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已故孙越生先生，是新时期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其主编和撰稿的《国外中国研究》（集刊）、《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和《欧洲中国学》等论著早已成为国外中国学领域必备的参考资料。他对国外中国学的理论研究也胜义迭出，在汉学与中国学的名义考辩、国外中国学整体发展趋势和美、俄（苏）中国学学术史分期等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文将（仅）从情报搜集、理论研究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回顾孙越生先生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业绩。
一、筚路蓝缕：开发国外中国研究情报资源
“文革”后期（1973年），在各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老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员陆续回到北京，中断了多年的科研活动慢慢开始恢复。1975年，学部在原情报研究室（1961年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情报研究所，孙越生建议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专门从事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情报的搜集和再研究，而这一构想更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情报研究室向中科院党组和中宣部提交的研究规划，该规划已经将“各国研究汉学的情况”作为其重点发展的科研方向之一。
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在院所领导的支持下随即成立并展开科研活动，孙先生与同事叶文雄商议应从系统介绍国外中国学这一综合性学科开始。在孙先生的带领下，该室很快就有了最初一批成果：最早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4月—6月出版的三期内部资料《国外中国研究》（1-3），从1978年，该资料集又更名为《外国研究中国》，至1980年止共出版四集。这些资料集的内容着重介绍国外有关“中国学”的背景材料，如研究机构、学术队伍、会议、论著、基本概况和动向，由于长期与西方学术界的隔绝，资料集也重视收录总体反映国外中国研究状况的文章，此外，也偶尔收录一些重要的国外中国研究论文。根据编选情况，可以判断孙先生当时有意识地侧重国外对当代中国研究情报的搜集和整理，这也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学”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汉学”。
不过，这类性质的资料集很快就遇到发展瓶颈。改革开放之初，久被屏蔽的国内学术界都如饥似渴、千方百计地求取信息，各种学术情报也像洪水泻闸般涌入，其需求和供应都增长极快，而半年一期、容量不大且各国各领域都取一勺饮的资料集明显不能适应学界的需求。孙越生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随即着手策划分国别、更深细的情报搜集。为此，他邀请具有相关积累的中青年学者冯蒸、严绍璗进行专题资料搜集，冯蒸担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的整理，严负责搜集日本中国学者的相关资料，孙先生自己则带领室内同志集中对美、苏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中国学研究进行摸底。据严绍璗先生回忆：“大约在1977年的年底，他（按指孙越生）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由此而开启后代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Sinology’这一学术准备最起码的材料。当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具有基础性的连续资料的想法，实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维。”于是，几年内便相继有了《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中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冯蒸，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的中国学家》（上下册，严绍璗，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中国学手册》（孙越生主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孙越生主编，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四部共计225万字，如果再加上孙先生组织情报所同仁与北京图书馆共同主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书目索引》（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则不到十年间经孙先生主持开发的国外中国学基础情报资料多达300万字。除北京大学在1979年开始编纂了四集《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1980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至1995年停刊，共出27辑）外，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之前，有关国外中国学的学术情报基本出自孙先生领导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
1980年代末，两套大型翻译丛书即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和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开始陆续出版，标志着国内大规模译介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开始，中国学（汉学）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孙越生先生的学识和能力，也完全可以组织出版类似的丛书，但他没有选择热闹，反而坚持寂寞且枯燥的情报工作，努力拓展和深化国外中国学基础资料的整理。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合作，又编著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994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同时组织“情报所”（已更名文献信息中心）同仁对《美国中国学手册》进行增订（增订本，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编写规模庞大的《欧洲中国学》。《欧洲中国学》收录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帝俄苏联俄联邦等十七个国家，介绍其中国学发展概况、主要科研机构、著名学者、学术成果等，时间上跨越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将近200年，总字数达250余万字。可惜，孙先生并没有等到此书的杀青，是他去世后由社科院文献中心研究部众多学者续力完成的。
孙先生生前曾总结：“‘文革’后 20年中我和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室内外同志一起，在介绍海外美、日、苏、欧四大中国学中心的基本情况(包括发展简史、研究机构、学术人物、书目等)方面出版了系统基本资料600 余万字，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为今后作分科专题介绍打下了基础。”可惜天不假人，孙先生规划的分科专题介绍，唯有《中外孔子和儒学研究手册》一书开始了编纂，其他则未遑开展。
应当说，孙先生及其同仁筚路蓝缕地开掘中国学学术情报，尽管有诸如搜集资料偏旧的不足（时间上多为1980年代以前或者“文革”以前），但至少为国内学界了解国外研究中国的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信息交流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孙先生等人的工作就显得极具价值。而选择国外中国学来垦拓学术情报工作的园地，则见出孙先生的学术敏识。早在1981年，他就提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未必全是美玉，他人的研究岂能都是顽石。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放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在当时，能察觉到全球都在改革开放的和世界步入信息时代这些重大趋势的人，在中国恐怕为数不多，高瞻远瞩后提出利用世界的智力研究中国，则流露出学者面对知识开放性的博大胸怀。不仅如此，孙先生选择致力于中国学情报开发还有着更加深沉的用心：“在体会咬文嚼字乐趣的同时，也常感国家落后却经常以豪言壮语来浮夸的苦涩滋味。所以，在介绍学术文献资料时，我更多地倾向于介绍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以冀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面对“文革”后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孙先生不是空自负手长叹，而是从点滴切实的工作做起，用一种坚毅、冷静的精神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当晚年时，他可以如此从容而谦逊地回顾道：“回首一生，没有任何重大业绩，只是以提供学术信息和资料的形式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为人类知识的传播服务；只是每天平凡地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日积月累不停地在祖国这片曾经有过先进灿烂文化而今天却显得相对落后贫乏的文化园地上笔耕而已。”今天我们许多学者都受困于各种“重大项目”、“文化工程”，读到孙先生这番话也许会有别样的感触，而笔者的感叹是，像孙先生这样“舍得”长久致力基础学术情报资料工作的学者已不多见了。
二、辨章学术：从名实考辩到学术史梳理
整理国外中国学情报资料，不仅仅是看似简单的编译、归纳，还需要对情报对象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把握。孙先生所主持开发的众多中国学情报资料之所以得到学界高度赞誉，并至今仍为中国学研究者、中西文化交流学者案头的必备参考书，除了扎实细密的基础工作外，还由于他对中国学（汉学）的学科理论和学术史发展有着深入独到的理解。
即以“汉学”抑或“中国学”的名实之辨为例。西人早期将其中国研究称作“Sinology”，后又发展出“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等概念。国人旧译“Sinology”作“汉学”，最早频繁使用“中国学”这一概念的大概就是孙越生。他指出：“Sinology，旧译汉学，系指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是一门以汉族的语言文学，中国的古代哲学、伦理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译为汉学，即指关于汉族的学问，也指关于中国的学问。旧译译名倾向于以汉文化来代表中国文化，所以，名实之间不免有一些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的内容日益扩大，涉及的学科愈来愈多，名实矛盾更加突出”，因此，“除非历史文献中已使用和国外机构自译名之外，一般不宜再沿用‘汉学’这一旧译，而宜定译名为‘中国学’”。理由是：（1）“汉学”之称易与“汉宋之学”的“汉学”相混；（2）许多国外中国研究其对象与“汉或非汉”无关，“汉学”之称易使人感觉凿枘不入；（3）中国乃全体中华民族之国，非汉族之国，“汉学”之称有大汉族主义之嫌；（4）“汉学”一词缺乏时代感，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冠以“汉学”之名，尤小脚女人充现代模特；（5）国外中国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国别研究，既不能断为一科之学，也不能割裂而为汉学、蒙学之畴，宜以“中国学”名之。孙先生的见解充分考虑到国外中国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其内涵的丰富性、以“汉学”循名责实时偏狭和定名“中国学”的语义包容性，并透露出其理智的民族主义立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二十多年过去，孙先生提出的以“中国学”代替“汉学”的做法已广为接受，亦足见这一见解的科学性。
对于国外中国学总体的发展历史，孙先生有过精彩的总结：“十八世纪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是以好奇和赞美的心情为主要特征，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是以侵略的需要和歧视的态度为主要特征，那么，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除了以上两种旧的倾向有不同程度的继续外，总的来看，则是越来越倾向于要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这种重新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的新高潮，固然与旧汉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也有极大的不同和深刻的差异。”
他指出：“科学的这种要求排除政治干扰而自我发展的民主化趋势，当然也和二战后西方世界科学与民主的潮流蓬勃高涨有关，但也与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有关。”而影响世界中国研究总体特征变化的根本因素是后者，或者说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孙先生指出，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中国在外国人心目中，大多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大帝国，但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多数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西方侵华的开始，中国形象逐渐沦为愚昧落后、任人鱼肉的“东亚病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象才得以转变，虽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但其作为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的事实不容忽视，至少被视作一个“明天的强国”。正是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总体特征的转变。
尽管孙先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概括显得过于粗线条，但用来解释国外中国学发展的原因仍具有一定说服力。毕竟，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兴趣和关注点常常来自中国形象对他们的诱惑和刺激，只是在它充分融入世界之前，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国家形成一个明确的形象，充其量只是少数接触中国的人的“印象”，总显得朦胧而肤浅。今天的中国，在欧美世界中是否具有一个稳定的形象仍值得怀疑，但至少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一事实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中国学的持续发展同中国自身的发展依旧密不可分。我们在国外中国研究中常常接受到彼此抵牾的观点，也仍是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多元与矛盾直接相关。因此，尽管孙先生的上述观点虽不具有延续性，但是将国家形象同国外中国学研究联系起来的思路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孙先生在国外中国学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另一贡献，是在国内学界首次总结了美国、俄国（苏联）中国学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并做出分期讨论。
例如他总结美国中国学从19世纪初、中叶发生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经过了草创、独立、发展和跃进四个阶段。在此之前，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林德贝克等人已经对美国中国学发展提出了一些见解，如林德贝克认为， 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属于美国中国学的初创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年代里才发展成有它自己独特的教学和研究方法以及它自己观点的学科，甚至到50年代中叶时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还很不完善，60年代美国中国学才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孙先生在此基础上做出细分并提出不同见解：伴随着19世纪前半叶美国商业资本大量渗入中国和传教士的接踵而至，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学家，积累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出现专门针对东亚和中国的教研机构，这一段属于美国中国学的草创期，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多受西欧旧汉学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美国中国学开始走向独立，虽仍未脱欧洲汉学窠臼，但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中国学家，产生了一批中国学研究重镇；此后至50年代，是美国中国学相对欧洲而言的发展时期，从组织、人员、经费、成果方面都有较大发展，而同时的欧洲诸国中国学研究则走向衰落，不仅如此，美国中国研究的内容重心开始变化，加强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60-7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研究机构倍增、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领域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研究现代中国比重超过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林德贝克和孙越生对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时期理解不同，主要是源于二人对“中国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林德贝克更倾向把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历史学或语言学研究）作为中国学的主体，因此认为只到20世纪60年代才迎来美国中国学的真正发展期，孙先生的“中国学”定义涵盖了“汉学”，故而结论有所不同，各自有据，只是孙先生的分析更为细致。
关于帝俄中国学的发展，苏联学者曾有过不少讨论。孙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可分为准备阶段、僧侣阶段和学院阶段。由于笔者对俄国和苏联中国学毫无了解，不敢置喙，不过专门研究俄国汉学的阎国栋教授曾对孙先生的观点做出评述认为：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孙越生就俄国汉学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将俄国汉学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俄国汉学形成期之前的17世纪)、引进阶段(指1724年彼得一世下旨建立皇家科学院，邀请拜耶尔来俄后对西欧汉学的移植，郎喀通过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获取西方汉学著作等事实)、僧侣阶段(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到1861年俄国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学院阶段(以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成立为标志到1917年)。这种分期方法从考虑问题的角度上来说显然要比斯卡奇科夫全面，在顾及中俄关系发展特点的同时，对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与尼基福罗夫先生的意见相吻合(比如以1855年为一界点)。但是，各阶段的重叠是孙先生方案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孙先生对此的解释也颇有说服力：“俄国中国学的引进阶段与本国中国学民族学派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必然有一个相互交错和此长彼消的推移过程，很难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学院阶段的开始，“必然会与僧侣阶段有一个时间上的交错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基本上可以1855年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这个全俄最大的中国学中心为标志”因此，“交错性”成为孙先生分期法的一大特点。笔者以为，虽然孙先生的分期从年代上不似斯卡奇科夫的方案明确，但却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俄国汉学研究主体的变化特征。
对于苏联中国学的发展史，孙先生不是按照其研究主体的变化特征而是根据学术变迁的外部动力来总结：“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史，进一步受到社会政治变动和科学进化趋势两方面的强有力的影响，而中国学家的个性因素对它的影响则相对地越来越显得逊色。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特点来看，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革命阶段、友好阶段和破裂阶段。”这种处理，说明孙先生清醒地看到中国学学术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并非一个自足的运行体系，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政治产生连动效应，尤其是在苏联的党国体制中，中国学这类国别研究充满了国家关系的政治色彩，所谓“友好”与“破裂”正是从此着眼而立论的。
针对美国中国学、帝俄中国学和苏联中国学，孙先生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来分别梳理其发展史，表现出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宏通的研究思路。而关于“中国学”、“汉学”的名义考辨，则不仅体现出他严密的思辨能力，还反映了他在保持学术理性和坚守价值立场之间的平衡感。
孙先生在国外中国学学术史研究理路上的平衡感还体现在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和对个案的具体分析之间，例如他论述俄国中国学史时指出：“不应忘记，无论僧侣阶段的中国学，或带着僧侣阶段很深胎记的学院阶段中国学，都是两国人民在官僚政治压迫下处于无权地位的产物。所以总的说来，它客观上都是为沙俄官僚政治向中国进行封建性资本主义扩张侵略的工具。……从俄国中国学家每个人的学术思想来说，则必须考虑到他是否受当时俄国人民的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影响的程度，是否关心政治与如何关心，以及他本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避免“以一统万”的简单思维和陷入枝节而遑顾全局的偏失，是任何学术史研究都应注意的，在这一点上，孙先生的中国学学术史研究可供更多领域的学者借鉴。
通过上述例证，我们可以了解到孙先生国外中国学研究理论成果的价值。如果说，他主持开发的中国学情报资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趋陈旧（但历史资料的价值不会丧失），那么，他上述理论研究则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和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三、泽被后人：丰富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思想
孙越生先生长期从事学术情报搜集和研究工作，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型学者，他关于官僚主义和国家论的研究尤其能体现其理论思维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孙先生在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表述也时常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表现为，不仅足以为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同时可为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与思想启示。前述他在学术史研究中体现的平衡感就已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性意义，此外，我们还可以挖掘的有很多。
例如，关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外中国学，孙先生反复提到一个基本的想法，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不是简单地套用这一常识，而是怀着对研究对象、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来阐发的。在他看来，“它山之石”所攻之玉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知，目的乃是要更好的“知己知彼”：“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所以，充分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况，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自身的研究，而且也可以激励我们加强对海外的研究。”其次，从更加功利的角度，他提出：“正确的中国学结论有利于制订正确的对华政策，而正确的对华政策，在中国也有知己知彼之明的情况下，就会对两国都产生有利的结果。反之，不正确的中国学结论则易于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而错误的对华政策，则会使两国都蒙受其害。”这说明孙先生深切地体会到国外中国学并非只是外国学者心目中的阳春白雪，而常常是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学术研究，这一点随着当代中国学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暗含的提示是，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任务，也需要得到心系中国命运的全体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充分重视。
至于“它山之石”为什么可以攻玉，他不仅是看到了国外中国学研究超越中国本土研究之处，同时指出：“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放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这一观点敏锐地体察到信息时代知识共享的学术研究新趋势，同时自觉用谦虚而开放的心态迎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前者固然难能可贵，而后者更具有警醒意义。面对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不屑一顾或崇洋媚外的态度只能反映我们自己的昏聩和愚昧，不仅如此，对于今天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动则用“左”或“右”的政治倾向来树立信息和思想壁垒的现象，这种宽广的胸怀和理智的心态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又如，学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习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却忽视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孙先生既是一位致力学术情报工作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型学者，而对于情报研究来说，客观性是第一位的，那么他如何协调学术研究客观性与价值关怀倾向性的矛盾呢？举例来说，孙先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友好关系结束，苏联中国学进入“破裂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苏联中国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中国学中心的“高度一体化”趋势。具体地，除了帝俄中国学和苏联中国学学术发展脉络上的内在一体化之外，他重点论述了苏联中国学由于政治原因而体现出的外在一体化（组织反华学者一起反对中国）、共时一体化（从一个核心宗旨出发对中国的一切方面进行攻击）和历时一体化（把中国历史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从古到今的口径一致的歪曲与攻击）。这一论断的背后，是大量学术情报的支撑，不由得不让人信服。在此基础上，孙先生提出申论：“之所以出现科学史上这种空前的畸形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长官政治意志对中国学进行了空前粗暴的干涉。对于长官政治意志粗暴干涉学术的恶果，中国人自己也深有体会，所以不以为然。在科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错综复杂的意见分歧、对立和争论是正常的现象，但这和用人为的政治手段强行挑起学术争论或进行学术讨伐的中世纪规律却有原则性的区别。”此段文字其实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并没有使人觉得突兀，其原因是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细致的材料梳理过程，而不是依赖哪怕感同身受的切肤体验或不可撼夺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孙先生是用“我注六经”的方法来实现“六经注我”的目的，使情永远在理的审视之下。这里，孙先生通过一个具体的问题研究昭示我们，学者的价值不在于引发公众情感，也不在于为某种抽象的价值观念做代言，而是坚持运用理性实现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和批判。对于国外中国学研究而言，则要坚决避免唯西方价值是从或被民族主义所左右的思想偏见。
上述都可以视为孙先生通过国外中国学研究演示的“价值中立”，也不妨说是笔者在借此重复一个学界长久必须面对的思想命题。但是，在笔者看来，孙先生学术思想最值得书写并不在此，而是他在论述国外中国学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时所指引的一条学术进路。他曾指出：
国外中国学是一种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械综合，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械总和，除此之外，还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研究的有机总和，以整体地把握或局部综合地把握中国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或功利目标，这是任何一个专门学科单独研究中国时所难以追求的目标。所以中国学不仅仅需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而且也需要培养自己的通才。世界的中国研究，从狭隘的汉学演进到今天包罗万象的中国学，完全符合科学在频繁分化中同时进行广泛综合的新趋势。这种新的综合性地域研究（如中亚研究）和国别研究（如日本学），不会完全等同于各学科的机械总和，而是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层面和课题。
研究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如果只研究政治而不同时综合地研究其他有关对象，如中国传统经济，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大一统特点赖以构成的最主要根据。又如，如果不同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被称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的儒学，就既不可能了解政治对文化的利用机制，也不可能透彻了解中国传统官僚统治的思想支柱及其行为模式。而如果不能鞭襞入里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统治，也很难透彻地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乃至中国的其他许多问题。一国中国学水平的高低，按其功利目的来说，最终必须在这类带有综合性的核心课题的研究上才见分晓。即使对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必须以这类核心课题的研究作为了解基本国情的关键。
“在中国研究的核心课题上开展新的综合”，这就是他指引的学术进路。这一进路的基础是确立核心课题，即寻找决定中国发展的主要推力和关键症结，而不是着力于那些附庸风雅、无关痛痒的命题。在方法论上，首先是跨越学术分科的界域，针对课题对象穿越各种学科和理论资源，使它们围绕对象形成有机的互补，其次是对对象进行共时的平面剖解，分析对象决定因素及其相互地位与联系，了解对象发生、发展的共时机制，然后历时地把握对象的嬗变和演化，并通过这种过程性的研究进一步把握对象本身。最终的目的，则是在更好的把握对象的基础上，理解中国今天的问题和探寻明天的道路。
这些论点，本应给已显僵滞的学术界提供许多刺激，但遗憾的是，由于孙先生过早离世，使得他没有来得及对其思想做出进一步的阐发，也没有来得及做出实践的演示。更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深邃思想和奉献精神的学者缺乏关注，以至于在他去世十二年后，还没有一篇完整评述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文章。本文对此做出了一些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借此来纪念这位学界前辈和素未谋面的长者同事。（原载《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79-2009），外研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