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培忠
“国外中国学研究”(也称“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一门以海外的中国研究为关注对象的学术研究，随着“中国学”在海外成为一门显学和我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关注，这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中国国力的增强，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这一学科，人们公认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导和推出的。回顾这一学科创立的初衷、学科定位、最初成果等方面，对于我们记录这一学科发展的轨迹很有意义。
一、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创立的时间与初衷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海外有关中国的研究始自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东方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设立，人们通常认为始自19世纪初，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对于国外所进行的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我国的学者虽早有关注，但将其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加以研究，学界认为其起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么，70年代中期的什么事件可以看作是国外中国学研究起步的标志呢?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体制和研究人员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研究人员被全部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才返回北京，陆续恢复工作。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情报研究所是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国外中国学研究”就是由情报研究所富有开创精神的老一代研究人员创立的学科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在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是一个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报研究室，成立于1957年，以收集、研究和传播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最新动向为主要工作内容。1963年，情报研究室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为了更好地收集国外的学术资料信息，在学术资料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后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成立而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情报研究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学术界的重要窗口，系统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的最新动态和许多新兴学科，改革开放后大陆许多学科的恢复与发展离不开这些介绍性研究作为基础。
情报研究所成立时设有“欧美”、“苏东”、“亚非拉”和“国外中国学”四个研究室。这四个研究室，三个按地区划分，分别收集和研究相应地区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学术情报。“欧美研究室”由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种的研究人员组成；“苏东研究室”主要由精通俄语的研究人员组成；“亚非拉研究室”由精通日语、朝语、泰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等语种的研究人员组成。“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不同于上述三个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室，而是以海外各国的中国研究为对象，收集、研究各国的中国研究信息，它的成员，不仅有精通英语的人才，也有精通俄语、日语和朝语等语种的人才，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国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整体情况，包括研究机构、学者、论文、著作、学术会议等。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不仅为长期闭关锁国、不谙海外中国研究状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渴望了解国外有关中国看法的我国学术界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做了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研究室，也作为我国第一家以“中国学研究”命名的机构载入了学术发展的史册，当然，这个研究室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创立该学科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建甚至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诞生。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5月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的。此前，作为其前身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已有了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研究所。当禁锢人们思想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学术界也随即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开启之初，研究人员对国外学术界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渴望、对国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看法的渴望，成为国外中国学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巨大推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是从介绍海外各国的中国研究动向开始的，1977年4月编辑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可以看作这个学科起步的标志性出版物。因为该出版物是开我国学术界介绍国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先河之作，虽篇幅不大，但意义非凡。
这三辑《国外中国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标明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第三辑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起始时间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记载，那就是该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孙越生(1925年2月1日～1997年11月29日)先生1986年1月15日留下的一段文字。他在名为《工作汇报》的总结中说：“初步填补了国外中国学介绍与研究的空白，希望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这个综合性学科的系统介绍是我和叶文雄同志1976年开始计议的，中间有过挫折和叶文雄不幸瘫痪，但我始终坚持下来，现已组织编写出版了350万字的系统资料。”
这段寥寥百余字的记述，阐明了我国国外中国学学科起始的时间，即这个学科的创立，首先是在学者头脑中孕育已久，1976年学者之间开始“计议”如何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并有了实际行动，1977年4月推出了《国外中国研究》。
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主要创始人的孙越生先生，将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归纳为中国学术界对“严重的挑战”的回应。他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前言中讲述了创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初衷：“现代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了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因为，第一，海外已有了一支可观的研究中国的学者队伍，这支队伍“每年以数百名中国研究硕士和上百名中国研究博士的规模在扩充自己。这一增量，决不少于我们自己每年毕业的中国研究硕士与博士的数量”；第二，有众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大力推进中国研究。1971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具有充足设备和力量，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国家有12个，另有19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研系统中设置若干机构，进行一定限度的中国研究。而后，鉴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在80年代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若把政府、军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包括在内，海外至少有上千个研究中国的机构；第三，海外研究中国的领域广泛，研究成果丰富，“凡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中国古代和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在它们的研究视野之内”；第四，“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优势除了表现为绝少禁区限制和有现代化的经验外，首推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和先进的服务设施”。这些情况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对海外的中国研究动向加以重视，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我们的。因为“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所以，充分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况，不仅可以促进我们自身的研究，而且也可以激励我们加强对海外的研究。”
由此我们得知，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为了回应“严重的挑战”而创立的学科，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国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和中国海外研究的落后状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系统地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况，并以此行动促进国人的自身研究，激励国人的海外研究，这就是国外中国学研究创立的初衷。这一初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有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尤其是两年一度的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成为海内外中国研究交流的大平台，让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集中展示的机会。
二、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特色与称谓
为了回应“严重的挑战”而创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首先要从国外中国研究的特点说起。首先，国外的中国研究是个涵盖面很广的说法，从宏观上说，它包括国外所有有关中国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还包括自然科学、军事科学、医药学、建筑学等，即凡涉及有关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可以称为中国研究。因而，国外的中国研究，或曰中国学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大多把它划归在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之内，就当代中国研究来说，研究的热点则在于与中国社会发展及变化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和方面。而国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由有异于当代中国文化教育背景、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的人士组成，他们“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和我们中国文化很不相同。他们是在由他们的文化铸成的‘文化语境’中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则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的一种形态。”因而，他们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比较研究的特点，体现出比较文化的特质。
就国外学者开展的中国研究而言，正如孙越生先生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的中国研究，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和两国关系的制约，同时，也受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和传统特点的影响。对这两方面的认识，正是理解该国中国学发展特点与水平的钥匙。”就当代的国外中国研究来说，笔者曾从宏观的角度将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观点对各国的中国学都有重大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阶段同以前相比，是当代中国学获得全面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政治因素较强，左右着中国学的发展。在第二阶段，政治因素后退，经济因素占据上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学者摘下了有色眼镜，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探索中国问题，引发了国外中国学的种种变化，使中国学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些就是国外中国研究的特点。即国外的中国研究，除了孙越生先生提出的制约与影响因素外，还受国际大环境、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是我国学术界针对国外有关中国研究作出“回应”的反研究。它是由具有当代中国文化教育背景、在当代中国政治环境、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群开展的反映及深入分析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研究。
就研究内容来说，有的探讨外国学界接触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中国文化域外延伸的过程、途径、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等，有的关注外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焦点、观点、成果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吸纳国外学者的优秀观点，丰富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另一方面同国外学者展开交流，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增进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体会到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同时也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发展必须保持开放性。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也同国外的中国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和我们对学科本身意义的认识的影响。例如，直至现在，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许多人还认识不清，学科的称谓没有统一，有时，连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区分也有些模糊不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开创这一学科时，对学科的称谓已有了很好的论述。孙越生先生在《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的第一部分就提出了“正名的必要”这样一个命题。他指出：“Sinology，旧译汉学，系指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是一门以汉族的语言文学、中国的古代哲学、伦理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译为汉学，即关于汉族的学问，也指关于中国的学问。旧译译名倾向于以文化来代表中国文化，所以，名实之间不免有一定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的内容日益扩大，涉及的学科愈来愈多，名实矛盾更加突出。编者认为，除非历史文献中已然使用和国外机构自译名之外，一般不宜再沿用‘汉学’这一旧译，而宜定译为‘中国学’。理由如下。
(1)‘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又称‘朴学’，如今又用来指汉族学和中国学，易生混淆。
(2)中国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扩及中国的各个方面，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已远非‘汉族的’一词词义所能涵盖，有许多研究对象根本与‘汉或非汉’的问题无关。例如，外国研究中国能源问题的著作，就难以称之为‘汉学’；又如，把论述中国统计制度、人口问题等全国性问题的文章称之为‘汉学’，就使人感到凿枘不入，远不如称为‘中国学’来得贴切。
(3)需要强调的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民族，由于千百年来长期融合的结果，早期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汉族虽然是其中最大的一支，但不能等同替代中华民族。如果把汉族和中国画等号，这一方面犯了大汉民族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会授人以柄，给那些认为中国领土限于汉族居住地的人提供借口。所以，把研究中国的事物称为‘中国学’，而不再称为‘汉学’，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其必要性绝不应等闲视之。
(4)‘汉学’这一译名的色彩，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有余，而给人以时代感则大有不足。当今世界中国研究的重点，虽说传统中国的魅力不减，但已明显由古代中国转移到现代中国，其热点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科技等体制的改革问题，倘若仍然把这类研究称为‘汉学’，把这类研究者称为‘汉学家’，就好像硬要小脚女人充当现代时代模特儿，看起来很别扭。
(5)国外中国学是一种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械总和，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械总和，除此之外，还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研究的有机总和，以整体地把握或局部综合地把握中国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或功利目标，这是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单独研究中国时难以追求的目标。所以，中国学不仅仅需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而且也需要通才。世界的中国学，从狭隘的汉学演进到今天包罗万象的中国学，完全符合科学在频繁分化中同时进行广泛综合的新趋势。”
笔者在此引用近20年前孙越生先生的论述，是想指出，国外中国学研究在其创立时期就已确立了该学科的名字，而且在所有推出的出版物中，无论是追述历史，还是介绍各国有关中国研究的现状、学者、机构等，都是用“中国学”，没有使用“汉学”。可惜的是，后来投身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并未完全把握这一学科的新变化，也没有理会孙越生先生有关这一学科名称的论述，尽管每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都有学者呼吁，应该统一学科的称谓，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将学科称谓统一起来，就可以为这一学科进入中国学术体系创立基本条件。但直至现在，这一学科的称谓仍未统一，这是一个需要学术界深刻反思的问题。
三、国外中国学研究创建初期的出版物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在探索、开创国外中国学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上千万字的成果，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丛书、名录、书目索引、专题研究和手册五大类。
丛书是介绍世界各国中国研究动向的系列读物，一共有两种。前文提到的《国外中国研究》丛书是一种，另一种是《外国研究中国》丛书。
《国外中国研究》第一辑于1977年4月出版，88页，以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第二辑于1977年5月出版，92页，以介绍苏联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第三辑于1977年6月出版，110页，以介绍英、法、德、波兰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
值得回味的是，这一套丛书仍带有“文革”时期出版物的一些痕迹，例如第二辑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为开卷，介绍苏联的中国研究时，题目中多次使用“苏修”的说法，而且是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的。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受到读者的欢迎。商务印书馆是具有严谨作风的出版社，由于其出版流程的规范性要求，出版周期较一般出版社要长。但《国外中国研究》却是一个月推出一本，足以显示商务印书馆对该出版物的重视。
《外国研究中国》是为了更好地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状况，增大信息量而推出的，也是32开本，第一辑由已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一、二、三辑合并而成，于1978年8月出版，254页；第二辑于1979年6月出版，292页；第三辑于1979年7月出版，335页；第四辑于1980年5月出版，315页。
名录是介绍各国中国学家的工具书，有《美国的中国学家》、《日本的中国学家》、《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版，为后来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中国学家》是一系列中国学家名录中的第一部，32开本，326页。该书1977年4月出版，是由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黄巨兴“根据贾克斯·卡特尔出版社编辑并与美国学会理事会合作出版的《美国学者传记指南》四卷挑选和翻译的”，全书共收录600条，收录标准是：“在历史、语言、哲学、宗教、经济、法律各学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一律收录。中国血统美国籍学者全收。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学者选收。凡学历、专长、著作任何一方面涉及中国的，以及研究范围包括亚洲、太平洋、西伯利亚等，研究题目涉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均在收录之列”。
《日本的中国学家》是由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主编的。严绍璗教授为编辑这部工具书，一头扎进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1500余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专著、人物志、百科事典中汇集、编译了1105位副教授以上的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资料，分政治与法律、经济、文学与语言、历史、哲学与宗教、考古与艺术六大部类，介绍了每位学者的生卒年代、专长、现职、曾任职、学位、学衔、社会身份、学历、工作履历、学术活动、国际交往、获奖项目、代表著作等，通过此书，中国读者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日本研究中国的规模、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成果。该书32开本，708页。该书出版后，在中日两国都获得强烈反响，严绍璗教授后来多次提及这本书的影响力，说该工具书不仅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甚至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在辨识入关的日本人时也使用，日本学者也以被录此书为荣。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994年6月出版，32开本，446页。涵盖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22个国家的中国学家1434人。当然，所收录学者的资料和译名从现在来看可能会有不足，但在互联网尚不发达、了解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很少的时代，能编辑出20余个国家的学者名录，编者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至于书目索引，只出版了一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1977～1978)》，由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合编，于1981年7月出版，16开本，367页。这部工具书收集了1977年至1978年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目，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中国研究动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学术成果出版艰难的时期，这个工作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只好中断了。
在专题研究方面，中国学研究室推出的成果是《国外西藏研究概况》。这是因为，西藏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领域，并投入很大精力进行研究。而我国对国外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了解并不深入，为了增强学术界对国外信息的掌握，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初创时期的专题研究，该选题意义重大，也具有挑战性。《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79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编者在1978年2月的“序言”中说：该书是对1949～1978年国外“西藏学”(Tibetology)和有关西藏研究发展情况的介绍，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引言，对国外藏学的研究历史作了简要说明；第二章是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语言文字等学科和版本目录学、中印边界问题、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民族与政治等专题，对国外的西藏研究状况做了介绍；第三章介绍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匈牙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等国的藏学研究机构、会议、出版物和代表人物；第四章是有关达赖集团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的介绍；第五章是结语，指出：“国外的藏学研究情况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决不应该把它看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国外藏学研究的主要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的出版迄今已有30多年了，直至现在，这本书仍是介绍国外西藏研究最全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手册”系列是对国外中国学界的整体描述和论述，其中有中国学家、中国研究机构、学会、出版物及大事记的介绍，是一种综合介绍国外中国学界整体情况的读物。“手册”系列的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4年，几代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至于最后一部《欧洲中国学》问世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孙越生先生、王祖望等学者已逝世多年了。
在“手册”系列成果中，《美国中国学手册》是第一部，32开本，699页，198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孙越生先生在前言中首先论述了美国中国学的七大特点，然后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学术界全面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础资料。除前言外，该书分美国的中国学家，美籍华裔中国学家，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美国资助中国研究的基金会、奖学金和补助金，美国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在美出版的中国学书目，美国经常发表研究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美国中国学大事记(1776～1979)等八个部分。
1993年，《美国中国学手册》出版了“增订本”。“增订本”除校订初版利用过的资料外，增加了1979～1989年的资料，使各章内容在数量上较前倍增。著名学者杨振宁先生还曾特意致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领导，肯定出版《美国中国学手册》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
《俄苏中国学手册》分上下册，32开本，共1050页。这种形式在“手册”系列中是独有的。198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俄苏中国学概况(代前言)”、“俄国的中国学家”、“俄国中国学主要机构”、“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俄国报刊和收藏中国学家手稿、档案与所获文物的主要机构名录”、“苏联的中国学家”、“苏联中国学主要机构”、“苏联中国学重要会议(1970～1985)”、“苏联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苏联中国学书目(1940～1983)”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
《欧洲中国学》是孙越生先生等社会科学院情报所老一代学者为学术界贡献的最后一部学术成果，也是规模最大、耗时最长、出版最为艰辛的一部著作，该书在孙越生先生的计划中，书名是《欧洲中国学家手册》，但在孙越生先生去世后，这本书在出版时被改为《欧洲中国学》。
《欧洲中国学》为16开本，1211页，近200万字，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2005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附有光盘。该书分“法国篇”、“英国篇”、“荷兰篇”、“德国篇”等17个部分，对所述对象的中国研究的缘起、后期的发展和现状、代表学者、重要机构、期刊、藏书等情况一一做了介绍。
上述五大类出版物，可以说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奠基性的资料，直至现在，学界仍然认为，这些成果对于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人员来说，仍旧是“案上必备”。寥寥四个字，精辟地说明了这些出版物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两年一届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一时刻，回顾国外中国学研究创立初期的历史过程，介绍该学科出现的社会背景、创立初衷，以及学科创立初期的规划、出版物、学科称谓的设想等，对于梳理该学科的发展很有意义。（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本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