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西平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翻译与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为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构成当代中国学术史最为重要的一个篇章。
一、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1977年是当代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元年，这一年中国学术界第一个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机构正式诞生，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在孙越生先生的领导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国外中国研究》第一、二集当年出版，其后孙越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欧洲中国学手册》成为青年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并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奠基性的成果”。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所，严绍璗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开设日本中国学课程，从1985年到2015年的30年间，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培养了124名硕士和84名博士，严先生成为我国首位在高校开设海外汉学课程并培养博士的教授，对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92年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高瞻远瞩，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出版了《国际汉学名著提要》、《国际汉学漫步》、《清华汉学研究》，他首次从学科的角度提出：“国际汉学的研究，或者说是汉学史，应当被作为一个学科来开拓。发展这个学科的时机，当前已经成熟了”。李学勤先生从中国历史研究切入国际汉学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关于国际汉学研究的方法与原则仍为今天的研究所遵循。
199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建校65周年大会上郝平校长明确提出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的使命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很快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脱虚变实，成为全国高校中至今仍是唯一的以研究海外汉学为宗旨、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中国文化研究为目标的实体研究所。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立足国际汉学史的长远发展，在西方早期汉学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翻译上为整个海外汉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2009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筹建成立了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这个基地的特色在于：发挥北大在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上的整体优势，吸引国外和港澳台成就卓著的汉学家前来进行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所以，这个基地重点并不研究各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而是推动中国古代典籍和当代研究著作对外传播，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2014年召开的“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推动了《中华文明史》《五经》等翻译项目的展开。目前北大的基地已经吸引了近百名著名汉学家来访，基地的汉学图书馆具有鲜明特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它是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建立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从200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论坛最初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自2010年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升格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这个论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规格高，它是中国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高学术论坛，自2010年起每次论坛都授予各国著名汉学家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该奖项至今已经先后授予了齐赫文斯基、傅高义等19位汉学家。二是这个论坛虽然重点在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即中国学是重点，但每次也兼顾海外传统汉学的研究，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每次都有专场讨论，从而使论坛始终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立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从2015年起每年在海外举办一次洲别的分论坛，先后在美国、韩国、德国、阿根廷举办。这个论坛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对外学术平台，把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因而，这个论坛不仅仅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政商两界，反映了国家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重视。从稳定性、规模和影响力来说，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成为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国际会议。
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被誉为一个高水平、高规格的世界性汉学大会。2007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会议的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迄今为止“世界汉学大会”已经召开了7次。这个会议是直接和国家汉办的全球孔子学院建设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学术研究促进孔子学院的建设。不过，缺乏人大校内汉学研究队伍的支持是“世界汉学大会”所面临的问题。
近40年来全国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机构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初步统计，以海外汉学、国际汉学、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等为其冠名的学术机构多达30余家。学术机构的建立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海外汉学（中国学）学术刊物的发展
任何学术的发展都需要有学术平台和学术阵地，仅仅靠会议的隆重是无法持久推进学术发展的。学术刊物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学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
1991年由四川外语学院张良春教授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集刊，季羡林先生为这份集刊写了前言，在前言中季老说：“我们对外国中国学的工作太不注意，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学，有一些学者也漠然处之。这既不利于增进中外人民友谊，也不利于加强中国人民对外国的了解。这种情况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这份集刊的栏目设计和第一期发表的论文还是可圈可点的，很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出版第二期。
1995年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先生在开卷语中清晰地表达了《国际汉学》的主旨：“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世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东学西传已有长达上千年的历史。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国际汉学》正是为推动这项宏大的事业而诞生的。它以中国文化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沟通海外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展示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报道世界各地汉学研究进展的信息，介绍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海内外著名学者。”后因张西平的工作调动，此学术刊物从国家图书馆转移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任继愈先生的指导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支持下，在北外和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刊物得到稳定出版。2015年《国际汉学》正式申请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刊号，2017年《国际汉学》进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至今已经出版39期，成为国内学术界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国内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唯一一份CSSCI期刊。
1996年由阎纯德先生主编的《汉学研究》出版，至今该刊已经连续出版29期，并于2014年进入CSSCI来源期刊目录，尽管这是一份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但它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海外汉学研究重要的、有影响的学术阵地之一，对推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由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世界汉学》创刊，该刊从1998年到2006年作为正式刊物连续出版4期，是当时国内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份国家正式期刊。它以精美的装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任大援教授作为副主编为这份期刊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该刊物从2009年起不再作为国家正式期刊，而改为由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学术集刊，先后由杨煦生、孙郁、耿幼壮担任主编。目前该刊出版到第15期，成为每两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大会学术成果的展示窗口。由于人大校内尚无一支较强的海外汉学研究队伍支撑，该刊的学术影响力不大，能否继续出版仍有待观察。
1996年由法国汉学家龙巴尔和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法国汉学》创刊，这是由法国远东学院支持的学术集刊，该刊保持着法国汉学的传统，以历史、语言、考古为其主要内容，出版一系列很好的专刊，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至今已经先后出版18期。
2010年由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编辑委员会主任由荣新江教授担任，主编由刘玉才担任。该刊是国家汉办所支持的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机关刊物，它充分体现了北大汉学研究的特色，在编辑内容上注重文献，在研究内容上注重文史。这份刊物至今已经出版了17期。该刊物依托北大雄厚的学术实力，越办越好。
2006年由已故著名学者朱政惠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创刊的栏目来看，基本包含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国别汉学史研究到学科汉学发展史研究，很遗憾朱政惠先生去世后，该刊长期停顿下来。2019年开始出版第六辑，由刘昶和王燕主编。希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能把朱政惠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继承下去。
2011年由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创刊，该刊旨在推进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之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设有国外中国文学文献研究、对外传播研究、对外翻译研究、学术交流史研究、国外研究评论、世界汉学家研究、亚洲汉文学研究等栏目，目前已经出版3期，并进入南京大学CSSCI的集刊来源刊目录。
2012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学》第一辑出版，它以“世界中国学论坛”为平台，收录海内外研究当代中国为主的学术论文，学术特色鲜明，是目前各类学术集刊中唯一聚焦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反响较好。黄仁伟、周武先后担任主编，至今已经出版了7期。
另外有两份学术期刊值得一提，一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它是国内正式学术刊物中唯一开设“海外中国学”栏目的刊物，对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份是北京行政学院主办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其开设的“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栏目，为推动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从40年的海外汉学（中国学）学术研究杂志的发展来看，现在本领域已经有稳定的学术杂志6份，其中《国际汉学》成为国家正式期刊，并进入CSSCI；进入集刊来源刊2种，分别是《汉学研究》和《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另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法国汉学》和《中国学》这3份虽然没有进入CSSCI，但可以稳定出版，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有了稳定的学术阵地，学术方可稳定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汉学研究杂志起起伏伏，不很稳定，例如1999年由吴兆路等主编的《中国学研究》，2004年由陈学超主编的《国际汉学集刊》，2010年由程洪、马小鹤主编的《当代海外中国研究》都是仅出一期后便从学者眼中消失了。另一方面，新的尝试也在开始，2015年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先生主编，张西平、任大援、田辰山副主编的《国际儒学研究通讯》在三联书店出版，该刊聚焦儒学在海外的传播，特色鲜明，目前已经连续出版了4期；2017年由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先生主编的《汉风》在学界亮相，志向高远，是一份旨在对海外汉学展开整体研究的学术刊物，目前已经出版了3期。
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范围来看，新的学术集刊进入也同样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尤其是在相关专业领域建立学术阵地十分必要。我们希望已经稳定的6份学术期刊继续发挥其整合学术发展的功能，新创刊的学术刊物能继续保持学术活力，使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阵地得以巩固与发展。
三、 海外汉学（中国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翻译西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热潮，各类西学书开始大量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学分支的西方东方学一部分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开始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影响最大的当属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这套书于1988年创立，在编辑主旨上紧扣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从而使海外汉学研究直接介入到中国当代学术的重建之中。正如刘东所说：“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就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截至2018年10月，这套译丛已出版图书185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科技史等领域。就其出版的规模和在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其他各类海外汉学翻译丛书都无法和这套丛书的规模与影响相比。
中华书局无疑是海外汉学翻译出版的重镇，它有两套丛书可圈可点，第一套是谢方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名著译丛》，因为海外汉学诞生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自然产物，尤其西方早期汉学的发展。凡治海外汉学学问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其必修之课。谢方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为研究海外汉学历史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等都是所有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第二套是中华书局的海外汉学系列，其中《法国汉学》系列、《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柴剑虹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刘俊文主编）、2017年出版的《西人论中国书目（附索引）》（考狄编）都是难得的好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是两家出版海外汉学（中国学）的重要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起步早，所选书目均为海外汉学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对学界影响很大，还有《海外道教学译丛》选题专业，直接推动了海外道教研究。
大象出版社在海外汉学著作出版方面专注西方早期汉学名著的出版，所选译本均为西方早期汉学名著，例如《耶稣会中国书简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众多汉学出版中独具特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由郑培凯主编的《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这套书全部是民国期间翻译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包括日本汉学著作和欧美汉学著作，该丛书数量较大，为学术界提供了晚清至民国期间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翻译成果。
就个人的翻译与出版而言，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的耿昇先生。法国汉学的绝大多数中译本都是他以一人之力翻译的，耿昇先生翻译的法国汉学书籍数量之多、难度之大，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如谢方先生所说，耿昇“基本上把难啃的东西啃下来了，别人不敢译的东西译出来了”。他对法国敦煌学、藏学、西域史研究著作的翻译著作，对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藏学研究、西域史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外关系史学会开始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汉学研究之中。
回顾40年来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可以说成就巨大，但从世界汉学的角度来看，对英语世界的汉学著作翻译较多，其中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著作几乎可以做到当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第二年就在中国出版中译本，其出版速度之快令人感叹。但同时，对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汉学名著翻译仍然相对薄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汉学名著翻译较为全面，对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甚至包括汉学大国俄罗斯的汉学著作的翻译还远远跟不上学术发展之需要。当前对西方当代汉学名著的翻译较为重视，对西方汉学史上奠基性的汉学家的著作翻译还远不尽如人意。
汉学著作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作，希望熟悉各类语言的学者，能够沿着冯承钧先生、耿昇先生所开辟的汉学翻译之路，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四、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
由于海外汉学（中国学）是一个跨学科、跨语种、跨文化、跨国别的研究领域，至今中国学术界仍拿不出一部从整体上对全球的海外汉学做通史性研究的著作。时至今日，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和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仍是为数不多的汉学通史性著作，这说明，海外汉学研究虽然开展了40余年，但它仍是一个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期待着由中国学者所写的《世界汉学通史》早日出版。
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海外汉学的总体研究、传教士汉学史研究、国别汉学史研究和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这样四个方面。
对海外汉学的总体研究除了重新再版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以外，作为总论性的研究共有5本：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2002），何寅、许光华合著的《国外汉学史》（2002），何培忠主编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2006），王荣华、黄仁伟主编的《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2007），张西平的《西方汉学十六讲》（2011）。这5本著作对推动当代汉学研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外汉学史》、《西方汉学十六讲》和《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至今仍可以作为大学教材来阅读。严耕望先生在谈到写作历史的个案研究、断代史研究和通史研究时曾说过，年轻时主要做好个案研究，中年可以写断代史，老年后方可以写通史。这是对个人研究历史而言，对于整个海外汉学研究而言，我们仍处在青年向中年的过渡阶段，因为许多基本的汉学著作都没有译本，国别汉学史研究刚刚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写好通史性著作的。因此，以上5本关于海外汉学史的通史性著作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学术的发展中，又亟须此类著作对整体研究的指导和对年轻学者的培养，这些著作又是当下学术进展中较好的著作，作为过渡性的学术著作，它们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应该归入总体研究的部分来讨论，因为这类著作已经有杰出个案，开始对一个国家几百年的汉学史加以总结。
在国别中国学史研究中，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1996）是当代中国学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仇华飞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2011）、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2014）、熊文华的《美国汉学史》（上、下，2015）和张扬的《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都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仇华飞的研究更多从国际关系学科切入，有自己独特之视角。熊文华的研究在早期美国传教士汉学和在美的华裔汉学家研究部分有其特色。张扬的著作另辟蹊径，使人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有了另一个新的视角。朱政惠先生这本书应是遗著，作者生前已经完成，突然去世后，由他太太完成出版。朱政惠先生是治史学史出身，因此相比较而言，他的这本著作更为系统和完整，并给我们树立了按照中国的史学史传统研究国别汉学史的典范。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是奠基在他的长期研究之上的，如他主编的《海外中国学评论》、《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2008）等著作和论集。朱政惠先生的高足吴元原继承导师的史学史治学传统，先后出版了《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2008）、《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2016）、《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2018）。
日本汉学史研究的开创者是严绍璗先生，代表作有《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日本中国学史》（1991）、《日本汉籍善本书录》（3卷，2007），《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是他的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封笔之作。严先生是治中国文献学出身，后又从比较文学角度切入日本中国学研究，这成为他学问的两大特色，其一注重汉籍流播与日本中国学的关系，其二注重日本中国学的文化变异体研究。因而，他给学界树立了一个如何从比较文学角度展开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典范。
李庆的《日本汉学史》三卷本（2002）是目前为止最为浩繁的一部日本汉学史，此书有别于严绍璗先生有两点，其一是对整个日本中国研究的定位，严绍璗坚持用“中国学”，而李庆用“汉学”作为概括；其二，李庆书中没有比较文化这个视角，侧重学术史的梳理。严绍璗先生的弟子们就日本中国学家展开的个案研究，大大深入这一领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中，闫国栋的《俄罗斯汉学史》令人关注，而阎纯德先生主编的《列国汉学丛书》中也有不少好的作品，例如，已故耿昇先生的《法国汉学史》（上、下）、胡优静的《英国十九世纪汉学史研究》、汉学家高利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有些作品创意不多，但有开拓之功，如熊文华先生的《荷兰汉学史》《英国汉学史》，有些则勉强可读，学术质量一般，如《意大利汉学史》。国别汉学史的写作需要研究者长期积累，这种中观式的研究要比个案研究困难，研究者积累不够会闹出笑话，如1995年出版的《瑞典汉学史》。
平心而论，如果将一些国别史研究和专门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阅读，就会明显感到个案研究之深入、国别史研究之粗浅。例如，将施晔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和《荷兰汉学史》做一对比阅读，读者会感到一些国别汉学史研究著作，大都只能起到学术启蒙的作用。从学术发展的规律而言，任何通史、断代史、国别史都是建立在诸多个案研究基础上才能完成。当整个学术界的个案研究尚未展开之时，像国别汉学史这样的研究只会有开山之功，但很快会被个案研究所超越。
传教士汉学史研究是西方汉学史研究最为复杂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这些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生活，很多人长眠于中国。和那些根本没有来过中国、只是靠西方汉学的基础翻译文献展开研究的汉学家不同，他们直接用西方语言或中文写作，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版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和那些当代西方汉学家只是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而从不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变革的书斋式汉学家不同，他们直接参与到明清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开启的西学东渐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的著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是西方汉学历史的一部分，是今日西方专业汉学展开的基石；另一方面，他们的著作又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尤其属于中国基督宗教史的一部分，是解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钥匙。因而，传教士汉学在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个领域是最为典型的研究对象。
首先是对传教士汉学的中文著作收集和整理，如朱维铮先生的《利玛窦中文著作集》开启新时期传教士中文文献整理之先河，周岩的《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献新编》（上、中、下），黄兴涛、王国荣《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四卷本）、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2辑共14卷，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2辑共68册。叶农整理的《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开启了来华耶稣会士中外文合集整理之先河，这些传教士汉文著作的整理与出版将会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传教士西文汉学著作的翻译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由张西平主编的《国际汉学书系》则涵盖了来华耶稣会士的主要西文著作，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到莱布尼茨的《中国新史》，共有40余种。2020年将出版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哲学家孔子》（拉汉对照版）。另外，西方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所写的马若瑟研究、白晋研究、傅圣泽研究、张诚研究著作的翻译，都大大开拓了传教士汉学研究。
在传教士汉学研究方面，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儒学西传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交错的文化史：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西方汉学奠基人罗明坚研究》（香港）、梅谦立的《天主实义今注》《童幼教育今注》《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李奭学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首译之功：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明清西学六论》、罗莹的《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庸〉为中心》、王国强的《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陈开科的《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许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谭树林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吴义雄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苏精的《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都是值得细读的学术著作。
传教士汉学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全球化后中国与西方知识叙述和书写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传教士汉学著作，无论其中文著作还是外文著作的双边性质，将大大拓宽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国别文化史的研究。虽然，近40年来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真正从全球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
40年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还表现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专门学科的研究，这充分说明海外汉学（中国学）这门域外的中国知识和中国当代知识的进展和当代中国学术的变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传统是从清华国学院开始的，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陈来在解释吴宓这一思想时说：“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多种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汉学之国学或者与汉学互动中的国学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这样的传统在近40年的汉学研究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首先，语言学。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的《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出土文献的追踪和对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新文献的关注。邹芙都、樊森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则从更远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西方汉学利用甲骨文的发展所展开的研究与中国甲骨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国语言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佛教的传入对汉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样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语言的发展，从罗马拼音到汉语词汇的外来词，乃至语法的重新构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姚小平主编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张西平等主编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直接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展开。杨慧玲的《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董海樱的《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李真的《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刘亚辉的《马若瑟〈汉语札记〉与〈马氏文通〉文言虚字对比研究》大大推进了近代汉语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华裔汉学家是国外汉学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力量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很多都是这些客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的著作。客居加拿大的著名华裔汉学家何炳棣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的《萧公权卷》《洪业杨联陞卷》等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审视西方汉学影响的代表作是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尤其是李孝迁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深入地分析研究了海外汉学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影响。从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当属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全书将国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和海外汉学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中国史研究放在一个学术平台加以讨论。而站在中国学术立场上直接和域外汉学家展开较为激烈的学术讨论的当属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本书在日本和西方汉学界都有较大反响，它的出版表示中国当代史家对海外汉学家的崇拜期结束了，与海外汉学家的讨论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
再次，文学。对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最为繁荣的研究领域。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的《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是最早关注这一领域的书籍。已故的周发祥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领风气之先，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孙歌等的《国外中国古典戏剧研究》都受到好评，但丛书原计划的《国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国外古代散文研究》《国外古典诗歌研究》均未出版，而乐黛云先生所编选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韩国学者闵宽东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则弥补了周发祥先生之愿望。
21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徐志啸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黄鸣奋的《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曹广涛的《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江帆的《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邹颖的《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江岚的《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吴伏生的《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蒋向艳的《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徐宝峰的《北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汉学形态》、黄卓越主编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王晓路主编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李玉良的《〈诗经〉英译研究》和《〈诗经〉翻译探微》、洪涛的《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等。这里仅仅是列举一些书目，实际的研究著作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见这一研究领域的热闹。
这一系列的研究者绝大多数是有英语教育背景的学者，真正中文专业的学者较少，从学科而言，绝大多数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二级学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学科背景使目前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绝大多数停留在译介阶段，当然从学术发展来说，即便译介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一步，应给予肯定。问题在于我们西方汉学的译介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研究，不然也会出现问题，如曹顺庆先生所说：“目前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领域中，国内学界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唯西方汉学是从的倾向，这如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多次出现过的盲目跟在西学背后苦苦翻译、追风，缺乏相关研究和自身学术定位理念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学术时尚风潮一过，即烟消云散。”
当然，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历史学是其基础，从事中国文学传播史的学者则侧重史学，也出版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优秀著作，例如，宋丽娟的《“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孙轶旻的《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就是这样较为扎实的学术著作。
对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也开始引起注意，如宋绍香的《中国新文学俄苏传播与研究史稿》，夏康达、王晓平的《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杨玉英的《郭沫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这一领域整体的分析研究也开始展开，季进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就是代表性著作。
最后，哲学。对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显然没有对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那么热闹。美国学者姜新艳的《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只是一本论文集，陈光林主编的《儒学走向世界文献索引》（上、下）显示了中国哲学界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哲学研究的决心。杨平的《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金学勤的《〈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韩振华的《他乡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张德福的《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开始进入儒家文本翻译传播研究。新加坡学者赖蕴慧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是一本国外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中的教授与传播。已故中年学者崔玉军的《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少有的专题性研究。
法国的索安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是一个总论性研究著作，而《道教学译丛》23种则是翻译西方道教研究的著作，《国际汉学》2019年增刊发表了邰谧侠整理的《老子译本总目》，收录了全球73种语言、1576个《老子》译本。
李四龙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是一本很好的综合研究的著作，虽然仍处在介绍阶段，但由于作者是研究佛教的专家，书中的评介仍有启发意义。李四龙的《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本中国学者对西方佛教的深入研究。
相对于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对海外汉学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投入的力量也较少，翻译传播研究亟待扩展，专题性亟待加强。
四、 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近40年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翻译著作之多，研究展开之迅速，成果之丰硕，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领域是任何一个学科都难以比拟的，据国家图书馆尹汉超的初步统计，40年来翻译、研究、介绍的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数量达到3600种之多。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显然它已经不仅能从历史学科的中外关系史领域或者专门史领域来理解和展开，多学科的进入带来海外汉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形成其学术形态的复杂，很难在一篇学术综述中将其成绩与不足加以概括。我们的期待有以下几点。
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在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中，这两个中国是分离的。不少汉学家认为，历史的中国灿烂辉煌，但只存在于博物馆之中，当代中国财富横流，但政治上属于另类。在我们展开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必须纠正这种倾向，虽然在具体的研究中每个学者是有时代和学科之分的，任何一个学者总是在一定的时段和一定的学科展开自己的研究，但在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上必须时时牢记：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离开了历史，我们无法说明中国成就的智慧与思想来源;离开了当代，我们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发展的中国的提供学术支撑。王岐山副主席近期在国际儒联的会议上讲道，“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凝结着当代中国人民的辛勤和汗水，也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精华。中华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与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中华文明推崇的‘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与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中华文明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今天我们主张的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学者在做自己的学问时，或者侧重对海外当代中国学的研究，或者侧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但我们评判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时所坚持的基本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观，而不是分离的中国观。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格外注意的。
对海外汉学（中国学）文献目录的收集整理仍是展开海外汉学的最基础性工作，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开启了海外汉学（中国学）文献研究的新进展。2019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编年》系列是一套值得关注的海外汉学文献学著作。这套编年共8卷本，收录了27种语言、43个国家一百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研究的双语书目。这套编年目录无论在语种还是在涉猎的地区范围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考狄书目》和《袁同礼海外中国学书目》，尽管如此，海外汉学（中国学）的文献学研究仍亟待加强，这是本学术领域发展的基础。
在海外汉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整理上仍需努力，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名著亟待翻译，因为仅仅靠英语世界的汉学成果，我们是描绘不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学历史全图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研究应给予高度关注。所有的学者都应明白中国学术的进步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们应鼓励更多的熟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印地语、波斯语等的学者转入海外汉学研究，并像已故的冯承钧、耿昇先生那样，献身于基础汉学著作的翻译。我们向所有安于寂寞、献身学术、从事汉学名著翻译的学者致敬。
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汉学研究的成果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外学”，如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外国国别历史那样，仅仅作为一种知识产品丰富我们对世界学术的认识。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自然发展因西方国家的入侵而打断，同时，中国的文化与知识的叙述也再不能用经史子集这样的框架来表达，从四部到七科，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表达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西方汉学，此时作为西学进入我们的知识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汉学的历史，我们就说不清中国近代的历史与知识重建的历史。
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再次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界，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知识与文化的变革与表达，只要提一下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当代中国文学写作的影响就知道了。
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汉学不仅仅在海外，同时内在于我们的近代学术史和当代学术史之中，为此，我将海外汉学研究说成是一种“内外兼修之学”，意在表达它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于中国学术的内在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必须对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史重新书写，因此，我殷切地期望中国学术界从事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研究者在重建中国学术的书写中，应内在地把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知识、思考与成就放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之中，将对海外汉学的吸收与批判放入自己的研究计划之中。
同时，希望目前从事中国文化历史外部传播研究的学者、从事海外汉学史研究的学者，能跳出单纯的译介研究、传播研究和汉学史研究，更为主动地回到本土学术立场，提升本土学术的知识能力和思想能力，参与到当代进行中的中国学术重建的事业之中。
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汉学陌生的阶段，因而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了，平等地与汉学家对话、务实地与汉学家切磋学问的时代开始了。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学术界只能提供知识材料，而解释中国的理论由他们来创造的态度应该放弃了。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同时，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积累下的学术成果，包括当代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史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获得海外汉学家们的尊重。
开展一个批评的中国学有赖于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有赖于中国学术界各个专业学者进入汉学研究这个领域，与汉学家展开对话。唯有如此，中国学术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展开，对汉学的研究才能从介绍研究发展到真正的学术研究阶段。西方一些汉学家再不能轻视中国学者的研究。让东方学回到东方，汉学研究回到其故乡，这是很自然的。
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