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轲简介：

彭轲（Frank N. Pieke），英国人类学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教授，曾任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英国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BICC）主任。彭轲1957年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1982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社会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以交换生的身份到中国北京语文专科学院及北京大学深造，1988年初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深造，并于1992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彭轲精通中文、英文和荷兰文。

彭轲教授今年将与中国、英国和法国的人口统计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共同开展一项关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项目。他刚完成一部关于中国的干部培训和党校的作品，题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The Good Communist)。他早期的著作有《跨越国界的中国人：福建移民在欧洲》（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荷兰籍华人的社会地位》（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Dutch Chinese）、《平凡和非凡：一项关于北京改革的人类学研究》（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Reform in Beijin）等。

 

2010年6月，彭轲教授来到北京为他的研究进行调查访问，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彭轲教授畅谈了他对海外的中国移民和中国党校发展的研究，也详细介绍了欧洲和美国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迥异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本文即经编辑整理后的访谈内容。

中国移民问题日益受到政府重视

记者：请谈谈您关于海外的中国移民的研究。

彭轲：我最初的研究兴趣的确集中于海外的中国移民研究，我的第一本书关注的就是这一主题。1987年，我应荷兰政府内政部委托，从事关于荷兰华人生活现状和社会地位的调查工作，用我的母语荷兰语写作了研究报告，题为《荷兰籍华人的社会地位》，该书于次年初在台湾出版。

1996年，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本书的写作--《平凡和非凡：一项关于北京改革的人类学研究》，以城市改革如何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为主题。我在北京进行实地调研，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中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兴趣，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折晓叶、陈婴婴、沈崇麟以及清华大学的沈原等学者合作，对江苏、云南、山西和河北的一些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主要研究村庄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通过成立乡镇企业、互相合作达到致富的目标。

在那之后的1999-2001年，我又把兴趣转回到海外的中国移民研究上，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关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以生活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福建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完成了关于这个项目的一本书，题目是《跨越国界的中国人：福建移民在欧洲》，该书于2004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英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的生活境况不容乐观，他们处于英国社会的底层，通常从在中餐馆打工开始谋生之路，此后再逐步涉足运输行业、建筑行业和食品供应行业--大多数人是在报酬很低的、英国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中工作。2004年，非法在英国打工的23名中国劳工受雇在海边捡贝壳，遇上潮涨，21人被淹死。这些中国非法移民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现在，非法移民问题日益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

记者：您这次到中国也是为了开展关于移民研究的项目吗？

彭轲：是的，我仍然关注移民问题，但这次关注的是外国人移民到中国的问题，我称它为"移民中国"。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严峻性，但我觉得"移民中国"将来肯定会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因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吉林、云南和海南等省靠近边境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在广州和那些边境城市，"移民中国"所引发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因而寻求其解决方案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的这项研究现在尚处于起步阶段，若干年后才能出成果。

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了解中国的基础

记者：最近，您刚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党校和党员干部培训的著作《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请您谈谈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彭轲：这本书是我2004-2008年的研究成果，于2009年11月由剑桥大学出版。我的大部分调查工作是在云南展开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云南省委党校及一些地州县的党校。同时，我也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国家行政学院进行一些关于党员干部培训的非正式调研，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开展。

记者：我比较好奇的是，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您为什么会对"党校"、"干部"这些研究对象感兴趣呢？

彭轲：有些人会认为关于中国党校的研究是很枯燥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希望从整体上对中国有一个把握，而不只是局限于研究中国的移民和乡村生活，我想弄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以及她将向何处去。

研究中国问题，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政府和政治，也就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执政党。你不能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谈对中国的认识。通过研究党校，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健康发展，如何不断壮大力量、如何推陈出新，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如何由一个革命党成长为中国的执政党，还可以观察她今后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能够以一种很特别的，不同于政治学研究者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党校。在我眼中，政党不只是一个机构，它更像是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机体。这是我的视角与政治学研究者的视角的区别，也是我的优势。

英国当代中国研究：从一片空白到风生水起

记者：与传统汉学相比，当代中国研究在欧洲兴起的时间很短。您能从总体上描述一下其发展历程吗？

彭轲：如果你想了解当代中国研究是如何在欧洲发展的，就必须知道其中的变化。起初，研究者并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当代的国家"来研究，因为欧洲的汉学家们只钟情于古代中国研究，所以，大约从1911（辛亥革命）到1970年的这段时间的"当代中国"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在1920 -1940年期间，欧洲的很多人类学家希望到中国做调查，但由于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阻挠，于是他们就将研究对象转向了其它国家。欧洲的研究者始终关注的是传统"汉学"，比如中国古代学者、经典的汉语著作以及古代社会文化。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欧洲开始有学者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存在，并认为如果不对此加以研究便是一种损失。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与古代中国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汉学家把自己视为古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守护者，认为他们有责任去维护这种丰厚的历史文化，并使之很好地延续下去，而非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而消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学界开始关注新中国，但此时的欧洲学界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古代汉学研究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