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褚艳红

海外中国学指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当今的海外中国学展示出世界性、跨学科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鉴于欧美日等国中国学的历史悠久，中国解释权很大程度上仍出现由西方主导、引领话语走向的状况。由国外著名中国学家提出的“李约瑟之问”、“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谭中之问”等挑战性问题更引发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界的热烈讨论。世界对中国各种版本的解读和疑问促使我们深层次地思考海外中国学研究体系问题，发出关于中国文明、历史与社会的基本声音。

当前国内针对海外中国学的庞大成果展开解构研究，经历了由现象研究到学科建设的转变，正在进入探索其学理逻辑的深化阶段。即使如此，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追溯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渊源，理清其传承与发展轨迹，掌握其学理构成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和把握其方法论、基本原则等，有助于探讨其内在的演变规律，赋予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定位，回应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新要求。

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群梳理探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学理发展，结合考察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就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提出路径探索。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坚定文化主体性，使中国研究的话语主导权回归中国。

一、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

任何事物有其产生、发展的独特历程。自元明清以来，国内的知识精英一直保持着对海外中国学的注意和反馈，各历史时期的研究构成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历史传承。本部分考察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阶段性特征，以期为国内同人开展该领域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1、元明清对国外中国学的最初关注

  国内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几与海外中国学的发生同步。中国对域外中国学的最早关注可追溯至元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对来华游历人士中国观的观察。元朝对亚欧大陆的开疆拓土使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得以畅通，欧洲和中西亚的旅行家进入元朝境内并留下关于中国的观察记录。现有研究表明域外中国观始于马可·波罗时期的游记汉学，在元廷长居17年的马氏得到忽必烈接见并被任为使者出使西部。不久后伊斯兰旅华人士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农业灌溉工程和文化艺术等持高度评价并与中国官绅交流。根据他们所撰游记汉学记载的中国形象，元朝统治阶层从其口中得知的是海外旅华人士对中国文昌物繁的赞美。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借第三次基督教在华传教为海外殖民探路。明末清初士绅通过耶稣会士了解并赞赏其中国观察。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明代士绅深受利玛窦《天主实义》影响，得知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等耶稣会士对中国观念风俗持正面认知态度，对儒家思想亦有较深认识和追随之意。官方对耶稣会士中国学的关注较为主动并积极参与。一是发现中国自然科学某些领域领先西方，认为西方数学知识来源于《易经》思想，中国有比西方更早和领先的方程思想。二是参与耶稣会士的汉学编著和研究，并促其汉学修养的提升，如明代士绅曾支持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金尼格《西儒耳目资》的写作。三是坚守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使清帝发现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中国文化由尊崇顺从转向否蔑干涉，遂颁布禁教谕旨并在以后历朝得到延续。

此时期是国内对国外中国观认识的起步阶段，持“天朝上国”自大观念的统治阶层局限于对境内外国人的中国观，然而耶稣会士等旅华外国人将中国器物文化和典籍制度积极引介回本国的正面中国观可谓国外观察中国的缩影，是中国成为欧洲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西逐渐发生历史分流时，中国随西方传教士中国观由正向负的逐渐转变而对其愈益限制和抵制。

2、近代中国对西方汉学的借鉴与对话

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实质性起步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展开。西方国家在尖船利炮护佑下开启了向负面中国认识转变为重要特征的近代欧美中国学，晚清官员，如禁烟大臣林则徐曾与传教士中国学家裨志文有过多次互动，并留意其主编的《中国丛报》，官方对欧美来华者创办报刊的注意有助于了解时局、增进对西方中国观察的认识。 

民国时期，西方国家延续着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同时加强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现实问题研究。在西方汉学对中国纵深渗透的情势下，中国官学精英相应地重视西方中国学，大量海外中国学译介和研究成果问世，海外中国学研究呈兴盛之势。一是政府推出举措增进关于中国研究的对外交流，中欧学者往来对话密切。史学根基深厚者被选派前往法德留学，唐复礼被清廷遣任驻法公使参赞并曾帮助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史记》。二是傅斯年、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一批中西学兼通的学者关注海外中国学，倡议夯实国内对中华文明研究的基础，关于中国研究的机构或组织也相继成立，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学研究院和东方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中法汉学研究所等中外合作组织，开中国研究之新风。三是《申报》、《盛京时报》、《中日文化》、《近代杂志》等众多近现代报刊杂志媒体大量刊登欧美人士对中国的观察以及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 

此时期国内的该领域研究主要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一是系统译介和整理海外中国学的基础工作开始启动，包括系列汉学文献的翻译出版；对汉学研究目录的整理编写；以及汉学发展史、国别中国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和汉学家的介绍。二是对法日中国学关注尤重，兼及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学，部分地因为这两国悠久的汉学传统以及日本对近现代中国的明确而长期的侵略扩张意图和行动。三是国内学人的关注局限于介绍、翻译和初步思考，少数有识之士对欧美中国学的研究主要基于是否契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则做出评论，对其中体现的海外理论思潮和学术流派的系统研究则较为忽略。

概言之，此时期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了解中国的需要使自身继续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急先锋，国内在中西深度纠葛与较量的过程中因学术自觉和民族主义精神而开启了对海外中国学的反馈与对话，在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史上刻下值得回味、浓墨重彩的图景。

3、20世纪50-80年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曲折与复苏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约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和国内“左倾”思想等因素引起中西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和相对隔绝。学术生态的变化使得海内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对话虽不乏个别交流、但在总体上陷入“瓶颈”。国内对西方中国学的关注虽未中断，然而却成为一门被全面批判的学问。国内学界针对此时大量国外中国学成果的回应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维持有限关注局限于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批判特征的译介和极少量述评，仍无对国外中国学理论的客观和理性研究。二是译著因时局变化呈现出不同特点，包括五、六十年代学界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方针而推出的考据型汉学译作以及中苏冲突形势下为了解敌情出版的苏联汉学家译著。三是关注面无论时段、专题和国别，均有涉及，体现出此时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动态仍保持着敏感度。在此隔离对立的时期，国内对海外中国学关注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外中国研究动态的获取和文献的积累，且译介质量高，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相关信息来源和研究资料。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中西世界关系改善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重新提上日程，呈现出中外交流的复兴新气象。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国学界对各种西方中国研究思潮理论的关注热情急剧升温，启动传统汉学/现当代中国学译丛和工具书项目，呈现出译介为主、兼及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孙越生先生力倡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呼吁化为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并着手展开相关文献汇编，国内研究从此依托实体机构沿专业化轨道发展；二是译介国家涉及西方列国，关注领域涵括海外中国学史、传统汉学、中国科技史、书评、机构等各大专题；三是注重介绍古代、近代中国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党史、上海史，标志着国内对海外传统汉学和现当代中国学的并行关注，编著者的地域差异显示出此时期京沪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不同关注点。中国共产党和上海这座城市在域外呈现何种形象，海外从哪些角度开展研究？上海学界对此最早加以关注，成为国内研究海外中共党史和海外上海学的起点；四是域外中国观译介与相关研究。译介关注明代和近代国外来华人士中国观，与此相关的研究旨在探索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如上塑造了国内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大致框架并形成更多的学术积累。

概言之，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在这段时期的探索与复兴成为学术温度凉热与时代变革的灵敏感应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中外中国研究交流通道的重辟延续了近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热情。而海外中国学中的诸多新领域新方法新观点引起国内热切关注，并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向学理探索之路迈进。

4、1990年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积累

此时期国内逐渐开启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大幕，国内中国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机制建设开始起步并发展，具体表现在中国学研究早期学术机构的成立、专题研讨会的召开、研究人才培养的起步以及专刊的陆续创办。国内反映西方多元思潮的中国学论著得到（重）译介和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诸多专题得到发掘，加强和拓宽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其一，推出新的汉学丛书、工具书，除以往海外中国研究译丛继续发行外，文史哲领域又涌现一批译丛和译著。译著主要是对流散海外汉籍史料的翻译和研究。其二，国别中国学译介和研究在关注国家和时段上延续以往，仍以欧美国家为主，包括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其三，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译介在地域上有了拓展，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90-1996年共主办《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42期。其五，西方中国观译介和探研，译丛和单本译著系近代欧美来华人士对中国城乡制度文化的观察，此时开启的研究重在探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国别中国观和跨文化比较理论下的海外中国形象。

5、21世纪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伴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与世界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关注度，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成为响应新时代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重视海外中国学和学界主动关注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研究中外对话也渐趋深度和密切，国内研究相应取得进展。译介与研究并行开展的态势确立，研究中的专题探索更为精细，深化和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外延。

此时期中国学研究兴盛的重要表现是作为学科发展有力支撑之建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地域分布和数量上迅速扩增，形成各执所长的多元研究格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整理，新时期成立的40余家中国学研究机构类型包括：以语言文献学方法开展的传统域外汉学、汉籍研究；注重探索海外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现当代中国学研究；通过异域视角展现中国历史文化，国学和汉学相互沟通并进的研究；延续中国学研究优良传统，国外中国学跟踪和中国学研究学理逻辑探讨并重的研究；中国学信息情报与资料研究；港澳台地区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并进关注的研究；注意高端学术平台建设，沟通中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依托专业机构、聚焦不同专题的海外中国学研讨会相继召开。中国学研究学术期刊、图书馆、汉籍合璧工程和数据库等基础资料建设成绩卓著，包括“海外中国学研究”入门学术丛书、设置研究生学位点等相关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中国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体系相结合，确保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此时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了新进展。一是传统汉学译研。国内对传教士汉学的关注以“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为代表，回溯至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汉学并做系统研究，注重展示东学西渐语境下早期传教士汉学的多重意涵；研究丛书的系统规划和大量涌现标志着国内海外汉学、汉籍研究水平的提升；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关注包括译介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并探索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与接受史。二是海外上海史介研。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为代表的上海史研究由宏观概览转向见微知著，揭示现当代上海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多重丰富面貌。三是对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范式、理论动态的追踪研究。21世纪前后国外关于中国现代化、民族主义话语、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中国思想史、女性史等专题探讨在中国的回应体现在海外中国研究类丛书及若干单本论著中。四是海外中国观介研。拓宽译介欧美近现代中国观的文献史料范围；在继续以跨学科视野探索中国形象生成方式的同时突破西方限制，扩展至周边国家，考察展现历史中国的立体式多样面貌。五是在译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基础上开启该专题和中国道路研究。开始探索海外中国共产党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史、方法论研究的关系。六是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探索表现在专业化的汇编整理。如印永青主编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马军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等。七是世界各国青年汉学家成为中国研究的新生力量。研究中国的兴趣从西方扩展到亚非拉等更多国家。各种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吸引着年轻的中国学家前来中国调研和接受研究训练，推动了世界中国学格局的逐步转变和“中国研究回归中国”。

二、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前述历史回溯可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从最初关注、学习对话、探索复兴、学科积累到繁荣发展的历史演变。晚清民国、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三个时期可谓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黄金期。国内知识界围绕该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方法论、学术主体性等问题展开逐步学理探索，促使当前海外中国学发展为学界显学。理清这些基本问题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是必要的。

1、开创与奠基：近现代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近代知识精英对海外中国学进行理论思考始自晚清、兴于民国。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深刻变化造成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汇，海内外中国研究对话和国内中国学研究初次兴盛，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借鉴与对话构成此时该领域研究之理论探索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人对海外中国学的思考表现在概念表述、研究态度、基本立场等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学研究相关概念阐述开始出现。晚清民国时期学人首次提出“中国学”、国学、汉学、Sinology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区分尚不明确，倾向于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以上概念的指称可笼统地相互替代。据史料考证，辜鸿铭在国内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学”概念，其著《中国人的精神》设“中国学”两章，指国外的中国研究。民国时侧重义理阐发，将“中国”作为一门国内外皆可为之的学问。如胡适曾说“西人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 用功甚苦，成效疏微……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傅斯年曾提出反对“国学”的模糊应用。 

其二，中国学研究态度注意发出中国声音和中西互鉴。政学界人士对西方中国研究由了解、批评逐渐转向学习、对话。晚清提出西方中国学需有来自中国声音的必要参照，注意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引导改善西方的中国偏见、了解中国的精神世界。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吾国》等法语论著从各层面向西方正面展示中华文明。辜鸿铭的中国学研究思想在西方世界亦广泛传播，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肯定西方汉学恰当研究；批判其因文化和地理的疏离对中国历史思想把握与洞察的阙乏。二是熟知西方汉学史，指出近代西方文明弊病，中国文化价值可补西方文明之阙乏。民国时期逐渐建立融洽的中外学术对话，认可西方汉学，认为中国研究需要取法欧日汉学中科学合理之精髓。王国维曾赞沙畹“博览旁通……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国内学界还受欧美科学主义的影响，重视专精考据，鄙夷空泛综合。如胡适、梁启超等学者赞同日本中国学方法并受日本国粹主义影响，主张重整汉籍以为今用、保存国粹。

其三，中国学研究立场秉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主体的原则。不少学人认为外来理论需与中国国情相调适，只套用西方模型无法揭示中国文化真谛，主张中国研究应致力于民族文化重建发展，尝试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学研究。章炳麟即援引欧美哲学观念致力于儒学重建与发扬，面对中华文明渐弱、国人纷赴西方学习中国学的热潮，以陈寅恪、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发出中国研究回归中国、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呼声。

元明清至近现代海外中国观基调的转变促使我们思考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原则。对于因地理格局、资源差异、气候等因素必然造成的中西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理念等的差异，历史学家已有扎实和极富说服力的研究。这说明我们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海外中国观的具体论述。世界的中国观历经游记汉学对中国的全面赞誉；耶稣会士汉学以取鉴儒学与政治制度等赞誉中华文明和国民为主的中国观；近代欧美汉学以批判儒学、政治制度、国民性等灰色纪实为主之中国观；至当代世界之多元中国观的演变历程，其对中国文明、政治、社会、国民等观察基调的巨大变化实根源于其本国社会变革、国力盛衰、价值观念变化等历史文化因素。故对于海外中国观应持客观辩证的研究态度，而不应以其一时一地的观点为准绳和制约。

综上，近代中国知识界以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为己任，面对彰显自身文化优越的西学挑战，国内知识精英尝试以文化多元论打通中西文化壁垒，形成文明比较对话的意识，与此同时学界某种程度上对暗含西方近代文明优越之理论预设的西方汉学已持警醒态度，其在中国艰难期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显示出超乎时代的勇气和洞见，并以中西贯通的知识结构和比较研究的视野坚持基础文献建设、交流对话等研究的基本立场，奠定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重新回顾近代中国该领域研究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框架。

三、结语

 纵观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演进历程，自从国内开启域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该领域研究的共识逐渐确立并深化，研究基础不断夯实，良好局面逐步形成。中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推进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思考的不断深入，近代中国大门初开和中西学交融开启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1980-9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在国内获得文史哲领域的建设性学理探索。21世纪以后中国学研究学科框架和研究理念初步形成并发展。从该历史进程不难得出，国内一直保持对海外中国学兼具学习和批判的关注。元明清时期官绅在关注耶稣会士汉学同时反对其干涉中国儒家礼仪；晚清民国政学精英在与海外汉学界的互动中注意传播中华文明声音，注重借鉴西方汉学治学理念并与西方对话；建国后30年在与西方世界“隔绝”时期出现对西方汉学的意识形态批判；1980-90年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以镜鉴他者视角为主。21世纪以来加强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在借鉴其理论方法和观点洞见的同时重启反思批判。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与中外国情和中国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历程可知，西学日盛与中学式微成为近现代世界语境转变的主要特征，国内对海外中国学关注的主要倾向是借鉴多于批判，由此导致对中国解释的话语权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世界掌握。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困境造成中华文明遭遇破坏而不能有序传承。建国前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因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造成传统文化未能正常延续。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中国学研究在西学向国内持续广泛渗透和国学根基受损情势下开始复兴并取得诸多进展，然而国内可与西方展开平等对话的学者仍在少数。如今，提升中国研究国际对话能力，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话语体系已提上日程，提醒着我们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紧迫性。

简言之，自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经历了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再到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学研究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权在该历史进程中正在逐步构建。如今，继续推进与西方中国学的深度对话，在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上揭示其洞见偏见与恰当失当；同时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研究体系，成为今后亟需努力的方向。（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二期，原题目为《他山之石与中国故事——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探索》，本集做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