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知道盐谷温,很多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剽窃”纷争。1925年11月,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栏目中撰文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直至80多年后的今天,仍时有余波泛起。这场辩论使更多的国人听到了盐谷温这个名字,而鲁迅对事实的澄清 ,也在无意间令许多学人惊诧于东洋岛国这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卓著成绩。

    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祖上三代都是汉学家,他本人28岁即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学科(当时叫“支那”文学科)的副教授,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唐宋八大家文新钞》、《中国小说研究》等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在东大校史“中文科”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文学的研究及教育终于初具成果,乃始自盐谷温。”(《东京大学百年史》)

    盐谷温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特别是他的元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与一般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编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编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编多于下编,但实际上上编只是为下编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编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评论,这种结构比例是打破传统的。日本直到19世纪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诗歌散文方面,戏曲小说始终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俗文学”。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传田章把盐谷温在大学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一种革命行为”。(《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出版之前,日本虽然已有其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但对于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演进轨迹尚无系统、完整的考察,“盐谷温正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创了对中国戏曲小说的历史形态的系统性研究。其后,包括青木正儿(1887-1964)在内的研究,尽管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但总的都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方向发展的。”(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

    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时,对元曲显示出了尤为特殊的关注。1912年9月,刚刚留学归国的盐谷温开始在东大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同时讲授的还有以元曲为中心的“中国戏曲讲读”,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也首先确定为“元曲选”,此外,还有“《西厢记》讲习”等元曲专题课。而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元曲研究》。盐谷温先后著有《元曲概说》、《关于元杂剧》等元曲专论,编译过《元曲梧桐雨》、《元曲选》、《歌译西厢记》等元曲作品。他指出:“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于国民文学中成就不朽之杰作。就中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为空前绝后之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序言》)可见,他不仅把元曲视作元代文学的代表,而且将其与“汉文、唐诗、宋词”并列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已经从以往零星的对元曲作品和作家的个案研究,发展为对元曲发展轨迹做历史勾勒的整体研究,摆脱了针对单个作品加以注释、鉴赏的研究状态,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提升出具有理论价值的认识,从而更具学理性和科学性。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他采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视角。这使他的研究脱离了江户时代和明治前期的传统“汉学”,进入了近代“中国学”的层面。这种近代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膜拜意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19世纪以前的日本汉学,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学问”也是衡量学者们自身修养的重要标准。而元曲由于其偏离正统文学的边缘身份,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问”。另一方面,盐谷温担纲中国文学课,正值东大完成从“和汉文学科”经“汉学科”到“文、史、哲三学科”的改制,从“汉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急需摆脱“经学”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盐谷温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研究态度,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这与盐谷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开端是向西方敞开门户、悉心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的近代化也呈现出模仿欧洲的趋势。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即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密切相关。盐谷温虽然出身于汉学世家,自身又成长为中国学家,但他在学生时代却没有学习汉语,而是学习英语(中学)和德语(高等学校和大学),他的第一个留学国家也并非中国而是德国。正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盐谷温较为深入地了解了欧洲的元曲翻译和研究成果,并受到很大启发。他曾在归国后的汇报演讲中说:“意想不到的是,法国学者中巴赞、儒莲、多尼等人已有诗曲小说翻译,令人十分惊异。……《西厢记》、《琵琶记》等连合适的日语翻译都尚未得见,却已有了法文译本,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汗颜。”(《游学漫言》)巴赞在其编著的《中国戏剧选》的长篇导言中,首次向法国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演变和特点,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总体轮廓。这种思路也给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带来了启示。

    盐谷温不仅注意到了元曲在欧洲引起的反响,而且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就介绍了《西厢记》、《琵琶记》等作品在19、20世纪法国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此外,盐谷温还撰写了大量探讨文学、文化关系的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论文,如《由文学上所看的中日的关系》(《斯文》1928年7月)、《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斯文》1936年7月)、《中国文学与国文学的交涉》(《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4月)等。

    第三,盐谷温对于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研究对象本身都有过切身的体验。在全面展开元曲研究之前,盐谷温曾亲自到元曲诞生的故乡———中国留学三年。1909年秋,他先到北京学习了一年汉语。1910年冬,他又到湖南长沙投入叶德辉(1864-1927)门下专门学习元曲,至1912年8月才归国。这种语言、文化方面的实地经验,在近代以前日本传统汉学阶段是不曾有过的。“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没有任何人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更没有任何人体验过中国文化的生活特点。”(严绍璗)而且,在日本“学中国文史哲的学生在高等学校根本没接触过中文。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日本的战败”。(传田章)语言文化的实际经验,使盐谷温的元曲研究不仅借鉴了西方的观念方法,还汲取了中国的研究成果。盐谷温本人明确地表示过,中国国内特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一系列元曲研究著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础。

    盐谷温的东西方留学经历,使他获得了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同时具有本国的、特定对象国的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既包括多种语文的能力,也包括多种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素养。这对于研究者以客观的态度得出科学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

    除上述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之外,盐谷温对元曲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文本资料的收藏和保存。仅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图书馆,就藏有盐谷温收集的中国戏曲小说文献625种计4407册,其中有大量的元曲资料。盐谷温甚至还收藏有明代的元曲刊本,如顾曲斋刊本《汉宫秋》、《梧桐叶》以及游敬泉刊本《北西厢记》等,都堪称稀世珍本。他的一些珍贵收藏得自于元曲恩师叶德辉。叶德辉曾在《元曲研究序》中详记盐谷温事,称:“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另外,盐谷温还在日本印行了元杂剧《西游记》等,后来郑振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时就依据了盐谷温印本。盐谷温收藏和保存的文献典籍,为后人研究元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实际上,对后学的培养和启发也同样是盐谷温对元曲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作为大学教授,除了前文提到的开设多种与元曲相关的基础课和专题课之外,盐谷温还尽己所能地发动学生从事实际的元曲注释、整理、校译等工作。例如,他曾在授课之余动员研究生将《元人杂剧百种曲》翻译成现代日语并进行“语释”(单词注释)和“通释”(意思解说),还把自己从“启明会”得到的研究资助全部分发给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学生,在培养人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20世纪以后日本的元曲研究,从大学课程的设置到研究队伍的培养及至研究成果的出版,逐渐成为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盐谷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教书育人、编写教材、撰写专著、翻译文本、收藏文献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盐谷温不仅是日本元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整个元曲研究史上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物。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2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