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入选法兰西学院（I'Académ ie Fran caise）院士的法籍华人程抱一以作家、诗人、翻译家、艺术评论家的身份为世所知，但事实上，程抱一的名字也曾出现于国际汉学史著作，他的一些作品被作为汉学研究成果而为国际汉学界所瞩目。程抱一曾从事汉学研究，曾是一名“汉学家”，这一事实鲜为人知。　　

    这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程抱一从事汉学研究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而他在法国获奖并获得较高的名声则在20世纪90年代，那时他已经由研究转向创作。他于1998年获得法国文学大奖“费米娜文学奖”（Prix mina）正是由于他的第一部小说创作《天一言》。此后他以诗歌创作、画论等频频得奖，如《双歌集》（“Doublechant”）《石涛，世界的味道》（“Shitao，la saveur du monde”）等，而汉学研究早已淡出他的研究范围。其二是程抱一本人并不十分认同自己汉学家的身份。他曾说：“我不是纯粹的学者，不是经院式的汉学家，桀溺教授、于连教授、我女儿程艾兰才是地道的汉学家，他们的著作如程艾兰的《中国思想史》才是真正的汉学著作。”程抱一竭力否定自己的汉学家身份，其实是在强调和肯定他给自己的定位：创造者。他说：“我属于开创性的研究者，追求融汇和超越。”他将自己称为一个“探求者和创造者”。程抱一在20世纪晚期由研究转向创作跟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对自己工作的定位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但历史毕竟无法绕过程抱一从事汉学研究的这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程抱一在该段时期在法国用法文写作并出版了两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汉学著作，在国际汉学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时，他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　　

    20世纪60、70年代，程抱一与汉学结下因缘，是与当时法国汉学所处的状况和发展的要求相应的。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汉学在国际汉学界一直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在法国国家学术院（College deFrance）创设了“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成为西方真正经院式汉学研究的开始。从开创到二战结束，该讲座已经经历了五任主讲教授：分别是雷慕沙、儒莲（1797—1873）、德理文（1823—1892）、沙畹（1865—1918）和马伯乐（1883—1945），其中除了德理文作为汉学家的名气稍逊以外，其余四位都是极负盛名的大汉学家。1945年马伯乐病逝于纳粹德国集中营，法国国家学术院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的讲席由沙畹的另一位学生戴密微接替。作为法国第四代汉学家，戴密微“以一种世界公认的学术水平和权威”继承了已有一个半世纪传统的法国汉学，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界的带头人。但总体而言，随着伯希和、葛兰言和马伯乐在20世纪40年代相继逝世，法国汉学统领西方汉学界天下的辉煌时代宣告结束。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迅速崛起，以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等迥异于欧洲汉学研究的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广泛开展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战后的法国汉学，则面临着如何在崭新的时代条件下继往开来的艰巨任　　务，急需各种人才为其添砖加瓦。这为众多的法国学子提供了进身汉学界的机会。程抱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到法国国家学术院听课得以与主持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的教授、当时法国汉学的领头人戴密微结识，并由于戴密微的推荐而到当时新创设的“展望研究中心”工作，由此逐渐步入法国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　　

    在20世纪60、70年代，程抱一与多位当代法国汉学家的结识和交往在他的汉学之路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戴密微，还有谢和耐（Jacques Gernet）、桀溺（Jean－Pierre Diény）、李嘉乐（Alex Rygaloff）、艾乐桐（Viviane Alleton）等法国汉学家，比如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以及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Frankel）、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高友工、林顺夫、孙康宜等。他　　们都曾通过不同的形式为程抱一从事汉学研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导，提供了建议和意见。比如，20世纪60年代，程抱一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系——“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做硕士论文，李嘉乐即是其直接导师。1962年，该学院第六系成立了“中国语言中心”，在李嘉乐的主持下举办相关活动。正是在此前后，由于“展望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加斯东&#8226；贝尔杰因车祸去世，程抱一离开该中心而进入“中国语言中心”，在李嘉乐的带领下研读和修习各类语言学著作。在程抱一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戴密微和桀溺都给他提过意见和建议。程抱一在其出版于1977年的汉学专著《中国诗语言研究》一书的致谢辞中，再一次特别感谢了汉学家戴密微和李嘉乐，并提到了上述多位欧美汉学家，感谢他们为他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同时，在程抱一20世纪60、70年代的汉学研究之路上，他所身处的各类学院、教学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适宜的学术环境。如上所述，程抱一于1960年由戴密微的推荐进入由法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哲学家加斯东&#8226；贝尔杰教授创设的“展望研究中心”工作，担任贝尔杰的助手，为一部汉法词典的编纂整理资料。在该中心，程抱一所担负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使他有机会大量涉猎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这为他日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诗语言打下了必要的基础。1962年，程抱一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中国语言中心”，在李嘉乐的指导下，继续从事跟前沿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工作，进一步夯实他在“展望研究中心”打下的基础。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创建于1868年，是一个著名的为科学研究做准备的机构，自19世纪80年代初起，逐渐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重镇。程抱一所在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创建于1947年。除了李嘉乐，白乐日（Etienne Baluzs，1905—1963）、谢和耐、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艾乐桐等汉学家都曾先后担任该系的研究　　导师。程抱一在这里做硕士论文，可以说具备了从事汉学研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此外，程抱一于20世纪70年代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主讲唐诗分析，这段实践经历对他运用西方新型方法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进行思考和研究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7年，他出版了其主要汉学研究专著《中国诗语言研究》，在汉学界获得了好评，也为他赢得了作为汉学家的声誉。　　

    程抱一的硕士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Analyse formelle de l’oeuvre poètique d’unauteur des Tang， Zhang Ruo-Xu”）出版于1970年。程抱一在前言中表明，“在此书中，我们要运用一种严密的分析方法，以一种尽可能详尽、透彻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上来分　　析这两首诗”。他认为中国历代学者包括日本汉学家对《春江花月夜》这首名诗的分析和论述多着重于其风格、意义及哲学方面，偶尔也涉及对语言的运用和句子的结构，但他们的研究从来不是系统性的。程抱一所说的“严密的分析方法”，指的就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程抱一先将诗以中法文对照的方式列出，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此诗的诗题及跟每句诗相关的出处，然后逐步考察诗的形式，包括诗的押韵、平仄、音乐效果、诗行的节奏等，再考察诗的内容，按诗节从句法和语义学两个层面逐行进行分析，包括词语的运用，句子的结构，对仗句，形象，主题等；最后从历史的坐标出发，分别从形式、类别和形象三方面论述张若虚诗作的价值以及为中国诗歌所作的贡献。先将一首诗由整析零，在各个层面上将它分解成最小的单位，对每个单位以及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然后又由零归整，以整首诗和诗人的整体出发，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这种分析方法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　　

    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在《牧女与蚕娘》中这样评价程抱一的《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　　

    程纪贤（程抱一的原名）先生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诗歌的内部规律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从而达到了更高境界的艺术赏析的效果。从批评方法上看，无疑是个重大突破。　　

    程抱一的《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受到了罗兰&#8226；巴特、朱利叶&#8226；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欣赏，他们建议程抱一扩充他的研究，法国色伊出版社（Seuil）也与程抱一签约，允诺出版他的论著。程抱一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中国诗语言研究》（“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suivi d’une anthologie des poèmes des Tang”，ditions du Seuil，1977）正是他延续和扩展这种研究的成果。在这部著作里，程抱一将对初唐诗人张若虚诗作的结构主义研究扩展到了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在这里，他发展和完善了《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中所用的各种分析方法，如将对诗歌形式上的分析分为词汇、句法和诗律两个层面，分别从虚—实和阴—阳两对概念出发来展开论述；在对诗律的考察中，从对《春江花月夜》不完善对仗句的分析，发展到对唐代律诗结构严谨的对仗句在各个层面上展开周密的分析；更主要的是，程抱一在《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中分析《春江花月夜》时，最后才提出词汇、形象、叙述语气和句法（包括对仗）等四方面的特征，而《中国诗语言研究》全书正是以这几大方面（词汇、句法的层面，诗律的层面，以及形象的层面）为纲组织起来的，其中诗律的层面包含了《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所提出的叙述语气。在《中国诗语言研究》中，除了更娴熟、更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唐诗尤其是唐代律诗的语言特征之外，程抱一还运用了符号学的理论。他以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为基本立足点，从汉字的表意性出发对中国诗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分析。他认为，汉字与书法、绘画、神话以及音乐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前者对后者起了承载工具的作用，更本质的在于汉字是构成后者体系的行为方式，表意文字汉字有其内在体系，它“形成了一张既复杂又统一的符号网络，服从于象征意义及某些基本的对立法则”。这既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观点，也是对符号学原理的运用。　　

    程抱一在其汉学专著中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和符号学原理，是跟其研究的性质——语言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在这两部汉学专著中，构成诗歌的基本元素——语言成为研究对象，而现代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相互渗透，运用前者从事研究显然避不开对后两者的运用。程抱一在这两部汉学专著中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原理和概念，如索绪尔关于具体的整体语言（les lengues）和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之分的理论，雅各布森关于组合关系（combination）和聚合（选择）（selaction）关系、相似（similarity）和相关（contiguity）的理论等等。　　

    《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和《中国诗语言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著作，程抱一和他的这两部著作在汉学发展史上被屡屡提到。如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教授、戴密微的弟子苏远鸣在“法国汉学50年（1923—1973）”一文中，对《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一书的价值和意义予以了肯定：　　

    年轻的研究员程纪贤先生，则从另一个受当前某些倾向启发的完全不同的角度，新近发表了《唐代作家张若虚诗作的形式分析》（1970年）。其成果颇具意义。　　

    法国当代汉学家彼埃&#8226；卡赛提到了程抱一的《中国诗语言研究》对诗词爱好者的普遍吸引力：　　

    无论爱好诗词的读者有着怎样的要求、兴趣、能力和期望，他们在离开书店的时候，口袋里很可能会装着程纪贤关于中国诗词创作的出色的小册子的第二版。这本书虽然略嫌难懂，但它为读者们提供了理解一种陌生的文字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的另一项不容忽视的功绩，就在于通过秀眉细腻、通灵达意的文字，使人把握住唐诗的真髓。这正是其他文学体裁的欠缺之处。　　

    “关于中国诗词创作的出色的小册子的第二版”就是指色伊出版社于1996年再版的《中国诗语言研究》。事实上，此书出版后就在法国和国际汉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用程抱一自己的话来说，由于运用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国诗语言研究》被视为汉学研究中的“一个转折点”（untournant）。本书出版五年后，被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　　

    20世纪70年代，当程抱一出版他的汉学著作时，他以“程纪贤”的原名为国际汉学界所知；而当他以“程抱一”的笔名在法国取得极高的荣誉、闻名于全法国乃至全世界时，他早已悄然退出汉学研究领域，投身于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以一位“创造者”、“探索者”的姿态，探求着生命的奥秘，不断创造出极富个人风格、向深处挖掘的创造性作品。应该说，后者才是程抱一一生所真心追逐的理想和使命，而前者，只是他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一段看似小却极其重要的插曲，没有了它，便无法成就今天的程抱一。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4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