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政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为了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很需要总结一下所走过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这段历程，实际上只30年，但如果把以前的加起来一起算，大致有一个多世纪。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整个历程作一回顾和反思，其中的正反教训能使我们得到更全面启迪，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

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传教士对中国比较多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是在明代末年以后。而美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对中国的考察与研究则稍微一些，大体上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后。他们在中国出报纸、印刷书籍、办讲座，介绍他们的中国研究，引起中国相关人士的关注。比较早的，就是林则徐对裨治文的《中国丛报》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介绍。林则徐还专门编印《澳门月报》，将其中关于中国禁烟、抗英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及其相关决策、看法摘引下来呈报道光皇帝。当时还曾将这份“内部刊物”给邓廷桢、怡良等同僚看。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刊登过《澳门月报》的有关内容。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官方和学人对西方中国问题研究比较早的反馈。

世纪之交，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需要，向西方和日本讨教过经验，其中包括看了一些中国学专著。梁启超撰写的《东籍月旦》文，对日本的中国学术研究就有比较详细的评点，在此基础上还酝酿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著。这是近百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前奏。是时，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报纸和杂志出现，海外中国学的介绍也陆续见于报端。从最初的情况看，大抵是一些发展动态和研究信息的介绍，如《论卫参赞三畏在中华事》（《万国公报》第416卷，1876年12月2日）、《美国哥伦波大学设中国学部》（《湖北学报》第1卷第1期，1903年2月12日）、《译篇：美国增设汉学科》（《教育世界》第49号，1903年5月）等。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行世界博览会，清政府决定参加，这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外国都是大事。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拿去“崇文书局/湖北官书局刻书”、“湖北洋务译书局/湖北翻译学塾译书”等几套文献典籍，成为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关注的热点，中国也通过这样的展览关注到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与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

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年里，这一关注的进程在加快，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积累。媒体和学术界加强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信息的介绍和报道。比较突出的是对当时重要汉学机构和研究杂志的介绍，一些文章如《美京国会图书馆中国图书记》（《东方杂志》第14卷第13期，1917年3月）、《日本之支那研究机构及刊物表》（《燕京大学周报》第58号，1933年11月）、《欧美研究中国之学术杂志》（《行健月刊》第6卷第4期，1935年4月）等，用意十分明确。又如《德人之研究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第1卷第4期，1922年）、《法教授之中国文化谈》（《申报》1923年6月17日）、《苏俄的中国研究与东方杂志》（《东方杂志》第22卷第7期，1925年）等，是对具体国家汉学、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介绍。当时关于重要汉学家的文章也颇多，如张荫麟《德效蹇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系统哲学之故》（《学衡》第69期，1929年）、雷海宗《夏德——中国上古史》（《社会学刊》第2卷第4期，1931年7月）、冯承钧《沙畹之撰述》（《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3月30日）等，进展到对其主要成就、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观察。当时已经注意到对一批有价值汉学著作的翻译。以198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内容为例，可以发现当时所出版的这类翻译著作还真不少，如日本录冈隐士《清俄关系》（鈕瑷译，上海维新书局，1903年）、织田一《中国商务志》（蒋簋方译，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捜访史》（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俄人威德《李鸿章游俄纪事》（王光祈译，上海东南书店，1928年）、美学者宓亨利苇《华侨志》（岑德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等。这仅仅是从一本目录集上摘下的资料，其他相关领域和方向的情况也可想象。一批有价值的汉学、中国学翻译著作的出现，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

这时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莫东寅（1914—1956）于1943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对秦汉以来东西方人士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概述，谓“述其发展过程及其近况，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辑成一书”。作者对当时的一些汉学著作如《欧人的支那研究》（石田干之助）、《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青木富太郎）、《支那文化与支那学的起源》（佐藤文雄）、《欧洲与中国：早期至1800年的相互关系史的观察》（G·F·胡德森）等都有研究，注意到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阎宗临也是当时有重要成果的学者，他的法文博士论文是中国学者对法国杜赫德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专著，1937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好评。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自刊本，1936年），对日本大学汉学研究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介绍，为当时国内学者有影响成果之一。这些国人成果的出现是一种发展态势的转折。

一批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目录集也相继出现，如王钟麟《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南京：金陵大学1932年）、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社编《国外汉学论文提要分类目录》（北平：禹贡学会发行部，1937年）、于式玉与刘选民编《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40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18世纪、19世纪之法国汉学》（1943年）等。虽然谈不上是学术专著，但是属于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内出现了一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小高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这波热潮出现绝非偶然，一些前沿学者起了作用。先要提到的就是冯承钧（1887—1946），当时翻译的汉学名著多达几十部，如《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帖木儿帝国》《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占婆史》等，这在中国翻译史上罕见。与他齐名的向达（1900—1966）也有重要贡献，先后撰写过《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牛津所藏中文书》等论著，翻译有《匈奴史》、《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鞑靼千年史》等汉学名著。他曾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在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博物馆考察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还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对海外汉学情况了如指掌。王重民（1903—1975）先后撰写过《敦煌残卷叙录》《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柏林访书记》、《罗马访书记》等论著，还编撰了《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是中国学者对美国所藏汉籍研究的可贵成果。周一良、朱谦之、魏建功等学者也都在推进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方面起了作用。

当时，有一批重要学术领导人重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如学术界很负盛名的钱玄同，就曾决定以高本汉的汉语音学研究著作为北京大学汉语音韵学课程的脚本。陈寅恪也与海外学术界联系广泛，还到伯希和家中查阅韩本《元秘史》，他去剑桥大学担任中国学教授的计划得到过伯希和的支持，后改聘牛津大学教授。他一直关注欧洲东方学的传统，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堪中国旧籍内典。师从福兰克（Otto Franke）的姚从吾（1894～1970）专攻蒙古史与历史学方法论，也是与国际汉学界联系密切的学者，撰写过《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新中华》1936年第3期）等文章，推动对德国汉学的了解。身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对域外汉学情况一直十分关心，伯希和到华访问时亲自接待，一起到殷墟遗址参观考察。当时被认为中国学界最高权威的陈垣，也很惊讶西方学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感言“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希望10年以后能回到北京。

从民族情感说，当时的专家很痛心一些珍贵文物的流失，痛惜中国文献珍品的被劫掠，但他们还是认可西方汉学研究的成就，认可他们在中国研究上的成果、方法，重视与之学术的交流。1933年伯希和到中国时，大牌学者如胡适、陈寅恪、李玄伯、陈受颐、冯友兰、蒋廷黻、许地山、余嘉锡、袁同礼、刘节、谢国帧、梁思成等都出来参加过相关活动。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还邀请伯氏到寓所聚餐，沈曾植、叶昌帜、缪荃荪等要人陪同。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汉学名著出版最多的出版社，领导者从来自有识见。

20世纪上半叶这波高潮是值得深思的。与19世纪中国一再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情况相比，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所转变，虽然几座大山还在，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因素，远东和中国在国际战略地位提升，都使海外学界加强对远东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与中国政府与学术界沟通频繁。从国内学术界看，由于国外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构成对国学主流地位威胁，从上到下的关注反思也与这样的情势有关。诚然，学者们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视世界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肌体，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补充，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重视与各个国家、民族文化交流，重视海外学者的中国问题研究，也是当时学者们的学术自觉。

二、20世纪中叶的研究

这里说的20世纪中叶的研究，主要是指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的研究，也即建国初17年与“文革”年间的研究。新中国诞生以后，各行各业在毛泽东主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旗帜的感召下，取得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大抵如此。涉外的世界史研究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起步，成果也颇显著，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齐思和《世界中世纪讲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朱杰勤《亚洲各国人民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刘祚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1953年）等，是新中国外国史学研究成就的重要标志。尽管有些著作的理念和方法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中心论”和教条主义印记，但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公认的。可是同样是涉外研究，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不敢恭维，基本就是低潮期。学者们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受到限制，一度成为被禁锢、尘封的话题。

笔者查阅有关统计数据，这时期出版的海外翻译过来的著作不是很多。还是以历史地理研究的情况为例，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对以往出版过的著作的再版。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俄国布莱资须纳德所著《西辽史》（梁园东译），1955年中华书局再版；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美国卡德所著《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由吴泽炎重新翻译，1957年易名《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商务印书馆新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大利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1954年中华书局再版。当时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所翻译的新书，大概也只有《蒙古秘史》（［蒙］达木丁书隆著，谢再三译，中华书局，1956年）、《中国关税改革图》）（［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三联书店，1958年）等若干本。这与先前所提及的情况大相径庭。

当时有过一些允许出版的译著，不过是“戴帽”出版的。所谓“戴帽”出版，就是戴上“供批判用”这顶帽子。美国著名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这样的译著。其“中译本序言”称，所以翻译这本著作，因为该书“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序言还称，“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中译本序言”把这本著作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大毒草”，要求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批判之。当时，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赖德烈的《早期中美关系史》、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贾德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伯尔考维茨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等著作（中译本）的“前言”、“后记”，都有类似这样的说明。

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两书，选译了19世纪以来英、美、法、德、日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的言论，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诸多方面研究，也是为了供“批判”用。编者申明编纂目的，称所以选译这些资料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 

出版界的这些情况是学术界生态的必然反映，十多年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受到严格限制。相关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开展不起来，即使有人走出国门，也实在凤毛麟角。大概只有像吕振羽、翦伯赞这样高级别的学者有可能获得邀请，也主要是来自当时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邀请。1955年吕振羽就率领过中国东方学代表团到民主德国参加过学术会议翦伯赞也率队参加过国际汉学会议（团员包括周一良、夏鼐、张芝联等）。不过去了一次以后就没有下文。张芝联先生说：“那时候对于汉学看法已经有了改变，汉学家变成了贬义词”，谁都不敢轻易为之。

同样，当时国外学者来交流的也很少。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是苏联中国学家来访为主。北京大学就曾邀请过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娃作学术演讲，题目为“欧洲学者汉语言研究”。捷克的汉学家也曾到中国访问过。其它高校也有邀请苏联东欧中国学家访问的情况。1965年日本狭间直树等年轻学者到北京大学访问很罕见，那是教育部直接安排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国际汉学、中国学交流的研讨会更未开过一次。

建国初年，一些高校还是很期待开展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但真正实施得很少。严绍璗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魏建功就曾主张研究海外汉学的问题，也曾嘱咐其学好日文，说要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让他们笑话了我们”。1964年，北京大学还策划过“燕京—哈佛学社”资料整理项目，齐燕铭亲任项目主持人，可惜很快被认定为“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活动”叫停。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阎宗临身上，阎的儿子回忆父亲说，他当时“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如果有宽松良好的环境，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有更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伊始，学术界有个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主张摆脱旧社会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学术。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历史学家和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郭沫若曾把当时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归纳为六个方面，谓从唯心史观转变到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变到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现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变到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意亚州史及其它地区史的研究。但“左”的思潮顶着红帽子潜滋暗长，世界观改造存在走调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为表达改造思想的虔诚，多次批判自己的所谓“洋奴”思想、旧社会封建意识等。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批判等，弦越绷越紧，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季羡林说过大实话，谓“左”的路线影响下，“搞学术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能信，不能想，不允许想，不敢想。天天如临深履薄，天天代圣人立言，不敢说自己的话，不允许说自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想在学术研究中搞点什么名堂出来，真是难于上青天了。”所以整个这段历史时期，古代的帝王将相不能研究，西方的学术思想不能研究，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当然更难出头。诚如张芝联所说，那时报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批判外国汉学家怎么盗窃利用中国的材料，怎么样研究中国共产党等等。“总而言之，离间谍已经不远了……怎么再去搞汉学呢？”

当时的冷战严重制约了中外学术交流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等西方国家确定了“遏制”苏联、建立反共世界新秩序的“冷战”政策。他们坚持反共立场，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直在精心构筑他们的所谓反华包围圈，这种反华包围不只政治、经济的，还包括文化封锁。当时美国确定的文化封锁政策，不仅拒绝中国留学生回国，也不让美国记者、文化人到中国去。杜勒斯坚持已经确定的政策，拒绝与新中国有任何交往。当时东西方文化沟通、国内外学者交流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到美国或西方国家直接搜集资料，开展汉学、中国学研究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决定了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诚然，与苏联等国家友好会有一些文化交流机会，但毕竟太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情况不堪回首，但往后十余年，情况就有很大改观。中美关系转变是其中重要的突破因素，是中国“文革”后期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美国也同样，他们需要从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拔出，需要改变与亚洲、中国的关系。1970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试图重新恢复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两国关系的正式突破是尼克松访华之后。1976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孙越生开始筹划出版《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又与大家一起编纂了《美国中国学手册》，成为1949以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历史机遇和孙越生的远见，造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有实际意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明显转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往自我封闭的情况从此得以改善。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出版《中国史通讯》，把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动态的介绍列为刊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也主持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视野投向国际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则从1980年开始出版《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应该关心外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不时对近代史研究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都需要“及时了解”。“编者的话”称，刊物的目标是要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优秀学者也陆续走出国门与海外学术同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学勤是最早到西方学术界访问的学者之一，足迹遍布欧美、澳大利亚、日本。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是“文革”后最早到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十分重视这次接待。1980年，何兆武、王毓铨等学者也制定了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的详细研究计划。

三、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研究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也即7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取得丰硕成果。这是20世纪中国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期。

与20世纪上半叶不同的是，这段时期有更多海外汉学、中国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而且是以丛书的形式系列出版。从1980年代初开始，多家出版社就推出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译丛，198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李范文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在这大体相当的时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世界汉学论丛”等多种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则有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熊月之为执行编委的“上海史研究译丛”、花城出版社有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有于沛为主编的“编译丛刊”、上海三联书店有季进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等。其他还有如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东方学译丛”、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认识中国系列’丛书”等。新出版的翻译丛书注意翻译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力求这些学术成果及时反馈到中国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把精力放到对《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翻译上，成为上下关注的名牌译作。这些涉及各学科、各领域的译著，极大改善了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情况的了解。

这时期的重要变化，还在于一批有助于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工具书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的意义为大家所共识。1980年代先后问世的，有严绍璗主编的《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孙越生与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93年出版增订本），以及《俄苏中国学手册》、《国外藏学研究概况》等。1990年代以后问世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与外事局编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安平秋等主编的《北美汉学家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王小盾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黄长著、孙越生等主编的《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耿昇编译的《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世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与此同时，一些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关的专题工具书也出版，冯蒸主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是其中突出的一本，注意到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国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介绍，为国内学者寻找相关资源提供了很大方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爱莫蕾大学图书馆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2008年），介绍爱莫蕾大学图书馆所藏来华传教士手稿、书信、照片等诸多档案，也有很大实用价值。此外还有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上海社科院熊月之与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等。

类似这样的基础资料建设的工作，1980年代以来还真做了不少。有学者强调应该多做些基础工作，为后人研究提供扎实的史料积累。复旦大学周振鹤就这样认为，他强调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做好基础的资料工作”。他所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是履践这样的想法，已有《卫三畏生平与书信》《马礼逊回忆录》《花甲忆记》《千禧年的感召》等多部专集问世。由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时事出版社），也出于这样的念头，主张深挖汉学库藏，抖出被尘封的文献，为今人了解西方中国观和中国形象提供可信史料。北京大学乐黛云则主编有《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丁玲研究在国外》，为文学研究提供镜鉴。《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辛冠洁主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编译）、《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朱政惠主编）等著作，注意选辑这些国家学者对自家中国学道路的反思文章，颇利于国人对其研究足迹的追踪。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有萧延中主编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中国工人出版社）；边疆史地方面，宁夏社会科学院景永时主编的《西夏学译丛》（民族出版社），收入1920年以前国外期刊上的西夏学论文。还有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俄藏敦煌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都为珍贵文献资料集，是深入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一批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上佳成果问世，这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不好比，那时还只有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等几部作品。现在是遍地开花、层林尽染了。仅对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就有严绍璗《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与《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李庆《日本汉学史起源于确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与《日本诗经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乔治忠《日本现藏孤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及其反映的明代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1年）等多部。欧洲汉学和传教士汉学研究方面，有张西平《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吴孟雪与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等成果。德国汉学研究方面，有方维规《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PeterLang出版社，1992年）、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王维江与吕澍《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等。美国中国学研究方面，有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宏生《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朱政惠《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程焕文《裘开明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仇华飞《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俄罗斯汉学研究方面，有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伟丽《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柳若梅《俄国汉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法国汉学研究方面，有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孟华《他者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孟华海外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英国汉学研究，有谭树林《马里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瑞典汉学研究，有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荷兰汉学有熊文华《荷兰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12年）。朝鲜与韩国汉学研究，有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刘顺利《朝鲜半岛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等。此外还有不少总论性的研究著作，突出者有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注洪与王晓秋《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04年）、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2004年）、梁怡与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王荣华与黄仁伟《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学林出版社，2007年）、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黄仁伟《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杨铭《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一长串的书单说明，30年左右的时间，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有了创造性的突破，这些中国学者对于各国各地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是对彼方研究状况的重要成果。较之翻译作品、介绍性著作更前行了一步，体现中国人的观察和学术识见正是在这样的努力探索中形成。

一些学术研究机构还在把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专门的系列著作出版。这种丛书更重视相关成果的集萃。严绍璗主编的《北京大学二十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就收集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培养的日本汉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列国汉学史书系》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阎纯德主编，收集有各国汉学史研究的专著达20余种。《国际敦煌学丛书》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持，已出版《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等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编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也都有自己出版的宗旨和要求。这些由专门研究团队主持的学术丛书，是改革开放一个阶段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突破，体现出相关团队的研究特色、主攻方向和方法论。以收入汉学研究专著为主的《复旦文史丛刊》的工作宗旨就十分明确，葛兆光称，这套丛书必须“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所推动的学术方向有一定关系”，“否则可以在‘丛刊’之外单独出版”；所谓与复旦推动的学术方向“有一定关系”，葛先生称，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评的中国学”。

像这样的由不同团队组织的学术出版物还有学术辑刊，如《国际汉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世界汉学》（中国文艺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先后主编）、《清华汉学》（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法国汉学》（《法国汉学》编委会）、《清史译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学》（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域外汉籍研究辑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海外中国学评论》（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际汉学集刊》（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中国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都在促进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多元研究格局。

这些研究辑刊、学术专著，以及对海外中国名著的策划翻译，都试图汇聚到一个方向，就是希望把握海外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脉搏、它们的学术谱系、最新发展动态、前沿领域方法、中国历史与现实走向等。就美国的中国学言，一系列的问题如“冲击—反应”论、“中国中心观”、“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新清史研究、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诸相关问题探讨、全球史观及其观照下的中国研究，都得到关注和追踪，有些思考和研究几乎同步进行。这些研究的更直接意义，就是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单向，会自觉卷入世界范围前沿话题的大探讨中，在研究中了解，在研究中鉴别，在研究中蜕变和发展。而这些研究也都与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同行的前沿研究并行。

现在，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并走上前台，很多有国外留学和考察的经历。他们的崭露头角给正在发展中的这一研究增添了勃勃生机。这些年的一个令人欣慰的进步，就是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有所突破。一些高校开始设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一批年轻学子得到专门培养；学科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等相关理论问题也得到探讨；与学科建设相关的文献学、史料学、学科导论诸问题开始进入研究生教学的课堂。

海外中国学的外延很广，举凡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军事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难以穷尽，只能通过具体学科的研究来各个击破。它们的研究会有交叉重叠，但又相对独立。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的借鉴，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多经验，也会成为相关学科建设的有益养分，即使是谬误也会是一种借鉴。几十年的努力已使学者形成这样的研究工作愿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群的建设，是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当各个学科背景下的研究都深化了，全局意义上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大厦也会矗立起来。

近30年的成果是令人骄傲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是莫大机遇。同样，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基本主流，信息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小村落。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成为地球村其他居民日益关注的重点，加强对这里的观察和交流也变成了寻常事。

四、若干思考

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也许不这样。对这场大起大落经历的回顾，目的是为今后的路走得更好。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这一学术史的回顾也是学科建设的好课堂，可以让我们思考更多问题。

（一） 对百年回顾的认识是在不断前行中完善的

这一学术史的回顾是逐步推进的。一开始的回忆，集中在对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30年上，因为这是1980年代以后新的学科现象，为了推进它的发展，需要总结走过的道路。在这方面，严绍璗等有过十分及时的总结。虽然有的还十分简略，但当时都感到很亲切，感慨居然还会有这么多的翻译著作产生。后来对这样的研究就不满意了，有学者质疑学术界好像只有改革开放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记忆，把以前都忘记了。他们认为恰恰在民国乃至清朝，对西方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开展，而且有不菲成果，这一段历史也很值得总结。中山大学的桑兵教授就谈过这一问题，从胡适、陈垣、陈寅恪等相关的日记和文献中，发现他们对于当时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提出他们曾经有重要贡献的学术观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军通过努力，也对内地图书馆所藏清末至民国年间报纸、杂志所介绍的相关文章作了清理，编出系统目录，对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学者也提出这样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研究情况都有了，中间一段又如何？没有成果吗？真实情况如何？相关专家在干什么？又如何改观的？谁是破冰者？笔者也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于是，百年研究史的总结问题也带出来了，如何完整地恢复和描述，成为有待深入发掘的新课题。费正清的导师马士曾告诫，历史研究要溯本究源，对历史发展具体阶段的划分很重要，是认识历史的基础工作；对每一阶段及其相关事件的研究，能揭示研究对象在历史进程中行为的不同动机和态度。费正清进而指出足够回溯和思考空间的重要性，“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回溯，以追寻因果”。他认为马士对历史阶段划分的重视，根本是在强调历史研究中对大问题探讨的重要性，尤其是历史事件、历史趋势、历史走向这一类大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像欧洲汉学那样专注于精细问题的分析会贪小而失大。这对师生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百年研究史回顾十分重要，是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事。

（二） 百年历史足迹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者都很清楚，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史学和诸种学术的发展，都有外部发展大环境的问题：一是国际发展格局，一是国内政治形势，文化学术交流还涉及相关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交往条件，以及学术研究主体本身进展和蜕变水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是相当复杂因素互动的结果。应该说，中国的传统学术还是相当强的，但相对于当时先进方法影响下的西方汉学研究，探索方法上有捉襟见肘之处，陈垣、陈寅恪的忧患与此有关。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肉强食，国人不仅有民族前途的担忧，更感文化生存的危机。对海外汉学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处于这样的双重危机的考虑，希望把外面的情况了解清楚。1950—1970年代的低潮，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冰冻现象。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格局形成，国内学术界与西方学术交往基本不可能；而国内“左”的思潮也使学界人士对西方文化尤其这一方向的研究不可能，造成了近30年的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断层。但断断续续的交往还是有的，学者的自我坚持还是存在的，以至于解冻以后一下子迸发出来，形成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新高潮。冷战格局的结束、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系列事件促成这一巨变。近十年来中国巨人的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倍加关注，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把一百年历史串起来看无疑是重要的，其足迹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中国强，民族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强；中国弱，民族弱，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弱；即使民族独立了，国家富强了，没有很好的外部与内部条件，这一研究也会受到影响。珍惜历史，珍惜这一研究的重要教训及其使命，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学术担当。

（三）研究目标、研究理念的正确与健康非常重要

实际上，三个时期的学术研究者对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主观动机还是有区别的。“以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对外交流方略，是鸦片战争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学子到西方留学潮的出现，影响到这时期的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主旨。这时的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注意对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希望国人知道西方先进文明影响下的汉学研究状况及其方法论，中国学者对伯希和、高本汉研究的重视，在于感到自己有些研究有落后之虞，希望这方面的情况有个改进。这时候是否崇洋媚外，未必见得，学术上的考量比较多。后面一个时期的研究，因为外界的封锁和内部的“左”思潮，很难有这样的研究机会；如果说有的话，是把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斗争，从而也就无学术探索可言。第三时期才是真正的转变，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真正步入正轨，正常化了。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说研究理念转变的话，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不要落后”、“不要不知天下事”的追赶意识，这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主要是从被封闭的环境下走出，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想把封闭造成的损失追回来，一度的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都有这样的呼吁，如切望史学界同仁认清这种“迅猛发展势头”，感受那种“巨大而无形的挑战”。第二阶段出现过不要迷失自己的呼声，就是在引进了一批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发现有些国人尤其青年人入迷了，“倾倒了”，好像自己什么都不如人，中国研究可由其取而代之，因而就有学者发出严厉警告，要求警惕这种思潮，应该有批判意识和民族自主立场。第三阶段就是现在了，是努力确立自己“话语权”的阶段。这更多的是因为中国崛起的缘故，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了，国际战略地盘上的权重了，外国也看到中国的前景和意义。海外学者中不仅加强对中国研究，还有呼吁世界接纳中国优秀文明以重塑世界价值论体系的，所谓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自己话语权的呼声是这样出现的。意思就是中国研究要在世界上有自己强大的声音，中国应该充分尊重人家的研究，容纳百川，但不能被别人的声音盖着；要让世界文明的建设充分注意到中华文明的非凡智慧结晶。中国人、外国人都有提倡。国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眼下世界的中国研究，很多方法论、价值观源自西方，应该有新的后学科方法取而代之，对中国问题作全新诠释。所以从发展态势看，现今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理念，与以前大相径庭了。只有站在百年回溯的历史制高点上，才能更看清其间曲折，看清今后的道路和发展方向。

（四） 重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战略意义。

1990年，孙越生在为增订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写序言时，提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曾提议成立一个所谓广泛利用“外脑”的“日本研究中心”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也应该这样去重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他说这本来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会是“极大的损失”。他说中国要繁荣强大，“需要里里外外的有识之士都来客观地研究中国，摸清、摸准、摸透中国国情”，这样有便于我们“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科学决策，确立国与国之间足够明智的相互关系准则”。孙越生的这番言论是在呼吁，要把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放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来看待。20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这些话，仍会感到当年的这些建议多么重要!眼下看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当年孙先生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比起他所建议的要将这项研究作为重大的战略工程来抓的愿望，恐怕还是有差距。以平台建设言，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但大多还是地方的、基层的，国家高层专设的、有明确战略考量的机构可能还需要完善。平台建设之外，就是学科建设问题。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规模、多语种与多学科性，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和多视角理解复杂性，都使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不寻常。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而是遍布全球；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在西欧、东亚，时间长达百年、千年，长远的积累，成果浩如烟海；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相当成熟，影响到对中国的全面探讨，其深度与广度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把握清楚。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建设的艰巨工程，需要踏踏实实去做。没有完善的学科建设体系，没有全局的部署规划，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难以达到高度科学化的研究境界。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多年的努力，但还是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关照。

我们总结百年史，就是希望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引起大家的思考。无论是哪个国家和民族，只要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基本的切入点都会是历史；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半是历史，一半是现实，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认识现实。所以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半壁江山是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者要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相当部分是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不可能游离于这样非常实际的对象之外。（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