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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0届大会

    19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召开了欧洲汉学学会第10届汉学大会，这次大会的总议题是“Genius Loci：Place,Region and Chinese Regionlaism”（革尼乌斯·洛齐（音）：地位、区域和中国的区域主义）。大会由捷克共和国首都查理斯大学远东研究院（Inis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of Charles Univeresity）主办，来自欧洲的约200位汉学家与会。由于院长欧拉齐日赫·克拉尔（Oldzich Kral）、奥古斯金·巴拉特（Augustin Palat）教授和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卢茨叶·包罗托娃（Luzje Borotova）的努力，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组织方面，大会都获得成功。欧洲汉学学会长巴斯蒂-布吕吉埃夫人（Bastid-Bruguiere，法国人）在开幕词中谈到了最后一次会议后的两年来学会取得的主要成果。编完并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汉学手册，关于中欧国家汉学状况手稿工作也已完成。自1994年在英国里夫金（L.Rifkin）的领导下开始出版《欧洲汉学学会通讯》（EACS Newsletter）季刊并向各成员分发。扩大了学会与资助布拉格会议的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和欧洲科学基金会的合作。

    大会是在悲伤调子中开始的，当时麦克尔·洛伊（Michael Loewe）教授（中国名鲁惟一）宣读了莱顿大学教授托恩·许尔瑟夫(Toon Hulsew)的讣告，他是欧洲汉学学会的奠基人之一。此外在讨论首次中国文学会议时，邦尼·麦克杜格尔（Bonnie Mcdougall）教授完成了不愉快的任务，宣读牛津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专家恩格·莫-桑（Ng Mau-Sang）去世的消息。

    围绕着与中国文明研究中的区域和区域性思想相联系的大会中心题目展开了最广泛的讨论。会上有区域主义、二十世纪中国史、经济、现代文学、文本和评注问题、考古学、中国短片小说、语言学（关于文本和语法的单独会议）、文化和艺术研究、古典诗歌、宗教教派、中国与其近邻的关系、哲学和佛教哲学、汉语的历史与史学和教学的分组会都在工作。

    在社会经济分组会上 ，报告的一半（12个中的6个）是俄罗斯汉学家的报告。讨论了2个在中国经济体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在向市场过度过程中会像苏联一样中国经济和政治有崩溃的危险？2，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会造成国家社会紧张强化的危险吗？实际上所有与会者都指出，随着转入市场，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问题在在中国在增长。但是其中很多人得出结论说，在经济改革的条件下，区域主义在增长，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不会直接导致国家的经济崩溃，而社会局势虽说还相当紧张，由于维持对局势的控制在国家手中，不会使之尖锐化。

    匈牙利塔拉什（B.Talas）的报告指出，近150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能控制全中国（除台湾外）的强有力中央行政政权。但是由于改革，经济区域主义趋势增强了，特别是在经济发达沿岸省份——广东和福建。按他的意见，区域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方面，这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和迅速把国家纳入世界经济联系有关，又具有消极方面，这与沿海和内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日益增长的中断以及中央权力逐渐消弱有关。

    英国布雷斯林（Sh.Breslin）的报告强调，经济分散政策不一定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活动的控制，这种控制将通过权力精英中协调一致和减少整个改革的反作用而保持下来。英国肯农(T.Kennon)和张乐音（音）联合作的报告引起极大关注。这个报告专门阐述90年代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之间和各省之间关系中的变化，报告中作者表示质疑，即中国会效仿苏联和统一的政治整体会崩溃。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А.奥尼基延科指出了在吸引外资到在中国的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从经济特区开始到发展新的工业与高科技区上，吸引巨大投资入中国由于获得先进工艺能使中国经济更加独立于外国经济。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Л.康德拉绍娃的报告中根据党和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决定提出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体系改革历史分期。按报告人的意见，90年代在中国开始了与扩大市场成分和缩小国家控制经济的范围相联系的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Л.诺沃谢洛娃在分析通过投资因素转移市场的中国模式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在改革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潜力扩大了，但跟过度到市场经济国家是有区别。国家的投资政策促进了这一点，它的特点是通过国家结构分配大部分投资和为微观水平的企业制造有利的投资气候。

    大会参加者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М.索尔恩采娃关于价格改革问题表现了极大兴趣。报告中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成功地实行了价格自由化与其国家调整，从而保障了价格本身改革的必要灵活性及其与其他改革举措的协调性。结果是，在维持可接受水平上的通货膨胀速度下，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就逐渐扩大了。
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Е.巴热诺娃的报告中分析了国家的现实人口状况并指出到90年代中国转到人口再生产制，其特点是出生率和死亡率比较低。但是目前尽管对出生率实施控制的和鼓励独生子女家庭的政策，但中国需要巨大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在农村地区。所以按报告人的意见，解决或至少和人口问题，国家不参加是不可能的。瑞典托尔博伊（M.Torbolg）的报告阐述了妇女劳动问题。报告中专门关注了国家在妇女就业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方面的政策。得出的结论是，失业人口的大部分，按报告人的看法70-13000万人是妇女，她们因无法安置实际上并不触及国家控制出生率的举措。

    专门论述改革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地区工人阶级发展的复杂问题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报告，报告中为了分析划出6个主要地区：⑴3个中央直辖市；⑵经济特区；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⑷沿海地区；⑸内地；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的社会地位是由各地区改革的经济成果来决定的。所以中央直辖市和经济特区的，然后是沿海地区和中国东北的工人处于比教好的地位。内地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劳动力在改革过程中处于最不好的地位，因为创建劳动岗位的条件恶劣，劳动力本身的教育水平极低；随着改革的发展，这种区域之间的间隔在社会环境中将会增长。

    圣马力诺的托姆巴（I.Tomba）研究了50年代末中国提出在城市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主张。城市人民公社必须成为像农村那样自我保障生产单位。在“大跃[FS:Page]进”过程中，按报告人的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地区已经采取实际措施破坏城市生活服务基础机构及其在单个城市公社水平上的集中化。这种放弃城市文化的经验对很多国家是典型的，但仅对“大跃进”时期的来说，这些反都市化形式具有这样公开性质。

    德国施特恩费尔德（J.Stenfeld）的报告，专门论述了北京市民水供应的尖锐生态问题。她在分析北京及其郊区水保障问题的材料后，得出结论说，在改革过程中，这个问题大大的尖锐了，对它2的解决国家必须拨出附加资金和解决各地区之间因利用水资源问题的矛盾。

    汉学研究的文化哲学问题在布拉格会议上得到了广泛讨论。工作在德国的瑞士学者冯森格尔（H.von Senger，中国名胜雅律）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汉学学术著作在研究和在欧洲普及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其报告的主题是关于这样一个论题：现代汉学的使命不仅在于经典研究“他人的”文明和提供其可靠信息，而且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充当精神源泉。法学专家冯森格尔以中国思维的谋略问题和与西方文化的类似现象相比教中阐明中国军事、政治和“业务”上“计谋”的总纲要著作而博得很大的声望。

    德国海德堡学者瓦格纳（R.Wagner）和雷利克（G.-J.Rellike）在评注和版本学问题分组上，提供的报告引发了极大兴趣。会上研究了对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实质方面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和与形成保证继承性及不间断性的注释传统“均匀化”和与中国的以前合规范文学中暗含评注相联系的问题。德国慕尼黑米塔格（A.Mittag）用自己的报专门阐述了宋代《诗经》中章节名称“周南”和“召南”对“南”的解释的变化。海德堡的席梅尔普芬尼希（M.Schimmelpfennig）在发言中显示出自对《楚辞》。词句《橘书》中暗含描述及其对东汉王逸所作章句的揭示之问题。其同行梅耶尔（A.Mayer）谈到关于中国佛教注释在版本与结构上和在注释思想“无分别智”和注释中寻找严格辨别而发生冲突的释义学前提。在巴黎工作的程安娜（Anna Ching）以编年体史《春秋》为例在报告中阐明了在经典本规范化过程中的释义学条理。

    德国释义学分析中国古典学派充实地表现在佛教哲学分组会上。在海德堡普莱姆佩（G.Plempe）、弗赖堡雅格尔(H.Jager)、格丁根弗兰肯豪泽(U.FrankenHauzer)的报告实际上延伸了版本和注释部的内容，但强调了佛教问题的范围。

    在哲学问题小组会上，艾姆斯（R.Eyms,美国）就中国哲学中宇宙概念的本体论问题范围作了有趣的报告。斯坦德尔（N.Standert）（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报告对《中国哲学史》不同版本以详尽研究和资料有充分根据为特色，这些版本是由当代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冯友兰在30、50和80年代所著，他对这些版本的理论结构专门作了比较。分析的目的在于显示对“历史”不同说法之间的继承性和革新，弄明白冯友兰哲学观点发展的复杂道路。

    区域对于中国哲学传统发展过程的问题在А.В.洛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报告得到分析研究。评定了儒学在现实发展的基本趋势，认为其创作中心离中国越来越远并超出作为“非区域化”的东亚范围。斯堪的哪维亚汉学的高等学科质量由芬兰的尼基利亚（P.Nikkilja）关于区域主义和儒学“论语”中的道德问题的发言证实了。前儒家版和“论语”中范畴结构的著名研究者尼基利亚（P.Nikkilja）提出 了关于“义”和“仁”范畴所提出的和描述的君子与积极或消极政治的或人类的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范围之问题。在芬兰工作的学者黄帕乌洛斯-占珠（音）在发言中分析了理解早期道家版本中的“道”范畴与古希腊思想关于“逻各斯”概念的词义负荷相比较方面。在瓦凯尔贝尔根（G.Vankeerbergen，比利时研究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题为“心应该不安吗？”报告中谈了关于人身自由——摆脱政治集中和个人情绪奴役的思想。基于版本《淮南子》和《孟子》，论证贤人个人独立性受制于其控制自己心愿和情绪的能力。

    语文学问题在大会上占了重大地位。这与那样事连在一起，即语文是布拉格汉学派最有势力的方面，它是由院士普鲁谢克（B.Prushek）在40年代创立的（如今他的弟子和研究者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工作）。有一个会议专门讨论了从《诗经》到唐代的古典诗歌。斯德哥尔摩的斯文松（M.Svenson）讲述了在现代文艺学中对《诗经》版本学的新态度。汉堡的范埃斯（Hans van Ess）说到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弗赖堡的罗雷尔（M.Rorer）说到陶渊明《归园田居》诗歌周期局部化。莱顿的乌凯（K.Ukai）和法国的于-斯特尔克（F.Hu-sterk）就唐代词歌发了言。

    对古典散文的关注小得多。慕尼黑的埃格特（M.Eggert）和海德堡的克耶（C.Yeh）研究了本世纪初作家李伯元和刘鄂的小说和他们与当时现实的关系。只有一个报告专门探讨戏剧艺术，但不是中国的：奥斯陆的艾德（E.Eide）谈到关于中国人在18世纪欧洲剧本中的形象。

    在三次会议上讨论了现代（五四运动后）的文学问题。马克杜加尔（B.Mak-Dugal）在两次会议上以题为《中国文学和它的批评者》和《新时代中国作者与听众的相互关系》。她是澳大利亚人，现在英国爱丁堡工作。她在发言中针对一些汉学家谈了许多意见，认为他们不总是合适地解释所研究的资料。莱顿的霍克斯（M.Hokks）谈到了创立联合会“文学共同体”和它在20年代文学过程中的位置。他公正地指出，虽然共同体没有确切的计划和组织结构，但其领头的代表人物的创作实践对散文和诗歌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了产生明显的影响。根据大会的总标题“文学在故乡”，罗马的布亚蒂（A.Buiatti），伦敦的达鲁沃尔（S.Daruwall）、巴塞尔的芬代岑（R.Findeisen）作了发言。爱丁堡的马克莱伦（T.Makklellan）在比较广泛的背景下在自己的报告《20世纪中国文学中普遍性和地区性》中分析了这个问题。关于对待本世纪中国文学和哲学中死的态度，波恩的克吕斯曼(J.Krussman)和穆勒（H.Muller）谈了自己的想法。

    三个报告争论近年来的文学。德国的克雷默（H.Kremer）谈到关于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FS:Page]家们创作中的怀乡理由。就在不久以前自尽于新西兰的诗人古盛（音）曾是芝加哥章征（音）发言的对象，而赫尔辛基的凯科宁(M.Kaikonen)女士讲到关于通俗文学从侠客到色情的演变。与以往的大会不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头作家的作品这次没有。

    在历史分组会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А.博克夏宁作了论明初期间设立双重地方管理的报告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Д.诺戈列夫论中国文明内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报告。巴黎的当多洛（Y.Dandolo）把自己的报告献于“地域接受中央亚细亚为中国的‘西部地区’的题目”。哥本哈根的博克曼（H.Bokman）把话引到关于历史起源、涵义和应用对于理解中国区域性、文化和“华夏”术语民族上。现在台湾工作的韦雷连(F.Verellen)挑起一个关于形成相对独立于中国其他部分、存在于唐宋朝统治之间的蜀王国的文化区域。在报告中又挑起这样的题目：明朝黄继水（音）的道德、文化、历史意义的版本《贫使传》（明代），根据外国参加者-见证人的回忆改造皇家宴会，地域评定为10世纪的边防与辽国。

    “艺术与文化”会议选题是多样性的。那里话说的是：宋人的茶文化[匈牙利的切雷扎（M.Chereza）]；远东的园林艺术[布拉格的赫尔德利奇科夫(F.and Z,Hrdliczkov)；女神马祖的形象[阿姆斯特丹的赖坦贝格(K.Reitenberg)]；布拉格国家画廊中中国收藏品[博罗托娃(L.Borotova)]；华沙的昆斯特莱尔(E.Kunstler)发言谈了中国文化演变的一般问题。作为会议的继续，组织了参观布拉格郊外利别霍夫城堡艺术博物馆。

    8月30日欧洲汉学学会全体会议上进行了理事会选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权威学者А.А.博克夏宁再次成为俄罗斯汉学家的代表.鉴于亚非学者对参加欧洲学学会大会的兴趣,提出了关于接纳不具备欧洲国家籍的学者的可能性和关于他们参加欧洲汉学家会领导机构权能性问题。举行欧洲汉学学会下届大会将于199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

（十一）第11届大会

    1996年9月4——7日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首府巴塞罗那召开了欧洲汉学家学会第11届大会。来自欧洲各国的300位汉学家参加了会议，其中有20人代表俄罗斯莫斯科汉学中心、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亚非国家学院。

    波姆佩乌·法布拉大学人文系主任福尔什（D.Fols）为大会的在组织者，巴塞罗那市政府、卡泰罗尼亚政府、教育与科学部都参与了。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提供了财政支持。

    大会组织委员会在评论过程中挑选出的报告提纲收入大会开始前出版的欧洲汉学学会第11届大会文集中。其中七分之一所刊报告提纲为俄罗斯学者的。

    大会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China and the Outer World)口号下进行的，分组会共12个：1.中国的未来[主持人胡克 (B.Huck)、贝尔特论(H.Beltrun)]； 2.清代的中国沿海与南方[主持人普塔克 (R.Ptak)]；3.近代前夕的中国与世界[主持人许理和 (E.Zürcher)]； 4.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影响[支持人弗美尔（V.Vermeer）]；5.思想与宗教[主持人施博尔（K.Schipper）]；6.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主持人马克-杜加尔(B.Mak-Dugal)]；7.汉学与新信息技术[主持人瓦格纳(R.Wagner)]；8.中国语言[主持人克洛德(M.Clod)]；9.中国社会[主持人卡蒂埃 (M.Cartier)和施泰格(B.Staiger)]；10.中国艺术[主持人维特菲尔德(R.Witfild)和帕克(U.Pak)]；11.中国古典文学[主持人伊维德(W.Idem)]；12.现代的中国史[主持人巴斯蒂-布吕吉埃夫人(M.Bastid-Bruguiére)]。

    每一个分组会又分成服从大会总题目和混合题目的小会，这样就能涵盖欧洲汉学最多样的范围——从古代中国的玄学到汉学中最新信息技术。这篇评介不可能阐明大会所有参加者的发言。只能限于其中的一些，试图显示巴塞罗那大会所讨论的广泛性问题。

    在分组会“清代的中国沿海与南方”中，大会东道主占主导。会上听取了一组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与中国相互关系研究范围工作的西班牙学者的报告。西班牙福尔什（D.Fols）发言中谈到没发表的西班牙史料，冈萨雷斯·门多萨(Gonzalez Mendoza)就利用这些史料著有闻名于16世纪西班牙的有关中国的书。

    远东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专家积极参加了分组会“经济改变对中国的影响”，这个分组会的内容几乎全部取自俄罗斯学者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状况的迫切问题的报告。如远东研究所的Л.В.诺沃谢洛娃的报告《经济增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势力平衡在东北亚》，主要强调为在两国边境地区出现新的经济增长中心而创造条件是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变化过程的结果。按报告人的意见 ，两国的大经济潜力有效活动以及吸收实现第三国投入资源的 联合计划，同样可以有益于东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谐化，作为后果又益于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世界的这个战略重要地区形成比较平衡的和稳定的相互关系。远东研究所另位学者С.Н.阿列克萨希娜发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的个别论点引起了争论。她凸现1949年以后解决农业-农民问题的两种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和台湾的道路。作者在分析这两种道路得出结论说，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农业上的现代化经验都证明，实现土地改革是变革农业关系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西班牙布斯特洛(P.Bustelo)的报告中也谈到改革，但是集中到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企业上。西班牙学者强调 ，国有企业范围的变革在中国还没有认真开始，仍然在延搁着。得出结论说简单的技术变化不可能提高它们的效率，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包括综合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思想与宗教”分组会为古典哲学、佛教的影响。宗教复兴在当代中国 ，评论文学、思想在当代中国。意大利科拉迪尼(P.Corraadini)的报告《现实和传说之间的古代中国明堂》，引用了有利于莫斯科提出的否认明堂存在的历史现实的假设，按形成于汉代的传说，中国皇帝举行宗教礼拜。科拉迪尼对欧洲汉学家们的科学 理论提出了怀疑，他们的依据是关于明堂的筹办性的和宗教仪式的功能。在这个分组会上亚非国家学院М.В.卡尔波夫的报告《民主变革的比较方面：东欧、俄罗斯、中国》引起了很大兴趣。他[FS:Page]特别指出中国知识界上层在贯彻民主思想上弱。远东研究所С.А.戈尔布诺娃的报告《佛教复兴在当代上海》，对这个过程的主要问题从历史展望上用本世纪初第一次佛教复兴连同80-90年代第二次当代佛教复兴的规模、宗旨和任务的比较分析的方法作了剖析。在这个分组会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学者的报告占优势，专门论述了结构分析中国史料并考虑到历史展望。比如，梅耶尔（A.Mayer）的报告提及到在佛教典籍文献注的分类时显示提要问题。根茨(J.Gentz)的报告《用孔子眼光阅读》在研究《春秋公羊传》时涉及到新的方法论。

    研究史料的新方法上述报告与海德堡的一组学者为分组会“汉学”与“新信息技术”所准备的报告接近了。比如，主持这个分组会的瓦格钠（R.Wagner）在发言中指出，具有清代晚期中国社会环境特点的史料，通过使用数学办法和数据基础得到了剖析。这就有可能弄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生活最大限度的有限性。

    在分组会“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上，远东研究所Н.Ю.杰米多在题为《90年代散文中人物类型》的报告中凸显出在世界观和精神志向上有特点的中篇小说中三种主要人物类型。为此强调，分析主人翁类型特点有助于重视文学过程的完全景象。瑞典凯科宁（M.Kaikkkonen）在报告《通俗文学中蛮族定型》中谈到70年代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普及杂志中揭示最典型的外国人形象，她试图按年代跟踪探察在保持和复兴过去定型时揭示新的定型。现实在西方十分流行的文学学中的性别派在英国魏征火（音）独立报告《当代美学中的肉体》中得到了介绍。魏征火（音）分析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最受景仰的四位作者的作品，如贾平凹这样的及其新小说《废都》，得出结论说作品不同于充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市场的卑劣文学，成功地描写了肉体，符合社会诠释的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审美范畴。

    “中国社会的 未来”分组会上所提供的报告，有一半是俄罗斯学者的报告，В.Я.波尔佳科夫的报告《俄中贸易与中国人移民俄罗斯》证明中国人非法迁徙到俄罗斯的活动。远东研究所的Д.Г.若戈列夫的题为《中国的对异族的态度》发言中含有某些态度引起了争论，内有触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对待非汉民族的态度问题。

    在结束评介欧洲汉学学会第11届大会参加者的发言时，我想指出，这些发言显示了欧洲研究者的高水平。报告的题目狭小，但全面而深入剖析了带有吸收中文版充实的史料学基础的题目。就这方面来说，德国海德堡的学者出众。俄罗斯汉学家的积极性增长了，他们获得机会去广泛学术交流和了解欧洲汉学的最新成就。同时他们参加巴塞罗那会议促进了本国汉学威信的增长。俄罗斯汉学家全部参加了欧洲汉学家学会新理事会的选举，根据轮转期程序法国的马丽安娜·巴斯蒂-布吕吉埃夫人(Marianne.Bastid-Bruguiére)教授被新会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多夫·瓦格纳(Rodolf.Wagner)所取代，他原是学会的秘书长。В.Я.波尔佳科夫选为学会副会长之一。

    欧洲汉学学会第12届大会将于1998年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的爱丁堡大学召开文学家马克-杜加尔(B.Mak-Dugal)将领导大会组织委员会。

(十二)  第12届大会

    欧洲汉学学会第12届大会于1998年9月9-13日在英国爱丁堡举行。大会是由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团与中国文学领域专家——马克-杜加尔(B.Mak-Dugal)教授领导的爱丁堡大学东亚系联合组织的。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与筹备工作全部责任重担都落在他身上。

    关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的这所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高等学校多说几句话。汉学在这里开始发展还是相当不久以前。中国系是在艺术系的基础上于1965年成立的。1988年它改名为东亚系。系里设有当代与古代汉语课程，以及探讨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的演讲课。特别重视古代哲学、话剧、文学。

    大会是在口号“喜庆日——中国人的工作与休闲”（Festivals—the Chinese at Work and at Play）。这个总题目直接由三个分组会（1.旧中国的竟技和戏剧化的表演；2.古代中国：音乐与乐曲词；3.传统歌剧的社会背景）专门来阐述。大会由八个分组会来工作：1.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学；2.传统文学；3.近代史；4.宗教与哲学；5.中国的现代史、政治与经济；6.人类学与社会学；7.视觉艺术与考古学；8.语言与语言学。同样，这些分组会再分成小会。大会工作语言：英语。

    大会的开幕是以全体会议的形式进行的。会上在欧洲汉学学会大会的实践中首次提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题为《中国农村中神的诞生或地方崇拜的复兴（以福建省美法村为例）》的报告。

    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了两个辩论性的圆桌会议的工作：《自唐到宋的历史：中国文明过程中的变化》；《当代文学》。

    来自欧洲的约200位汉学家参加 了大会的工作。同时还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和台湾的学者，他们是在欧洲各汉学中心实习或工作的。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学者占优势。比如在西班牙，那里的汉学开始蓬勃发展只是近10年来的事，现来了30位汉学家。有8位俄罗斯汉学家：他们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6位），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圣彼得堡大学各1名。

    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克-马林（G.L.Mak-Malin）主持的“近代史”分组会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С.米亚斯尼科夫以研究独一无二的档案资料为基础，作为报告《俄国外交家眼中的中国节日（17-20世纪）》。

    分组会“中国的现代史，政治与经济”，其工作由法国里昂东方学院教授昂里奥(C.Enrio)、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森(F.Christiansen)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与非洲学学院教授迪科特尔(F.Dickotter)共同主持的。

    挪威奥斯陆大学斯瓦尔韦鲁德(R.Swarverud)博士专论国际法领域中最早中文翻译史的发言引起极大兴趣。这位学者的研究是论述19-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文本译成汉语问题的较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许多欧洲国家的汉学家参加了翻译。不过，现代中国政治法律语汇首先是经过19世纪末借助日语才形成的，在此时之前，中国已有自己按照国际法翻译西方文本的经验。报告人详细考察了早期中国翻译的特点和在试图为传达西方国际法专有概念而适应古典汉语。[FS:Page]

    这个分组会报告的大部分专门用来论述当代中国的政治学问题。荷兰莱顿大学希特岑（G.Hitzen）博士的发言专门论述中国领导人的的政治目标是如何形成与付出实践的。报告人根据80年代内部中国文件，考察了这些目标具体化过程。区分出三种水平：在最高水平上，目标由政治领导固定下来；在中等水平上，官方人士提供讨论的主要题目；在低级水平上，它们补充以上具体内容。报告人用准备官方出版物的许多文章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报告中分析了由于深化改革和了解西方社会思想而展示出来的中国政治学中的新趋势。

    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W.Wagner)博士研究了由档案部门体现了大陆中国的“支配历史记忆”活动的报告。照报告人的意见，国家档案历史情报的集中和对资源的严格控制以环保通向历史遗产的分成与选定的道路。除形成“统一的集体记忆”外，中国档案完成与在政治运动期间寻找关于“阶级敌人”的情报有关的同时又与收集政治活动家的案卷以便用来批判他们或恢复名誉。报告人显示了中国档案系统的有力方面和产生了适应变化的社会条件的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建筑在研究对中国档案工作有详细规定的标准文件和接触情报的现存实践。

    讨论瑞典隆德大学坎彭（T.Kampen）博士的报告的气氛活跃。报告中触及到北京、上海和广州地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年长研究员Н.Е.博列夫斯卡娅作了报告《学生的全面发展新展望》，分析了近1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提高民族质量鉴定”观的背景下树立起中国青年的道德面貌的迫切问题。作者认为，这意思是为21世纪的未来干部提出许多新要求。

    在这个分组会上听取了一组关于经济的报告。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西班牙马德里独立大学费尔南德斯-斯坦布里奇（L.Fernandez-Stembridge）的报告。报告中阐明了考察在北京和上海所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劳动市场。这位女报告人强调，术语“非法”在当代中国属于劳动服务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一方面提供了来自中国各省份的在大城市寻找工作的游民；另一方面，各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法制力量的代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В.Я.波尔佳科夫专门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趋势。详细研究其90年代的发展证明，它逐渐地由边远地区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心。

    同所的高级研究员О.Н.博罗赫的报告《当代中国经济思想中的新趋向》探讨了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学中的新派别，分析了在中国同化外国经济理论的特点和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宗教与哲学”分组会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欧洲汉学学会会长瓦格纳(R.Wagner)主持。他成功地集合了提供给分组会的各种报告，从而作了有生气的、内容丰富的发言。在分组会上听取了来自德国、比利时、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汉学家的报告。来自德国和比利时的学者居领导地位。

    比利时根特大学年轻的女研究者安娜·奈曼（Anna Neiman）就佛教专题作了内容丰富的报告《中国佛教僧侣条例中的波罗夷》。报告中考察了被中国佛教研究解释为佛教僧侣条例波罗提木叉的一部分，这些条例称之为 波罗夷并包括在男女僧人的戒律之中 ，违者要被清除僧伽。

    远东研究所的老研究员С.А.戈尔布诺娃作了同题的报告《过去和现在加入僧伽的仪式》。过去显示了受戒条例在变化。对中国佛教传统的生命力的分析放到了特殊位置。

    德国杜宾根大学霍夫曼(P.Hofman)博士报告《感受到鱼的快乐和玩弄词语吗》探讨了《庄子》著作中的文学解释。

    西班牙马德里独立大学戈梅斯(D.Gomes)博士的报告《圣山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诗一般地描述了传到今日的敬拜圣山及其发源地的古代中国传统。

    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Н.А.斯佩什涅夫在“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学”分组会上作了报告《北京的传统摇篮曲》引起了极大兴趣。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К.В.安顿扬在“语言与语言学”分组会上发言，她作了《个人与神变化相互关系观》。

    远东研究所主要研究员Э.П.皮沃瓦罗娃参加了各分组会的工作。

    欧洲汉学学会第12届大会以学会会长瓦格纳(R.Wagner)、秘书长伯克曼（H.Bockman）、司库施泰格(B.Staiger)的工作报告结束。1998年9月13日举行了学会主席团新成员的选举，实际上所有欧洲国家的汉学家都进入主席团。俄罗斯的代表В.Я.波尔佳科夫成为副会长之一，另一个副会长是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程安娜（Cheng,Anné）。

    主席团会议决定13届大会将于2000年在意大利的都灵，2002年在莫斯科。

    加深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学会与欧洲汉学学会的合作，为国内的汉学家多方面学术交流和了解欧洲汉学家的成就开辟可能性。同样，这不能不促进俄罗斯学者威信的增长，他们在爱丁堡第12届大会上发言特点是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重大问题的观点与兴趣广泛。

    1998年11月13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和俄罗斯汉学家学会的专修班总结和举行欧洲汉学家学会第14届大会的计划。

(十三)   第13届大会

    2000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意大利都灵(Torino)召开了欧洲汉学学会第13届大会。这次大会由都灵大学外国语与文学系斯泰法尼亚·斯塔富蒂(Stefania Stafutti)博士和学会主席团联合组织的，此外，都灵市政府文化局、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和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组织委员会所选报告提纲收入大会召开前出版的文集。

    大会是在口号“大都会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Metropolis)下进行的。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学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杜德桥(Glen Dudridge)题为《文学——虚拟的城市》的报告。

    大会期间在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的协助下，观看了20世纪初在中国不同城市拍摄的档[FS:Page]案影片。在全体会议上，举行了记录片“天子”观看仪式（影片于1925年由韦楠齐奥·塞拉——Venaazio Sella导演的），本片在学会第13届大会组织委员会和塞拉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修复。

    在都灵大会上曾有过11个分组会：1.当代中国文学；2.传统文学；3.近代史；4.宗教和哲学；5.现代史；6.当代政治与经济；7.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8.视觉艺术；9.艺术史和考古学；10.语言与语言学；11.信息工艺。除主要分组会，在大会的框架内，还举行了一些讨论和圆桌会。大会工作语言：英语、汉语。

    参加大会的有欧洲最大汉学中心的200多名代表，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学者，他们是在欧洲不同汉学中心实习和工作的。俄罗斯以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专门从事汉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为代表，这就使得进行多边学术交流和显示俄罗斯汉学家现在所研究的问题的广阔范围。

    大会参加者对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坦达耶尔特（Nicolas Standaert）主持的“近代史”分组会表现了极大兴趣。慕尼黑大学教授范埃斯(Hans van Ess)作了有趣的报告，专门论述了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传记不同版本的特色。柏林的洪堡大学教授屈汉斯（Hans Kuhner）作了题为《从文化多元论到狭窄性——家谱所展现的中国化作品》。报告人以元明清时期福建省家谱资料为例探讨了文化和宗教方面存在的差别的同统性和疏远之趋势，得出了关于多种族和多宗教共同体的“世界主义”氛围在消失的结论。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导研究员的报告《19世纪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礼拜书的中文译本》具有新颖题目和史料丰富的特点，也引起极大兴趣，指出这种研究应看作研究西方和中国之间文化对话重要问题的组成部分。德国波鸿大学克里斯蒂娜·莫尔-穆拉塔(Kristina·Moll-Murata)在报告中专门论述了自元代到清代城市保护神庙的发展。

    “当代文学”分组会由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安娜·韦德尔-韦德尔斯博格(Anna Wedell-Wedellsborg)和德国波鸿大学教授劳尔·芬代森(Raul D.Findeisen)主持，连续开了4天会，共28个报告，按题目和时期组成，是关于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历史的报告，许多发言分析了20世纪初文学的情况和文学艺术杂志的普及。报告人特别关注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城市题目艺术加工的研究。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邦尼·马克-杜加尔（Bonny Mak-Dugal）的报告《传言、秘密、孤独：信件中所吐露的个人生活的语汇功能和价值》引起了很大兴趣。鲁迅和许广平于1925年至1929年期间相互寄的情书成为研究的资料，这弄清了很多早先不知道的他们相互关系事实。捷克查理斯大学教授安得尔斯(D.Andrs)做了题为《早期共和时期文学理论中的虚构定义》。他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艺术虚构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各种观念。20世纪初新的文学艺术出版物在在中国的普及题目伦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迈克尔·科赫(Michael Koh)所阐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Н.Ю.杰米多作了题为《吴晗及其居民在池莉的散文和随笔中》，她力求显示在当代中国女作家池莉创作中的吴晗形象的艺术作品特点，她对比了在散文和随笔两种风格中作者自我表现的两种类型。英国爱丁堡大学汤米·马克-莱伦（Tommy Mak-Lellan）提出了自己的池莉创作题目，他在发言中比较分析了池莉和王朔作品中的城市解说。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温迪·拉森(Wendy Larson)作了题为《被太阳晒破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有趣发言，她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新态度是把他们归于“爱与暴动”的题目。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李霞（音）在分组会的总结会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现阶段城市散文作了分析。

    参加“当代政治与经济”分组会的一批俄罗斯学者极具代表性。这个分组会由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爱德华·韦默尔(Edward Vermeer)作了题为《决定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各省人口新调查与官方数字对比》的报告。报告对中国统计的官方资料和1997年农业抽样调查数据作了比较分析。根据报告的主要结论，一部分中国农业发展的官方数据显得过高，一部分太低。按报告人的意见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在农业生产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力是过剩的。

    分组会上共听取了11个报告，其中有4个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者（П. Э.皮沃瓦罗娃、А.В.奥斯持罗夫斯基、О.Н.博罗赫、Е.С.巴热诺娃）作的。大部分报告专门阐述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出现中国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其中特别是巴热诺娃高级研究员的报告《上海：改革条件下的人口变化》和德国波鸿大学教授博尔哈德（D.Borhard）的报告《孕育学》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报告证明中国的人口状况的质的变化，这是由于城市居民在80-90年代出生率急剧下降而老化，城市居民由于实践家庭计划而提高了对再生优生一代的关注。

    澳大利亚国立堪培拉大学布雷迪(A.-M.Bredie)的报告《对外国人的监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含有有趣资料，证明中国政府成立了高度发达的对外国人工作和控制他们机构网。不莱梅大学的莫妮卡·舍德勒（Monika·Schedler）在报告《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城市》代表了对中国的劳动力管理新趋向之研究（对工作的态度、工作者的行为及其期望），她曾探究了32家德中联合企业。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吴一川（音）发言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时期社会保障的发展，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结构目前对支付养老金和失业补助金十分不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要研究员А.В.奥斯持罗夫斯基在报告《农村迁移到城郊地区在中国》中，基于新的统计数据的研究，分析了在当代中国发生的迁移过程，并显示出基本迁移流的局部化。同所的两个基本理论题目付诸讨论：Э.П. 皮沃瓦罗娃，她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当代经济理最迫切和富有争议的问题，其结论在听众中引起了不同反响。报告中指出，改革20年来中国学者本质上改变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先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很多参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所画出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相符的。她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概念中有极大演变的结论。她指出，这种概念实[FS:Page]际上近似于在演变土壤中退化而成的“趋同”、“混合经济学”理论、近似于许多制度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尽管千差万别，都是两种社会体系和对生产的“社会控制”必要性相接近的思想所固有的。）О.Н.博罗赫主导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经济与道德：1990年中国的辩论》。报告中以中国报刊上学术争论材料为例，对在中国改革的条件下、在市场经济对传统道德价值的影响强化条件下，经济与道德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

    “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分组会[主持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弗兰克·派克（Frank·Pyke）和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施蒂格·托格尔森(Stig Togersen)]开得十分活跃。听取了14个报告。

    第一次会议专门探讨了涉移过程的各个方面（明清时代中国侨民迁居国外的社会影响，中国移民的欧洲观，中国侨民在东南亚国家的整和、美国、20世纪末中国当局对华侨的政策）。

    第二次会议具有题目和提供讨论的问题多样性特点（2个报告以北京的妇女组织为例，阐明了中国市民和妇女运动的社会权利；2个报告专门阐述了北京和台北的城市计划问题；3个报告阐明了上海和香港广告业的不同方面）。

    从理论观点看，最使人感兴趣是英国阿伯丁大学教授斯托克曼（N.Stockman）的报告《布尔迪耶·文化再生产和文化革命》。报告对把皮尔·布尔迪耶(Pier Burdie)的“文化社会复制品”观念有效地运用于发生于20世纪的中国是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作了成功的试析。报告人作出结论说，无可争辩，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比提供的理论模式复杂得多和多面的多，然而它能使人按新方式阐明中国社会历史的某些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О.В.波恰金娜作了题为《当代城市家庭在中国：离婚在增长》的报告。报告特别注意到，在不稳定婚姻和重婚的条件下关于家庭和婚姻机制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可能有的后果。

    “现代史”分组会还开了专门的小会，“如新思想的新术语：现代西方科学在清末中国”，会不少实习生报告人提供了在中国为借助西方思想在中国寻找新的语言概念的展开场面。此外，讨论了汉学在欧洲国家的发展。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Н.萨莫伊洛夫发布了两个消息：《圣彼得堡古典和当代东方学学派在成立新的俄罗斯汉学中心中的作用》和《俄罗斯关于中国在20世纪的角色的政治辩论》。

    鉴于对专论妇女问题和性别论著和广告的空前诧异，组织了题为“妇女问题和性别研究在帝制中国：方法、问题、批判和展望”的“圆桌会议”[主持人莱顿大学教授齐姆多尔菲尔（H.G.Zumdorfer）]其任务是试图把从事性别研究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做介绍，以便专家们与听众之间交换意见。尽管这些通报相当信息性的和具有学术意义，但没有得到共同讨论。

    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新教材”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了汉语教学新方法论。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Н.А.斯佩什涅夫在“语言与语言学”分组会上作了题为《北京的显微相片》并在“视角艺术”分组会上作了题为《“数来宝”——老北京的口头表演形式》的报告，他对那种没有必定的引入语音培训的汉语教学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与会教师汉学家的赞同。

    按照大会的才成果，可以确定在世界汉学中无论对当代中国问题还是传统中国问题的兴趣蒸蒸日上。近年来，欧洲汉学学会的队伍补充了来自西欧和东欧国家的年轻学者，他们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些年来，德国的汉学的发展最有生气和急速，它逐渐变成领头的欧洲汉学中心。意大利的汉学家——大会主办者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他们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水平和认真的学术研究态度。

    会议期间，举行了欧洲汉学学会大会 ，会上对学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根据投票结果，俄罗斯学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经济学博士А.В.奥斯特罗夫斯基当选为学会副会长 ，后两年在欧洲汉学学会中将代表俄罗斯汉学家。根据学会理事会的决定，学会第14届大会将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学者代表团团长科学院院士В.С.米亚斯尼科夫与欧洲汉学学会长杜德桥（Glen Dubridge）就与筹备莫斯科会议相关具体问题举行了会议，米亚斯尼科夫参加了各分组会的工作。

    2000年9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举行全体会议与进一步加深欧洲汉学学会的合作和积极吸收俄罗斯年轻学者参加这一工作。

(十四) 第14届大会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АКИТ РАН）责任秘书长Н.杰米多在《远东问题》2001年第6期发表了“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一文，叙述了第14届大会筹备情况。2001年9月15-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例行会议。日程的主要问题是2002年8月在莫斯科组织欧洲汉学学会第14届大会筹备工作。学会会长杜德桥（Glen Dudbidge，英国）教授主持了会议。根据第14届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委托，副会长А.В.奥斯特罗夫斯基经济学博士在理事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大会筹备情况的报告。此外，理事会会议期间，按组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学院院士М.Л.季塔连科的建议，举行组织委员会与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见面，就所有主要组织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换意见。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会议成果是通过了由学会副会长А.В.奥斯特罗夫斯基关于详细通报了组织委员会的如下决议。

    欧洲汉学学会第14届大会主要议题是“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代世界”。工作语言为汉语和英语。大会徽标——安修者瓦西里寺庙和北京的皇宫，以蓝红为背景，象征东方和西方接近。大会举行日期，2002年8月26-28日。与会者注册在25日和26日进行。在会议和学会大会隆重开幕前。规定自愿者于8月29-30日参观圣彼得堡（由与会者负担费用）。

    大会举行主要地址选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远东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大厦。与会着将安置在“俄罗斯”、“彗星”或“明斯克”旅馆的单人和双人房间，以及沃罗比约夫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大学生宿舍的房间。

    欧洲汉学学[FS:Page]会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注册费用和时间在学会“信息通报”（EACS Newletter）上公布。2002年2月1日提交提纲和就组织分组会提建议，方式用电子邮件或复制件，数量不超过500字，30行；3月10日确定与会者的报告提纲的日期；3月20日为接受与会者注册最后日期。大会按以下方式进行：隆重的开幕式；学会大会会议；选举学会的新理事会；分组会；在大会开幕式上，法国教授巴斯蒂夫人（M.Bastid-Bruguiére）作主题报告；上午9——12时结束（10.30-11时休息），下午12时至17时（15.30-16.00休息）；报告时间20分钟；共11个分组会：⑴戏剧与剧本（代替“传统文学”）；⑵散文与诗歌（代替“当代文学”）；⑶语言与语言学；⑷古代、中世与近代史；⑸现代史；⑹当代政策与经济；⑺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⑻宗教与哲学；⑼艺术史与考古；⑽信息技术；⑾教学与教育学。大会过程中还举行三个就“妇女问题”、“中国城市问题”、“当代的出版物”、“汉学图书馆形成问题”的专门会议。

    在讨论每个分组的后选主持时，学会理事会同意会议组织委员会提供俄罗斯汉学家广泛参与分组会主持人的工作。最后确认3、4、5、6、8分组会由俄罗斯汉学家组成的联合主持。还宣布了欧洲汉学学会的责任秘书是昂里奥特(K.Enriot)。

    学会理事会大体上同意了会议组织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和参观计划。以上安排都告知了每个与会者。

    杰米多在文中说，按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成员的意见，选择莫斯科为举行例行大会的地点不仅为欧洲学者更好了解俄罗斯同行的科学研究成果的独一无二的可能性，而且将促进汉学家——各国和各学派的代表进一步有成效的对话。

    2002年《远东问题》杂志第4期《迎接欧洲汉学家论坛》一文中编辑部访问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Л.季塔连科通讯院士出于何种想法选择了十四届大会的总主题日“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代世界”？他回答说：“我们出于这样的信念，即科学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内容和形式，科学预测这种现代化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果，只有在深刻和全面考察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方面和特点，其所固有的价值观和在中国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这才有可能。”

    2002年8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欧洲汉学家会第14届大会。在这次大会是近年来俄罗斯汉学家的最大集结。参加组织这次大会的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团、俄罗斯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俄中友好协会、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此外，蒋经国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俄中贸易与经济合作中心给了财政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代表超过了三百人，他们来自欧洲（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芬兰、法国、捷克、瑞士），澳大利亚、亚洲各个地区（其中包括以色列、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新加坡、台湾、日本）以及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俄罗斯联邦以莫斯科、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等科学中心的汉学家为代表。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200多份学术报告。

    大会开幕式中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С.Л.齐赫文斯基主持，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М.А. 麦夏茨院士、通讯院士М.Л.季塔连科、欧洲汉学学会会长杜德桥（Glen Dudridge）、莫斯科大学副校长А.В.西多罗维奇、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М.С.梅耶尔，此外还宣读了俄罗斯科学院院长Ю.С.奥西波夫院士给与会者和大会组织者的贺信。

    在全体会议上，法国巴斯蒂夫人（M.Bastid-Bruguiére）作了“论诸文明接触的背景下的传统中国文化”。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作了“论俄罗斯汉学奠基人亚金甫（Н.俾邱林）的一生和工作”的报告。

    在会议的第一天，欧洲汉学会大会上改选了学会理事会。进入新的理事会的有斯洛伐克的娅娜·贝尼茨卡（Jana Benicka）、英国的达丽娅·贝格(Daria Berg)、荷兰的马格希埃尔·范·克列维尔(Maghiel Van Crevel)、德国的汉斯·范埃斯(Hans van Ess)、比利时的卡里纳·德福特(Carine Defoort)、英国的玛丽娅·贾绍克(Maria Jaschok)、瑞典的托尔布约恩·洛登；汉名，罗多弼(Torbjõrn Lodén)、捷克的欧尔嘎·洛莫娃(Olga Lomova)、德国的阿希姆·米塔格(Achim Mittag)、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А.В.奥斯特罗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的Ф.И.波波娃、英国的蒂姆·赖特（Tim Wright）、斯洛文尼亚的娅娜·罗斯克尔(Jana Rosker)、意大利的古伊多·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挪威的鲁内·斯瓦尔韦鲁德（Rune Svarverud）、瑞士的玛丽娜·斯文松(Marina Svensson)、意大利的斯泰法尼娅·斯塔福蒂(Stefama Stafutti)、葡萄牙的森拉姆(Sun Lam)、丹麦的梅泰·图诺(Mette Thuno)、匈牙利的伊姆赖·哈玛尔(Imre Hamar)、国立远东大学的А.哈玛托娃、比利时的安·海尔曼(Ann Heirmann)、法国的程安娜(Anne Cheng)、法国的阿兰·佩罗布(Alain Peyraube) ，其中文名贝罗贝为欧洲汉学学会的会长。

    大会的工作在12个分组会中进行：1.“戏剧与表演”；2.“文学（散文和诗歌）”；3.“语言与语言学”；4.“古代与中世史”；5.“近代与现代史”；6.“当代政治与经济”；7.“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8.“宗教与哲学”；9.“艺术史与考古史”；10.“妇女与性别”；11.“城市问题”；12.&ld[FS:Page]quo;教学与教育学”。在第5分组会范围内还举行了题为“中国对外政策问题”、以及“中国在殖民地香港（1950-1960）的形象”、“现代的出版物”、“当代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旧中国的地理观”专题讨论会。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戏剧与表演”分组会[主持人是牛津大学杜德桥（Glen Dubridge）]会上宣读的报告涵盖了从清代中期到现代的时期，具有选题多样性的特点。与会者还触及中国和台湾的现代电影和音乐艺术。

    “文学（散文与诗歌）”分组会[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Л.Н.孟列夫和伦敦大学霍克斯(M.Hokks)]引起了与会者客人们的关注，大部分报告集中在“散文（当代文学与传统价值）”、“文学、历史与民族”、“传统散文与文化生活”、“大众艺术散文与戏剧”、“文学与性别”、“西方动向与思想的影响”专论19-20世纪的文学以及当代文学领域的总趋势[如海德褒大学的斯魏格(I.Sweiger)和远东大学东方学院的Н.К.胡齐亚托娃]。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赵孝环（音）以广义的方法和丰富材料论述了“文言小说”，认为中国传统分类法不总能满足研究者，因为这种方法中极易找到其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建议在严格区分修辞和内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二者择一的分类系统。关于“诗歌”，还讨论了关于翻译和西方接受中国诗歌的问题。伦敦大学的科齐马·布鲁诺(Kozima Bruno)在“翻译是词学的关键”报告中以中国诗人杨亮（音） 创作及其西方阅读探讨了这个问题。

    “语言与语言学”分组会（主持人圣彼得堡的Н.А.斯佩什涅夫）举行了“词汇和词汇学”和“语言与社会”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国立远东大学东方学院的А.А.哈马托娃和А.Л.谢麦纳斯作了关于中国语言学中的词汇。哈马托娃在报告《当代世界与中国语言词汇中的一些趋势》中，指出20年代末中国词汇组成中收入了上千个新词，其一部分是在各种构词中产生的，另一部分则 吸收了外国语和方言。他谈了现代中国与员词汇的一定倾向——词语结构变的更复杂，双音节、四音节和更复杂的词的数量在增加，外来语的是数量在扩大。中国语言词汇的标准化问题等变得迫切了。А.Л. 谢麦纳斯在报告《中国语言的新词汇与其发展趋势》专门论述了中国语言中新词构成机制。

    论述中国语言的局部词汇问题的还有意大利罗马大学的迪·托罗（A.Di Toro）和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的利珀特(W.Lippert)。托罗她对18-19世纪旅俄的中国 外交日志辞典作了分析，解释说日志中有外来语，是渴求科学地记述异乡实况告知读者其形象准确的印象的作者的独特目的之结果。利珀特作了关于汉语和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产生的报告，他同时谈到为存在于古汉语中的词组而借助于日语中的新意。

    “古代史与中世纪史”分组会（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А.А.博克夏宁）上，与会者特别注意到古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传统中国历史编慕学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И.Ф.波波娃在《早期唐代的管理和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对儒家与法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融合作了描述，同时得出了在管理实践中运用它们的方法。

    “近代与现代史”分组会（主持人В.С.米亚斯尼科夫）举行了三个会议：“晚清史”、“历史：回忆与宣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及其发展”。第一个会议讨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欧洲人对晚清中国的许多事件的解释。而“洋务派”的思想和重新评估国家在清末和共和国时期作用问题。在第二个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历史编慕问题以及西方大众媒体传递中国历史事件和现实的方式成为注意的中心。在第三个会上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如国立远东大学东方学院的А.Е.科热夫尼科夫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革命模式过度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模式》中论述了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主政和民族政策变化的结果。

    “当代政治与经济”分组会是在.А.В.奥斯特罗夫斯基主持下进行的。会议“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在中国”专门对在全球一体化过程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作了分析和预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卡扎琳尼(N.Cazarini)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А.皮科维尔的报告中勾画了与中国的国际互联网络相关问题的范围。在下一个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理论。会议《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具有提交报告问题广泛性的特点。比如，阐明了改革对社会影响问题，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和移民问题（国立远东大学东方学院的О.В.库丘克），而且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采煤工作条件（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蒂·姆赖特）。

    “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分组会[主持人瑞典隆德大学的玛琳娜·斯文松（Marina Svensson）]上宗教与意识形态问题吸引了与会者的主要注意力。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单（音）用浙江省“自上”人为复兴对黄大仙的崇拜和农民对此反应的 例子，她谈了国家对宗教态度的各种战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М.С.哈尤季娜在报告《当局和家庭之间：西周贵族上层生活中的“个人圈”》中使用结构人类学方法。分析了当时接受社会空间等级形式。在分组会会议上还探讨了文化之间沟通的问题。

    在“宗教与哲学”分组会（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А.В.洛马诺夫）的诸会议上讨论了一大堆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哲学背景下的人这个题目。海德堡大学的米登多夫（W.Middendorf）以《荀子》和《管子》为依据。研讨了“心术”与“礼”的相互关系，认为二者是控制情感的二者必选择其一的手段，使人性保持原生状态，用这一材料显示了中国传统固有的关于相互依存于修身和建设社会秩序的观念。同一个研究所的А.Б.卡尔卡耶娃在报告中谈到了汉代哲学家杨雄在关于人性及其在宋朝的解释的争论的中的立场。德国波鸿大学的吉·贾钦托（L[FS:Page].Gi Giatsinto）提出了关于另种主观性认识的可能和途径问题，按她的意见，分析汉以前和汉代哲学作品证明，在古代中国哲学中高度评价达到这样的认识，同时被认为是困难的任务；以为管理国家和统治人民靠这种认识来达到。

    传统中国思想的方法论和术语学问题是哲学分组会的另一个题目。特别是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德福特(K.Defoort)在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哲学范畴的相等翻译，谈到关于关键儒学概念“正名”解释的困难；斯洛伐克东方与非洲学院的 M.恰尔诺古尔斯卡娅-费尔兰佐娃（C.M.Carnogurckaya-Feranzauva）以《道德经》的例子试图论证中国哲学范畴的辨证性质。

    在鲁汶天主教大学德廖(W.de Rio)在报告“早期中国思想中的语言离奇”中提供了道家经文特有的离奇事的原始分类，根据其资料重新确定范畴的方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А.А.克鲁申斯基在探讨了刘徽注《九章算术》中所讲述简单化理论的数学方面后，提出了自己对待中国哲学中简单化程序的态度。

    在许多报告中触及到现代新儒学问题。法国国家东方语言学院的程安娜（A.Cheng）探察了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哲学中的“道统”一说的变态。А.В.洛马诺夫讲到20世纪上半期的儒学哲学家（梁漱溟、贺麟、冯友兰）接受了基督教。

    在“中国佛教”会上，讨论了中国的传统佛教问题。如曾做了关于在中国接受翻译佛教文献的特点的报告[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海尔曼（A.Heirmann）、汉堡大学的K.克劳泽(K.Krause)]；关于说教佛教文学的中国传统[国立新加坡大学的罗月球（音）报告《善女人传》中的宗教复合信仰和王朝历史编慕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С.А.科尔布诺娃阐明了佛教僧伽的存在现实及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关系。

    有的报告专门论述了礼仪实践和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宗教观念方面：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斯坦达特（N.Standart）谈了17-18世纪的礼仪舞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朴牟仇（音）谈了关于死者灵魂的观念形成的祭礼背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布鲁亚(B.Bruya)谈了关于概念“乱”与道家的“混沌”观的区别。布鲁亚用《道德经》和《庄子》的材料证明，赋予企求混沌对道家哲学来说是寻常的，因为混沌表现为任何创造之条件和开始。他提出了混沌与自然观有直接联系。

    “艺术史和考古学”分组会的两次会议（主持人埃尔米塔日博物馆К.Ф.萨莫休克）上讨论了传统中国美学的一般问题[热那亚大学的保利洛(M.Paolilo)、意大利亚洲艺术中心的韦特采尔（A.Vetsel）和诸如关于哈拉浩特的唐古特艺术范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К.克平格，К.Ф.萨莫休克），东汉统治时代的安葬艺术[意大利的明戈尼(L.Mengoni)]。对应用艺术的发展[牛津的布拉吉恩(S.Brajin)和意大利的巴洛科(M.Balocco)]也给了特别注意。

    “妇女与性别”分组会是在牛津的贾绍克（M.Jaschok）和哥本哈根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的米尔韦特茨(S.Milvertz)主持下进行的。会上讨论了“过度的”妇女同一认定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一个会议专门讨论了深入性别研究在中国的迫切问题，且纳入这一领域国际研究的背景。有两个报告涉及到明朝统治时期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个时代妇女交际和离婚问题。极大关注这样重要题目如旧中国的出版业相关的性别问题。此外，分组会上还举行了 “汉学中妇女与性别” 国际网络计划组织委员会议。

    “城市问题”[主持人里昂东亚研究院的安里奥(K.Anrio)和意大利的斯塔福蒂(S.Stafutti)]分组会的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编年范围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时期。两个报告人考察了与城市报刊有关问题：维也纳大学的皮尔茨（E.Pilz）谈了上海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创业和活动；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R.Wagner)基于研究定期出版物。分析清朝统治末许多固定信息共同体。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各种定期出版物，包括中国政府出版机构，在中国发表的中文商业报刊、英文报刊以及在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事件的报导，都寄给不同高级组织性信息共同体。报告人研究了这些共同体特别在交换信和相互评价上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影响。

    在“教学与教育学”分组会[主持人巴黎国家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院的贝拉森（J.Bellassen）]上引起最大兴趣的是与中国有关的在欧洲各大学课程现时授课问题。在许多报告[杜德桥(G.Dudridge)、葡萄牙的森拉姆(Sun Lam)、波鸿大学的贝格(D.Berg)等]触及到现代汉语与古文教学的各种方法论问题。论证训练汉学家在古汉语基础上学现代汉语的有效性成立了森拉姆的主要热情。在互联网计划“书海文苑”框架内学中国哲学则由布鲁亚(B.Bruya)作专门探讨。

    这次大会不仅使国外学者更近地了解俄罗斯的汉学状况，而且又能使俄罗斯汉学家得到关于现代西方汉学中的主要方法和常研究的题目一个完整概念。举措的规模可涵盖研究中国大部分领域，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报告的提纲刊登在文集《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XIV EACS Conference)》（M.，2002年）。

(十五)  第15届大会

    欧洲汉学学会是欧洲大陆唯一重要职业性国际汉学组织。其大会每两年在欧洲不同科学中心举行一次并带有跨学科性质。这就使学者们超出自己狭窄研究领域的范围，了解其他国家同行的深入研究。参加大会是建立在西欧、中欧和东欧（包括俄罗斯）汉学家们的欧洲汉学学会会员资格基础上的。

    2004年8月25-29日在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市举行的欧洲汉学学会第15届大会能使与会者熟悉国外汉学的基本趋向。大会组织者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大会上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经济、传统与 当代中国文学、宗教、哲学、语言学、汉语教学、性别研究、运用于现代信息工艺在中国研究11个分组会工作。还举行了圆桌会议和跨学科专题会议。

    大会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当代经济”分组的9个分小组中进行：在①“中国计算机空间经营多样化”[[FS:Page]主持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达姆(J.Damm)]分组会：各报告探讨了国际互联网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小组主席指出网络使用者的人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增长，致使在西方产生关于中国控制因特网方法的争论，然尔在中国本身学者们试图证明IT业可能有的积极发展影响到加速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托马斯（S.Tomas）指出了这种影响的有趣例子：代表经济“老部门”的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因特网上获得了自己产品销售和通向消费集团的新手段。瑞典隆德大学的拉格尔克维斯特(J.Lagerqvist)试图分析在中国建立“电子政府”于政权的机制改革的总战略框架内。认为中国的“电子政府”将与国外同类有别，因为起先不会让人们可能民主控制权力和集中在调整官僚体制、引入内部控制官员活动的比较有效形式。

    在②“面对知识社会挑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Н.Е.鲍列夫斯卡娅）分小组会上讨论了与引入教育费相联系的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

    在③“城市经济”（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А.奥斯特罗夫斯基）分小组会专门分析了投资量大的经济部门，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

    在④“控制手段”分小组会[主持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胡珀（B.Hooper）]上专门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控制的形式和方法。

    在⑤“西部地区”分小组会[主持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赖特(T.Wright)]上，显示了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地区发展计划”后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⑥“社会信息、参考和观察”分小组会[主持人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巴斯蒂夫人(M.Bastid-Bruguére)]会上讨论了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社会机制。

    在⑦“旅游业与消费”分小组[支持人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萨格逊(S.Sargeson)]会上研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消费社会的发展。

    在⑧“移民、侨民及其后果”分小组 [主持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赖特(T.Wright)] 会上分析了国内的中国移民和侨居国外的问题。

    在⑨“农业中国”分小组 [主持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А.奥斯特罗夫斯基] 会上研讨了改革条件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萨格逊（S.Sargerson）的报告指出改革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制权的变化问题。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蒙尚英(I.Monschayn)曾在山东省农村地区生活了几年，在他研究中证明改革过程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灌溉问题。

    “新的宗教运动在中国”分组会反映了由于1999年展开的当局与教派“法轮功”对抗而获得提高了的社会政治迫切性的那种中国当代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德国鲁尔大学的克利斯廷·库普费尔(Christin Kupfer)在报告“197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宗教团体分析”中认为“邪教”概念有否定色彩，建议用中性概念“精神宗教团体”，其特点是存在超凡能力的头目创立者。灵活，而且这方面组织结构相当复杂。认为自1978年改革起，可凸现出至少30个这样的集团，现在大多数是基督教性教派，紧随其后是以气功学说建立的佛教性的。

    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的罗曼·马莱克（Roman Malek）以基督教社团的发展为例集中到当代中国的“边缘宗教性”现象上，认为在现阶段有两种基督教：教会的和非教会的，前者忠于政权；后者为当局所不承认，或者说“民族基督教”联合1000-1200万农村天主教徒，其宗教成为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的一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卫·帕尔默（David Palmer）把当代中国的气功运动与西方的非传统宗教信仰首先是“新世纪”运动的发展作了比较，认为在比较过程中可以凸现出相同点和理由，中国的气功教派和西方“新世纪”运动都经历了从繁荣到解体的轨道。

    28日的“清代的基督教和传统使团”分组会突出了圣拉夫学院的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恩滕曼(Robert Entenman)关于18世纪四川天主教“大众福音化”活动的报告，提到这与一个叫张风（1669-1707）（音）活动有关。

    香港浸会大学的权威翻译遗产研究者洛伦·普菲斯特(Loren Pfister)教授提出了劝善的《善书》报告，说此书由中国作者罗中凡（音）于1850年编著的。这本书不是传教遗产的一部分，而是儒教——一神教特点的例子，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为革新儒教而根据其经典《大学》的传统，这是19世纪中国精神探索的形式，他相当于“民间儒教”，也是而且较严格形而上学——一神教上帝，显然中国南方间接受到新教传教士团的影响。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А.洛马洛夫报告“中国文化与俄罗斯传教士著作”，就俄罗斯传教士对待19-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的态度作了总结。

    会议期间举行了欧洲汉学学会大会，海德堡大学副校长特累格尔（T.Treger）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瓦格纳(R.Wagner)、蒋经国基金会代表许倬云致欢迎词，汉学家学会会长贝罗贝(A.Peyraube，法国高等社会学研究学院)教授就汉语动词形成作了长篇报告。会上有三位获得青年学者的报告在大学的大厅中宣读。贝罗贝作了工作总结，随后学会理事会新成员选举。经表决，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女博士布伦希尔德·施泰格(Brunhild Staiger)当选为学会的新会长，进入理事会的有来自俄罗斯的А.奥斯特罗夫斯基、И.波波娃和А.哈马托娃。

    欧洲汉学学会下次大会拟订2006年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第17届大会将与2008年在瑞典隆德（Lund）举行。

（十六）第16届大会

    2006年8月31日至9月3日，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