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月刊2009年第5期刊登了法国华裔汉学家程艾蓝（Anne Cheng）的一篇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访谈。这篇访谈的标题叫做《在臆想之外的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par-delà les fantasmes）。今天我就这篇访谈，向大家介绍一下她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和见解。

    程艾蓝是法兰西学士院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女儿，1955年出生于法国；年轻的时候进法国著名文科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西方古典人文知识，后来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担任研究员，后来又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担任教授，翻译过孔子的《论语》，著有《中国思想史》等著作，最近还担任一套“中国思想” 丛书的主编，是一位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造诣很高的学者。去年，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人文科学综合教学与科研的最高学府，当选为学院的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也就意味着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程艾蓝女士在法国汉学界以治学严谨著称。她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一个特点是不受任何成见的支配，多年来她所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反驳和澄清有关中国知识传统的种种学术偏见，这使得她的中国思想史撰述具有牢固的基础。

    谈到思想史这么一个问题时，程艾蓝指出，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既不能从时间上简单地认同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这样一个笼统的意识形态说法，但也不能忽视中国思想至少延续了三千年的历史事实，且不说公元一千年后汉字和中国文化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但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内，程艾蓝认为西方汉学在很多方面至今尚未能够走出西方“启蒙”时代思想遗产的早期见解，尤其是历史上耶稣会传教士传达给西方人的有关中国的见解。她认为，这方面的早期见解很大程度上框住了西方汉学的视野。

    程艾蓝指出，由传教士带来的有关中国的描述，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形成了两个占主导地位的神话，一个就是伏尔太所说的“哲学中国”，另一个是孟德斯鸠提到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我们看到的中国，一方面是理性、大同理想、普世观念以及美学，这就是所谓“哲学中国”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野蛮、残酷的东方专制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文化屈服于权威，单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视野去解释中国近代受欺压的苦难史，或者说中国人软弱得像绵羊一样连自身反思的能力都没有。还一种见解，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根本就没有能够与希腊拉丁传统相比的公民文化传统。类似的看法甚至折射到当代中国。

    程艾蓝认为，上述种种有关中国的见解是不真实的，至今我们还生活在这样一些成见之中。她认为，只要与中国的现实有一点接触，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即便在当代中国，尽管当局试图控制公民言论，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论坛和博客，知识生活仍然十分的活跃。

    谈到“哲学中国”这样一个问题时，程艾蓝认为这个课题正在被超越，也应该被超越。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如牟宗三，将康德的伦理学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试图建构一种新儒学；又如华裔美国学者成中英从中国的易经去重新思考西方的形而上学，这些都是论证中国哲学的作用和地位的尝试。在法国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法国著名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近期的著作。于连认为，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说没有系统的哲学，並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思想。于连主张从中国思想去提取西方思想“未思及的”东西。于连的这个主张，在当下的法国汉学界占有主导地位。 程艾蓝认为，公元前两百年就已被立为“圣人”的孔子，其学说虽然成为中国传统的经典，但孔子并不涵盖中国思想的所有方面；中国思想还有道家，佛教，等等。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国也接受过拜火教、摩尼教等外来的思想。所以说，那种以为西方人骑着白马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的说法，是荒谬的。后来，孔子的形象被打造成某种帝国身份，也只是牵涉到中央权力而已，但因此得以从中心向边缘辐射，从社会高层向社会底层辐射。程艾蓝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因为某种人类文明观念促成的。孔子思想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对他来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着的东西。文化传承，被设想为人的关系处在永恒的变易之中，同时也处在这种关系的自身永远不断的再协商之中。

    程艾蓝认为，指责孔子是个保守、反动腐朽人物，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传达的信息。 是否有一个“哲学中国”？程艾蓝则认为，这样的古老问题应该被超越。她指出，当代中国学人本身在重新回归传统的努力中已经对这些问题重新提出质疑。所以，现在最好是舍弃这类有关中国哲学问题的预先假设，另起炉灶。

    程艾蓝认为，汉学发展到今天，用希腊去对比中国，或者用中国去对比希腊，这类做法往往导致问题的简化。比如把希腊哲学简化到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而实际上可参照的范围要广阔得多，如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程艾蓝主张最好回到历史研究方面去，这样既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空谈，也可以避免与现实相脱离。 割断历史，或者与传统相脱离，往往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她举例说，有些意识形态专家根据中国文化差异论，就硬说中国人的传统中没有民主文化，由此製造出一种特殊的“国情论”，似乎中国需要的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普世学说，用不着去关心人权。程艾蓝认为，形成这样一种理论是很危险的。

    程艾蓝还指出，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自己知识遗产的摧毁也是可怕的。以至于今天，后文革时代的一代人已经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因此就更容易被操控。这种因丧失传统而被权力操控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在文革时代，已经为历史所证实。即便在今天回归传统的迹象下，中国城市中的年轻一代也只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与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父母的经历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任何操控都是可能的。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解构历史表现的积淀，重构某种接近历史真实的东西，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研究中国知识史，恰恰有助于重新把握思想史的再思考以及内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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