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裴宜理教授的治学经历和主要学术成就

    裴宜理教授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氏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

    1969年，裴宜理毕业于纽约的威廉·史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College)，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阿里佐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她从事教授职务已有10年，是在华盛顿大学开始这一工作的。

    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教授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她是在台湾开始其汉语学习的。1969和1971年，曾两次到台湾学习汉语。1974至1976年，到台湾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以后又数次低台湾讲学。她首次回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当时是以美国一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华访问的。此后，在大陆讲学。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教授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遂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所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它对越南革命的影响太深，而且也确实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道路。

    迄今为止，裴宜理教授已撰写和主编了多部中国学研究专著。主要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in North China)，198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中国人对捻军起义的看法》(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Nienrebellion)，1981出版于纽约；主编论文集（合作）《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China)，198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近代中国的抵抗运动和政治文化》(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in Modern China)，1994年西方观察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后毛时代的潜在自治和社区》(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单位——历史和比较视角中中国变迁之所在》(Danwei: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7年出版于纽约；著作（合作）《无产者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1997年西方观察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回归本义：东亚劳动者的身份》(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1996年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专著《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裴宜理教授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常公诸于学术论文，在各类杂志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大体有四类。一类是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的研究，如《捻军叛乱之研究》《清末的抗租暴动：上海的小刀会和山东的刘德培》等；一类是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上海劳工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中的劳工和政治》、《中国劳工运动研究之反思》等；一类是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如《集体的声音，1880-1980：国家与地方之社会》、《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等；还有一类是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趋势》、《国际视角中的中国纪念问题》、《50年的同行者：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裴宜理教授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组织能力倍受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肯定和赞赏。她的专著《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被评为东亚历史研究杰出著作，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还获得国际劳动者历史协会1993年著作奖。她还曾获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多个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奖项。世纪之交，她荣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是饮誉世界中国学界的著名学术机构。

    二、《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对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在裴宜理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中国农民问题是她十分重要的探垦领域。这些成果中，专著《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为代表作。这部出版于1980年的著作，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本选择以华北淮北地区的农民暴动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共七章。第一章是全书内容和概况介绍；第二章是淮北地理环境分析；第三章是淮北地区农民生存策略分析；第四章是捻军暴动形式探讨；第五章是红枪会暴动形式探讨；第六章关于淮北共产党革命问题探讨；第七章全书结论。

    裴宜理教授指出，这么多年学者们对农民反抗斗争原因的解释，都着眼于对其展开时间、阶级身份、社会组织、政治倾向的探讨。这些虽都注意到中国农民反抗斗争的重复性和连续性，注意到农民反抗斗争的区域性，但很少有学者关注特殊地区的特殊模式问题。教授指出，学术界也会有人强调革命发生时外部力量和个人力量的角色及作用，虽然也能解释现代革命发生之一、二，但不足以周到阐明中国早期农民暴动起因。她写道，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传统农民的起义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理性的。恰恰相反，乡村暴动及其目的是清楚的，是有组织、有理性的集体行为。她引用艾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话说，“农民的存在，不仅是农民和非农民的联系，也是一种适应方式，是一种态度和行为的连接方式，这种态度和行为的连接方式的设计，足以保持耕地者自己的主张和思想”（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Introduction.）。在相应的环境里，适应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集体暴力。生活资料短缺的地区往往也是为生计进行斗争的温床。

    作者认为洪水和干旱的反复肆虐导致了淮北的困难和不安全生存环境。好斗的生存策略也由此而生成。好斗有两种：一种是掠夺策略，即掠夺他人财富，如小偷、盗贼的出现并结成集团；一种是自卫策略，即在面临掠夺威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冲击。于是就有人们重视庄稼的看守、讲究个人的警惕性，以及村自卫队等社会组织的加强等。

    这两者都属于理性的方式，是人们为了生计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裴宜理教授认为村民采用这样的策略，尽可能地多得，尽可能地少失。转机当然也非常有限。至于谁采取什么策略，主要根据生存环境的资源而定。实行攻击策略的，主要是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们，以高度冒风险的行为争取获得。攻击者从他们的稍富裕的邻居那里获得生计。比较而言，保护者着眼于对自己剩余资源的保护。

    关于农民暴动的组织形式及其特点，裴认为，首先，农民作为个人不适应集体的策略，他们主要是家庭、宗族、村庄的成员。但为了事变的进展，大多数的团体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他们的习惯是重首领、重历史、重团体的内聚力。也不是所有穷人都是掠夺性的强盗，就象所有的地主不是自卫性的军事首领一样。虽然掠夺和自卫两方面都集中注意力于基本资源的竞争。

    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淮北的两次农民运动进行了剖析。她认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捻军和发生在民国早期的红枪会，是这个地区两种不同模式的农民暴动。捻军所表现的特点是掠夺性的，偷盗、长期械斗是其特点；红枪会相反，呈现自卫性质，由富裕农民或地主领导，立足于村庄自卫。

    农民暴动的遗产是共产党人乡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是一种早期革命的灵感的资源。淮北不仅是数不清的传统叛乱的地方，也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根据地。顽强的生存策略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反抗传统，也使现代革命者能顺利适应新的目标。但两者的终极目标不一致。要言之，裴氏强调，暴动的初衷及其坚持更多的是由于环境，所以区域变化的研究十分重要。

    在80年代初，裴宜理教授的这一研究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加州大学黄宗智教授曾在向大陆学者的报告中，颇多地介绍裴宜理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注：黄宗智教授1980年到中国访问，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学术演讲，介绍了美国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的这些学术报告，后被整理成《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发表。）。他说裴氏的这本著作，集中探讨淮北地区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淮北地区何以长期有大规模的动乱？二、中国革命运动和旧式的造反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他说，“对第一个问题，裴宜理认为淮北的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是主要的因素。资源的贫缺造成用暴力争夺资源的状态。”“在她的分析中，捻军和红枪会的基本动机是经济——一为夺取、一为保护现有资源。淮北民众运动的动机是为了生存，是经济，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对第二个问题，裴宜理认为红枪会的基本性质是排外的自然村的自卫；它的社会基础是自然村的集合性，尤其是中农对现有资源的自卫性。”“共产党虽曾一度想利用自然村的这种自卫性组织，但最后跟这个保守性很重的民众组织格格不入。”他认为在农村的横的阶级分歧和纵的乡村集合性之中，“裴宜理是比较注意后者的。”黄宗智教授说，裴氏这一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要求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这代表了当时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黄宗智教授这样用心去介绍当时还颇年轻的学者的观点不是偶然的。他强调美国的中国学界正出现一个崭新趋势。这就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趋势和跨学科研究趋势，以及研究对象的革新趋势。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又为“三代说”），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为代表，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第二代大体以帕金斯、舒尔茨、施坚雅、魏裴德、孔飞力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倾向”，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普遍潮流（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黄宗智教授认为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思潮有十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青年人对越南战争的普遍批评和抗议，对民众运动同情和支持，由此也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颇多转向民众。出现了象周锡瑞《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1976年出版）等一批专注于民众运动研究的专著。所以裴氏对农民问题研究绝非偶然。

    裴宜理教授是用环境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暴动起因的。诚如她对华北农村研究的结果所认为的，地方环境和社会特点对于乡村不安定传统范式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和社会结构的交流形成了人类的特殊生态环境（注：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P.249。）。长时间的延续性的反抗斗争，是一种资源竞争的合理性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不过裴在肯定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把它们绝对化。她认为环境生态研究的优势，在于能解释相当地区的某种持久传统。在特殊暴动的研究上，环境生态研究有预言价值。但这种方法对个人暴动的解释还缺乏说服力。而且，“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替代普遍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细节的探讨”，“它只是一种增补”，“是对农民暴动和农民革命的一种新的理解”。

    然而，仅仅从上述因素去判断裴宜理教授此项成果的意义还不够。事实上，裴氏的这项成果也是当时“农民学”兴起的标志之一。所谓“农民学”，在美国学者看来，是当时第三代学者试图开辟的一个新研究方向，是一门出于“政治经济学”的新兴边缘社会科学（注：黄宗智解释说，这里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指的是搞政治学的要到经济学中去探讨政治的解释，搞经济学的要研究政治的因素，“政治经济学”（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就称政治经济学）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边级社会科学。（参见《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其实际根据是人类学学者对于农村实际的观察，理论上着重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系去研究自然村的结构，剖析村庄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析村庄内部的政治结构、文化思想及其习俗。“农民学”的研究者认为，要了解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氏族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对农民战争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不重视自然村这个单位是不行的。通过自然村的基层资料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演变，是“农民学”的重要任务（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作为政治学专家的裴宜理教授非常关注这一问题。这是她80年代的研究重点。她认为应该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历史上农民的反抗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对付外界不公正。不仅仅可以参加暴动，也可以参加革命。他们可以改变个别政治家，甚至可以重构一个社会系统。农民问题已经置于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位置，但一些社会科学家还是依据着专门理论家的训练和爱好，把农民革命的原因解释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注：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p.248。）。裴教授颇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她认为如果现时代的农民革命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数个世纪前大量的农民反抗斗争？如何探讨早期斗争的渊源？她认为从地区特点探讨农民运动是必要的。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农民运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有用的理论体系”把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整合起来”（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Introduction.）

    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中国的农民运动有长久的研究过程和颇多的学术成果。1949年以后盛开的“五朵金花”中，有一朵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的学术工作者对裴宜理教授的农民问题研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商榷意见；但，她对中国农民运动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独特理解还是值得关注的。由于“文革”的缘故，裴宜理教授没能在中国大陆收集史料，但她在台湾和日本的资料收集显然还是成功的。这也是这本著作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史料学基础。

    三、《上海在罢工中——中国劳工的政治》——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

    如果说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裴宜理教授对近现代中国研究所展开的一翼，那么，对工人运动的研究是她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其重要成果，就是《上海在罢工中——中国劳工的政治》。这是1993年问世的一部专著，是裴宜理教授自华北农民研究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学术专著。

    关于这本书的著述动机，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劳工影响会有上海那样大。政党、政权、个人的起落，如此紧密地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已经在这个国家造成了历史性转折。

    作者认为政治因素可以促成罢工浪潮。1905年俄国一个星期天的悲惨血案破坏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而引发大罢工。政治危机也通常在20世纪的中国激发民族主义。政治领域的民族主义会动员市民走出工作场所。大规模的劳工抗议反映广阔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世界所发生的问题。诚然，历史背景对工人运动发展举足轻重。工人是谁、来自那里、在工厂干什么，都是应该重视的。这当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变数。技术的、半技术的、无技术的工人，以及他们的来源地、性别、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和城市总体文明水准，种种区别会在其日后的心理和反抗斗争中显现。

    裴认为，技术是一种社会的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一个技术的工人是难以替代和或缺的；一个无技术的工人则是可替代或可有可无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Chinese labor,p.241.）。技术是一种劳动政治的强有力的先知，通常和长时段文化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通常来自不同地方，接受不一样的教育，享受不同的城市化水准的工作。以上海为例，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有南方茶文化的支撑，其组织机构也鼓励他们对自己习惯文明的保护。他们有修养、有教育、有城市生活，也易受激进学生影响。而上海的无技术工人，相当部分来自北方；比较而言，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论缺乏兴趣，没有好的教育，颇多保持农民习惯和行为方式。两大群工人之间，裴氏认为，还有一个半技术工人阶层。他们也较多来自北方，不过注意适应城市生活。由于没有好的机遇而靠秘密结社发展壮大自己。

    裴认为，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中国和上海历史进程中都留过自己足印。50年代中国政坛领袖，很多是以前劳工运动积极分子。5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主要设计者的陈云，2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商务印书馆活动。作为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他是激进的印刷工会的领袖。周恩来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杜月笙则是青帮的代表，他们的组织是当时半技术工人的机构。

    对历史上工人阶层的考察，裴认为有助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她认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给这些前劳工组织者在国家政策的表述和实践方面提供了机会。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这样的范式一直在被强调。工作的终身制、高工资，以及多种福利和津贴，都是技术工人优惠的特征。社会主义体制的工业部门优势明显，因而也被称为铁饭碗。比较而言，集体部门的工作就是泥饭碗。这样就会带来不平衡（注：裴宜理教授在书的结论部分对此介绍和分析较多。她认为固定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形成了。她认为“文革”中上海的所谓“保守派”，主要是老工人，参加过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工人的领导人也主要是地下党负责人。造反者大部分是年轻工人，以无技术和临时工为主。王洪文的起家和1927年的青帮相似。）。

    裴认为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是对以前研究模式的一种商榷。她认为应该注意劳工运动的文化起源及其工作场所的关系问题。上海工人多层面斗争性根源于其多方面生活、工作经验及其成员的状况。她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在中共党史体系中构建中国劳工运动史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中国劳工运动是一种阶级觉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形成是外来指导的产物的观点也是可以质疑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p.252.）。她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无产者发展到阶级组织，以至形成政党，有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包括工人自己内部的竞争。激进主义也通常是这种竞争的产物。

    裴宜理教授在探讨过程中，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成果的联系考察。在作者看来，国际劳工运动状况及其研究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对中国劳工斗争特点的认识，便于形成客观的见解。她注意到林达·谢菲尔(LyndaShaffer)关于中国湖南工人运动的研究成果，认为上海的劳工运动和湖南的劳工运动有相似之处（注：这是裴宜理教授根据琳达·希尔法(Lynda Shaffer)的成果提出的想法。参见Lynda Shaffer,Mao and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 NewYork,1982).）。根据盖尔·赫谢特(Gail Hershatter)的研究意见，她认为天津的工人运动和这座城市的重要工业地位不协调（注：Gail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ornia,1986).）。她注意到香港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技术工人的政治活动往往较多地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者很难打入其中（注：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D.di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5).）。关于技术工人的罢工斗争热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一项成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属手工艺者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典型的、热心的劳工运动领导”，工人“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很大的工作场所使他们便于宣传。手工艺者的相对富足也便于支持协会长期罢工。裴还注意到杰弗里·海德(Jeffrey Haydu)关于技术工人的研究成果。海德认为技术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无可取代性足以使他们影响巨大。他们在表述和行动方面比少技术工人更有优势，他们自视为劳工运动的代言人。裴氏对此进一步阐述，认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当然会对公众事务有兴趣。具有较高修养是大多数手工艺者的特点，从而对政治做出进一步贡献（注：Jeffrey Haydu,Between Craft and Class: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Britain,1890-1922(Berkeley,California,1988).）。

    为阐明半技术工人特点，作者探讨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她认为美国也出现过在劳工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半技术劳工群。这些人结成团伙以保护自己，否认技术工人的地位。帮会帮助乡下的移民到城市生活，担任工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经纪人。她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样，20年代见证过帮会组织者的很多活动。这个国家对帮会的阻止行为，就象中国的禁鸦片一样，反而使政治家和帮会更紧密结合。驾驶者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杰米·赫伯(Jimmy Hopa)象上海的杜月笙之类的人物。帮会公然通过否认政治利益动员半技术工人，并和强权政治挂钩。

    关于无技术工人的特点及其政治表现，裴教授以葡萄牙为例，指出无技术工人是这个国家工人中最不活跃的部分。无技术工人的抗议活动就象乡村集体活动的往事回忆。他们甚至以跳舞庆祝对工厂的占领。大卫·门德尔(David Mandel)、查尔斯·萨伯尔(Charles Sabel)等学者认为，工人中的这部分群体一般只作短暂而简单的斗争。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责任感，因而也缺乏支持基础（注：David M.Mandel,The Petrorg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1983).Charles F.Sabel,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1982).）。

    如同对华北农民问题的研究，这本著作也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书共三大篇，作者努力使有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内容的研究联成一体。第一部分集中于对公众文化的探讨，“主要是社会史领域的研究”；第二部分讨论党组织的战略及其竞争，“是人们熟知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第三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对工作场所的探讨，“这属于工业社会学的领域”。作者认为三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研究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是联姻的。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作为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她是30年以后即1979年才重返上海的。1986年和1987年，得以在上海做访问学者一年。说来也巧，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曾经是裴父亲的学生，裴父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张仲礼教授热情邀请她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完成这一学术研究。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历史所从事这项研究。该所档案十分丰富，包括有中国学者1950年至1960年间所做的对年长工人的数以百页的采访手稿（虽然教授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有自己的认知尺度）。在上海，她还查阅了一些工厂和企业档案（如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第四棉纺厂等）。无论对企业主还是对工人的研究，裴宜理教授认为这都是第一手资料。她还查阅了政府部门的档案（包括有罢工的统计、政治报告、档案记录等）。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些尚未出版的厂史，这次也得到了咨询。上海港也提供了一些很特殊的材料。上海之外，裴宜理教授还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看了颇多国民党时代的政府文件。还在台北的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她所查阅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包括东京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这些都奠定了这部著作的丰实的史料基础，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绝非偶然。这是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奖项。

    四、从历史到现实，观察真中国——特点、视野、方法

    “鉴往所以知来者兴”。这大概是所有历史研究者的治史共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对现实的认识，揭示其未来走向。和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裴宜理教授对农民史研究、工人问题研究，也都是为了对现实中国做更好的了解，她希望观察真中国。所以裴氏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裴氏对现实中国的研究，是她对历史研究的必然延伸和归宿。对裴氏学术道路的全面了解，当然包括她对中国现实问题探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诚然，美国现代的中国学家，很多是“多面手”，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如同施坚雅教授是人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裴宜理教授也是既精通史学，又是政治学权威。所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她的跨学科成就，包括政治学成就也十分必要。

    裴氏对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究明其实际过程和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她就用心于这场非凡变革的研究了。她所主编的《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论文集特意收集了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文章。有凯思里默·哈特福德(Kathleem Hartford)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状和乡村组织转型问题的论文、路易斯·比德曼(Louis Putterman)中国农村改革激励机制的论文、特利·斯久拉(Terry Sicular)改革所引起的乡村市场问题的论文、S.里·特拉菲斯(S.Lee Travers)改革后农民勤劳致富情况的论文、约西·K.卡尔金(Joyce K.Kallgren)中国农村独生子女政策的论文、里查德·J.拉西姆(Richard J.Latham)中国农村改革意义的论文，以及裴本人关于农村改革影响的论文等。工业改革方面的论文有苏珊·L.舍克(Susan L.Shirk)中国工业政治改革的论文、拜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工业系统中财务改革的论文、克里斯汀·黄(Chiristine Wong)地方因素对工业改革冲击问题的论文等。

    论文集的主旨十分清楚，主编对当时中国出现的新历史现象跟踪很紧。农村激励机制、农村市场开发、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等问题，确实关系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改革能否有所突破和成功的大局。这说明了裴宜理教授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她在书中所写的，涉及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很短的几年内发生不可思议，迅猛发展的改革对现代中国学研究是很大威胁。论文集试图推进对迅速崛起的改革的深入研究（注：Elizabeth J.Perry and Christine Wong,The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Acknowledgment.）。

    裴氏关于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她十分注意对中国作动态的、全方位的细致观察和探讨。不仅注意中国政治经济大局的变化，更注意文化艺术、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休闲方式等多方面情况的研究。她所撰写的论文和学术报告，颇多诸如户口管理、工会组织、社会思潮、社会活动等问题的内容。她认为现行的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不利于全国人口的自由流动，但对社会的稳定是奏效的。她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人们难以觉察，始料不及。市场杠杆的作用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休闲方式多元化也给传统的管理模式带来新挑战。关于社会思潮的演变，她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源远流长，一旦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影响非同一般。裴教授是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中国学家，其出于特有视角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得出的见解常有国人难以自觉处。因而颇有使人警醒之效。

    裴宜理教授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还非常重视社会基础结构的探讨。题为《单位——历史和比较视角中中国变迁之所在》的学术专著，是她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学者合作主编的论文集。裴教授撰写了《概论：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看变迁中的中国工作场所》（合作）和《从故乡到工作场所：中国单位体制的工作渊源和结果》诸篇学术论文。她认为“单位”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种很特别的工作场所，在中国比比皆是。其特点是有权利机制、有给予人们福利的便利、有独立的经济帐户。中国所具有的“单位”，按操作分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按层次分有中央单位、地方单位、基层单位。解读“单位”的关键，在于认识其所拥有的功能。主要是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所谓“政治功能”，是对城市的组织功能和控制功能；所谓“社会功能”，是指对社会承担的经济责任。这种只有中国才具有的“单位”，渊源可追溯到1949年前的共产主义活动。其得以开创的实践，在城市而不在乡村。劳工运动特别是上海的技术工人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劳工运动，是“单位”形成的渊源。关于“单位”弊端，她认为要重视。主要是造就社会上若干不必要的矛盾，如有与无的矛盾、是与否的问题等（注：参见裴宜理教授等主编：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3.）。其前景，她认为也许会改变，工业改革可能是其转型的酵素。裴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应认识中国的基层——“单位”；要认识“单位”，除了加强对其本身的考察，还可以做一些比较的研究。例如，日本有类似于中国“单位”的机构，就可以拿它来做比较。裴教授对单位的研究非常重视，请了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等这样的一些著名学者。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一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也参与探讨。阵容可谓庞大。裴对“单位”研究如此重视，说明她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为加强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裴教授还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变革。她认为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也有把握第一手资料的问题，这是一切问题能否深入的前提。诚然，研究的深入，还有赖于丰富有效的研究方法。她认为中国是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管理也错综复杂，要穿透认知中的障碍，开展比较研究便十分必要了。她认为比较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比较研究是好的理论建立的基石。关于中国学研究的推进，她主张循序渐进。她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对它的研究只能一步步来。对中国的研究应象拼搭七巧板，只有一块块组上去，才可能看清全貌，急不得。所谓“循序渐进”，还包括逐趋成熟、逐趋发展的意思，有个从“消费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过程。所谓“消费”，包括借鉴它国研究经验的意思；所谓“生产”，是指自己能够形成成熟意见、方法、成果和理论。她曾在1994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专题文章，强调对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1994.）。

    关于中国学研究方法，我们还可以从她对研究生的要求作侧面的了解。为提高科研能力，她认为丰富的知识结构、宽阔的视野非常重要。她对自己学生的这方面的要求很高。她所开设的“政治学和中国”课程，强调主攻中国学（政治学方向）的研究生至少应该掌握12个以上研究领域和方向的前沿成果及其理论，不可偏废。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0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