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尽管美国史学界对史景迁的著史风格是基本肯定的,但也不乏批评乃至指摘的声音。在这些形形色色以至迥然相异的品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不同史家对史学性质的不同认知,而且也暴露了当今美国乃至西方史坛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史景迁    著史风格    不同认知    美国

    自史景迁[2](Jonathan D. Spence)的史学著述相继被迻译成中文以来,史氏的著史风格无疑成了学界品评的焦点。肯定者有之,批评者亦不在少数。对此,笔者无意妄加点评,但有一点却要指出,那就是在我国学界对史氏进行圈点评价之时,似乎忽略了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史学同人的相关态度。其实,在美国史学界,对史氏著史风格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因此,通过探讨美国史家对史氏著述的不同认知及其相关问题,不但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史氏提供了镜鉴,而且对考察当下美国史学的发展态势亦有所裨益。

    一

    正如有论者所说,尽管史氏并没有脱离美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但他却是“史学界的异数”[3]。不过,对于这个“异数”,美国史学界是基本肯定的。[4]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异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史氏的著史风格过于独特的缘故。对史氏的著史风格,目前虽尚未见专题论文加以讨论,但一般来看,以小见大的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辨证的历史思维以及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无疑构成了史氏写史的基本特征。也便如此,史氏的著述无不充满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与浓厚的艺术气息。[5]随便翻看一篇对史氏持肯定态度的文章,其评判核心一般不外乎此。兹不妨举例论说如次。

    比如,作为一名善于“讲故事”的史学家,史氏高超的叙事史手法每每为史学同道所击赏。美国叙事史大家魏斐德教授生前曾言,他最喜爱《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中最后两段文字。具体而言,这两段文字描述的是“幼天王”天贵福被清政府处死后,史氏将思绪重新拉回至几个月前湖州法军军营前的一幕。在法军军营前所上演的诸多生活细节史氏已在前文加以铺垫,因此,这些生活具像是历史的,然而这种倒放电影式的写史手法所营造的效果却是文学化的。魏斐德教授对此评论道,“我们接受这种‘倒叙’,就像能够接受小说中的类似技巧一样”,因为它令“想象与事实之间的张力产生了共鸣”[6]。在史氏的其它著述中,类似此种写法的实例颇多。这与史氏为追求著述的可读性,从而对谋篇布局有着苦心孤诣的构思是分不开的。[7]

    再如,史氏以小见大的构思及其对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也往往为多数史家所称道。这在《王氏之死》一书的撰写上表现最为突出。《王氏之死》是史氏完成《康熙自画像》后,将视角投放到历史小人物上的著作。其主旨是通过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人的死,来考察生活于中国古代社会底层无任何权力而言的小民的生活情态。[8]然而,由于关乎王氏的一手材料仅为“寥寥数语”,为了重构王氏生活的社会背景,特别是进而探求王氏临死前的内心活动,史氏大胆地援引了《聊斋志异》中的相关篇章来予以解读与臆测,此举无疑使全书的文学色彩大大增强。对此,美国学界的相关反应虽有所不同,但一般来看,多数学者还是抱持欢迎态度的,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应从多个角度来衡量此书的价值。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维多利亚·卡斯认为,《王氏一死》一书应从社会史、哲学与文学三个视角来加以衡量。具体而言,该书探求王氏内心世界的最后一章是文学,前面各章节则是史学。而该书的主旨所探讨的是人类的苦难,从而无疑具有哲学的内涵。统观全书,史景迁不仅对中国古代妇女史做了一次成功的探讨,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学也是一次有效的研究。[9]

   总之,美国学者之所以一般对史氏持肯定态度,就是因为相对于学院派史家来说,史景迁的历史书写具有着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他的笔下,枯燥乏味的史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与事,洋溢着的是深深的人文关怀。在有的史家看来,史氏的这一著述风格已无疑成了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模式。1981年,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出版,费正清先生评论道,这部书“显然是个重要的创造性突破”,它标志着“由建筑于社会科学框架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转向了文学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中国史研究”[10]。尽管这一论断随即有人提出异议,[11]但无论如何,史景迁凭借其杰出的才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已成为了叙事史的旗手。[12]

    二

    史氏独特的著史风格在为其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疑问、批评乃至指责。就其最具争议性的一面来看,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认识。一种认为史氏的部分作品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有将其视为后现代史家的意味。[1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史氏的相关作品是历史小说,甚至是小说。[14]有意思地是,这两种倾向在围绕《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评论上有着集中体现。

    在《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中,史氏主要叙述了18世纪一位广东教友胡若望受法国传教士傅圣泽之聘前往欧洲,但因言语不通,行为怪异,最后被视为“疯子”而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全书以具体日期为经,以事情的起落为纬,将胡若望的这一法国之旅与不同场景组串起来,读来令人如临其境。然而,对于胡若望因何而“疯”,史氏在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及。

    将《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看作后现代史学著作,主要是由于该书文学色彩过于突出的缘故。伴随着胡若望的所遭所遇,作者的思绪纵横驰骋,历史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部分史家也便据此认定该书为后现代史学之作。[15]即使有些学者相对谨慎些,但在其著述中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伊格尔斯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视角时便曾特别指出,《胡若望的疑问》一书是“在有意识地要消灭学者的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两者之间的界限上”走的最远的一个。[16]在此,伊格尔斯是在论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著作影响有限时转而引出史氏一书的。可以想见,伊格尔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视之具有一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意味。

    与上述观点相对,对史氏的著史风格展开激烈的批评、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92年布鲁斯·玛兹利士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上一篇题为《胡若望疑问的疑问》文章。文中,玛兹利士认为史景迁只是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关于“疯子”的故事,而主人公因何而疯,史氏却并没有回答。然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研究中却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疯狂”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概念,而不仅仅只在医学上才具有意义。胡若望被从中国带往法国,在一个异质的文化氛围下,演绎出许多令西方人不解并最终将其看作是疯子的行为,这种变态的行为只有结合中法两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才能取得合理的解释。然而,史景迁对此却根本无意涉及。因此,史氏的这种写史模式便大有写作小说的嫌疑。当然,玛兹利士也承认,史氏对史料与细节的挖掘与利用是相当充分的。不过若结合卢卡奇与斯考特对历史小说的定义与阐释的话,那么史景迁在《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中只是将这个故事讲的更具历史性而已。玛兹利士最后强调,历史是在思考,同时也是在讲故事,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都在讲故事,而历史学家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问题,这是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而来的史学传统,也是异于小说的独特之处。而《胡若望的疑问》一书却恰恰缺少了回答问题这个环节,从而在撰述模式上更加偏向于小说。[17]无独有偶,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先生前不久也专门撰文指出,史景迁的作品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见扎实的历史知识;同时以《康熙自画像》和《胡若望的疑问》两书为例,指出史氏所运用的是小说的写作手法。其指摘之意溢于言表。[18]

    如果说玛兹利士与汪荣祖先生是因史氏在部分著述中只注重叙事而“忽”于分析,[19]从而质疑其史家身份的话,那么,即使是史氏在某些论著中力图有所分析,在有的学者看来也是不能满意的。其中以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为代表。德里克所论主要针对《追寻现代中国》一书而发。《追寻现代中国》是史氏的一部力作,被美国许多大学列为指定教科书。全书从1600年写起,至1998年朱镕基总理矢志发展经济而告终,叙述了近四百年来中国迈向现代的艰难历程。在一篇书评中,德里克开门见山地指出,史氏此书长于叙事而短于分析。除了给我们精心编织了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从而颇具阅读性外,史氏并未提出一种新的理解现代中国的途径,也未提出任何建议性的诠释方法,从而也便失去了作为学术著作的突出特征。接着,德里克对史氏书中“现代性”的定义、史氏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文化心态以及该书的写作背景等逐一进行批驳,最后指出史氏不仅对“现代性”反思不够,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摆脱周遭意识形态环境对他本人的影响。[20]可见,尽管德里克的批评并非如玛兹利士那般激烈,但亦是颇为尖锐的。

    此外,在选题与史料选材上,与上文卡斯的完全肯定截然相反,也有学者对史氏提出批评。罗伯特·恩特曼在评论《王氏之死》一书时,认为史氏如果不是挑选了山东一个贫穷而边缘化的乡镇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段来研究,而是选择了一个富足的乡镇在一个安定时期的话,那么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此,史氏无疑将传统中国的形象歪曲了。同时,史氏在书中所采用的史料大多出自《福惠全书》与《聊斋志异》,而这两本书又都很具独特性,并不能代表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氏在资料引用上模糊了事实与小说的界限。[21]

    三

    通过以上的申述,我们可知,史景迁的治史风格虽然基本上为美国史学界所认可,但仍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提出品评。尽管这些认知与品评多是借由史氏的某一著述而展开,但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论者本身某种倾向性的意味。其实,在这些迥然互异的品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史家对史学性质的不同认知。除去关于选题及史料解读的相关评论外,我们可以将上述史学认知大体归为两类。一类强调史学的艺术性,突出表现为肯定史氏的叙事技巧与著史特色;另一类则侧重史学的科学性,对史氏著述的分析性不足表示不满。其中,玛兹利士与德里克的区别,只是认知方式在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要之,美国学界之所以对史氏的著述有着不一样的认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史家分别以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某一维度为主,进而对史氏的著述阐发议论的。至于对史氏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疑问,也主要是因史氏著述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色彩过强,从而为部分学者从后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出发将其套入“后”学之中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已有论略,此不赘。[22]

    明白了上述不同史学认知的来由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些不同的史学认知的背后,我们认为也多少暴露了当今美国乃至西方史坛的一些问题。

    张广智先生有言,近世以来的西方史学一直在或偏于论证或偏于叙述之间呈“钟摆式”左右摆动。[23]应当说,这便是美国史家对史景迁著述产生不同认知的客观环境。对于强调史学的艺术特质的学者来说,史景迁无疑是一名大师级人物;而对那些坚持以史学科学化为本位的史家而言,史氏著述的缺乏“厚度”便会不同程度地遭到指责。这种史学认知的多样化其实反映的是美国史学现状的多元化,不过在这种多元化的情形下,应当如何评论史氏也便变得比较困难。比如玛兹利士对史氏的批评,至今仍未见有关回应性文章面世。是不值的继续探讨,还是不知如何回应?此种情形的存在,彰显的恰是美国学界在史学发展变动期的某种困惑。

    至于玛兹利士对《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批评,依我们来看,体现的则是新叙事史的不成熟。众所周知,新叙事史与传统的叙事史是有区别的,美国史家盖伊曾经说过,“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陈腐的,没有叙事的分析是不完善的”[24]。也就是说,新的叙事史要求在叙事的同时,也要有所分析,做到叙事与分析的高度统一。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判史氏的相关著述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史氏确实存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在叙事史论著中,又当如何来很好地实现叙事与分析的完美结合,现在来看成功的个案还不多。不过,如果新叙事史的成熟尚待时日的话,我们似乎有理由将史氏看作是新叙事史发展过渡期的一个典型。若认识了这一点,我们便似应网开一面,对史氏不要过于求全责备。

    如上所述,史景迁写史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小见大。《王氏之死》一书便是典范。这与微观史学的历史书写颇为暗合。因此,恩特曼的批评便与微观史学所带来的问题直接相关了,那就是史家的选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王氏之死》一书,如果说仅仅是探求18世纪生活于山东一个乡村妇女的悲剧性命运的话,也便无可厚非;但史氏显然不会以此为满足,他所认为的这项研究,乃是对18世纪的中国妇女史的某种普遍意义的探讨。[25]但王氏的典型意义究竟有多大,确实很难言说。其实,如果将眼光放开,这也不仅仅是史景迁一人的问题,其它微观史的代表作亦是如此。如《蒙塔尤》一书,英国著名史家彼得·伯克在其论著中便曾追问“蒙塔尤”的典型意义以及史家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来予以论证。[26]从这一点来说,恩特曼的问题,也便成了微观史学所要面对的如何处理好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问题。[27]

    总之,史景迁这个美国史学界的“异数”,既不为美国主流史学界所同化,又不与之完全隔绝;其本身既有美国史学发展的诸多特征,又不失其个性特色。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评判的同时,显然不能忽视美国学界的相关态度。在我们看来,探讨美国主流史学界与史氏著述之间的微妙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意思且有意义的事。故而,笔者草此抛砖引玉之文,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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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以及《近代中国》(In Modern China)等核心期刊上近四十篇关于史景迁著述的评论性文章撰写而成。如有挂一漏万之处,尚祈鉴宥。
    [2] 史景迁,美国耶鲁大学史学系教授,“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朱政惠语),近年来以其独特的写史风格接连在海峡两岸掀起“史景迁热”,其著作大部已被译成中文,代表作有《王氏之死》、《康熙自画像》、《胡若望的疑问》与《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等书。
    [3] 陈国栋:《史景迁》,《近代中国史研究》(台湾),1992年第14期。
    [4] 这从史氏曾荣任美国2004—2005年度史学会主席一职即可见其端倪。
    [5] 对史氏著史风格的探讨,可参见拙稿:《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史学理论研究》(待刊稿)。
    [6] Frederic Wakema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Vol.24, No.2, (Apr., 1998).
    [7]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Fayetteville London 1991, p.160.
    [8]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p.154-155.
    [9] Victoria B. Cass,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9, No. 3(May, 1980). 
    [10] 转引自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载朱政惠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11] Lucian W. Py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The China Quarterly, No.90 (Jun., 1982).
    [12] Michael Kammen, “The Historian’s Vocation and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9-30.
    [13]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323页。
    [14] Bruce Mazlish,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31, No.2 (may, 1992).
    [15] 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328页。
    [16]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7] Bruce Mazlish,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31, No.2 (may, 1992)。
    [18] [美]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第D30版。该资料由导师徐兆仁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19] 史氏对自己的写史手法类似于小说,还是有着一定的自觉的。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在部分著述中不过多流露自己的看法,是为了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参见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166, p.168.
    [20] Arif Dirlik: “Sisyphus in China”, Transition Issue, No.55 (1992).
    [21] Robert Entenmann,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0, No.1 (Jun., 1980).
    [22] 关于史氏的著史模式是否为小说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可参见拙稿:《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待刊稿)。
    [23]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24] Gay, P., Style in History, New York, 1974, p.189.
    [25]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155.
    [26]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7] 对此,陈启能先生有过一定探讨,见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本文意在以点窥面,故此点到为止,恕不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