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一直在从事和中国有关的研究。1995年至2006年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2006年赴曼彻斯特大学创立中国研究中心并担任东亚研究系教授。此外我还在日本京都大学前后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主要都是研究中国同东南亚关系以及海外华人。我最近应邀返回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担任终身教授，第一项任务就是创办一个新的历史学系，以全球史中的近现代亚洲尤其是中国以及科技、医学、环境和商业史为重心。这种跨学科、跨国和跨文化的经历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我特别关注一些边际性的学术话题，如亚太区域的跨国关系、华人移民问题、社会和商业网络、资本和观念的跨界移动等。我也思考过自己的定位，既是关注亚洲问题的中国学者，又是关注中国问题的亚洲研究学者。我所希望做到的是让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集中点，研究主题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人世界（Chinese-speaking world），但不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孤立的对象来看，而是把中国置于区域和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些探索和思考在我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华人网络·中国崛起·国际关系》一书中有较全面的阐述。该书有一章专门论述近十年来英国的中国学的主要特点和机构变迁。

 

转变一：从“观察中国”到“体验中国”

关于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和转变，我有一些比较宏观的和初步的观察。我认为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个转变就在于海外学者们的角色，即从纯粹的“观察中国”（China Watching）到“体验中国”（China Experiencing/China Practicing）。 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urg）在2006年主编的一本书，题目就是China Watching，主要谈的是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视角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意味着这个研究者是站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视角，就像看一部电影，只是旁观者而不参与其中。但我觉得，近十年来，这种研究视角发生了某种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是旁观者的身份，而是开始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能想到很多这样的学者，比如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贝淡宁（Daniel Bell）教授，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新儒家》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他在书中花不少篇幅谈到了自己在中国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同时也涉及西方经验是否能在中国实践的问题。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时候，参加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组织的活动，叫做China Taskforce （中国特别研究组），他组织了有关中国经济和产权政策的研讨会议，参加者既有西方学者，也有中国的学者兼官员。由于斯蒂格利茨个人的影响力，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高层领导，所以他谈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时，就不是一个纯碎的旁观者的身份了，而是一个体验者和参与者的身份，由此看问题的视角是大不同的。

不仅是外国人，很多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中国人（包括已加入当地国籍的新移民），也在中国研究发展的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负责人，都是这种背景。还有像在美国的赵穗生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对国际主流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这些中国出生的学者的特点是，跟中国的大学以及一些政府机构都保持着较密切的学术和工作上的联系，比如我本身是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国务院侨办的学术咨询委员。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学者也亲身体验和参与着中国的发展，而非仅仅是个旁观者。这种经历无疑对我们自己以及所在机构的中国教学和研究有直接的帮助。当然，这种研究者和参与者双重身份的结合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有何影响，还是值得我们今后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和有机互动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

                          转变二：中国从“客体”到“主体”

第二个转变是中国从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客体”成为了主动创造信息的主体，这不仅是由于更多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的结果，也由于类似孔子学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不同的媒体机构的努力，它们都在积极地塑造着中国的形象，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让外界看中国的眼光能够更客观和中立。这个转变对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努力主要在留学生的层面，我们应建立高层次的、面向全球的学术和科研基金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从学术和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问题做多层次的和客观的研究和报道。例如，成立于197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以及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对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成立于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基金会和1991年成立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方背景和资助的机构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它们的建立都是在各自的经济起飞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明显的时期；其二，它们都以推动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中心任务，最终是为了加强它们自己的软实力。我觉得，中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时代背景和挑战，需要有一个宏观战略和国家级的跨部门机构来加以应对。

转变三：从“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到“后学科时代”

海外中国学的第三个转变是与整个学术变迁相关，即从“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inter-disciplinary” or “multi-disciplinary”）到“后学科时代”（“post- disciplinary”）的转变。当代中国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兴起之初，学者们多提倡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通过不同的专业背景使研究更加多样化和具有更宽的视野，因此，中国学基本上是处于“区域研究” 的大框架之内，注重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不同领域的交叉和碰撞。但最近20年来，区域研究受到文化研究、全球化、理性选择等不同理论的挑战，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开始转型。与此同时，随着非西方世界（如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现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框架无法解释许多新的现象，区域研究必须与社会科学对话，不仅仅以它为参照系，也要以非西方经验来修正或完善现有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开始超越各自的学科界限，更为关注问题和现象本身以及知识的生产。如一个英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后学科时代的研究者追随观念和联系的步伐，而不是将它们局限于学科的界限之内”。在这种大的时代和学术范式变迁的背景下，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从未间断过的文明，中国的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研究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