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史景迁是一位人文色彩浓厚的史学家,其著史面向大众,注重史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大体而言,辩证的历史思维、以小见大的史学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与自觉的社会史视野构成了史氏著史的一般特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与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多元化的历史现状紧密联系的。围绕史氏的治史风格,学界有着程度不同、观点各异的品评。在这些品评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不同史学认知的冲突与交融。
关键词: 史景迁 著史风格 治史理念 史学评价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氏著述选题独特,构思巧妙,文笔洗练,形成了独标一格的著史风格。关于史景迁的治史特色,目前国内学界总体上仍处于评介阶段,[1]系统性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史氏的治史风格为中心,通过对其著史特征的梳理与归纳,进而对其内在的治史理念与外在的著史环境进行探析。最后,将围绕学界对史氏著史风格的争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察与评判,以期对我国的史学著述有所助益。
一
在迄今史氏所出版的十余部著作中,《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胡若望的疑问》诸书是史氏著史特色的集中代表。史景迁的盛名多自这几部所赐,时下中外学者对其风格褒贬不一的评判也多围绕此而展开。我们也便主要从这几部史著入手,对史氏的著史风格进行大体概括与总结。
史景迁著史具有一定的内在理路,在其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有着一种辨证考察历史的思维。
史氏早期的治史重点为康熙帝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其一系列著述大多由此衍生而来。如史氏早年曾撰有《康熙帝人生的七大阶段》一文,[2]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人生“七段论”来考察康熙帝的一生,美国学界对此曾好评如潮,史氏亦颇为自喜。但史景迁并没有就此而裹足不前,在众人对其赞赏有加之时,史氏却陷入了另一种沉思,并逐渐萌生了一种念头,即抛却莎士比亚的“七段论”模式,从康熙帝本人的视角以其自身的话语分阶段来总结他的一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以下简称《中国皇帝》)的成书。对康熙帝的研究使史氏颇得令名,史氏也将其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一段时期”[3],应当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史氏独特的治史特色。但接下来又有一种思绪开始萦绕于史景迁的脑际,那便是与康熙帝无上的权力相比,那些生活于绝对无权状态下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为此,史氏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下层的农民,并曾为此而长期思考。直至《福惠全书》上关于一位王氏女子死亡的寥寥记载偶然间映入史氏的眼帘,从而使他确信这位农妇的死恰可代表“中国社会的这一面”。在他看来,王氏之所以死亡恰恰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在中国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女人。以上可见,从《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到《中国皇帝》再到《王氏之死》,其中是有着内在的辨证关系的,尤其是《中国皇帝》与《王氏之死》二书,史氏认为两者在构思理路上完全是一种自我“反动”[4]。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与《胡若望的疑问》两书亦是如此。用史氏自己的话说,两者都是对一种“异质文化的追寻”,但在构思理路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5]史氏这种辨证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作者力图多角度多层面考察历史的努力所决定的。[6]
史景迁对历史细节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是选题还是历史书写,史氏都在努力通过对细小史料的挖掘与描写来建构或揭示其主旨所在。从某种小的选题环节切入,进而敷衍铺陈成与之关联的宏观历史构架,是史氏著史的一大特色。史氏曾提及自己之所以经常撰写一些独特的历史题材,并不是心中预先有了一些理论与宏大设计,而是完全相反,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而一旦某种细节吸引了他要被确定为历史题材时,那么之后史氏便沉醉于书写“这些个别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以及这些事物存在的整体历史环境”[7]。在他看来,研究某种特定的事物,其实这一事物所存在的情境(context)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如《王氏之死》一书,史氏坦言最初使他受到触动的仅是寥寥数语,而当史氏决心要为这位可怜的女人写一部史著时,他要做的便是尽其所能对王氏的死给以最丰富的背景,[8]只有如此才是对中国妇女史的最好研究。[9]显然,史氏认为王氏的死在当时的中国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此外,在历史书写中,史氏对细节的描写尤为重视,甚至认为这比理论还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一个史学家重新捕获到一个时代”[10]。对此,最为突出也最为史氏自喜的便是《王氏之死》中大地震是如何摧毁了王氏的生活、《中国皇帝》中的一声惊雷又是怎样吓走了康熙皇帝、《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利玛窦如何被飞扬的尘土填塞了鼻子和耳朵以及《上帝之子: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中一场突然的降雪又是如何使太平军陷入绝境等细节描写,所有这些都令史氏的著述熠熠生辉。而史氏将其引入著述之中,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着更深层面的考虑的,那就是借以“加深主题的意义”[11]。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与勾勒是史景迁著史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而史氏对人物内心的探寻则是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通过移情的方式来进行的。在史景迁看来,史学家或传记家在撰述过程中,其实是在追寻一种“自身缺乏的或者不能找到的东西”,是要竭力进入“某个人的思想”中去。而欲达此目的,便需要史家对往昔寻求一种“自我理解”,而此种理解则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12]这也便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史家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13]。史景迁就是通过这种移情的方式去理解古人的。比如,在《中国皇帝》一书中,史氏单独设“阿哥”一章,在他看来,康熙帝一生纵横驰骋,未曾被任何政敌挫败,但皇太子的不仁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却成了他晚年的一大“心病”,并最终击垮了他。史景迁在书写晚年康熙时是充满同情的,因为史氏“当时已有了孩子”,他被“父母对孩子所具有的那种恐惧与希望的结合物感动了”,所以他认定这必是要作为康熙帝的一大阶段的。[14]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一书,史氏言其是从利玛窦的记忆“图像”中慢慢编排出来的。这种编排惹来了非议,指责史氏究竟从何而知这些记忆图像对利氏如此重要?史氏回驳道,“唯一的答案只在我心中,我并不认为他(利玛窦)会选择一些对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记述”,只是“我不能证明它们而已,我只是利用他们来作为我的组织原则”而已。[15]要之,史氏认为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传记作品的灵魂所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王氏之死》中王氏临死前的心理刻画,还是《上帝的中国之子》中对洪秀全宗教心路的追寻,史氏都在努力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种“自我”探寻。
史景迁在书写人物时对编年的记传体形式并不热衷,他认为人们生活背后的“组织原则”与 “自身记忆”并不是“编年形式”[16]的,因此在谋篇布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考虑。
史景迁总是喜欢将作品以“蒙太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在跳跃,我将这些跳跃以符合逻辑的形式编排起来”,使其“如戏剧发展般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17]。而在情节的发展中,史氏又非常善于将众多的因素编排在前,而将最能反映历史主题的因素编排于后,使其情节发展呈现为一种由多而弱到少而强的特征。[18]比如《中国皇帝》的布局,史氏曾言道,“本书前五章都是对第六章的扩充的阐释,而第六章则完全是对康熙本人1717年草就的临终遗诏的翻译。这份遗诏刻画了康熙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19]。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的最后一节,史氏仍是几乎原文不动地移用了利玛窦的原文,因为在他看来这正可“作为他自己一生的总结”[20]。史氏的此种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在他看来,上述的章节实际上全是传主们人生记忆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他就是要抓住它们并解释它们。[21]总体来看,对布局的编排与情节的设定令史氏的著作颇具“故事性”,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史氏往往放飞自己的思绪,从而使虚拟与实际、事实与想象之间变得异常模糊。史氏的此种写史手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与小说技巧相类,因之其著述文学色彩也便特别突出;兼之史氏在著作中往往并不给出所谓的解释与结论,从而难免要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可以说,这是史氏著史特色中最为突出的一环。
二
作为一名独标一格的史家,史氏的著史特色还不止于此,如社会史视野也是其著史的另一显著之处。史氏曾经言及治社会史是其一种自觉,即便在阅读史料时,他也非常注重社会日常生活的史料。对此,《上帝的中国之子》与《追寻现代中国》诸书有着集中体现,且已为有关学者指出。[22]囿于篇幅,此不赘述。总之,通过对史氏著史风格的初步梳理与勾勒,我们已完全能够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有道是无无本之木,史氏独特的治史风格不会凭空而来。下面,我们将从史氏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美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三个层面对史氏著史风格的形成因素加以探讨。
首先,一种史学风格的形成与史家的治史理念密切相关,在史氏著史风格的背后,应是潜伏着史氏独特的治史理念。
对史景迁的治史理念进行探析,首先是要知道史氏是如何看待史学的性质的。在史氏看来,史学是要用文学化的语言来传递某种品质,作某种道德品评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文学并不等同于小说。文学在他看来更是一种哲学上的传统,而小说却有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由此,小说写作除了广义上的通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而史学著述则要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从而“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次的效果”[23]。可见,史景迁心目中的史学是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且较偏重于艺术性的。史氏的此种史学认知具有明显的人文特色,这也便决定了其在历史书写时,不会单纯以史实的真实性为满足,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对史实的重新建构来获得某种意义。而文学化的语言便是其表达方式。
此外,在历史写作的服务对象上,史景迁反对将史学作品与社会民众相脱离的作法。在他看来,那些书斋里枯燥乏味的写作使很多话题兴味索然。于是,他便要尝试着以新的方式来为公众书写历史。[24]这也就决定了他必须要写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为追求史学著述的可读性,写作技巧的注重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史学著述除可读性之外,社会民众的兴趣点也是史氏着重考虑的。如《王氏之死》一书之所以先从1668年的那场大地震写起,其原因便在于撰写此书时中国刚刚发生过唐山大地震。[25]可以想见,史氏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利用美国民众对震后中国所产生的微妙心理,在著述开篇便牢牢吸引住读者的眼球。老实说,史景迁之所以每有书出辄洛阳纸贵也是与其对时代具有敏锐的触摸密不可分的。[26]
其次,史景迁的史学认知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倾向,无论是从早期的治学经历,还是从其对中国文化的着迷来看,都需要我们从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两个维度来解读其治史理念。
有学者指出,史氏出身于英国,深受英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因此史氏优美的文笔当脱胎于此。其实,除了文笔之外,西方古典文学还影响到了史氏的一些构思理路,这从其引用莎士比亚的“人生七段论”来书写史学论文可见一斑。此外,也有论者指出史景迁“承续了西方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的古典叙事史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了”。[27]这从久在美国从事史学研究的唐德刚教授的相关评论中亦可得到印证,“以写中国历史的作品来看,美国人大都老老实实平铺直叙,但英国人写历史就注重文学修养”,“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国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28]。这一评论如果用史景迁来加以诠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总之,西方古典文学与史学的传统在史氏身上有着鲜明的烙印,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步还似乎远远不够。我们还要看到,东方的史学传统同样在他身上起着作用。史氏在论及治史当善于发挥史家的想象时,便曾引用中国的早期史家及其著作予以论证。他说,中国早期最伟大的史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是对主要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加以重构,尽管当时并没有可资借鉴的一手资料加以佐证,但这并不妨害这些史学著作的质量。史氏认为,这些史家都是“正直、果决而学识渊博”的,对他们来说,话语重构只是“一种工具,一个发明”,是用来“强化历史人物间的相互关系,诱导读者更深一层地进入他们的思想的”[29]。由此可见,史景迁对中国早期的史籍有着十分明了的认识。而史氏之所以撰文陈说中国古典史学的特征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史学写作寻求注脚与支撑。同时,史景迁还曾谈及房兆楹夫妇在历史书写时应考虑读者的感受等方面对他的影响。[30]笔者认为,史氏独特的治史风格是多少受到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的。我们虽难以区分东西方文史传统对史氏的影响孰轻孰重,但两种传统在他身上得以交相辉映则是不可否认的。
最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学界在研究领域与撰述方式上的新变化为史景迁发挥个人才能提供了历史空间。
在研究领域上,伴随着以“大写历史”为旨归的史学研究逐渐遭到扬弃,关注个别人物,尤其是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的“微观史学”兴起。史学多元化的倾向不断彰显。在研究取向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也逐渐渗透到史学领域。不仅以前为学者注目较少的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群开始受到史家的青睐,诸如死亡、性与妇女等论题也逐渐为史家所涉及。[31]在此一史学发展趋势下,史景迁当仁不让地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以《王氏之死》一书为例,该书出版于1978年,诚如史氏言说,当他对“王妇”感兴趣时,大部分学者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32]实际上,那时的新社会史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开了研究“平民史学的先河”也并不为过。[33]更何况史氏的早期作品主要以研究历史人物为重,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对“大写历史”的反动,从而更具新时代的气息。再以对社会生活细节的注重来看,史氏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直觉”,他的这一研究偏好甚至直接影响了如韩书瑞、彭慕兰等一批美国社会史学家。[34]可见,史景迁自觉的社会史视野不但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新社会史学发展合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撰述方式上,历史叙述技巧在这一时期再度受到重视,并且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叙事史本为传统史学的主要撰述形式,中外众多的传统史家无不是叙事史的高手。到了19世纪,伴随着史学被纳入社会科学学科,史学的撰述方式也随之产生了分析还是叙事的争论。在科学理性的挤压下,分析式的历史书写最终在学院派中占据主流地位,叙事史学从此趋于没落。然而,1979年史学家斯通撰文指出社会科学史学的核心信念已经趋于崩解,从而提倡对人类具体经验的重视与阐发,进而倡导历史叙事的复兴。[35]这种与史学的社会科学定位相背离的史学潮流的兴起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但至关重要的是,它无疑给史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风,从而带来了史学观念的变革。在这股史学潮流的冲击下,“原来‘科学化’的企图已经被(多数史家)逐渐放弃了”,历史“又重新与文学结盟”了。[36]在70年代,对叙事史的提倡蔚为风气,这便给了史景迁大展拳脚的机会。1980年便已有人指出,在东亚研究的领域中史景迁当仁不让地掌握着这股风潮的大纛。[37]
可以说,正是在当代美国史学发展变动下,具有独特治史理念的史景迁与生逢其时的时代氛围风云际会,从而不仅能在人才济济的美国学界迅速脱颖而出,而且最终引领了这一史学潮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三字已远远超越了作者名字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它已完全成为一种意义的符号,一种史学观念的标志了。
三
以上对史景迁的著史风格及其治史理念进行了探讨,可以发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交相作用的产物。从其社会实践效果来看,史氏独特的著史风格一方面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疑问甚至指责。就其最具争议性的一面来看,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认识。一种认为史氏的部分作品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有将其视为后现代史学家的意味。[3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史氏的相关作品纯粹是小说,有学者甚至讥讽他为失败的小说家。[39]有意思地是,这两种倾向在围绕《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评论上有着集中体现。为了讨论方便,下面我们将学界对《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不同认知作一鸟瞰式地考察与检讨,最后对史景迁是如何回应上述两种评判的加以论析。
将史景迁视为后现代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断。尽管此种论断未曾确凿地见之于文字,但现实中却多有持此见解者,他们认为史氏多少受到了后现代的影响,因此存有后现代的痕迹。即使有些学者相对谨慎些,但在其著述中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如古伟瀛、王晴佳在《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中,便将史景迁的著作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国史论著”来加以介绍,其用意可见一斑。[40]其实,此种倾向性认识的最有力支撑大概便是史氏的著作文学性过于突出的缘故。美国史家伊格尔斯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视角时便曾特别指出,《胡若望的疑问》一书是“在有意识地要消灭学者的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两者之间的界限”上走的最远的一个。[41]在此,伊格尔斯是在论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著作影响有限时转而引出史氏一书的。我们认为,伊格尔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视之具有一定后现代色彩的意味。
与上述观点相对,对史氏的著史风格展开激烈的批评、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布鲁斯·玛兹利士1992年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上一篇题为《胡若望疑问的疑问》文章。文中,玛兹利士认为史景迁只是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关于“疯子”的故事,而主人公因何而疯,史氏却并没有回答。然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研究中向我们揭示,所谓“疯狂”其实是一种文化概念,而不仅仅在医学上具有意义。胡若望被从中国带往法国,在一个异质的文化氛围中,演绎出许多令西方人不解并最终将其看作是疯子的行为,这种变态的行为只有结合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才能取得合理的解释。史景迁对此却根本无意涉及。因此,史氏的这种写史模式便大有写作小说的嫌疑。当然,玛兹利士也承认,史氏对史料与细节的挖掘与利用是相当充分的。不过如果结合卢卡奇与斯考特对历史小说的定义与阐释的话,那么史景迁在《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中只是将这个故事讲的更具历史性而已。玛兹利士最后强调,历史是在思考,同时也是在讲故事,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都在讲故事,而历史学家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问题,这是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而来的史学传统,也是异于小说的独特之处。而《胡若望的疑问》一书却恰恰缺少了回答问题这个环节,从而在撰述模式上更加偏向于小说。[42]
面对史学界的评论,史景迁并没有直接表态,然而其在一些场合的言论,也较为间接地对此作出了回应,只不过这种回应是相对温和而内敛的。对后现代史学家的“桂冠”,史氏从未在其有关著述中予以承认,至多在被问及是否应用了后现代理论时,轻描淡写地回应以“也许是,也许不是”[43]。可见,史氏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有着一定的认知则是肯定的。尽管史氏对被人“内定”为后现代史学家并不在意,但若被人看作是历史小说家或小说家时,恐怕是万万不能同意的。要知道,当被人称呼为一名传记史家时,史氏也是难以接受的。[44]
就在玛兹利士于1992年发表文章,着重抨击《胡若望的疑问》的撰写是小说模式后,史景迁在1998年也有了机会畅谈史学家与历史小说家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也可将其看作是对玛兹利士批评的一个回应;同时对此加以解读对进一步认识史氏的治学理念亦颇有益处。这篇文章主要是史景迁对历史小说家玛格利特·阿特伍德的回应。在史氏看来,史学家,至少他自己与历史小说家的确存有一些共通之处,如注重背景的烘托与写作技巧的强调等,但彼此之间的区别与界限还是泾渭分明的,那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以及基于此所产生的允许“我们自己自由发挥的限度”。具体而言,史氏主要是针对阿特伍德在写作中的三条指导原则展开评论的。第一条为“当它是一个历史事实时,我(阿特伍德)不能去改变它”。史氏对此的评判是,对史学家来说,一个历史事实是否成立,并不是“能不能”、“应当不应当”去改变它的问题,而是要努力去研究其究竟是否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条“书中的每个主要的因素在写作中都要有所支撑,无论这种写作多么可疑”,史氏认为,对史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黑暗的领域”,即当我们越是强迫自己去追寻,越是决心去“证明一个假设或者一种潜在的戏剧时刻”时,我们越容易将本为可疑的事实视为历史实际。第三条为当面临某些“尚未被解释的领域,或尚未填充的空白”时,历史小说家是可以去“自由发挥”的。对此,史氏认为史学家是绝对不能这样做的,但史学家也完全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去填补空缺,不过在修辞方式上却不能绝对化。[45]
从以上申论中,我们似可肯定,史氏在书写历史时是完全以一个史学家的自觉去进行的。在其心目中,史实的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当然,史氏在此并没有完全回应玛兹利士的批评,因为玛兹利士主要针对的是史氏在历史叙事中仅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回答问题。这种指摘的确肯綮简明,但史氏的史学理念似乎偏偏又与此相背。在他看来,将历史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已是史学家的责任了,至于读者会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与看法已不再是史学家的事情(见后文)。由此来看,这已经是两种史学认知的论争了。
其实,将史景迁目之以“后现代史学家”与“历史小说家”,恐怕都是不太妥当的。“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新则新矣,但至今未见相关著述予以论证,史氏本人也从未对此予以承认。不仅史氏如此,像《奶酪与蛆虫》的作者金兹伯格、《马丹·盖赫返乡记》的作者娜塔莉·戴维斯等与史氏风格相近的史家,都未曾承认过自己是“后”学中人。显然,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宽,便会发现这已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史学现象了。那么,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究竟是否与史氏的治史风格具有一定联系呢?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其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历史编纂学领域,根据程度的不同,大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大写历史”的否定,即反对西方中心论;第二是注重对原来历史学中的“它者”,诸如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第三则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进行写作,企图取消历史与文学、过去与现在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46]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般特征,如对社会生活细节的热衷、对边缘人群研究的注重以及对史学与文学相沟通的提倡诸层面确实与史景迁的著史风格颇为相近,这也似是一般读者用来将史氏“套”入“后”学之中的重要坐标。其实,在两者貌似相同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不太一样的史学认知。
即以后现代主义者最为强调的史学与文学的沟通这一相似之处为例,后现代史学家,如海登·怀特,多认为史学的书写与文学无异,所谓的史实真实性根本无从谈起。[47]然而,通过上文可知,史氏对文学的提倡,主旨在于增强著述的可读性,而将史学应建基于史实的真实性之上视为基本前提,从而更具古典史学“文史不分”的传统色彩。这可说是两者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分歧。不过,同后现代史学相一致的是,史氏也承认史学写作应同文学一样,提倡必要地想象与情节设置。可见,两者之间虽然“貌似”,但并不是完全的“神合”。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为何当史氏在被问及是否有意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时作以“也许是,也许不是”的回答。依笔者来看,“也许是”,表明史氏对后现代史学中的诸多合理因子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并对之抱持肯定态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采用;“也许不是”,则表明史氏的一些做法与后现代史学完全暗合,并不是有意为之,即“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48]。
其实,从史氏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来看,史氏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后现代史家的。史氏对理论并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怀疑理论。他反对为了理论对史料进行人为的割舍,并且认为“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的”。当然,史氏对理论学习与借鉴仍有着一定的自觉,只不过他是把这些理论以很隐秘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叙事方式而已。[49]总之,如若上述推论不谬的话,后现代主义与史景迁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很有必要做如是观。
至于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个角度向史氏发难,将其写作手法看作小说家的作为,此种论述的确颇具颠覆性与挑战性。因为其毕竟是从史学形成以来的一条重要评判标准立论的,但若结合史氏的治史理念与玛兹利士提出此一问题的思路预设,也并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
如前文所述,史氏此部著作的主旨便在于对异质文化进行追寻。即胡若望进入欧洲后所做出的一系列“怪异”行为的背后实质上蕴涵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史氏对此是了然于胸的,但他在书中除了仅仅叙述事件外,却不愿对此作出任何阐释性的努力。[50]这并非是史氏不能为之,而是无意为之。在史景迁的作品中,此亦并非个别现象。总之,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史氏并不情愿给出所谓的结论或解释,他总是倾向于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分析。应当说,这与其独特的治史理念是分不开的。史氏曾经明言其写作目的只在于培养读者的个人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51]。因此,为求得叙事的客观平实,给读者留有最大的思考空间,史景迁在叙事中尽量避免自身见解的过多流露,他要做的仅是“在给所述事物以最丰富的背景后便全身而退”。当然,他也清楚这样的写史手法很有可能被人称之为小说技巧,但他仍一如既往。[52]可见,史氏的这一治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相背离的,从而被部分学界中人据以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色。[53]当然,此种认知是否妥当,我们在此姑置不论,但这至少又多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评判视角。
此外,尽管玛兹利士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对史氏提出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思路预设其实仍是从文与史相对立这个角度出发的,仍属于西方议题传统的延续。[54]此与上文所引陈克艰教授之《史景迁写史:史与文的互相释证》一文的思路如出一辙,而此便与史氏的史学认知相违背。在史景迁的治史理念中,文学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诠释。因此,文学与历史是相融的,具备一定的同质性。史氏多次申明,他并非是在写历史小说,而是要将“历史写的像小说”,即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表现历史。[55]而玛兹利士认为史学与文学截然可分,并以此为前提进而展开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玛兹利士所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是不能进行商榷。同时,叙事式的治史路径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予所提问题以“为什么”的解答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众所周知,叙事史的长处在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而不是进行“分析”,同时描述的中心在人而不在于外在环境。[56]所以,从这个角度对史氏提出疑难似也稍稍有欠公允。
的确,如果按照传统的史学评判标准来衡量,史氏的《胡若望的疑问》确有小说抑或历史小说之嫌,但史学发展到今日,尤其是在史学多元化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史学概念已需重新定位,这也便决定了我们对史氏及其著述进行评价时不能墨守成规或作单向度衡量。实际上,无论是将史景迁视为“后”学中人还是“小说家”,两者都只看到了史氏身上有别于现代史学的显著之处,并进而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其实,在史氏身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从史氏的治史理念可约略推知,其对文笔、情节的注重以及对史学书写意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古典文学与史学的影响。同时,从史氏在历史书写时力求所引史实无一处无出处来看,此点又当与近代史学建立以来对史学科学化的强调有关。因此,对史景迁进行评价,便要从多个层面来加以衡量。至于史氏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特征,似应将其主要看作是在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发展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史氏不断自我尝试与自我突破的结果。当然,这种尝试与突破又是不能脱离美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的。
总之,如若非要下一句定语的话,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史氏定性为一位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叙事见长、历史认知与理论方法含而不露的新社会史学家。当然,这个“新”还是主要体现在写史手法上。
四、小结
作为一名风靡中外史坛的史学家,史景迁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无论是其独特的治史风格与以之相应的治史理念,还是围绕其风格而进行的争论,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确,有些问题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完满的解释与回答,如究竟当如何来评判史氏《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撰写模式,恐怕还是见仁见智。因为其中毕竟要牵涉到不同的史学认知。在史氏身上,一方面体现着东西方文史传统的灵光折射,另一方面也有着新时代社会文化思潮涌动的痕迹。因此,在史学呼吁重新定位的当下,史景迁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典型来看待。当然,我们对史氏所做的定性评价也可能存有问题,故此也无意强加于人,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若对史氏进行评判,则切忌固守一端,否则都将是一种偏失。这与其说是我们在新时期史学发展下的一种尴尬境遇,倒毋宁说是史学发展多元化下必然要面临的一种学术抉择。总之,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倾向的史氏在史学多元化的美国学界独领风骚,可以说正是适合了当代美国史学发展潮流的结果。至于因史氏而引起的论争,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反映的是围绕史学性质而激起的各种史学观点的冲突与交融。这在一个史学一元化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论争的本身也便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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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类似文章有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海龙:《说史景迁》,《神州学人》2000年第3期;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访史景迁教授》,《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陈克艰:《史景迁写史:史与文的互相释证》,《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9日;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等。
[2]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ven Ages of K’ang-his(1654-172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2 (Feb., 1967).
[3]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Fayetteville London 1991, p.158.
[4]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p.154—155.
[5]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5.
[6] 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7] Jonathan D. Spenc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3, No.5 (Dec., 1998).
[8] 可能只有理解到这一层面,我们才会明白为何在《王氏之死》一书中,近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是用来勾勒郯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
[9]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p.154—155.
[10] 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11] Jonathan D. Spenc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3, No.5 (Dec., 1998).
[12]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0.
[13]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14]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8.
[15]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2.
[16] Ibid., p.151.
[17] Ibid., p.160.
[18] Ibid., p.153.
[19] 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导言”,吴根友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9页。
[20]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3.
[21] Ibid., p.151.
[22] 夏春涛:《西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读〈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见夏春涛:《沧桑足迹》,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3页。
[23]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24]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49.
[25]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52.
[26] 另如《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也是史氏掌握时代脉动的一部成功之作,对史氏著述动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国栋:“评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新史学》,2000年第11卷,第3期。
[27]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
[28]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书缘与人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29] Jonathan D. Spenc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3, No.5 (Dec., 1998).
[30] Jonathan D. Spence,Chinese Roundabout,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p.352---353.
[31]相关论述可参见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时报主办,台北:黄仁宇学术研讨会提交文稿,2001年1月6日。
[32]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33]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
[34]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35]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November 1979].
[36]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85页。
[37]陈国栋:《史景迁》,《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湾),1993年第14期,第84页。
[38] 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323页。
[39] 钱钟书先生当年访问耶鲁时有此戏说。见顾思齐:《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3日。
[40] 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323—333页。
[41]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42] Bruce Mazlish,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31, No.2 (may, 1992).
[43] 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44]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49.
[45] Jonathan D. Spenc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3, No.5 (Dec., 1998).
[46]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00页。
[47]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06页。
[48]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49]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50]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68.
[51]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52] Gail Porter Mandell, Ibid., p.166.
[53] 相关评述可参见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329、371页。
[54] 李纪祥:《赵氏孤儿的“史”与“剧”》,载《汉学研究》(台湾)2001年第1期。
[55] 杨秀慧:《历史侦探史景迁 专访中国史专家》,载《香港经济日报》2005年11月18日。
[56]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November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