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应邀赴北欧访问,相继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哥本哈根大学汉学系、奥斯陆大学汉学系作过短期的讲学和学术交流,结识了瑞典汉学大师马悦然教授和北欧汉学界的一些朋友,从而对北欧汉学特别是瑞典汉学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

    一

    瑞典的汉学研究,虽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但从自发地欣赏中国文物到自觉地研究中国文化却是本世纪才见成效的。

    在瑞典,现代汉学是由几位大师的开拓而形成规模的,起因当然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对西方世界强大的诱惑力引发的。1919年9月瑞典成立了“中国研究会”,首任会长由瑞典元帅帕兰德担任,接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大戈壁连续进行了三次远征,他不但测定了罗布泊的位置和历史变化,还在沙漠中发现并发掘了楼兰古国遗址。这些成果大大震动了欧洲汉学界。于是在帕兰德元帅逝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亲自担任了瑞典“中国研究会”主席。有王室和上层社会的大力支持,给瑞典汉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就在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大戈壁中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的同时,瑞典在中国担任地质调查顾问的地质学家古纳·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组织发掘了这个在亚洲尚无先例的新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令人吃惊的彩色陶器,此后即被命名为仰韶文化遗址。不久,安特生回师河北,在经过周密论证和试验发掘之后,又组建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后来参加联合调考察的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掘出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最古老的人类头盖骨化石,顿时轰动了世界。后来裴文中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2页)中曾经肯定了安特生等人的功绩,认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中国史前学界是不会如此进展之速。”

    瑞典当代汉学大厦,是由本世纪几位汉学大师作为柱石支撑起来的,其中瑞典著名语言学家高本汉影响最大。高本汉曾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中国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本、越南、朝鲜诸国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译音,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的巨著《汉语音韵学研究》确立了他在西方汉语历史语言学方面的领袖地位。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花了十年时间,才将这部巨著译成中文。罗常培认为这部书是“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1941年,重庆《图书月刊》一卷七、八期)中国的音韵训诂学明清以来,虽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但直到高本汉的这部巨著译为中文之后,中国的语言学家才开始使用汉语拼音。赵元任创设的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就受到高本汉音韵学理论的直接影响。

    高本汉一生著述等身,其研究成果即使在汉语的母国,也属一流水平。他在欧洲是汉学界的丰碑,此后,欧美不少大学汉学系中执牛耳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如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汉学系马悦然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汉学系韩恒乐教授、丹麦歌本哈根大学汉学系艾葛乐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乔吉教授等等。

    真正把汉学的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的瑞典汉学家是马悦然,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扩大了牢固的基础,然后又用两年多时间到中国四川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在考察中结识了后来的马夫人陈宁祖女士,成就了一段异国姻缘,陈宁祖随马悦然定居瑞典以后,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在汉学研究领域,马悦然是一位高产的学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他还对中国《春秋》中的《公羊传》、《谷梁传》作过考证和翻译注释,他最先把中国的《水浒》和《西游记》译成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礼记》、《论语》、《孟子》、《史记》等著作,译介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还组织领导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共分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洋洋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二百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论著。50年代末期,他曾担任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和老舍、冯牧等中国作家结为至交。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由于他是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院土,所以使得这一世界性文学评奖机构的成员,增加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近十年来,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高行健的若干剧作和长篇小说《灵山》,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系列小说《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及台湾和大陆十多位诗人的作品。

    马悦然在欧洲汉学界,是属于百科全书型的大师级学者,他在担任斯德哥尔摩汉学系系主任期间,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有13名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为弘扬欧洲汉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如今马悦然的学生大都在欧美许多大学汉学系任教或者在汉学研究机构任职,一支浩浩荡荡的“马家军"iE把瑞典汉学推向世界汉学的前列。此外,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马悦然的个人影响,争取各方捐助,每年邀请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和学者前往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访问讲学。

    马悦然不但为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还把瑞典的汉学研究引入了更高的层次,因此,我认为瑞典汉学研究的第一特点是大师开拓,波澜壮阔。

    二

    奠定瑞典现代汉学基础的几位大师的研究课题,都颇新颖别致。即使是学术性会议,也都富有新意。例如1933年9月第13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斯德哥摩召开,阿道夫王子(后即王位,是为古斯塔夫六世)担任大会主席,由于他本人到北京参观过故宫博物馆,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钦慕,而且他本人也是汉学家,所以他建议在会议期间,举办一周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览,并号召各国学者来研究这些青铜器,使人意想不到的是与会者都将原订议题搁置一旁,被古老而又精湛的中国青铜器——征服,经学者的反复讨论,并由阿道夫王子归纳总结,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本风格特征:一、“殷代风格”(公元前11世纪以前),此期青铜器多有雷纹和饕餮面具的装饰,所饰动物的头部多呈圆形,牙齿外露、嘴唇反卷等;二、“殷周风格”(公元前11世纪至10世纪),此期青铜器质地厚重,刻镂深沉,外形多为人的变形面孔兼及各种动物形像;三、“中周风格”(公元前9557世纪),此期青铜器表面趋于光滑平坦,容器出现了奔马的形体装饰;四、“秦汉风格”此期青铜器装饰渐趋抽象和复杂,造型日 渐精致,饰物由凶猛转向温和,出现了龙与花的变形图和螺纹饰物,这些特征后来遂成为汉代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者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风格特征的总结定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这种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耗时一周研讨中国古代文物的盛举,恐怕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找出第二例证。

    前文提到的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汉学大师斯文赫定,他在对中国西部大漠的远征中,在戈壁中奔波了一万多英里,成为揭开罗布泊变迁之谜的第一人,他绘制成552张地形图,拍了364张关于高原和沙漠复杂地理情况的照片,其中三分之一的地域从未有过人烟,斯文赫定三次进入中国西部大沙漠,时在清末民初,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显然无能也无心对西部大漠去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赫定取得的巨大成果对中国后来综合开发西北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高本汉不但以他的巨著《汉语音韵学研究》在中国音韵学领域内树起一座丰碑,而且对中国的《论语》、《礼记》、《尚书》、《国语》和《左传》等先秦著作,也有独到见解。西汉末年关于《左传》的真伪,在朝野之间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明清以来还未能稍减,虽经康有为、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参辩,然而持伪作观点者依然甚蕃。此时高本汉参战,他完全抛弃一些考据学家因袭的今、古之争的旧套,从语法分析人手,将《左传》中的语法助词全部开列出来,与同时代的其他古籍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左传》是用春秋时代中原方言写成的,其语法与方言上的特点自然流畅,暗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绝非秦汉以后的伪造者所能模仿的。由于方法科学,举证确凿,成为《左传》研究中持真说的权威论断。

    在奠基拓荒填空补白方面,还可举出高本汉的学生汉斯·贝伦斯坦,他专门研究东汉历史,并以此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巨著《东汉的复兴》洋洋四大卷一百多万言,书中还附有160多幅历史地图,他运用丰富的史料对王莽和刘秀两个关键人物进行了多侧面的解剖,得出了许多与前人大异其旨的论断,在中国史学界,还难得见到有人倾注这样大的精力去构筑一部断代吏的宏伟工程。

    高本汉的另一位优秀学生卜斯温以《周礼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他遍查先秦诸子著作,共找出375级官阶,其中经常出现的有133种官名,仅大夫以上就有56种高级官职,后来两汉王朝建立,也基本上承袭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与管理体制,并由此论定《周礼》确系先秦时期的著作。卜斯温的另一本专著《中国皮影戏》,详述了皮影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皮影戏的表演、道具、服饰等等。最为可贵的是他收集到130多个皮影剧目,并对这些剧目的剧情作了介绍,这部专著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资料价值,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的一个空白。

    以《明代国子监的社会地位》一文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扬·哈格曼,对明代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朝廷培养招募官员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明永乐年间,国子监学生多达万人,而六部官员有二分之一在国子监内挑选。

    瑞典汉学家对论题所下的论断都是在获取大量例证后才作出的,虽然要耗费大量精力,但所得的结论却非常令人信服。如高本汉的另一位女弟子吉蒂·考尔格林,她以研究《朱熹全书》获博士学位,她在《朱熹全书》中找出一千多条例句,指出朱熹作品中拥有大量双音节词语,口语则比比皆是,从而得出北宋不少学者的某些著述中,许多话语已与现代白话区别甚微,而语法关系则与现代白话毫无二致。

    瑞典汉学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独具慧眼的选题范围,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难能可贵的独创特色。

    瑞典的汉学研究,不但已经形成风潮、形成传统、形成学派、形成规模,而且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标志就是汉学研究领域内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其中马悦然的学生中有13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如今他们都在瑞典和欧美各大学和学术机构,成为汉学界执牛耳的著名学者,这些人的再传弟子,更是遍布世界各地,有人粗略统计,仅以马悦然为首的“马家军”在西方各学术刊物发表和出版的汉学研究论著就不下2000种。

    三

    瑞典各大学,目前共有汉学教授6位,副教授26位,散布在各岗位的汉学博士生30余位,可以说,已经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汉学研究队伍。

    目前瑞典汉学界的主力军,是一批学养较深的中年汉学家,笔者在访瑞期间与他们当中的三位作过切磋,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本汉大师杰出的女传人林西莉女士,曾跟随她的导师受过严格的汉语言文字及中国古典文学训练,她的专著《汉字的源流》,在仅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发行到12000册。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地介绍有关汉字的声、形、意诸方面的精心之作。例如她对“山”字的介绍就令人称绝,她把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从始皇泰山封禅到隐士高人深山隐居,山与人结伴则成“仙”,山字的形状与山峦的起伏相联,山水画中三座山浮现在云雾之上就是山字的真切形状。类似的介绍,书中比比皆是。《汉字源流》一书,已在英、德、法、日、意等九国出版,是世界汉学史上最为畅销的著作。林女士多年来一直在瑞典的中学和职业学校以及电视屏幕上教汉语,由于成就卓越,瑞典教育部1990年特别授与她汉学教授职称。

    另一位是盖玛雅女士,她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的副教授,在我接触的瑞典汉学家中,她的中国普通话说得最为标准。她专攻中国民间曲艺和通俗文学,有专著《中国现代相声》,这部专著全面地研究了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和主要的相声作品以及相声的源流和表演流派,书中的许多资料连中国学者也感到陌生,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相声的专著。她还把中国相声分为说教型和娱乐型以及两类兼之的混合型,盖玛雅最推崇的是娱乐型,认为这类相声在世界艺术史上应占一席地位。目前,盖玛雅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当代的通俗文学。

    介绍瑞典汉学家最应提及的一位学者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罗多弼教授,他是继高本汉、马悦然之后瑞典汉学界的中坚人物,在过去二十年间,他的学术成就在同辈学者中首屈一指,目前,他实际是北欧汉学界与中国和世界各国汉学界联系的纽带。他在七十年代,曾任瑞典驻华馆文化参赞,认识很多中国学者和作家艺术家。近几年,他以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系主任和东方语言学院院长的身份,不断邀请世界各国汉学家和中国的学者、作家赴瑞典访问讲学,以期把瑞典营造成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

    罗多弼教授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他不但对中国先秦儒家的功过和明清哲学研究有独到建树,而且对鲁迅、郭沫若、陈独秀、胡适、张天翼、冯至等作家都写有专论,他的力作是《1928—192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这部著作立论公允,材料翔实,代表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水平。目前,罗多弼的研究机锋,已转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而且第一批论著,已陆续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了欧美汉学界的关注。

    围绕在马悦然、罗多弼周围的,还有一批更为年轻而又颇具实力的汉学家,如以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夏谷博士;以研究汉字简化并出版了《中文不规范简体字字典》的波西博士;专门研究《黄帝内经》的娅娜和专门研究中国苗族语言历史发展的闫幽馨等青年学者。

    纵观世界汉学研究,本世纪瑞典不但出现过几位大师级的汉学家,而且开拓了汉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如今,一批又一批中青年汉学家正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行进,他们的研究成果,备受中国学者和世界汉学界的称赞,因此,可以说瑞典的汉学研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原载:《理论与当代》2006年04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