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随着当年的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龙旗下的臣民》即是从库藏旧版中译出的一本。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带偏见的甚至是错误的记录、议论和预言。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踞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而书中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的警醒价值。本文选自该书下篇《近代中国社会》。

 

    要了解当代的中国,亲自或者目睹别人遭遇一些非常令人不快的经历,是绝对必要的。

    在广州,这个巨大的人类蚁丘,街道有十几英尺宽,两边的房屋则有二十多英尺高,好似迷宫一般。从早到晚,街上都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几乎与在一具腐尸和一个蚁丘之间往来不停的蚁群一模一样。在广州,偶尔可见几个岗哨,在这些岗哨外面悬挂着一堆武器和刑具,可以想见,广州的犯罪十分猖獗,但广州的合法酷刑也是层出不穷。

    地方官高坐在他的衙门里面审案。他看起来大约有40岁,慈眉善目,前额宽厚,戴着一副普通的大眼镜。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很明显,他因为受到打扰而有些厌烦,甚至对我们热情的问候,他也只是勉强应付了事。由于是借一位领事的威风而来,我们也就如同在家里一样,毫不拘谨,因为中国的官员在这位领事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威风可言,广州当局对此已经领教过好多回了。在衙门里,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西方法庭上的虚饰浮华。这位地方官的桌案上,盖着一块写有很大的中国字的红布,可以算得上这个衙门里惟一的设施了。在桌案后面,有中国官员引以自豪的巨大的华丽伞盖。在他的前面,有一片空地,两边站立着衣色混杂的人群,其间最惹眼的就是那些戴着红帽的脏兮兮的粗壮士兵,他们就是“衙役”。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官老爷在大街上开路,做官老爷吩咐的各种事情,最后他们还要对犯人严刑拷打。这位地方官本人则几乎是一声不吭地坐着,忙碌地作着记录,在他身前的几个人则对他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这些人恐怕就是原告、被告与捕快吧。过了一会儿,这位地方官向这群人中的某一位嘟囔了一下。尽管他连头都没有抬,但那声嘟囔的效果很大,这群人马上都往后退了。在桌案前的一个人紧张地搓着双手,发出一声清晰的叹息声。不等我们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已经有几个人上前褪了他的裤子。然后他就俯卧在地上了。这时,一位衙役走上来,手中持着一根三英尺长、两英寸宽、半英寸厚的竹棍。只见他蹲在这位仁兄的身旁,持好了那根竹棍,就开始朝着这个人的屁股打起来。开初显得非常滑稽,这位衙役打得非常轻,俯卧在地上的那位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这位衙役不停地轻打,使我想起了这样的一种古老的刑罚,每分钟都让一滴水落到一个人剃得精光的头上,最终把他折磨致疯。几分钟噼里啪啦的轻打之后,我听到了痛苦的呻吟。我走上前去看了看,发现那人身上已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渐渐红肿起来。开初是他自愿躺下的,现在则有几个人死死将他摁住。周围的衙役都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受折磨,他不时发出“哎呀”的叫唤,痛苦地扭动着。棍棒不断地落在他身上,那位持棒人力度把握得非常好,与他最初下棍的力度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在很长时间过后,这位地方官终于又嘟囔了一声。如同最初突然开始一样,拷打突然停了。罪犯被提了起来,拖到一边让他靠着墙。理由很明显,他不能有椅子坐。

    当我们全神贯注地观察“吃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在衙门的另一处进行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刑罚。如果说竹棍还算得上比较文明的威慑方式的话,那么,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则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时代。在衙门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人的手脚被捆在一个与他的背部差不多长的板凳上。只见他的背极度往后弯曲,弯曲程度几乎与圆周的弧度相吻合。他的背靠在这条板凳的凳面上,双臂与双腿则被捆在凳子的四条腿上。然后,这个人与凳子一起被斜着竖起来。整个重量都压在了这个人的双脚与双膝上。看着似乎要摔倒,但没有。这种刑罚,还有打板子和其他酷刑,你可以从收录在这里的中国人绘制的插图里看到。这种刑罚看起来非常怪诞,也应当是非常痛苦的。他的双手与双脚都已经青了,眼睛已经开始往外凸,嘴巴则如一条行将毙命的鱼一样一翕一张。看得出来,他已经被这样折磨了很长时间了,几乎就要昏死过去。很明显,他完全被衙门忘在一边了。有几个男孩站在他跟前,惊得合不上嘴,但其他人似乎把他当作一件家具,根本没有任何关切的表示。

    在衙门的另一角,另外一个不幸之极的家伙正遭受着另一种被称作“跪铁链”的刑罚。一条细绳索绑住了他的拇指与大脚趾,这条绳索穿在一个竖立的木桩上的钩子上。使劲拉动绳索,他就被拉得离开地面。而他的膝盖则成了他的身体的最低点。然后在他的膝盖下放上一条小铁链,铁链上的链环都比较的锋利。这条铁链被盘起来,就好像一个爱整洁的水手将缆绳盘在甲板上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放松那条绳索,直至这个人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膝盖上,而他的膝盖则完全压在这条铁链上。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结果却非常可怕。这个人已经受了很长时间的折磨。除了受到其他非人折磨外,他的踝关节还遭受了一块类似板球拍的一块木板的重击。当我们看着他的时候,他所遭受的严刑拷打终于停止了。两个衙役放开了那条绳索,他当即瘫倒在地。衙役把那条铁链从他的膝盖上拿下来,扶着他站立起来。衙役一松手,他就像一条装满的沙袋,委顿在地。因此,这两个衙役就把他平放在地上揉他的膝盖,这样大约有好几分钟。但没什么作用,他根本不能站起来。衙役只好把他拖走。当我们离开衙门的时候,一个妇女正在地方官面前作证。在这位官员看来,她的证言不真实,作证时还吞吞吐吐,因此他不得不诉诸于刑讯逼供了。只见衙役拿出一件物事,这件物事是专门为妇女准备的。它形似一只拖鞋的厚鞋掌,前面开叉,后半部则是连在一起的。衙役用这个东西打了证人一个嘴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声枪响。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人有一套刑讯逼供的理论依据,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远未遵守。根据中国的法律,任何犯人都不受刑讯逼供,除非他承认自己有罪。因此,必须首先证明犯人是有罪的,然后才能刑讯逼供,直至犯人对衙门给他们定的罪供认不讳为止。你越是对这种逻辑进行思考,你就越觉得这种逻辑非常奇怪。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所介绍的情况,在这位领事与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我有幸见到了刑讯逼供用的一整套刑具:轻板、重板、夹棍、掌嘴,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刑具。“中国人,”道格拉斯教授说,“他们的心灵对他们的同类所受的严刑峻罚已经麻木不仁了,他们很愿意相信,他们手头的刑具还不足以达到目的。而不幸的是,这些刑具太容易造成伤残了。在整个帝国的所有衙门中,无数刑具在不断地被使用着。”

    然而,中国司法制度的最后一幕是最能让人明白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认为,没有人能够说他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足够而精确的了解,如果他没有看过在中国是如何行刑的话。要看到行刑的场面,在广州很容易,甚至在九龙,香港港口的另一侧也可以看到。因为在珠江上,海盗出没频繁。当这些黑帮分子被抓获,他们的临终忏悔就指日可待了。首先当然是被打上几十大板,然后被送往监狱关上几个月(监狱的情况可想而知,犯人几乎都饥肠辘辘,还要经受一番严刑拷打),最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在刑场上人头落地,草草了结了生命。如果读者诸君愿意与我同行,我愿意努力将这样的场景再现在你们的眼前。

    行刑是定在下午四点半,因此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向导就来到了广州的租界区沙面。随后我们坐上轿子,在广州中国城那喧闹的街巷中穿梭。当我们到达刑场附近的时候,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标志。突然,在一条特别狭长的街道尽头,我们撞见了一大群人。轿夫连头都不抬,径直往里走,人群则让开了一条通道。最后我们来到一对巨大的木门前,门口有一些士兵把守。如果你相信这些士兵口头上说的,你会认为他们宁死也不会让你进去。但只要亮出几个硬币,奇迹就发生了,他们为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进去时,后面的人群都涌了进来,我们被他们推着身不由己地前行,直至来到一大片空地的中央。把守大门的士兵曾试图阻止这些人冲进来,但徒劳无功。这块地方空空荡荡的,大约50码长,十几码宽。它处在两幢房子中央,这两幢房子的墙壁从三面把它围住。昨天它还是一位住在这里的制陶手艺人晾晒陶器的地方,今天它却是刑场。行刑过后的明天,它还会恢复原来的用途。这里没有什么平台,也没有用绳索圈起来,肮脏的空地上面挤满了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把我们挤到了中央,离行刑的地点还不到四英尺。要离它更远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

    突然,大门又被打开了。人群中发出欢呼之声,紧接着一个奇怪而可怕的队伍冲了进来,一队衣衫褴褛的士兵在前面开路,之后是一队苦力用竹扁担将装在狭小的竹篮中的罪犯抬了进来。他们一到刑场中央,就立即弯腰把担子放在地上,把篮子中的罪犯拖出来,然后就飞也似地跑得没了踪影。这些罪犯上了手镣与脚镣,根本不能动弹。刽子手站在旁边,指挥众人把这些罪犯放在不同的地点。他的穿着与现场的苦力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佩带任何标志。这些被判有罪的人,每个人的辫子上都插了一根开叉的竹片,竹片上夹着一张很长的折叠起来的纸板,上面写着这些犯人的罪行与行刑许可。这些罪犯一个接一个地被抬进来,被拖出篮子,抛在刑场上。难道要被正法的罪犯会没完没了吗?到底有多少要被处决的罪犯?这是我们无力关心的问题。最后,越过攒动的人群,我们看见了两个矮小的中国人戴着帽子进来了,后面的门紧接着被关上。这些罪犯总共有15个,刽子手将他们分成两排,中间相踞大约两码,面朝同一方向。所有的罪犯看起来都有点无动于衷,只有一个人除外。他或许已经被鸦片麻醉了。这是罪犯的朋友通过贿赂可以为他办的最后一件事。他们在与围观的群众交谈,甚至有些罪犯还与他们开玩笑。其中有一个犯人,抬进来的时候,还在引吭高歌,直至人头落地的那一刹那为止。刽子手们(现在是两个)走上前来。年轻一点的卷起他的衣袖与裤腿,很认真地从放在旁边的几把刀中选了一把。而另外一个,年长一些,将这些人头上的纸板拿下来捆在一起,放在一边。然后他站在离他最近的第一个罪犯的身后,抓住他的肩膀。年轻的刽子手走到这个跪着的罪犯左边。死神降临的时刻到了。当时全场突然间死一般寂静。其他的罪犯都抬起头,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不想描述此时此刻的情感:可怖,强烈的厌恶感。希望你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想到你将被溅得满身是血而浑身战栗,而同时你又是如此地着迷,以致你努力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了任何细节。刀已经举起来了。这是一把需用双手握住的大刀,刀身很宽。刀背极厚重,刀刃犹如剃须刀片一样,十分锋利。

    它在空中停留了有一秒钟,此时刽子手已经看准了准备下手。随后它就落了下来。根本就没有特别用力,只是让它自然地落下,并且落得很慢。当它到达这个罪犯的脖子上时,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下落。它可怕地缓慢地砍开犯人的脖子,而你只能从瞬间的恍惚中,依稀记起人头突然落地,之后轱辘辘地往前滚。霎时间只见令人眩目的两注猩红的鲜血喷射了出来,划了个优美的弧线,溅落在地。然后血流如注,蔓延在罪犯身边的土地上。屠刀刚刚落下,另一个刽子手就“嗬”的一声把罪犯的尸体往前一推,尸体立即瘫倒在地。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出一声“哦”的欢呼,以表达他们有幸见到这完美一刀的喜悦心情。

    但中间根本没有什么间歇。刽子手跨过尸体,走向第二排的第一个人。明晃晃的屠刀又举起来了,然后又落下,另外一个人头顿时也落了地,另外几注鲜血又喷射出来,无头尸体又被往前一推,那个刽子手又“嗬”的一声,人群中又发出一阵欢呼声。两个人已经命归黄泉了。这时,刽子手走向了第一排的第二个罪犯,同样的过程又开始了。有两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一是整个过程是如此残酷的真实;二是一个人的头竟能如此轻易地被砍下来。从总体上看,整个过程就像一大群猪被赶进屠宰场,然后被杀死。从细部来说,就像用锄头挖萝卜或用木棒打断大鳍蓟,只需轻松一抬手就行了。砍、砍、接着砍,人头一个接一个地滚落在地。当砍到第七个人的时候,要么是因为刀已经钝了,要么是因为刽子手没有看准,只把罪犯的脖子砍了个半开。但他没停下,只是迅速地换了一把刀,走向另一个罪犯。最后,当所有的人头都掉在了刚刚还顶着它们到处晃悠的身体前的血泊中时,他才回来把第七个罪犯的头砍了下来。每个罪犯都带着可怕的动物般的好奇,看着在他前面的人被砍掉头颅,然后自己再把头伸到屠刀之下。刑场的血已经有脚踝深了,围观的人群在欢乐而疯狂地叫喊。这些砍下来的人头就像绿色草坪上的橄榄球,而那些可怕的无头尸体,则横七竖八地躺在刑场上,奇特而又可怕。刽子手膝盖以下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手上正滴着罪犯们的鲜血。在这个时候,你感觉恶心之极。

    幸运的是,你不需在这里呆上太长的时间。在最后一颗人头落地的时候,人群迅速散去,只有几个顽皮的孩童,围着这些尸体玩耍,相互把对方推到血泊里去。这些尸体被扔到一个池塘里,而这些人头,则装在很大的陶罐中,挂在周围的墙上,上面已经挂了不少人头了。后来我与刽子手简短地交谈了几分钟。他告诉我,当刽子手并不是他的职业,这只是一份临时工作,换点外快花花而已。但现在这个工作已大不如前了。先前他每砍一个人头,就可以获得两元钱,现在却只能得到半元钱。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下,当刽子手是很不划算的。但是这项临时工作花不了多长的时间。“我可以买这把刀吗?”“当然可以,九元。”今天这把刀还挂在我的墙上,它时时提醒我,不要轻信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文明已经进步的文字。

    (摘自《龙旗下的臣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版,定价:22·00元。北京永安路106号,100005)刘一君  邓海平译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