这个数字小的销售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其中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担心：翻译质量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声誉以及中文写作的特质。这之后，人们对国外是否认同特别关注，并且越来越看重。《分崩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外》一书也强调了类似的问题。
在西方，中国文学能卖得动的，不是诗歌，而是民国时期具有中国"地方色彩"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这可能不会实际影响中文的小说创作，但肯定会影响翻译选择及出版。另外，西方读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期待，受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很多畅销回忆录及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的影响。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从一开始就提高了暴力的赌注。自从她的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前右派人士，就请人将他们家族的悲剧翻译成英文，寻找出版商，有时候英译本比中文原著出版得还要早。同时流行的，还有谭恩美（Amy Tan）和包柏漪（Bette Bao Lord）式的以革命动乱为背景的家世小说。其中，张戎的《野天鹅》(Wild Swans)是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这些都先于最近美国人喜爱的以弗兰克?麦克库特(Frank McCourt)的《安吉拉的骨灰》（Angela's Ashes）为代表的忏悔式回忆录。与此同时，理论家如弗兰克?伦特理夏(Frank Lentricchia)等也迅速地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自传。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欧?肯扎布洛（Oe Kenzaburo）将马波、郑义标举为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因为他们创作了回忆录式的作品《血色黄昏》（Blood Red Sunset）(一部真正令人感动的回忆录)和《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一部讲述文革期间自相残杀的报告文学式作品)。
无论中国文学强调元历史模式或伪历史模式，还是仅仅只让我们留下混乱模糊的印象，很清楚，历史本身依然在中国文化世界中保持着竞争。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前面，按王德威的话说，是一种世纪末颓废与华丽的过渡性文学，它受制于文化政治、自由和身份政治。无论它会是怎样，已有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可供英语读者鉴赏了，而更多的译作则即将面世。
本文译自齐邦媛、王德威编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 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的附录"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1999"。译文有删节。
原文为"new literature", 意为"新文学"，实际上指的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为了避免与20世纪上半期的新文学概念相混淆，这里还是译为"新时期文学"。
指齐邦媛、王德威编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 --译者注，下同。
即自由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社会改革获得与男性的平等。
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的迈来进行大屠杀。所有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少，全被美军杀害，整个村子被杀光、烧光。
霍拉休·艾尔格是一个实现了"美国梦"，也鼓吹"美国梦"的作家。
指反思文学。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