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中文译名一为孔复礼)教授, 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亦为美国文理研究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院士。在历史学的行政业务方面,除了在芝加哥大学及东亚研究中心、美国历史学会会刊(American History Review)、 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担任要职外,曾于1980年至1986年间主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著述与教学方面,被公认是继费正清教授之后,引领美国的近代中国史研究走到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学者(详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孔教授的著作一向被读者视为艰深难懂,但后继者不断地重新思索他所提出的问题。孔教授的教学一向严厉,但仍不断有来自Berkeley、Princeton、Stanford 等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生,希望跟他学习。究竟孔教授研治近代中国史的着重点如何?笔者承蒙孔教授提供一份他的治学背景。以下根据他提供的这份治学背景,再从他的作品中,找出与此相关联的一些着重点。

                    一、治学背景

    孔教授原把研究历史当做一个过渡工作。1951年他就读哈佛大学期间,非常喜欢Clyde Kluckhohn教授所教的心理功能人类学理论。他于是跟Kluckhohn教授主修人类学。Kluckhohn教授告诉他应先修一些较具体的学科, 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到研究所时再转读人类学。Kluckhohn 教授本人即先读希腊罗马经典再转读人类学。在这一引导下,孔教授选读了历史学。过后虽然没有正式转入人类学,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当中。

  选读历史学之后, 他也受到社会学家Norman  Birnbaum 及政治学家SamuelBeer的启发。这两位教授都受Max Weber的影响。 两位教授也引发孔教授运用社会学理论了解历史信息的兴趣。部分地也是因为这两位教授的影响,孔教授对于叙述体裁的历史著作,除了晚近学著欣赏之外,一直很少感到兴趣。

    孔教授在以上老师的教导下,颇留意观念与社会经验的关系。Weber 的影响使他一直认为这项关系是交互运作的,而不能单纯地由一方推导到另一方。也由于对人类学的兴趣一直浓厚,孔教授也留意语言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联。

    孔教授在大学期间专攻欧洲历史。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时选读日文,才接触到东方。之后,于服兵役期间被分发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而他之决定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回到哈佛大学念研究所时,受费正清教授影响的结果。

    着手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之后,孔教授与其他同行一样都关怀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本土文化如何与外国文化相激相荡而塑造了近代中国历史。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如政治参与的合适范围,知识分子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等等。孔教授认为,近代中国的有关安排,虽然有其历史传承,但大多以外来的社会语汇来表达。因此,很多的争辩是用现代的语词在讨论,但其内在结构则导源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及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了解一个文化的内在结构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之下表现出来,也是他这样一位有文化人类学兴趣的历史学者一直思索的问题。

                      二、著作简介

    (一)观念与社会经验

    孔教授《太平观念的起源》一文有关梁阿发引介的基督教义,成为太平天国反清思想依据的讨论,可以例示他对观念与社会经验交互影响的学术兴趣。

    洪秀全初读《劝世良言》,已在科考失败梦过金发皂袍老人之后,却没有任何感应而依然热衷科考。再度科考失败后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也开始引述基督教义批评社会弊端,但批评的内容与批评背后的理想与儒家学者一贯的批评与理想是相类似的,如不孝、谋杀、赌博等皆为洪秀全与儒家学者共同批判的对象。基督教的天堂也被视为与礼运大同篇的世界一样的理想。

    梁阿发没有象洪秀全那么多的儒学训练。梁阿发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掺杂了很多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他所介绍的圣经内容,不管在章节的安排或强调的部分,都与原典有很大的出入。但他除了批评中国社会之外,也指出:为了解脱中国原有的罪恶,使中国人可以得救,需有“公会”这种秘密组织采取集体行动推翻原有的社会。

    洪秀全一直到1850年前夕才恍然于梁阿发的这个政治含意。此时洪秀全传教的范围是在广西金田村一带,这与他早年主要活动的广东花县附近有很大的不同。广东花县是个平地,当地的客家人移入较早,形成主要的族群,也已发展出村庄组织、宗族组织,成为该社会自我认同的对象。广西金田村一带是山坡地,当地的客家人是新移入的,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苗、瑶、壮族等杂居。1842年以后,他们与壮族械斗不休。在缺乏村庄、宗族组织的情况下,拜上帝会成为此地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对象。由于当地的客家人被当地的地方官视为匪逆,洪秀全才深刻了解到梁阿发筹组公会以推翻原有政治社会的暗示,而以当地的客家人比附为《劝世良言》所说的“选民”。太平军扩大之后,《劝世良言》中的得救者与不能得救者的分野也不再是广西人的客家人与否,而在于是否参加太平军。金发皂袍的老人此时才成为引领中国人得救的耶和华。一个外来观念之落实于本土社会,也因此必须与本土经验相结合。

    (二)社会网络、社会思想、社会行动

    孔教授在《晚清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花费更多的心力讨论社会网络、社会思想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负责敉平太平天国的团练是以家族、村庄、市集的垂直社会网络为组织基础。小团多由单姓村组成,小团之上的大团或扩大团则以超越家族、村庄的市集为范围。太平军在扩展之后,也以家族、村庄为主要的组织基础。

    就孔教授此书1980年再版的新序看来,中国传统的叛乱团体当中,根源于天地会者,其组织形式与政府武装团体相近,都以村庄、家族为基础。这些秘密社会虽是非法,但其文化取向却是正统的思想。如重视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如牢固的王朝观念(即使反清复明不过是建立另外一个王朝),如朝代兴替的历史观,如严密的社会阶层观念,都与官僚士绅相近。根源于白莲教信仰的叛乱组织则较不以村庄、家族、市集的垂直网络为结合基础。他们的成员多半在各村庄间水平移动,如跑江湖卖膏药的郎中、武术师傅、戏班子、雇工、修理家中破烂用品的人、小商小贩。白莲教的集会所零散公布于各村庄,只有一些宗教领袖走访各集会所做松懈的联系。白莲教徒可以女性充当教主,男女可以一起讨论教义,虽然也重视师徒关系,但教徒之间彼此较为平等,弥勒佛降世以后的极乐世界将垂永久而不复循环。这些想法就持正统思想者看来实为异端。持正统思想者多半是在村庄、市集的垂直网络中循着由来已久的交换(市集)、学习(书院、考试)、信仰(儒、道、佛)及社会控制(法庭、军队、纳税义务)等体系在移动着。他们的社会思想与经常水平移动于各村庄中的人有所不同,也是社会经验与观念互相关联的一个例证。

    两种非法团体的武装组织也因而有所区别。天地会系统的组织较为严密,白莲教系统的组织较为松散。后者多半要等到英雄式教主出现后,才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当然,以上划分并非绝对,由往后的捻匪、红枪会可以看到合法——正统,非法——正统,非法——异端三种团体间的交错关系。但基本上孔教授认为,研究民变除了探讨政治意图之外,社会网络也是了解民变的一项要素。

    (三)中国近代的权力安排与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的兴起造就了领导团练的士绅的崛起。士绅阶层在“地方自治”观念引进中国之后,也成为地方自治的领袖。以往学者将这些现象串连起来看成是近代以来中国地方势力的抬头。而在孔教授看来,这一连串的发展都没有根本解决中国政治系统当中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但每一步的发展都强化了中央的集权统治。

    孔教授《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地方财政》一文指出,明朝末年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式微,其关键之一在于一条鞭法将课税对象由人头转为土地。原先就人头课税安排的粮长制度,改成以土地为课税对象之后,很多权贵借“诡寄”,“投靠”等办法逃避税赋,而将实际的税赋落在粮长身上,粮长里长不胜负荷,整个制度因而崩驰。继里甲制而起的地方控制体系——保甲,在太平天国乱起之时,因为本身没有武力。也为士绅所代起。

    太平天国兴起以后,领导地方团练的士绅被授予征课厘金、杂税的权力。新政展开之后,地方士绅也可以收取各项新政费用。表面上这是行政体系对地方势力的节节让步。但以士绅领导的团练而论,基本上仍是“官督绅办”,团练的崛起反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士绅之参与课税,也不过是使中央原来无法课取的税收,转为可以课取而已。

    除了实际运作如此之外,孔教授《晚清的政体论》及《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二文指出在理念方面的同方向发展。西方的“地方自治”观念由日本间接引进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常引顾炎武郡县与封建的讨论,而就其封建部分的讨论指出中国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孔教授认为顾炎武固然批评回避制度而提倡县级官吏由地方人士担任,也主张基层官吏越多越好,但顾炎武的目的是在透过一个更有效的基层行政组织强化中央的统治。冯桂芬也赞同顾炎武的主张,并建议设立副县官辅佐县官,以及村长保长民选,但基本上也不立意鼓吹分权政治。黄遵宪之由日本引入“地方自治”观念,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之继续讨论地方自治也都追求扩张国权,而非伸张民权。一个原本以伸张民权为宗旨的西方观念,所完全引入中国的,因而只是“地方自治”这么一个西方语汇,而此语汇所指涉的内容则仍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精神。

    (四)心理功能人类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

    由于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根深蒂固,孔教授也就逐步往上追溯塑造近代中国历史的传统根源。孔教授的《朝代衰亡与叛乱根源》一文即在指出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本身所起的一些变化。如士绅取代里甲、保甲而起还可溯源于嘉道年间包税制度。由于官吏的盘剥,曾将收税、纳税事宜转包士绅。又如18世纪以来的人口增加、货币经济扩大所造成的行政品质降低,行政系统中金钱政治的渗透,都已埋下了王朝衰微的种子。但由嘉庆皇帝的政治革新、魏源所持今文经学的兴起,阮元对于学术的提倡等,一反以往学者之以为近代中国的改革力量完全仰赖西方,孔教授注意到了中国本身自我更新的传统。

    又因不再如以往学者之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孔教授更往上溯源,而发现乾隆时期的剪辫案体现了不少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他刚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这本有关剪辫案的新作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功能人类学理论如何影响到他的历史写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很多道士、乞丐、泥水匠被指控偷偷剪断别人辫子而夺走那人的魂魄。此种案件蔓延江南乃至北方数省。案子审理期间长达10个月左右,很多被控者在逼供过程中冤死。孔教授由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心理恐惧的凑合来勾画此一案件之所由起。

    就百姓而言,他们对社会中新增加的许多流民感到不安。乾隆年间大量增加的人口造就了许多流民。他们或是乞丐,或是变相的乞丐——道士,或是与能够呼风唤雨的道士相似而可以左右风水的泥水匠。这些人对本地人而言,既非同乡,又非同族;对他们的求助委实不愿意伸出援手,但这又与社会有无相通的传统道德相冲突,而增加本地人的心理惶恐。

    清乾隆朝的皇帝官僚关系,说是专制统治,又有很多方面皇帝无法控制。官吏的上下敷衍早已使皇帝心中忐忑。汉人文化的中心——江南,听说出了剪辫的案子,辫子是满族统治汉族的文化象征。这样一桩叛逆行为竟然没有大臣上报,更使皇帝气极败坏。皇帝由情报系统得知这个消息的事很快传到地方官吏的耳中。尽管地方官吏颇习惯于敷衍,但是皇威依然显赫,如果不认真查办此事,可能危及身家。在此情况下,那些平常令村民感到不安的道士、乞丐、泥水匠成为被指控的对象。即使他们不承认剪过别人辫子,官吏也要他们承认。

    在层层起诉之后,到了军机处,才有军机大臣直言急谏指出这是一起冤狱。虽然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受到制衡,但没有一个制衡制度的保障,这种直言急谏的制衡力量总是可遇不可求。在一个没有法治而又资源匮乏的社会,诬控他人常被用为改善个人地位的社会资源。人与人之间如何因此而心怀戒惧,也是乾隆剪辫案结案之后中国人常有的心理阴影。

    (五)深入史料探索文化意含

    以上乾隆期间剪辫案的分析方式,将会使读者联想到西方学者有关西方近古时期颇为盛行的巫婆审判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中,西方学者也颇留意及审判者与指控者想法的一拍一合。孔教授这一著作则在审判者的层次更细分出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而更不容易的是,孔教授是一个人独自在处理清代中国的这一题材,西方学者则有一群人共同研究;孔教授是在他所不习惯的语文中爬梳资料从事这项研究,而西方学者则使用其所较习惯的语文写成资料。为了了解剪辫案中指控者的心理,孔教授费了极大心力阅读故宫所留下该案的口供。为了掌握皇帝与官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孔教授对于相关文件的内容及收发日期做了极为细密的考订。孔教授的其他作品也都呈现出他深入史料的历程。如为了研究团练的社会网络,孔教授曾深入研析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刘于浔等人的文集及相关地方志。又如研究洪秀全思想的转折,孔教授则曾对洪秀全的诗文加以字字剖析。一如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孔教授一定要由历史人物自己的话语与行为,体察其背后的意含。

    也因为对历史人物所留存资料的重视,孔教授致力于编订清代资料。已出版的《清代资料》一书是以钟人杰所倡导的民变为主轴,网罗与此事件有关的上谕、奏折、方志、口供、文集各项资料。使用者可由此接触清代几种主要史料的形式。在此之外,孔教授最感兴趣的仍在透过这一事件体现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间的关联。

    一面要对历史人物所留下的话语逐字逐句熟读,一面又要与全面历史进程及社会理论关联起来加以深思,这是孔教授对他自己也是对他的学生最严之所在。在这样一个努力过程中,虽然已看到一个更从中国出发,更能从事社会结构与文化传承省思的研究,但毕竟这也是一个颇为困难的研究方向,而有待更多心力把它扩展到更充实的阶段。

                    孔飞力教授履历及著作目录教育:

    哈佛学院                        学士          1954
    乔治城大学                      硕士          1959
    哈佛大学                        博士          1964教学经历: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讲师至教授    1963—1978
    哈佛大学历史系                  教授          1978—行政职务:
    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74
    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5—77
    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78
    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委员                        1971—76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0—86
    香港大学与科技拨款委员会委员                  1986—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                        1986—87奖助研究员和荣誉:
    福特基金外国研究研究员                        1958—62
    富布赖特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                  1965—66
    ACLS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0—71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7—

    主要论著:

    1、著作

    《晚清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和社会结构,1796—1864》,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1980年修订版。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Rev.Ed.1980
    《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宋景诗叛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86(与费正清合作)。
    Introduction to Ch'ing  Do  cuments: Vol. I: Reading  Documents: The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 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  for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Fairbank).

    2、论文

    “太平叛乱时期的地方团防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7,(1967年)
    "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1967)218-255.
    “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等问题”,F.Wakeman,C.Grant 主编《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F.Wakeman and C. Grant, eds. , Conflict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257-298
    “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77年7月。
    "Origi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 3(July,1977)350-366.
    “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China,Vol.10(1978)(with Susan M.Jones)107-162.
    “太平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The Taiping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1978)264-317
    “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远东研究论文选》第3卷,芝加哥大学,1978—1979年。
    "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3(1978-  9)100—136
    “晚清政治观”,《远东研究论文选》,第4卷,1979—1980。
    "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 No.4(1979-80)1-18.
    “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Jamesl.watson编《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阶层》,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
    "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ames  L. Waston, ed. ,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 Revolution  China   (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16-28.
    “地方政府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86年。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a, Vol.13(1986)329-360.
    “政治罪行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年中国的一个案子”,《帝国晚期的中国》,8、1、1987年6月。
    "Political Crime and Bureaucratic Monarchy:a Chinese Case  of  1768,"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1987)80-104.
    “摄取灵魂者:1768年中国人对巫术的恐慌”,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0)

    3、进行中的研究

    《清代文献介绍,第二卷:利用档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原载:《文史哲》1996/06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