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井加叶子去世了。是脑梗塞突然去世的。她丈夫浅井正先生2003年1月20日的来信这样说。随信寄来了2002年9月1日发行的《东海日中关系学会新闻》(“浅井加叶子事务局长追悼号”),上面刊登有两篇追悼文章。如此,不由得不相信加叶子确实已经去世的事实了。1996年5月,我去京都参加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会后,这次会议的主讲方克立教授介绍我认识了浅井夫妇。那时加叶子刚刚从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爱知大学有东亚同文书院的传统,而且它的现代中国学部在日本的大学里也是唯一的)硕士毕业,想将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方克立教授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地要我来翻译,当时,我到日本留学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又不是日语专业出身,因此感到有些惶恐。但是加叶子对我十分有信心,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最后答应作为译者之一参与翻译工作,从此也就开始对其人其事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当我知道她的中国情结源于对周恩来总理的仰慕与崇敬时,作为南开学子,我自然对她又平添了几分亲切感。根据当时我的了解,我写了一篇题为《浅井加叶子的中国情结——慕总理英名,传梅园风范》的文章刊登在1996年10月19日东京的一家中文报纸《东方时报》上。

    加叶子生于1951年,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1月随“爱知县日中友好青年访华团”来的。那时,她还是爱知县立艺术大学音乐专业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出发前三天,她得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于是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一次难忘之旅。十几年后她在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抒情散文中回忆那时的情景,“那长长的看不到头的为周总理送葬的队伍;天安门广场那铺天盖地的花圈;中国人的一张张充满悲痛却又强压悲痛的面容……”这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尽管“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但是人们对周总理的崇高品质的评价,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如一。”这篇抒情散文配上徐振民教授的曲子,她满怀深情的朗诵与音乐一起,在1989年1月通过南京广播电台金陵之声传播到千家万户。加叶子的丈夫也是那次访华团的成员,出于对周总理的崇敬,他们给自己的子女分别起名为周嗣、来留美,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为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

    将对周总理的仰慕崇敬的浪漫情怀转化为对现实中国的理性沉思,加叶子经历了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199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她考进了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攻读硕士学位。她给自己定的题目是中国的扫盲问题。她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人兴趣,也是因为周总理生前一直十分关心基层人民、关心教育事业。通过研究扫盲问题,也逐渐理解了总理的教育思想。随着对中国各个方面的进一步了解,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总理的伟大。

    1993年到1995年,为了调查扫盲问题,她多次奔赴西北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有时就住在农民家里,一边体会其日常生活,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这样,出色地完成了硕士论文。在论文中,她对农村教育充满了同情。她说如果教育行政领导不理解文盲的现实生活、不认识文盲的心理基础,那么扫盲工作就只能流于口号。同时,她对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率先追逐经济利益,使得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来越上不起学,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教学质量的日益下降的状况深表忧虑。在加叶子的研究态度中,对中国的发自内心的关切和同情,这是近代以来日本的所谓“中国通”中殊为难得的。这也许正是周作人所指出的“支那通之不通”(《支那通之不通》是周作人发表在1927年8月6日的《语丝》143期上的一篇文章。收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编,1995年)的症结所在。如何定义近代日本的“中国通”?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又是如何活跃在中日两国的各个领域的?这些问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很有意义的课题。周作人所说的“日本的中国通不是求真实,目的只在来捣乱”(周作人《是真呆还是假痴》,1926年3月3日《京报副刊》第427号,收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册),这种自作聪明的“低能”者大概是不乏其人的。现在,敢明目张胆地来捣乱的“中国通”也许不多见了。但是,一些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家教授,不屑于面对中国的现实,甚至也不屑于与中国的同行为伍,自命清高,自以为舔食了一些西方学说的牙慧,就可以在历史资料中向壁虚造、观念地构筑自己的中国形象,炮制一些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或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状况的种种论调,就以为自己是最了解中国的“中国通”了。如果这样的话,也难免要犯周作人所说的“日本的支那通见了一地方的情形、一个人的事件,便以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论断,即使别无恶意,也已荒谬可笑”(同上《支那通之不通》)的老毛病了。这样,终究还是不通。这些不通之论为某些社会势力利用,其结果也无异于“捣乱”。

    而浅井加叶子则不同,她心术正、方法对、用功勤,且不以“中国通”自居,而是不断地探索现实中国的未知世界。她硕士毕业之后,1999年4月,硕士论文被翻译成中文,以《当代中国扫盲考察》为题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她没有满足于此,进入博士课程之后,她想将扫盲问题继续深入下去,调查少数民族和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中的扫盲问题。大概是由于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家庭主妇的力量的单薄,1999年,在她作律师的丈夫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到山东潍坊监狱进行“基层法制”调查。2002年1月,校完自己准备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基层的法制建设》之后,医生诊断“由于左脑梗塞而右半身不遂”,后来虽然顺利恢复了,但是,2002年于3月29日突然去世了。

    虽然浅井加叶子的中国研究卓有见地而且功夫扎实,但是在她的生活中,研究工作实际上只是她的副业,因为她的研究,并不是为了什么专家教授的头衔,而且,她的研究,也没有专家教授那样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位贤妻良母、一位十分投入地从事民间外交的社会活动家。她的突然去世,首先对她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她的丈夫在来信中说,这个家庭要恢复日常的生活尚需时日。而对她所在的“东海中日关系学会”来说,该会会长西村夫(名古屋大学教授)说她能干而诚实,是最优秀的合作者,充分肯定了她为学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充满正义感的浅井正律师,表示要以继续进行中国的基层社会与司法制度的研究来作为献给妻子的“镇魂歌”。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周作人从北京的汉文日本报《顺天时报》的“那种神气”,就“觉得日本人决不能理解现代的中国”(《我们的闲语(十五)》,1926年6月14日《语丝》第83期,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下册),那种“神气”究竟是什么,是颇值得玩味的。也许是“低能的”中国通的一种通病。我们中国的日本学界,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神气”?如此,我们同样恐怕不能理解现代的日本。我的朋友加叶子是绝无那种神气的,她才是真正的“中国通”,或者说,只有像她那样去了解中国,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中国通”。我是想像她了解中国那样去了解日本的。可是,她突然离开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真诚的朋友,在我个人,自然痛心。大而言之,我想如果中国人这样的日本朋友多一些,中日之间的了解就可以更加深入一些。没有真正的了解,以什么样的“新思维”去谈友好谈外交,都是一句空话。

    中华读书报 2003年7月30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3-07/30/content_53758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