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近代史覃思精研的史学家桑兵先生,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的“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章开头指出:“近代中日关系的政治格局虽然乾坤颠倒,文化却保持着一定惯性,因而古代中国罕有赴日求学之人,近代日本却不乏来华问学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后,日本留华学生人数渐有增加之势。他们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但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仍有延续古代的多重意义。惜有关史实极少为研究者论及。在相关领域中,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著述最为丰富,近年来关于日本来华顾问教习及中国赴日游历官绅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而对日本留华学生却仍无著述。追究此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丰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变数。”随着学术视野的展开与研究力度的深入,桑先生的遗憾正在逐渐的改变之中。最近由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一书,上编是仓石武四郎在华留学最后八个月——即从1930年1月1日至8月5日留下的中文日记《述学斋日记》;下编“留学回忆录”则附有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回忆文章如《关于延英舍》、《追念鲁迅》、《在北京学汉语》、《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生动可读。《留学记》上下编互为补充映衬,潜蕴着丰富的学术史信息,称得上是一份记录民国年间日本在华留学生以读书与购书为主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的全息切片,也是深入研究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重要的基础性材料。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战后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学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尤其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辞典编纂及中国新文学译介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创办了中国语学会以及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日中学院,毕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的改革,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日本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他一直是重要的汉学教授,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2000年初,当新千年来临之际,《华声报》电子版评选出二十世纪“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向西方公众和全世界介绍了中国,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的一百名外国人,仓石即在其中。

    桑兵说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这是地理毗邻而又关系复杂的中日之间在人员往来交流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其中有以刺探政治与军事情报为目的而到处游历的浪人、间谍,有以学习汉语专业知识以求谋职就业之便者,自然也不绝如缕地有着一向对中国文化经史抱有极高热情,真诚求学的“学问的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语)。后者多为服务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仓石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仓石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知名中国学者的指导下从事研究,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年3月23日,仓石以在外研究人员的身份由日本文部省派来北京留学,直到1930年8月5日归国。这种学人身份与相对纯粹的求学目的,使他的日记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以“述学”为中心内容的日记。

    “述学”中重要的活动,主要是听课受学。按照与他几乎同期来京的另一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的说法,日本文部省资助研究人员来京留学,主要体现了对战后日本学界西方学术思潮盛行的一种反思与反拨。仓石等在华留学生用自己独特的眼睛与心灵感受着近代时空里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因为带着“他者”新鲜的眼光,因而更为敏锐客观地记录下了历史的一个侧面,从而鲜明地折射出了民国年间中国学界在学术交往、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风貌和深沉消息,可读可道者颇多。

    比如民国年间大学里流行一时的旁听制度。多数日本留学生在留学之初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而只是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材料,或向相关学者直接上门请益。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才有留学生进入北大等高校旁听。开始四个月,仓石请旗人讲解《红楼梦》,通过精读这部名著以掌握北京话,也由此熟悉北京的风俗生活。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了解到北大和中国大学的旁听制度,于是办理了手续去听课。仓石在《在北京学汉语》一文中说自己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大学听讲这种讲点窍门的事”。当时的北大与中国大学有明确的旁听制度。旁听生申请听课,按时收费,并无什么问题。但是,仓石最想去北师大旁听,因为他想听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那里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在仓石看来,在北大、中国大学等学校听课,自己只是在听语言,感受一些学者的乡音而已,而到北师大才是真正地听讲课内容,更何况,清代小学、经学等考据性学问是他的兴趣所在。仓石通过学者马廉向时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教授的钱玄同提出请求,钱托马向仓石转告说:师大没有旁听制度,但“我在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课,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钱玄同与黎锦熙》)——“也许可以偷听”,这差不多就等于是一种暗示与怂恿了。受此启发的仓石从1929年秋季就开始了在师大的“偷听”生涯。想想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为异国好学者网开一面的通达做法,真是令人为这种有趣的历史细节感动。“偷听”自然有时会遇到麻烦。仓石回忆说,1930年3月7日上钱先生的音韵课,办公室的人一边念花名册一边发讲课资料。“这样一来,像我这样偷听的不仅拿不到资料,还会被人发现。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办公室的人来到我身边并停下来。其他学生也大致了解我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老师也最终停止授课,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边坐着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孙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认识他,所以他热心地为我辩解。老师也从讲台上对办公室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最后,办公室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在北京学汉语》)。尽管是“偷听”,但“这次确实是去听内容”,“钱先生的讲课,的确对我帮助很大”。仓石极认真地听课、作笔记,考试之前连中国学生都借他的笔记作参考,而归国到日本后,仓石还以此作为自己讲课的蓝本。众所周知,钱玄同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国语运动的主将,中国最早的汉语音韵学教材《音韵学讲义》和由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都是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贡献出的重大成就。仓石后来在日本进行长期的汉语教学改革,将他在师大讲堂“偷听”来的知识,进行广泛的传授。文化的流通与学术的影响经由这种别开生面的“偷听”渠道传播,未始不是一种因缘。至于学术与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正如荣新江在前言中所说:“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

    再如游访的求学方式。民国年间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一向有着游访求学的传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仓石的老师辈学者、原为记者的内藤湖南与留学生狩野直喜就与中国大江南北的学者交游甚广。当时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其北京人文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桥川时雄,“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他根据亲身接触与资料编成《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有名于时者达四千六百多人,且“颇多亲接”。主持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 ,整个二十年代都在京居留,且每年都在大江南北巡游,与中国大批新旧学者过从甚密。从《张元济日记》、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董康《书舶庸谈》、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黄侃《寄勤闲室日记》以及《鲁迅日记》、《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学人及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与中国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刚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往往在他们穿针引线的介绍下访求名师,进入中国学界圈子。与在华机构中人稍有不同的是,多集中在北京的日本在华留学生,常常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安排设计好南下沪宁等人文渊薮之地游学访问,也许意在开阔眼界,感受体验南北学风文化的不同。1930年6月14日,即在仓石留学中国的最后两个月,他经天津、青岛南下至上海、南京,最后从沪归国,在此行程中得以拜访了居留南方的大学者张元济、董康、丁福保、章太炎、汪东、黄侃等人,还有几乎与他同时南下得以在天津同车而后又在沪上见面的胡适之。此行程中仓石记下了一些有意味的细节。7月3日访章太炎,章说:“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仓石认为此“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7月7日访章之学生黄侃,仓石听黄说:“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见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这种因印象深刻而特意记下的笔墨,多少可以见出以清代考据学为主要兴趣的仓石对古文经学者所奉的信条是“心有戚戚焉”。民初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受欧美科学主义、巴黎学派的影响,对专精的考据极为重视,而力戒空洞无边的赅综,整个学术风向上鄙夷宋学而崇尚汉学。联想起在北京授仓石学问的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人早年都曾是“太炎门生”,但后来大多由古文之学转向了今文之学,而章太炎一生标准“学在求是,不以致用”,对北都学界似乎一直若即若离,与和他“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的南人康有为终生都以入围北都为目标的人生追求实在是大异其趣;黄侃在北大讲学五年,却最终在表面上因人事问题离开学术中心南归。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聚合与疏离,何尝没有体现出一种学术取向上的分野?!

    再如新旧学术之间的变迁更替。仓石主要研究传统学问,他所旁听的课程有钱玄同的“国音沿革”与“说文研究”、杨钟曦的“大清会典并事例”、孙人和的“词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伦明的“版本源流”等,说起来大多是旧学领域。但我们知道,新世纪里无可阻遏的新文化浪潮,正在影响着中国学界,也影响着在华日本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学术取向。仓石交往的人多系旧学中人,甚至有前清遗老如杨钟曦、柯劭 等,但也不乏新文化的参与者,如年轻的俞平伯、范文澜、赵万里等人,他的课程中亦有俞的“翻译”、范的“古历法”、赵的“词史”等。尤其是从仓石对鲁迅的推重一事,更可看出他对新文化的热情。1929年5月29日,仓石在北大三院有幸听了北上省亲的鲁迅的演讲,感受到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又在31日登门到鲁迅家中看拓片。之后,他就立即到北新书局将鲁迅著述全数购下。1930年元旦第一则日记记他夜间“拥炉阅鲁迅《而已集》,谈内阁大库书,颇足备掌故”;同月12日日记又记读《彷徨》事。仓石归国后,当日本的大学仍在以唐本《古文辞类纂》之类为教材时,仓石却第一个在日本用鲁迅《呐喊》作教材,开了风气之先,这充分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对仓石的影响,也反映出了日本新一代中国学家的开放意识。

    近代以来,中日学界之间由于国家政治的关系,一向很少有平和友好地研究学问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1930年前后短短的时间,毕竟是中日关系较为平静无事之期(吉川曾多次说1930年前后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此前有“济南事件”,此后则很快就有迭连而至的“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仓石在华期间,中国学者对他的关怀与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深新语浑如旧,住久他乡已似家。”在京时寄居音韵学家孙人和先生家中,与京城学者其乐融融的交往自不必说了,即使南下游学时的一面之缘,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章太炎一向对日本中国学没有好评价,但他却友好地会见了仓石,还特意要他去见自己的学生黄侃。黄的《寄勤闲室日记》7月7日说仓石“华语尚闲”。1929年7月6日,仓石拜访杨树达,杨在《回忆录》中称赞说,“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与仓石同时留学的吉川,也曾南下在元旦之日拜访了黄侃。吉川在由胡小石先生介绍去见黄之前,还有点担心,想要胡带他去。胡先生对他说:“虽说人们都说黄侃此人非常狷介偏狭,但我觉得不是,你去见他,他一定肯高兴见你的。”吉川只拿着胡先生写了几个字的名片,“冒昧自己前去拜访了”。黄侃“果然十分愉快地接见了我”。两国政治的前厅已经交恶在即,而学界与文化的后花园却有幸存留着几分别样的人性温暖与文化情谊。仓石的老师狞野因亲身体验而生出对中国无限的热爱之情,以致恨不得自己生在中国。仓石归国后着中装,讲汉语,终生以“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为崇愿,这其中肯定有留学时中国人对他的友好态度在起着作用。及至1930年仓石归国刚踏入神户海关,就因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遇关吏“言语无状”的对待时,他不禁由衷感叹:“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这是仓石日记有文字的最后一日(1930年8月5日)。一段给了青年仓石美好记忆的岁月,却以这样的不快作结,这个意味深长的冲突性细节,似乎预示了军国主义将发动的可恶战争,令中日学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再也难以为继。

    二

    仓石留学的另一主要活动,就是几乎无日不有的购藏古籍。出版业、古书业与民国学术的变迁之间,有着极深的关系。仓石之所以选择到北师大听钱玄同的课,除了想听“内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师范大学就在我每天必经的琉璃厂书市的旁边”。自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来,那里便成为全国有名的古书集散地。对于有藏书嗜好的仓石来说,到此地无异于入宝山,有一种他人难以理解的兴奋与沉迷。每次到师大,他都会在琉璃厂流连忘返,淘金觅宝。他在这个时期购藏的大量书籍,后来成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细致的记录来看,仓石日记反映出了民国年间北京古书业界的方方面面,如学者频繁地请人抄书而后自己勤加校勘的读书方法;勤于与同行友人交流购访古书经验的做法;书贾送“头书”上门的旧式交易方式;厂甸庙会书市;类似于今日的投标卖货的封书仪式;旧书业中通行的一年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的结账方式(1月24日日记:“整理书债,颇费拮据。书友来者,项背相望,岁晚一景象也”;1月23日至29日日记表明,作者一直在还年底书债,如27日记:“还债如昨,两日之间凡廿五家”)等等,仿佛是在勾勒着一幅幅民国旧书界的风情画。

    仓石对自己购藏古籍活动的记载,从另一侧面则折射出了中国古籍在民国年间难言的悲剧性命运。民国年间,西学东渐,而中国藏书界仍不可救药地沉迷于佞宋之风,倒是日本汉学界的学者,凭其受到的西方科学理论训练,先行一步地认识到了晚近图书的重要性(仓石在日记引首一叶所题七绝即反映出了他青年时的治学与购书旨趣:“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弆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沾古泽一心欢”),开始将其大量泊载东去,形成了历史上继日本的奈良(相当于中国隋唐)、平安(相当于中国明末)时代之后的第三次汉籍东流的热潮。仓石日记中涉及的图书名单,从日记辑注本后所附索引看,有八百余种之多,其中以清代古籍为主——仓石对清人著述格外关注(吉川曾在《清现代篇自跋》中说:“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转引自《中国留学记》前言)。对于这份名单,连寓目经眼远逸普通学者的荣新江先生在《前言:仓石武四郎与〈述学斋日记〉》中也叹为观止:“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中找到线索……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本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民国时中国学者仍偏重于上古史研究,而日本学界却留意清代学术,留学生也主要是收购与清代学术相关的图籍。由佞宋之风向重视近代典籍转变,是近代藏书风尚转移的一种潮流性表征,其中也透露出了学术风尚的一个侧面。从藏书文化的角度剖析外国收购旧书的力量(包括个人及依凭外资购书的中国本土文化机构,如燕京大学一类)在这种风尚转变中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课题。

    能够在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旧书业宝库中满载而归而不至于入宝山空手而回,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在华留学生有着优渥的经济条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说,自己从吉川幸次郎的《留学时代》一书中弄明白了,为什么日本留学生有那么多的钱买书。吉川在《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种种幸运》一节中说:“第一有幸的是:头一年之后第二年正赶上中国银价有史以来的暴跌。银价便宜,金价就相对高涨。我每月的奖学金是日本钱200日元,比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的费用要少。但在最好的时期可相当于中国钱的二倍半。即日本钱200日元相当于中国钱500元。……这500元中,生活费还不到100元。……我住在中国人家里,房费、饭费、交通费……把人力车费也加在内,生活费总共不到100元。……其余400元,全部用作买书。”仓石作为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奖学金比吉川还要多,自然更是“财大气粗”了。同时,仓石与吉川在留学期间均接受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院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等文化机构的委托,代购中国古籍。这种留学生群体凭借经济优势而大购中国旧籍的做法,正是当时的日本等国凭借经济优势大肆抢购中国旧籍的一种缩影。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年间,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中国的私家藏书大量散出,而日本以其经济优势、地利之便和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强权,对中国的文献典籍劫掠最多。百年回眸,现代的中国藏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部珍贵典籍大量东流的伤心痛史。1907年6月,藏书家、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知道日本的静嘉堂文库用十万元,将与他有着不浅交谊的浙江归安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全部藏书合计四万余册尽行东去之后捶胸顿足;1916年,以收藏中国研究类图籍弘富而知名的莫理循文库,被以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日本岩崎家庭;1929年4月,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从“庚子赔款”中拨付三万四千两银子(实际上却是分文未花),将原属浙江青田藏书家徐则恂的东海藏书楼共四万册书据为己有……一桩桩接踵而至的书厄,在民国年间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了中国学界因近代以来不断的政治挫折而蕴积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笼罩上了一层时代阴影。对于日本人凭借经济优势大量劫走中国古籍的局面,中国学人抱着一种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1926年11月8日,陈垣在与胡适的书信中就说得很无奈:“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人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可哀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陈垣来往书信集》177页);蒋芷侪说:“外人日以重价搜罗我旧板书籍,琉璃厂书肆,常有日本人踪迹”(《都门识小录》,收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孙耀卿在《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一文(收《琉璃厂小志》)中也说,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等托琉璃厂书商购求古籍,“至我国商务印书馆以及各图书馆,购买志书、小说、曲谱者,皆在其后”。甚至蛰居湖湘的文化名宿叶德辉也说:“东邻西邻乘我不虞,图画、古籍、古物尽徙而入于海外人之手”(《书林清话·吴门书坊之盛衰》)。而由于商业利润的刺激,北京的书界也为日本所支配,如来薰阁、文奎堂等书铺都曾为日人提供大量珍籍。出于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为了缓和“五四”以来中国益炽的反日情绪,一战后,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推行“对支文化事业”,在1925年成立了中日文化委员会总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北京人文研究所和图书馆。委员会由中日双方组员主持,但由于不久即爆发的“济南事件”,中方学界人士愤然退出。身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中的仓石,对中国珍籍乐此不疲的购藏活动自然不可能摆脱这种时代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出于一介书生的个人兴趣,借重经济优势,他极希望可以大量快意地收购中国古书;但另一方面,将古书运出中国(尤其是利用“庚子赔款”代“购”的中国珍籍),作为一个现代学者的仓石也心知这是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在购藏中国旧籍时确有一点难言的矛盾心理与道德不安。其间的矛盾,从仓石参与收购陶湘“涉园”藏书一事中可以看出。“涉园”藏书以明本、清初精刊本名动天下,陶湘晚年因经济窘迫而被迫将所藏散出。1929年前后,仓石得知陶湘有意出卖部分藏书的消息。经过他的活动,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以时价三万元购得其善本574种凡27939册。为了躲过当地群众的抗议,仓石与他的老师狩喜在运送这批古籍出境时,煞费苦心地先以抵押为名将其运至英国租界的金城银行,而后通过银行转移到与银行直接连通的通成货栈,最后才由日方三井洋行运至日本。这部分书,成了京都大学人文科研所的汉籍特藏。仓石在1930年新年第一天的日记中说得到日本友人松浦来信,“云涉园旧藏《西庄始存稿》系三十卷”,可见他对涉园藏书仍很关心。在平时,对于中国旧书业界的动态,仓石往往表现出一个爱书者本能的敏感。1930年7月5日他南下游学时路经常州,特意在日记中记下“阅报知南京政府发令禁输古书”,无疑

    是有点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之购藏无法运归日本。而8月1日在沪上归国前嘱中国书店代寄书包时听到另一种消息,“据其所说,所谓禁输令并未实行,为之抃跃。”一忧一喜,固然反映出了一个好书者一己之心情,但更反映出一个学人在政治背景中的文化尴尬:任何一种个体性的文化活动,都无法避免受到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与制约。说起来令人深思的是,在近现代中国,汉籍大量东流的重要推动力,往往来自于受中国文化恩惠极深的外国汉学家。如垂涎于“皕宋楼”藏书,而后生出“必欲致之于我邦”之心,且怂恿“皕宋楼”后人陆树藩不顾民族文化大义将其售与静嘉堂的,是汉籍目录学者岛田翰;1907年,抢先深入华北,从清廷手中劫走一些敦煌卷子,使敦煌文献首次流入日本的,是对中国文化极有感情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而仓石与吉川等新一代的留学生,也一直在积极地代理文化机构购求汉籍。一方面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凭借经济强势乘中国之疲弱而“买卖”珍籍文献,无情地劫走中国的文化典籍与遗产。尽管这种“买卖”与三十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后,大肆劫掠中国文化典籍的强盗行径稍有不同,但也绝不是一种公正平等的买卖与文化交流。

    无可否认的是,仓石们能够凭其经济条件购藏到大量汉籍珍本,还与他们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有关。仓石与吉川在代日本文化机构购求汉籍时,曾以晚清以来影响深远的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为门径。从《述学斋日记》也可以看出,仓石非常善于利用书目来淘书,常“竟日不出,检书目”,懂得按图索骥,以此为研索中国古籍的重要门径,其中提及的书目名称就多达近三十种。

    仓石算是个性情中人,购书时的喜忧常形于色。如“清理书单,桂节过后,不觉逾千”,他就感叹:“书囊无底,此之谓也”(1月2日)。而在南游上海时仍冒雨淘书,购得诸多好书,则又说“有此等书,罄囊亦所不辞”(6月20日)。读到此,一个负手冷摊、寻寻觅觅的形象跃然纸上。要是没有中日之间近代特殊的政治风云,我们很可以把这看作是一幅充满着文化关怀与旧年情趣的淘书图。

    仓石来北京不久就与吉川共同住进了四合院,并穿上了中国服装,像中国人那样开始了他们的北京生活。与士大夫交往,仓石也一切依照中国古礼,逢年过节行馈岁、辞岁、拜年之例。而且,在仓石的内心深处,甚至常常充盈着中国士大夫的气质。1月3日“偶翻李越缦日记,颇动效颦之兴”。仓石一向并无记日记的习惯,《述学斋日记》显然受到《越缦堂日记》的启发与影响。1月11日阅《雪桥诗话》毕,其中有“巢痕已埽,宗稷都非,清露朝衣,悉成华胥之梦矣”句,作者由衷伤怀:“时夜已深,炉火将尽,而身如历劫,怅然不已。”民国时无休的战乱,常常惊忧千年古都里书生文人之清梦,连一个异国留学生都不由自主地发出乱世无常的悲叹。4月5日清明节,“南北战事将有不测之势,‘听风听雨过清明’者,此之谓乎?”一句,对1930年时普通中国人生活和心境的描写概括至为准确。

    计218天、28万字的仓石日记,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份十足的“民国学人谱”。其先后接触的知名的学者、藏书家、出版家,举凡有冼玉清、孙人和、吴三立、赵万里、杨钟羲、谢国桢、伦明、吴承仕、钱玄同、俞平伯、尹炎武、朱希祖、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锡、张凤举、范文澜、马廉、马幼渔、骆绍宾、陆宗达、高步瀛、刘盼遂、傅增湘、徐森玉、江瀚、胡玉缙、陈百年、马衡、陈垣、袁同礼、徐祖正、陈寅恪、钱稻孙、徐乃昌、叶恭绰、刘承干、吴士鉴、吴其昌、胡适、董康、矍凤起、张元济、陈乃乾、冯沅君、陆侃如、陈乃乾、高燮、丁福保、顾燮光、章太炎、汪东、黄侃、缪凤林等。而涉及的书斋、高校、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则有宝华堂、宝文堂、通学斋、宝铭堂、博古斋、纯华阁、萃文书局、德友堂、读有用书斋、富晋书社、翰文斋、受古书店、文禄堂、汇文堂、文奎堂、文琳堂、会文斋、聚古堂、九经堂、聚珍堂、北大、北师大、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大、中央大学、北图、京师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东方文化图书馆、东方文化事业总会、涵芬楼、江南图书馆、金陵大学、清华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同文书院、雪桥讲舍、中国书店等。熟悉民国学术史者可以由此看出,仓石在中国短短的两年间所建立起的“学术网络”,是一种极其深入的参与。拿这份日记与一些民国高校史、出版社史、甚至是《琉璃厂小志》一类史籍对读,当可看出民国年间中国学界的典型风貌,以及各文化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

    三

    作为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项目“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本书由知名学者周一良、史树青及仓石之婿池田温三人作序说明,启功题签,荣新江与朱玉麟辑注,柴剑虹任责任编辑,可谓是今天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时之选。辑注者对日记中所涉及的大量人名、机构名称、著录书名、习俗风气、游历地名、典故、相关事件等进行了详赡的考释注解。上编日记与下编回忆录互为补充,成了一个完整的留学记。文后除详实的《学问的回忆:仓石武四郎博士座谈会》外,还附有参考文献及交往人名、著录书名、地名与机构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书中大量极为珍贵的图片,增加了留学日记的可读性和资料性。

    但全书的辑注工作,似亦不乏可议处。除了书中多有将右上角六号圈码标注误为五号正文圈码等明显的手民误植外,另外有不少涉及文字方面的。如第一则元旦日记,“客中政岁第二次矣”,“政岁”不知何指,“政”字疑为“改”字之形近而误,这从书中所附图2“1月1日日记书影”可见其形近之处。同日日记注鲁迅条,说鲁迅于1929年4月13日因母病北上省亲,应是5月13日之误,《鲁迅日记》可证。且4月无31日,而注文末说仓石于31日午后访鲁迅,于常识应知此日期有误。5月6日记“而先师推挽出此,岂不可书诸绅哉”一句,上标注释符号⑤,但其下所附注文仅四条,当有漏排,大概是注“书诸绅”,即《论语》记子张“退而书诸绅”之意。7月7日记“遂回,疲乏亦甚,鼓勇游夫子庙”,“鼓勇”当为“贾勇”,由“余勇可贾”而来,依注本“校注凡例”第五条“原文笔误均于行文中改正”的要求,辑注者当作说明。更重要的是,注文中有不少繁简失当之处。如注阴历端午(6月1日)、孙中山(3月12日)等常见语,不惮辞费,但对不少读者不易明了处,则失注,如5月20日“言之可复,此之谓也”,不易明其所指;6月25日记“到书院注射,豫防虎病也”一句,仅注“豫防即预防”,而对读者更陌生之“虎病”则略而不注;7月5日记“阅报知南京政府发令禁输古书”,对禁输古书令这一关系到民国旧书业界状况的政府行为,似应详注出,以明时代背景……如此之类,可谓是瑜中瑕疵,作为一个从中获益非浅的读者,不可不辨并指出,当不会被讥为吹毛求疵。幸而这等好书,定有机会重版修订,可以有后出的善本以慰读者。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桑兵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留学记》,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璗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原载:博览群书

    转自:http://www.eywedu.com/Bolanqunshu/blqs2002/blqs20020919.html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3/11/content_52908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