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学者各领风骚、论著层出不穷、思想推陈出新，可谓蔚为大观，其对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群研究队伍中，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如费正清、芮玛丽、费维恺、魏斐德、孔飞力、史华慈、柯文、史景迁、彭慕兰等。尤为注意的是，他们的“中国”观也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实际上，这也代表着当代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中国”观都是殖民主义史学观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人物为费正清。费正清在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近代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保守与落后，根本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新的变革力量，近代中国变革完全是西方外力冲击下，对西方外力的一种被动反应，是一种不自觉的近代化。可以说，没有西方的外力冲击，古老的中国还将在黑暗中徘徊，不可能步入现代化。费正清等人的理论，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从西方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夸大西方殖民入侵对中国的能动作用，掩饰了殖民侵略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贫困与落后，也没有考虑中国自身的因素对近代化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柯文为首的新的史学观诞生。柯文在其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倡导“在中国发现历史”。他强调，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视野上来看待中国的近代化。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由此揭开了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史新的一页，开始对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提出批评。而这一对殖民侵略进行批评的视野与方法，一直为美国的近代中国史研究学者们延续至今。

自柯文之后，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对殖民侵略“不遗余力”地展开批评，对中国在近代遭受的苦难抱有一定的同情。柯文之后兴起的后殖民者主义史学，在对殖民侵略进行批判的问题上走得比柯文更远、更深。除了柯文，还有孔飞力，他撰写了《叫魂》，与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一样，都反映了同一倾向，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一方面对西方殖民者侵略清王朝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性也予以批评。

进入21世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东亚研究的桥头堡又兴起了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是罗友枝。他们主张清史研究应该避开中国大陆研究清史时从汉族立场出发的视角，应该从满族人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在资料占有上，尽量翻阅满文档案、文集、读书笔记、历史文物，从中找寻历史的真相；主张撇开旧有的思维，把满族看成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实体，是东亚共同体的共同主人，而不是如中国大陆史学家所说的满族一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满族人的变迁来看待清代的历史，或满州人的历史。新清史研究，目前在美国方兴未艾，进行得如火如荼。

审视当代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现象。在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中国中心观”、“后殖民主义史学”、“新清史”等学派思潮，无一不对近代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给予批评、批判，无一不是标榜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考虑中国近代化问题。表面看来，西方学者都是在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说话，为中国人民进行学术道统上的声援，为历史“伸张正义”。如果仔细分析，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学术界，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津津乐道，且容易追赶学术时髦。换而言之，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真正对中国过去遭受的殖民苦难，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历史后遗症抱有同情的学者为数不多。无论是柯文，还是刘禾，他们在批判殖民侵略时，在替中国“伸张正义”时，骨子里都抱有一种文化、民族优越感，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也好，对殖民侵略的批判也罢，都暗含着美国是正确的，美国人的理论、方法、研究视角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样一个思想前提，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话语霸权主义思维。

更为可怕的是，在他们对殖民侵略喋喋不休的批判中，潜藏着这样一种殖民主义思维，那就是中国学者在批判殖民侵略、构筑近代以后的中国学术体系时，所接受、所使用的还是殖民主义史学观指导下的概念、方法、逻辑，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殖民主义观。简而言之，即中国学者在批判殖民主义时，实际上已经接受其思维方法，被殖民主义“殖民化”了。

正是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柯文、孔飞力，还是刘禾、魏斐德，他们在本质上与费正清都一样，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都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史学观。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