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就听见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有炊烟的地方,便有华人的足迹。”中国人至迟从晚明开始就已经成规模地飘洋过海,移民他乡了。其中南洋群岛尤为移民的首选之地。因为距离中国本土不算最远,依靠信风来往的贸易船只,比较容易往返于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与印尼诸岛、马来半岛、泰国之间。其中印尼诸岛的福建侨民最多,尤其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从明清之际到今天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华人社会。

    对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历来有许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多从中国的传世的官方文献与侨居国的有关文献去追寻原始材料,虽然做出了重大的成绩,但还是有点缺憾。这个缺憾不是别的,就是原始材料的不足。由于明清时期的政府视移民他国为不忠于朝廷的行为,晚清以来这种思想虽有所改变,但其时国力又已衰落,不能起到保护侨民的作用,所以有关华侨的中国官方文献实在显得过分薄弱。另外,于许多侨居国而言,对华侨历来也多采取排斥与限制政策,对于华人社会的成长与发展更少有完整的官方记录。但是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聚集地,自成社区的华侨社会又是侨居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者不能避开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对于华侨社会民间文献的发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现在这种发掘工作已经开始有丰硕的成果出现了,那就是“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的编辑与该丛书中《公案簿》第一辑的印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吧城即上面提到的巴达维亚,在这座城市附近,从明末以来就存在着一个闽南人社区,其极盛时期的户口达到数万人之巨。这样一个社区,没有一个自治机构以及管理法规显然是无法正常运作的。于是1742年(乾隆七年)华人公堂正式设立,处理社区内华人的诉讼、婚姻、丧葬、户籍、宗教、建筑等事务,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本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入侵印尼之后,早在1619年就任命华人甲必丹,以管理华人事务。公堂设立以后,社区的管理工作趋向规范,一切华人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始记录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一批数量极大的档案,这些档案起自1772年,终于1978年,整整经历了200年时间。在这两个世纪当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中国而言,从所谓康乾盛世到满清覆亡,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从解放建国到改革开放,令人何止沧海桑田之感。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档案竟然能在世变沧桑的背景下,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这件事本身就有点不可思议。再看看档案本身,包括《公案簿》、《成婚注册存案簿》、《户口簿》、《新客簿》、《寺庙簿》、《公司簿》、《种痘簿》、《身份证明书》、《建筑许可证》以及文教、社团等等方面,几乎提供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全息变迁图景,无异于一个丰富而又宝贵的史料库。

    单就已经出版的《公案簿》第一辑而言,覆盖的只是三年多一点时间的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但内容已经相当丰富,总共有经济案件、妇女婚姻案件、社会治安案件、公堂规章制订等等共580起。经济案件中又有欠贷款、欠药费、欠船税、欠赌资、欠工钱、生意纠纷、家产纠纷、典当纠纷、高利贷纠纷、租卖房屋纠纷等等内容。这一切还只是这一大批档案冰山的一角而已。如果把全部吧城华人公馆档案出齐,势必成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民间文献的出版工程。社会史的研究是新世纪历史学领域的四大热点之一,这样大规模的民间文献的出版必然要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一片新天地,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上,整理校注了《公案簿》第一辑的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包乐史与中国厦门大学教授吴凤斌,还同时著述了《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一书。这部书就是依据上述档案的一部分做出来的,其中主要关涉到公案与婚姻方面。比如,在1775-1791年里,有58位女性离婚,有89位女性再醮,分别占成婚注册女性总数的3.28%与10.06%,都出人意料的偏高。尤其是再醮率如果能有同一时期的国内数字与之作比较,将会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要而言之,吧城的这些档案,其价值真是难以尽述。当然整理这些档案也不是一件易事,两百年来上千册簿籍经过烟熏火燎、虫蛀霉烂,必须先经过除虫杀菌去污、黏贴装裱分类,再装订编目等辛苦工作以后,才能整理校注。而校注又是一件更烦难的差使。档案绝大部分以中文写成,也有小部分以马来文写就。但即使是中文文献,不加校注,一般读者也是不容易全部读懂的,因为其中不但有各种俗字,而且还有不少是闽南话特有的语词(包括从马来语来的借词),即使我这样地道的闽南人,读起来也有不少疙瘩。因此整理出版这部“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真是一个嘉惠学林的盛举。我们希望能尽快看到丛书的全貌,也希望在《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之后,能有更多以此丛书为资料基础的研究著作问世。

    文汇报2003年3月7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3/07/content_52887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