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0——1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举办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以及德国汉堡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等近3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成就、理论及其方法展开热烈讨论,并对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诸多建议。著名学者李学勤教授参加会议,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教授出席开幕式。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中国学发展情况,学者们谈了各自看法。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教授认为,此阶段的美国中国学,是美国在19世纪发轫时到20世纪下半叶繁荣发展的过渡时期。它和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大不同,19世纪下半叶,汉学作者主要是传教士,著作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和现状,而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学术著作。所以上半叶可以说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的繁荣发展时期的一个过渡,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的著作和作者都比较少,但这个阶段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胡志宏研究员认为,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的发展,应该从3个方面考虑:1、与欧洲汉学相似的早期过程;2、中国史研究自身的发展变化给美国中国学带来的效应;3、二战后美国杰出汉学成果的由来。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龚咏梅副教授认为,在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的研究中,应注意来自欧洲汉学家的贡献。她在提交的《劳费尔和他的汉学研究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一文中,详述了德裔汉学家劳费尔治学经历和中国之旅,历数其汉学成就和特点。她认为劳费尔的贡献有4个方面:1、为美国收购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和书籍;2、进行了中国语言的研究和用英语写了大量汉学文章,为美国学者掌握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很大便利;3、所做的东西方交通史研究,为美国学者打开了眼界;4、所开展的跨学科研究,为美国中国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铠研究员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的发展中,美国太平洋学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过的中国精英学者。他提交的《太平洋学会的中国精英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一文,系根据对陈翰笙和王毓铨的采访资料撰成。他认为,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很多成果,与太平洋学会有关,与中国学者的努力有关。《太平洋事务》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国际刊物,陈翰笙是副主编。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历史计划》,王毓铨也介入了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研究员认为,中国精英对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贡献,应该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吴原元博士提交了《试析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高校的中国教学》的论文,他认为自1876年耶鲁大学开设中文课程至二战前,美国高校的中国教学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其间,美国高校的中国教学主要是面向研究生;教学内容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主,在培养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研究生及增进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种教学无论是课程数量、师资队伍还是招生人数都不甚理想,限制了它在传播中国知识、增进美国学生对中国了解方面的效果。

    同济大学国际关系所仇华飞教授提交的论文《新闻记者与美国中国学研究》,探索了美国汉学向现代中国学演变的轨迹。他试图通过对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等美国左翼来华记者及其在中国的经历,揭示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同左翼新闻记者来华有重要联系。左翼记者回国后的作品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可与汉学家相媲美,从而成为影响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系曹景文副教授提交的论文《抗战时期外国人视野里的毛泽东形象》认为,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进行采访,为全世界留下了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也成为后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难得的一手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朱政惠教授认为,对20世纪美国中国学发展的状况,应该有深入研究,是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入口。虽然它还处于美国中国学的奠基时期,但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发展特征有全局影响。他认为,要根据历史资料和文献史料,详实考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发展程度,形成对这一阶段中国学成就、规模和特点的准确认识。他认为,这时期美国已大体形成一支汉学家队伍,中国学研究资料迅速增加,中文教学开展和研究平台相继建立,并涌现出一些中国学研究的成果;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受到欧洲汉学和华人学者的治学影响,而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在推进这一时期的中国学发展也有颇大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背景

    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认为,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走学术史研究的道路。他认为,对于外国汉学家,不仅要作为学术史人物研究,还要研究他的学术史背景,因为每一个汉学家都是在他的学术背景指导下进行研究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余志森教授认为,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一个十分令人思索的历史时期,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归纳起来至少有如下4个方面。军事上,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上,经历了小繁荣到大萧条到再繁荣的曲折变化;政治上,由民主党到共和党再到民主党执政的轮流变化;治国理念上,经历了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的“新自由”到哈定、柯立芝、胡佛的“自由放任”再到罗斯福“新政”。短短50年间真可谓是大起大落,起死回生,跌宕起伏,令人回味。他认为,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要考虑到这些社会发展的背景因素。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李勇教授认为,对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中国学的认识,要结合对美国史学思潮的研究。不过这一阶段的美国史学是比较复杂的。他说,导致一种思潮产生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发展中不同思潮又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美国史学中还存在着欧洲学术影响与本土学术生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后人包括美国人对美国史学的研究,使用的话语体系也不同。他认为,兰克史学是美国科学史学的重要内容。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美国青年学者留学德国,接受了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并在美国加以传播,“兰克的名字被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作为精神偶像去乞灵”。他们把科学史学理解为,学者可以通过近乎完善的考证方法,发现历史事实,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春来副教授认为,要从美国自身发展的特点来认识美国中国学。他说,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的一个产物,它是欧洲的移民,更多的是英国的移民,它的文化在很长时期内来源于欧洲,来自于英国。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时候才有了自己的特性呢?实际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而这时也正好是美国崛起的时期。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美国人开始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包括美国本民族的史学、哲学等。在文化上,很突出的一点是实用主义哲学兴起;一系列的变化,影响到了美国人看世界,包括对华的政策和对中国的关注。美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从19世纪诞生到20世纪上半叶奠基,实际上都和自身崛起有关。

    朱政惠认为,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有个对中国观的考察问题。大概至上世纪40年代初,是美国人对中国感觉最好的时期,卜德等很多学者的中国学著作,对中国文明表示崇高敬意。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还要联系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他们中国观发展史来进行考察。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马少甫博士认为,鸦片战争之前,随着美中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观察。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时而表现为文明、有序、发达的敬慕对象,时而又表现为浪漫、刺激、朦胧、美丽、距离、古怪、精妙、高雅和雅致的异国情调的替代物,时而中国又成了专制暴虐、欺诈成性、科技军事滞后、社会道德堕落、生活习俗稀奇古怪的一个国度。这些形象的出现既与早期美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经验积累有关,又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胡逢祥教授认为,会议的主题虽然讨论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学,那为什么又安排几个好像看上去与美国中国学研究没有关系的题目,主要是希望在考察了这个时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之后,平行考察一下中国这段时间,中国方面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究竟还有那些趋向,即理论和方法的取向,这样就可以做个比较,否则就变成一个方向的研究了。当然很多专家在发言当中,已经注意到这两个方向。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变化比较大的,比较体现时代特征的东西,一个就是古史辨,第二个是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论战,第三就是关于20世纪的国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许光华教授说,讨论汉学为什么安排一个国学呢?这个思路是很好的,我们汉学或者国学,总的对象就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汉学,是外国的,我们国内的人怎么研究它,其实平常也是这么想的,这个会上的安排也是一个创举,可以比较好地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样,外国人怎么样,这样我们两边相互对照,可能会更有利于深刻地认识问题。

    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问题

    这次会议还对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关于开展中国学研究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教授认为,在当今中国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专家学者、对华智库、研究机构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些探讨和研究对我们全面了解自己和做好建设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因此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现实和学术意义不可低估。而美国是海外中国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对美国中国学的了解、研究的必要性更加不容忽视。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顾钧副教授认为,汉学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研究在西方思想界和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卓越贡献,汉学研究可以有利于重建中国学术。

    会议探讨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程和分期问题。李学勤认为,国人的汉学研究经历了4个阶段。1949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萌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央所制定的政策逐渐开放,我们与国际学界,首先是汉学界建立了学术联系;第三个阶段,特点是作为国际汉学这一学科的专门机构建立;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汉学研究的走向专门化。目前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处于第四阶段。李学勤指出,“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中国学”的讨论,也是深入发展的阶段标志之一。他说类似这样的研究,从1990年代后逐渐深入和系统化,不仅仅是个案研究,还有国别研究、派别研究等等。对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走向成熟,突出特点就是深入发展。

    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认为,汉学和中国学含义,在研究内容和所属学科性质上都不同。汉学以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等为研究内容,属人文科学;中国学则是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属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从汉语阅读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学,他认为中国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的研究,且中国研究中国学的范围要比汉学的范围更广一些。两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含义,它实际上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互通有无、相互启发的过程。许光华认为,汉学本身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每个学科都可以从某个特定角度来研究,它有无限发展余地,中国学也会慢慢形成一门学科。

    会议还探讨了拓展研究渠道的问题。胡志宏认为,互联网络是一种发布信息的有效手段,可利用网络这一新技术促进学术传播与交流。她说,外语也是做学问的有力工具,要利用语言的优势为学科发展服务,所以要扩大国际交流,不只是举办学术会议,还要增进互访,在交流中不断增进了解和提高学术。仇华飞认为,研究美国中国学应该制订详细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机制,可以借鉴20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发展的经验研究:培养人才、建立基金会、建立各种学术团体、召开学术会议,奠定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基础。

    学者还讨论了学科发展的基本建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余伟民教授认为,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学术积累和创建过程,对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不能企求其学术创新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在确立新目标后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练好学术内功。陈绛认为,整个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应该按照不同阶段、各个方面一块块地探索,方可取得更大的成果。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切忌急功近利、欲图一下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否则会欲速则不达。我们应该重视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王家范也强调,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着重于翻译外文文献,以促进研究的精确和科学性。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认为,翻译外文作品非常重要,应该翻译海外有代表性的作品。

    关于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问题,李学勤强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学术史的研究,要注意从这方面深入探讨。朱政惠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它要有具体的学科背景,没有学科背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介绍说,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背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是学术史的一个方面。我们主要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规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当然所研究的也主要是海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李勇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应作为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将其编入史学史的范围。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该有海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块。

    会议还探讨了对海外中国学探讨的比较视野、全球视野问题。仇华飞认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应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的研究和美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作比较,这是因为两国学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同,视角不同,比较研究会比较深入;深入研究不能光读译著,还要读原著。他说,中国学研究应该同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当然也要重视学理的研究。研究美国中国学应该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即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对现在的研究起到可贵的借鉴作用。裔昭印认为,应采用全球史观的研究视角;重视思维的多维度;并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来研究海外中国学。她认为,中国学研究要把每个朝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搞清楚。她指出当前中外文化交流不对称,应将中国学人的东西介绍出去;只有建立健全学术交流机制,才能更好地加强中西互动,促进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王家范认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应提高中国学者的自主性,在保持独立的民族精神的同时,积极吸纳外来有益的新鲜因素。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07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4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