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外国作家中，与中国有缘的莫过于美国的赛珍珠和英国的燕卜荪了。前者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还因创作了中国题材的作品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在该奖项的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而作为英国现代文坛杰出诗人兼批评家的后者，曾两度在中国居留任教，教授英国文学，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研究者和许多诗人”。（王佐良语）作为一名来华执教的外籍人士，近七十年来不断为其中国学生和同事所记起或怀念，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神秘的东方国度对燕卜荪极具吸引力，他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亚洲。他曾于1931至193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际，燕卜荪毅然受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他临危不惧，于同年乘坐日本人的军火列车来到战火中的中国。当时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不中断人才的培养，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内地，在极度困境中继续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这位风华正茂的异国青年，随着上述三所大学的学生，冒着日军的炮火一路南下，经湖南来到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南迁的路上，燕卜荪不畏艰苦，和中国师生一样风餐露宿，同甘苦共命运。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诸多暴行，学生无辜地失去生命。在途中，有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抹去的印象：在湖南期间，一个千余名师生就餐的地方被日军的炮火炸得粉碎。在忍饥挨饿之中，他依然用那出众的诗歌才华进行着思考，写下了长诗“南岳之秋”，非常具体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所处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师生们的乐观向上的思想态度，以及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所作的思考和坚强的信念。在西南联大，这所中国现代历史上独特的流亡大学，燕卜荪同沦陷的中国同生死共患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和联大的师生结下深情厚谊。

    燕卜荪1940年返英，但他与中国的缘分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了。1941至1945年间，燕卜荪曾任BBC电台汉语部编辑。1947年，他再次告别祖国，来到早已迁回的北京大学任教。他不仅为园林般美丽的北大所深深吸引，而且也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欣喜。据北外已故名教授王佐良回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庆祝我国国庆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里就有着他们夫妇。”一位研究燕卜荪的中国学者说得更加具体，“在开国大典时，他和他的妻子海托走在欢乐的游行人群中。”1952年他离开了深爱着的中国返英，后在谢菲尔德大学任教，讲授文学。1974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所曾因在他宿舍发现避孕套而将其除名的母校，终于张开怀抱迎接曾经“犯错”的学子回来。1978年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头衔。

    追根究源，燕卜荪的中国情结极有可能和他的导师瑞恰慈有关。燕卜荪天分和才情极高，1930年就发表了文艺理论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他在剑桥曾拿下数学和英文两个第一，他是从数学后转到文学上来的，是剑桥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高足。据李赋宁回忆，瑞恰慈曾在清华任教一年，后又几次来清华、北大讲学。燕卜荪恐怕很难不受他的影响。吴宓在日记中曾记载，在他访英期间燕卜荪曾去牛津看望过他，并表达了想去中国大学教书的意愿。在南岳期间，燕卜荪曾和当时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同住一寝室。王佐良这样深情地回忆在南岳衡山第一次聆听恩师的课的，“那时侯，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的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著作等身的王佐良还谈及燕卜荪对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已故著名学者杨周翰教授在谈及自己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时，他充满感激之情地说道，“从1938到1939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一年对我收获最大、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的现代英诗。他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叶慈、艾略特一直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他自己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但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在南岳期间，他和联大的很多文学青年苦中有乐，他们有时彻夜长谈，喝浓茶，偶尔也喝点酒。他们极其认真地、几乎有些放肆地评论着作家作品。他们读诗、背诗、写诗；而燕卜荪几乎参加了这一切活动。也“只有在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几杯酒下肚的时候，这位平素沉默的英国青年诗人才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王佐良语）联大时期燕卜荪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新诗创作方面的栋梁之材，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赋宁、许渊冲及杨周翰等都曾执掌着中国外语教学或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牛耳；而穆旦、杜运燮、郑敏、赵瑞蕻、杨苡及袁可嘉等在新诗创作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特殊时期的产物，而作为外教的燕卜荪在中国危难之时，不畏艰苦，来华执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这已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段佳话，极为人们称道。燕卜荪在1984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时至今日，他的学生大多也已作古或已是耄耋之人，但他乐于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这位国际友人的研究似乎还不够，除了《朦胧的七种类型》及他的几首诗有中译外，《牧歌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密尔顿的上帝》及《运用传记》等似乎还未见有中译本面世。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有学者写出了研究燕卜荪的博士论文。“燕师”在中国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发芽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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