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石之瑜教授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演讲者：郑在浩教授 (Chung Jae-Ho)（首尔大学外交系主任，伦敦中国季刊编委）

评论人：汤姆生(George Thompson)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客座助理教授）

日期：2006/12/19

地点：中山大学社科院大型会议室（社4001）

翻译整理：李圭之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生）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山大学。我第一次来到高雄是在一九八四年，当年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中文，来到这里让我倍感亲切，因为高雄是个港都，很像我的家乡釜山(Pusan)。接下来因为我用英文准备我的演讲稿，所以我将进行四十五分钟的英文演讲，你们稍后可以用中文问问题。

我认为每个学术领域都有回顾的必要，有回顾才能使这个领域得以进步，因此回顾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有其必要，这也是我作这个演讲的原因。事实上，「当代中国研究」这个领域自九〇年代开始已进行相当多的回顾，例如一本由Routledge出版，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与Takagi Seiichiro合着的「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观点」(“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暂译）即回顾了当代中国研究这个领域在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在美国及欧洲的状况。但就我所知，韩国至今并未出版过有关当代中国研究回顾的英文著作，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有必要回顾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有以下三个因素：首先，韩中关系发展非常快速。二〇〇五年，韩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以及第三大投资点，中国则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投资点。其次，在中国的外国学生中，韩国占最大多数，例如二〇〇四年，有46％的外国学生来自韩国，几乎占半数。第三，有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在中国主流期刊发表文章。

在我对这个领域进行回顾之前，我想先定义「韩国的中国研究」。所谓「韩国」是指具有韩国国籍，在韩国或其它地方工作，研究当代中国的人。根据此定义，著名学者金淳基(Samuel Kim)具有美国国籍，即不属于此。另一方面来说，在美国或其它地方拿到博士学位、教书的韩国国民的出版品都可以包含在这领域。不同于香港、新加坡与日本，很少有中国或西方学者在韩国进行中国政治的教学与研究，因此也不包含在我的回顾里面。一九四九年以来有数万的学术出版品与政策报告，但因为数量过多，在我以下的演讲中并不考虑这些。在我的演讲里，我会含括三种学术产出：重要文章、主流期刊与韩国的大学所生产的博士论文。

以下我会先介绍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之学术社群。如各位所知，大韩民国成立于一九四八年，所以我从五〇年代开始介绍。五〇至六〇年代，韩国的中国研究正处于社会监控的时代。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在这段期间，共产国家与韩国的意识型态机制对学术生产的限制很强，一些有违反共宣传的客观分析不被鼓励。这种意识型态对学术的监控状况在美国也能清楚察觉。其次，当时中国并未开放韩国人的到访，韩国人也没有管道进入中国的官方出版社。直到七〇年代，如果想阅读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仍必须申请官方许可，可是数据凌乱，没有索引，只能碰运气找想找的数据。

七〇年代初期，有限的管道接触中国。很多美国学者于六〇年代初期开始到香港找寻接触中国出版品的管道，韩国学者也于七〇年代利用此机会找寻数据，并且进行六〇年代尚未出现的社会科学训练。虽然主要的中国研究仍是在文史方面，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七〇年代国际环境丕变，季辛吉与随后的尼克松访问大陆，身为民主国家龙头的美国总统访问没有邦交的共产国家在国际间是一件大事，使得很多国家有了政策转变，我翻阅韩国的外交档案，也发现韩国愿与中国改善关系。这个十年见证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成形，这段期间亦有许多自美国、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来执教、从事研究，许多关于意识型态、毛泽东思想、发展理论之研究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尽管如此，财政支持、图书馆等基础设施仍然缺乏。政治与意识型态仍然限制了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之发展。

时序进行到八〇年代。这个十年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注入很大的动力。一九八三年，五位中国劫机犯从大连挟持一架民航机，强迫其降落在首尔附近的城市。因为这件插曲，迫使南韩政府与中国政府首次正式会面。后来又有中国偷渡犯偷渡韩国。为解决此议题，双方政府再次会面。这些会面为双方的和解(rapprochement)铺路。一九八六年的汉城亚运、一九八八年的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九九九年的北京亚运等运动会也为双方提供了协商的管道与场合。反共气氛的缓解带来了解中国的必要，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刺激学界生产关于中国市场的政策报告。但我认为，八〇年代这十年的进展就学术社群的意义而言并不算相当成功，原因如下：首先，韩国人仍然无法实际前往中国，所以许多实证数据仍然无法得手进行研究。另外，七〇年代回到韩国的学者也认为这块领域太过贫瘠，财政资助不足、图书馆设施缺乏，因而渐渐转往东亚国际关系、美韩结盟等容易获取财政支柱的领域。这种转向使得这一代学者未能积极培育这个领域，也造成学术真空，因此韩国没有很多第二代学者。统计数据上，七〇年代产生十九位中国政治领域的博士；八〇年代尽管国际氛围改变，也仅有十七位中国政治领域的博士。

接下来看九〇年代。九〇年代引进了许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与概念，有四项因素：首先是一九九二年八月的韩中关系正常化，松绑了学者接触中国的限制，学者得以自由前往中国短期研究。一九九三年起，韩国学生开始前往中国修习语言及学士、硕士学位。一九九六年起，在中国的韩国学生已达八千五百人，超过日本学生的七千五百人。截至二〇〇四年，也已经至少有四万六千人。其次，许多韩国大学院校纷纷成立研究当代中国的系所与课程。先前学校只有中文系，但九〇年代中期后，系所结构松绑，除语文研究，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对中国的研究也进而产生对研究人员的需求。第三，韩国于九〇年代建立许多基础设施协助当代中国的研究。例如教育部便成立由首尔大学负责的区域研究课程；九〇年代中期，韩国研究基金会(KRF,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则将区域研究或中国研究领域的博士、后博士研究财政支持予以制度化。第四，第三代中国研究学者于九〇年代初期纷纷返国。第三代学者是指八〇年代赴美国或其它地方修习中国政治博士学位，第四代学者则指九〇年代初期出国，末期回国的学者。差别在于，第三代学者没有前往中国的机会或选择，而韩中关系正常化后，第四代学者始有选择前往中国，这为韩国学界注入更多研究方法与学术背景。在韩国国内的大学获得中国政治博士学位的人数也由八〇年代的十七位增至九〇年代的四十位。九〇年代人力资源的增加，引进许多新理论与新概念，刺激大家对方法论的关注，也亦有新期刊与学会成立。以上是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术社群的回顾。

接下来要介绍截至二〇〇四年的当代学术社群。六〇年代开始教书的第一代[FS:Page]学者现在仍然活跃在学术界者已经很少了。在韩国，超过六十岁者，生产力会逐渐下降，这不必然是我的想法，但也确实如此。因为第一代学者的转向造成学术真空，于八〇年代开始执教的第二代学者虽十分活跃但为数不多。于九〇年代初期与后期回来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术社群的主要份子。用韩国研究基金会的数据来说，二〇〇六年止，已有数百位学者于基金会注册（他们不必然以中国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但仍然宣称是中国专家，因为中国政治研究能拿到更多资金）。就年龄的组成来看，六十来岁与五十来岁的学者分别占6％与15％，四十来岁学者占58％，三十来岁学者占20％，可以看出学术社群主要由三、四代学者组成。就教育背景而言，国内大学产生29％的学者，中国产生27％，台湾产生16％，美国产生15％，欧洲7％，其它地方占2％。

以韩国中国政治学会(Kor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为例：此学会成立于二〇〇一年，是一个排他的机构，只有博士论文是跟中国、香港、台湾有关者，始可加入此学会。二〇〇六，成员仅有五十二人，并不多，但囊括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他们平均年龄四十一岁，这也符合的先前的观察；15％的成员在九〇年代前半获得博士学位，属于第三代学者；29％的成员于九〇年代后期获得博士学位，属于第三代学者；56％的学者则于二〇〇〇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所以有半数左右的成员在过去几年得到博士学位，比韩国研究学会(KRF)年轻许多，也更活跃、更有生产力。就成员教育背景言之，52％在中国得到博士学位，韩国仅占21％，美国占13％，台湾6％，英国6％，德国2％，虽然在中国取得学位者占了半数，仍然是非常多元的，也可由此看出，中国近几年大量产生许多博士。相较于八〇年代与七〇年代，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主要由台湾产生，现在则由中国所取代。就其研究取向而言，研究外交政策者较研究国内政治者多许多，研究国内议题者，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治研究居首，其次为政治经济学、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思想与政治过程。以上是学术社群的回顾。

以下要对学术产出做出评估。我只从韩国的大学所产生的博士论文来看，有两个原因：由海外韩国学生生产的博士论文资料并不完全，也不易取得，此外，韩国自己生产的博士论文必须在国家图书馆注册，得以从中取得完整数据；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博士论文不可避免是知识分子、博士生与指导教授对话的结果，可能会有所偏差。一九七四年至二〇〇五年三十二年间，二十三所国内大学共产生了九十八篇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政治的博士论文，其中三十九篇研究国内政治，四十五篇研究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其余十四篇则是关于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环境与能源等议题。由此看来，有41％研究中国国内政治、政治理论等传统议题，只有三篇分别是经验研究、中央地方关系、决策动力。有趣的是，11％的博士论文谈论人民解放军，我猜想有许多是其内部官员参与研究所致。除了研究意识型态以外，最多是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四十五篇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论文中，大部分是中国外交史研究。这些论文后来成为专书的比例不高，今后应该要有更多以英文写作的专书问世。市面上有许多主题为中国的著作，但大部分是旅游、个人文集、投资、未来预测，真正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著作不多。英文著作的缺乏，不只发生在当代中国研究这领域，一个主要原因是，韩国学术体系在评鉴大学院校表现时，对专书重视程度不如期刊之发表，且专书所需时间长，学者因而缺乏专书写作动机；其次，韩国的大学拥有专属的出版社，却没有扮演英美的大学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出版品多为教科书，少有学术著作，综合以上，导致学术专书写作并不受欢迎。我认为当代中国研究这领域应该要有更多机制鼓励英文专书写作。一九九九年，法轮功事件已经爆发，我去东京顺道前往书店，想看看有多少关于法轮功的书籍已出版，当时只有一本关于法轮功的英语书籍，但日语书籍却已有两本，韩国却没有任何关于法轮功的书籍，关于文革的单一作者著作也不多，我们确实很需要更多单一作者的专门著作。

最后来看期刊部分。正如专书的情况，很少有韩国学者在主流英文期刊发表文章，只有三位韩国学者于《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发表过八篇文章，一位学者于《中国研究》 (China Journal)发表过两篇文章，当然，还有更多学者于《亚洲概观》(Asian Survey) 与《议题研究》 (Issue Study)发表文章。第四代学者已经有一些人在SSCI期刊发表文章，但我仍然期待有更多的表现。我另外从韩国三篇主要期刊来检视期刊成果：《韩国政治科学论丛》(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韩国国际关系研究》(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还有具有悠久历史的《中苏事务》(Sino-Soviet Affairs)。相较于二十年前，虽然期刊文章数已经增长许多，比起西方仍然不够多元；许多写外交政策的期刊着重中国的韩国政策与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等其它多元主题应该要更多；方法论上，比较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四年间发表在《中苏事务》的五十一篇文章与《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的八十五篇文章，利用在地个案研究的比例分别是4％与14％，应用访谈方法的分别是4％与32％，可以看出韩国需要更多方法论上的应用。然而，在过去二十年，期刊引用中文资料的比例有大量成长，没有引用便难以发表。

总结我的观察，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至少会再持续几年。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就业前景仍相当宽广，持续增强的韩中伙伴关系，给予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社群与教育文化成长的契机。另外，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在美国的摩擦状况并未在韩国出现，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或贸易伙伴的对立看法在韩国也并未出现。学术网络的成形十分惊人。我认为，充裕的资金与良好的外在环境并不必然带来好的学术成果，学者的热情还是最重要的；其次，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社群应该要寻求更高的国际化程度，正如先前提及的，应该要有更多文章在国外期刊发表。只有持续跨越疆界(cross-borderization)才能带来学术社群的成长，对整个学术界的经常性回顾也十分必要。

评论（汤姆生）：您提到九〇年代有很多时代变迁，中国对外也已开放，想请问，接触中国的管道真的已经完全开放了吗？第二，您提到韩国学者的教育背景，提到52％的学者在中国拿学位，但当你评估韩国学者的研究情形时又排除对这些学者的讨论，我知道美国在学术界非常主流，但是能忽略如此多的学者而下结论吗？中国对学界有如何的影响？第三，刚刚您从学位论文角度来评估时，认为难以取得国外论文资料，但用了韩国与欧美的期刊。发表在韩国主流期刊与欧美主流期刊的文章有没有什么主要差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待在日本，这里又是我在台湾待的第四所学校，我很能察觉彼此高等教育间的差异，想请您论述一下。您刚刚也提到，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韩国比较少有对立的观点，如果缺少意识型态斗争，我们如何看到多元的学术社群？最后，您提到热情，没有热情就无法成为学者，如果只需[FS:Page]要热情，您如何看待外在环境的变迁？

答：首先，接触中国的管道并没有完全畅通，但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确实解决许多问题，韩国学者进出中国也没有太大的限制。至于我没有评估那么多在中国拿学位的学者，是因为大量在中国拿学位是在近五年的事情，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评估他们的产出。由于有半数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拿学位，在韩国教授中国政治的学者当然有一半来自中国，其中一些甚至在中国经历过学运，对韩国当然有一定影响，他们为韩国学术社群注入什么观点还值得观察。我自己大学与博士念不一样的学位、在不一样的地方拿学位，又在香港教书，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更多元的教育背景。而且有了意识型态，可能无法使你做真正的学术研究，而趋向政策辩论，而学术研究应该是超越现势的。最后，我认为自己无法把热情抛诸脑后，因为这是我踏入这里的动力。我一九八一年决定研究中国时，我旅游了几天，以便告诉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研究中国，怕自己有一天根本不想上图书馆，所以我认为热情决定一切。方法论的训练、去哪里拿学位或教书、拿多少经费，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有热情，一切都可以克服，这是我的想法。

问题1：你刚刚提到的Ash, Shambaugh与 Takagi Seiichiro的著作，有一章提到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看法仍然是有些意识型态的，而韩国自己的主要路线是什么？多元的教育背景产生不同的意识型态如何反应在学术界？

回答1：至少就我所知，那些从中国拿博士学位的人对朝鲜半岛争议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大抵上有共识。我没有要把在中国拿博士的人普遍化，但与其它人大抵有两种差异：他们对中国内部习得的模型深具信心，他们对韩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比较一致，不似美国的分裂状况，这不代表学者向中国靠拢，但几乎认为韩国应该作强权间平衡者的角色，而不要完全依赖美国。不过目前从中国回来的学者少有进入政策机关者，但逐渐有作政策建议的趋势。

问题2：您身为一个韩国教师，觉得整个东北亚的重心在哪？

回答2：我的回答在书里（笑）。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我们被迫选择一方、对抗另一方，现在东北亚正经历严重的分歧。在过去，安全与经济逻辑皆由美国主宰，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逻辑的重心已逐渐朝向中国，例如美国不再是韩国首要贸易伙伴，韩中航班也较韩美航班多出许多。如果情势逼得我们选边站，选任一边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在两者间平衡。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影响中国与美国，如果美中关系出问题，我们也会有麻烦，我们韩国也很期待能自主，只可惜夹在强权之间，逼不得已。

问题3：我很好奇北韩的中国研究与南韩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差别？

回答3：老实说，我不太了解北韩如何研究中国，无法回答这问题。但我在两年前曾访问一位北韩官员，他是北韩共产党的国际事务部秘书长，他说自己仍然是以意识型态来作决定，没有所谓的理性决策过程。这是个有趣的议题，希望以后这学程能含括北韩的研究。

问题4：你好，我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您提到的韩国课程里似乎是强调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太读马列思想、毛语录、邓小平、江泽民语录，但这才是真正统御中国的思想。请问您教授的课程还有学习这些吗？

回答4：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教授第一本建议我的书是Stuart Schram 所编辑的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后来我遗忘这些，教学大纲中也没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但我也很好奇还有多少教授把这些书单列在教学大纲中？但是我之后会考虑。

问题4（接上）：请问您是否忘记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

回答4：我没有忘记，只是我们不需要藉由阅读这些来提醒自己中国是共产国家，而且中国也使用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观点，究竟还是不是像以前那样，还有争议。

问题5：您提到热情，我想知道热情从哪里来？日本的中国学家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一定会胜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所以他们努力去发现，甚至试图去证明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可以包含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之外，还加上西方所不能了解的中国，所以他有热情，因为他认为他作为日本的中国学者是别人做不到的。韩国学者的热情从哪里来，有没有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不同于其它人对中国的了解？

回答5：其实我的意见与你有所不同。我所说的热情不是国际观的，而是个人的。譬如说我自己如何进入这一行？我初中一年级时，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精武门」，李小龙带给我们这一代韩国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我的老家在釜山，一直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念日文书，学校里面也练跆拳道。看了电影之后，思考日本的跆拳道与中国武术的差异，开始培养这种比较分析的思维，这是开玩笑的。大学以后思索自己要做什么，于是把初中以来一直有过的好奇与一辈子的计划结合。所以我对中国的热情就是从初中开始的。

问题6：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韩国的国旗是太极加上八卦，我想请问它的由来是什么？

回答6：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说韩国文化多半是从中国来的，我的答案是「是」还有「不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去大陆，河南省有嵩山少林寺，少林武术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那韩国的国旗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

问题6（续）：是从印度来的，但是在中国发展。国旗是韩国的，但其实我不是要问国旗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我想问，它在韩国文化占很重要的特色，而北韩国旗就和中国没有关系，当国旗成为象征的时候，对于南韩人有什么意义？

回答6：北韩的国旗是四〇年代之后制造的，是有了自己的思想后才制造的。而南韩的太极旗是二十世纪初制造的，当时很多世界观受到中国的影响，尚未受到西方的影响，所以我们用中国的哲学把自己的世界观展示出来。

问题7：我是大陆所的学生。我先前在大陆的媒体看到韩国想将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一些起源的争议，韩国政府的大动作引起中国民众强烈的不满。我想请教郑教授如何看待这些事情。

回答7：端午节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现在东北亚的历史纠纷主要是日本在一方，中韩在另一方，中韩之间又有高句丽纠纷。端午节的事情我听说过但没有仔细研究，但我认为双方的争议对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十分不利。中国外交部控制媒体，不让他们报导这些问题，我倒是有较高的评价，但如果之后中国民族主义份子组织起来争论这些议题，中韩争端会更加难以解决。

问题8：根据一些文章表示，韩国想要成为东北亚的平衡者，是不是说韩国不会遵从中国的政策？但是韩国在中国有许多投资，在此状况下会不会重塑韩国的外交政策？

回答8：这个观念形成之后其实死得很快，因为韩国尚未做好准备，我也有些担忧。韩国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侵略他国的东北亚国家，总统正是想利用这个柔性权力来担当东北亚的中立的协调者(an honest broker)，但这观念一出来，美国就不开心，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是这个区域唯一的平衡者，中国却很欢迎，因为中国自己心里有数，如此可以提升韩国的地位，又能将美国势力逐出东北亚，正符合北京的利益，但提出后，美方不喜欢，日本也不买账，随即无人谈起。

问题9：老师您好，我来自中国大陆。现在不光内部，还有许多国外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