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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XXIX届汉学大会

    1984年9月1-15日在蒂宾根（Tübingen）市举行了第29届欧洲汉学大会。根据欧洲汉学家学会委托，大会由葛林(T.Grimm)教授领导下的蒂宾根大学东亚系工作人员举办。

    苏联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工作，其人员组成是：法学博士、教授Л.М.古多什尼科夫；经济学副博士С.А.马涅热夫；语文学博士、教授В.М.宋采夫；语文学博士、教授В.Ф.索罗金；经济学博士В.И.沙巴林。

    这一次与会者总数，包括观察员和来宾约120人，比上次剑桥大会略少点，但较广泛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汉学有显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积极参加大会工作，他们出示了5位观察员。

    根据学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次享有“贵宾”地位，但都列为观察员（确实，他们出席大会的费用都由举办者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史学协会主席戴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余绳武作了3个史料学性报告：《日记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戴逸）、《清末中国外交家在西方》（余绳武）、《清史稿撰写》（戴逸） 。目的是强调中国当局重视有关自己国家过去的正是各种资料采集和研究，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之规模与充分根据性。

    在组织大会工作中，这次有自己的特色，几乎所有的报告都是在全体会议上听取的，仅有一次，把与会者分成两个组——文学组和近代史组（在上几次大会，小组的数量达到5-6个，这引起了有广泛专业知识的汉学家的责难）。此外，与20分钟的报告的同时，还采取了先前邀请的学者（主要来自联邦德国）讲演用了45-60分钟。用这样一个演讲使大会开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著名的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作了题为《蛮族支配下的中世纪中国：某些指令性问题》的报告。

    大会工作的过程证明，在西欧汉学中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兴趣在明显增长，会上所作的41个报告和20个演讲中，完全或主要是论述当代问题。这不仅说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是可理解的关注，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政治、贸易、科学和其他联系的诱惑力对西欧汉学家在增长。专题会议“中国法律”探讨纯粹现代问题，对这个会议集中了4个报告和1个信息性通报：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来源》的报告为意大利人顿多拉（J.Dondola）所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主要内容在完全或部分忽视解放区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实践和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情况下取自国民党制度下的类似文件。这样的观点遭到苏联代表的有理的反驳。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法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以Л.М.古多什尼科夫（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形成特点》为代表（报告的基本论点发表在《远东问题》1984年第2期）上的作者一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问题在联邦德国苏珊·比格勒（Susanna Bürger）的报告中得到阐明。来自罗马的科拉迪尼（P.Corradini）在其报告中鉴于最近的宪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问题；关于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报告中占主要位置。

    两个专题会议给了历史学家，其中一个称《早期和前现代历史》、另一个称《现代史与史学》。专门化题目的报告占了优势。

    联邦德国利珀特（W.Lippert）题为《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在1935-1936年》的通报引起了争论。许多与会者，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库贝绍娃(M.Kubeshauva)、保加利亚的阿娜尼耶娃(Н.Ананиева)说到对当时中共领导中各种流派采取区分态度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在历史小组发言的有民主德国教授费路(R.Felber)作了题为《恢复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争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的萨耶(M.Saje)作了题为《明代苏州市场的某些条件》的报告。

    大会专门会议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切社会经济问题，会上听取了3个报告：匈牙利的尤哈斯（O.Juhas）《现代化过程的一些问题》；苏联的С.А.马涅热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的外企资本》；匈牙利的塔拉沙(B.Talas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改革举措》。所有报告都受到有兴趣的领悟并引起热烈的讨论。

    在С.А.妈涅热夫的报告中，对外国企业资本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作用提供了分析，得出了关于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的矛盾后果的结论。

    在关于中国文学问题的会上，听取了3个报告：一个是古典文学的，两个是关于现代文学的。它们都是西德汉学家所作的。

    语言学选题范围，大会的提供是有限的。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两个报告：蒂宾根的维塔克尔(G.Wittaker)的题目是《亚历山大里亚与中国的语音学》；В.М.宋采夫的题目是《论汉语形态体系的更换》。第一个报告阐述古代中国发音的改造；第二个报告论述汉语从古代到现在的演变。

    在大会的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选题会议《中国与欧洲国家》。起初计划是，将阐明清末时期和辛亥革命，那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具有多方面性质。但是，报告人没有仅限于这些范围——许多通报专门用在17世纪和19世纪以及现代。

    在В.Ф.索罗金的报告《俄国文学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中显示了那时先进的中国社会舆论对俄国文学有极大兴趣，报告人用两国和俄国文学的是社会人文定向性中的某种相似来解释这种兴趣。

    可以指出，苏联代表的所有报告都引起极兴大趣并在外国的大会参加者中获得良好反响。

    顾及到与会者对题目《中国与欧洲》的有很大兴趣，决定未来的大会将继续讨论它。

    蒂宾根会议的议题是《中国——现在与过去》（China----Present and Past）。

    大会工作的第一天 ，举行了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会议。由于学会会长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英国）缺席，副会长В.Ф.索罗金主持了会议。会上讨论了举行大会的问题和确定理事会新成员名单。因为有24个位置。故提出24位候选人，理事会的组成由大会不经表决选出而批准。迈克·鲁唯一(Michael Loewe)（英国）当选为学会新会长，副会长В.Ф.索罗金和蒂勒曼·葛林(Tilema[FS:Page]nnGrimm)（联邦德国）。

    苏联代表团代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不久前成立的全苏汉学学会主席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通报了全苏汉学学会工作的目的和方法并散发了相关英文信息。这一通报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根据意大利东方学学会的倡议，下次（在1986年）大会的地点决定为都灵(Torino)。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例会于1985年11月在罗马召开。

    大会的工作是在务实和建设性精神中进行的。在会议上和休息室里关于欧洲各国汉学家扩大及其全国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科学研究成果的愿望谈了很多。

（七）XXX届欧洲汉学大会

    1986年9月1日至6日在都灵(Torino)举行了第30届欧洲汉学大会。与会者近120人，也就是说，与上次在西德大学城蒂宾根大会（1984年）同样地多。在与会者中，参加国的学者占优势，按参加会议的人数顺序是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以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为代表。由3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苏联代表团以苏联科学院通讯社院士В.М.宋采夫（代表团团长）、历史学博士В.С.米亚斯尼科夫、法学博士Л.М.古多什尼科夫、语文学博士В.Ф.索罗金、经济学副博士С.С.罗佐夫为代表。

    大会会议过程中，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和8次小组会议，会上听取了关于汉学各种问题的40个报告。在两个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成员В.Ф.索罗金和Л.М.古多什尼科夫教授主持了会议。

    苏联代表团提交了4个报告。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В.Ф.索罗金的报告，他多年来是欧洲汉学学会的副会长，其报告题目是《论元剧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的地位》。在报告中通过比较13-17世纪西欧、中国和日本戏剧的许多形象，显示元杂剧自身结合了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甚至于更晚戏剧艺术特点，并不具有在这个时代的其他戏剧的直接相同性。

    大会的其余苏联参加者的报告在小组会上听取。В.М.宋采夫的报告《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性和多音节性》，专门探讨了最复杂的语言问题，引起了讨论语言学报告的小组会参加者极大兴趣。

    与会者以极大注意力听取了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报告《清时期最早的中国俄罗斯学学家》，这个题目首次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Л.М.古多什尼科夫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法律体系建立史》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他在报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典与其50年代的草案作了比较，实际上为西方研究者不知道的中国法律。

    大会的参加者对苏联已故著名汉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1921-1985）和В.А.克里夫佐夫（1921-1985）表示悼念，默哀1分钟。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在大会结束时提供了两个报告。张振昆在报告《近代的中日关系》以相当尖锐的形式阐述了1900-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在所发生的辩论过程中，一些西方代表企图抹杀日本政策的扩张性质。许多中国出身的西方代表主张忘却两国关系中过去的消极点以发展它们之间的现在关系。另一位中国代表周霄良作了通报《关于古籍整理和再版领域中的状况》。所谓“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版的文献。报告具有信息性质，旨在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报道结束时，报告人指出我们“在台湾的同行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进而“为掌握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事业作出贡献”。大会报告人中有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的助教授，曾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朱晖圆（音）他极为中性地谈了英国的汉学状况。

    欧洲国家的代表在各个小组发了言。民主德国的梅薏华（Eva Müller）教授就最近的中国文学作了内容的概述，她凸现了若干个主旋律派、风格流派和地区派，指出尽管有进行反“精神污染”斗争运动，越来越常看到西方现代流派对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影响的特点。但是这种影响，照报告人的意见，暂时涉及到形式而非意识形态方面。另一位民主德国学者莫利兹(Ralf Moritz)在报告中叙述了自己对中国的哲学起源的看法，认为原始哲学思想产生于古代中国人对其周围自然界观察的结果中。还有一位民主德国学者彼得斯（H.Peters），他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于1945-1947年的战后发展札记》。匈牙利学者尤哈斯（O.Juhas）就中国改革过程的某些问题谈了引起普遍兴趣的思考。

    大会西方参加者的报告大部分带有论据性质和往往限制在研究相当狭小题目。与此同时，不能不承认，它们反映在积累和分析汉学资料中的某些成绩，是对世界汉学发展的公认贡献。

    从历史门西方学者报告在中需要首先指出剑桥大学学者鲁惟一（M.Loewe）教授关于近来中国的考古发现的报告和泰勒（S.Tailor）教授关于古代中国铁生产工艺的报告。意大利研究者弗拉卡索（R.Fracasso）提供了对按古代中国地理学《山海经》不同版本基本史料作了分析，对中世纪和清代中国重版文本插图资料作了有趣的试解。

    专论社会思想和科学史问题的有几个报告。瑞典汉学家鲁登 (T.Ludon) 作了报告《戴震(1724-1777)和儒家思想的社会属性》，强调这位哲学家的激进观念，他激烈反对正统新儒学的“惩罚”本质，但并没走出整个儒家可以如何利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联邦德国的普塔克 (R.Ptack)在《“男子”或为什么天下不惩罚孔》中，选择这位思想家生平部分事实并得出结论，这是古代中国史学家蓄意以男人优先出发，摸黑女王。

    苏联代表团团长В.М.宋采夫参加了所有语言学报告的讨论，对整个它们作了积极评价。会所听取的关于当代、中世纪和古代汉语问题的语言学报告由于基于新的研究资料，呈现出极大兴趣。

    按照大会预先议程，计划进行两次专门化文献学选题——元代古典戏剧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会议。但是，多数学者愿意参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与会。听取了这些题目的三个报告。关于В.Ф.索罗金和梅薏华（Eva Müller）的报告上面已谈过，第三个报告为荷兰伊维德（W.Idema）教授所作，他也论述了元剧——《赵氏孤儿》。在分析该剧流传至今的各种说法和其他相似情节的作品后，报告得出了结论：明朝帝王登基后，宫廷文学家为强化儒家思想便改造元代作者的剧本。居住在瑞典的日籍女学者德熊惠子(Keiko Kokumo)以题为《梁启超的日本时代》也涉及文学史问题。她谈了这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1898[FS:Page]-1912年生活在日本的政治活动家所经历的精神演变后，特别指出日本作家对梁启超关于文学功利使命观念所施加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团长张振鵾就这个报告发言认为有必要指出梁启超观念的进步成分，女报告人也应当指出他后期转到反动立场上。

    在大会召开期间，欧洲汉学学会前理事会组成会议上，学会的队伍50位新成员，其中有来自苏联的著名汉学家М.Л.季塔连科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

    9月3日，欧洲汉学家学会大会召开，会上选出代表17个国家汉学的24人组成的新理事会。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当选为学会会长，意大利的兰乔蒂(L.Lanciotti)教授，苏联的Л.М.古多什尼科夫为副会长。进入理事会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阿娜尼耶娃（Н.Ананиева，保加利亚）、梅薏华（Eva Müller，民主德国）、西莉娜(N.Sylin，捷克斯洛伐克)、斯泰凡斯卡-马图申(M.Stefanska-Matusayn，波兰)，尤哈斯（O.Juhas，匈牙利）。理事会中也代表了比利时、英国、荷兰、联邦德国、芬兰、法国、瑞士的汉学家。

    新的理事会决定邀请民主德国汉学家1988年在魏玛(Weimar)举行第31界欧洲汉学大会1987年9月-11月在民主德国召开理事会的例会。

（八）XXXI届欧洲汉学大会

    1998年9月5日至9日在民主德国魏玛举行的欧洲汉学学会例行大会的顺序号码相当感人——XXXI。但是，说到它，总是想使用“首次”一词。欧洲汉学家首次聚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多的苏联汉学家——32位首次来到这样的论坛。最后，与会者的代表范围广泛值得指出，由于全苏联汉学家协会的努力极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点。结果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阿拉木图、哈巴罗夫斯克、里加、乌兰乌德的汉学家来到了欧洲汉学家学会XXXI届大会。

    苏联科学院历史部院士兼秘书长С.Л.齐赫文斯基率领代表团，而学术旅游小组则由哈萨克科学院通讯院士Г.С.萨德瓦卡索夫率领。

    我国汉学家的广泛参加给西方汉学家造成巨大影响。大会组织者和欧洲汉学家学会会长马悦然（ Malmqvist，瑞典）特别指出了苏联参加者积极贡献。

    舒适的古老魏玛，挤满了渴望祭奠歌德、席勒、李斯特的游客。困难地在旅馆里安排了近200大会参加者。所以，为了会议拨出足够现代和舒适的位于市徒步中心的拥有会议厅和饭馆的综合建筑物。

    大会工作过程及其结果表明，对当代中国的问题关注在欧洲汉学中明显增长了：从大会上发出声响的70个报告，近一半阐述现代生活。概念性的、研究问题性的报告引起了特别兴趣。无论在中国发生革新过程还是在与欧洲文化做比较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传统遗产之新理解乃是特殊的进步主旋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章百家（中国学者作为客人不是首次出席欧洲汉学学会大会）的报告《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中指出 ，在力图建立能符合现代中国社会要求的文化时，知识分子今天重新讨论关于人的价值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问题。很多中国学者意识到，除了改革今天为中国社会服务的传统遗产那一部分，为了前进没有其他路可走。一些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在过去并非向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故传统中国文化由于有别于活跃的西方文化而注定死亡。其他学者如章百家表示坚信必须通过用民主和人道主义这些基本东西来鼓舞革新传统中国文化。多数中国学者放弃这样的思想即复兴中国文化的唯一办法——紧跟西方文化。

    传统在现代中国法律的中的作用在Л.М.古多什尼科夫（远东研究所）教授的报告中得到了阐述。法律问题今天获得特别迫切性，成立以意大利教授科拉迪尼（P.Corradini）为首欧洲中国法律学会就证明这一点。

    民主德国学者莫利兹（R.Moritz）的报告《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人道思想》令人信服地证明西方古代世界对人道主义的某种专利观毫无根据，举出例证，证明孔子提出首先由“仁”范畴呈现出的人道主义的足够成熟观，而孟子则发展了它并宣称人们的自然平等。可是在古希腊哲学中人们平等观处于古代文化的边缘，在在中国它们构成了儒学的核心，除此外，古代的中国人道主义根据了秩序与和谐以及个人的自我完善的观念。

    引起与会者关注的还有А.С.马尔蒂诺夫（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报告《从汉代到宋代官方中国史学中的时间和历史过程》。苏联学者在报告中谈到了关于有别于从在中国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李约瑟）中占统治地位到此的有关古代中国人存在时间循环过程观似乎阻止进步思想的发展。

    可以说，苏联史学家流派表现出行话的高水平，不能不提到Ю.Л.克罗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А.А.博克夏宁（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报告。З.Э.库尔平（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的人与自然界》具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方法特色。

    大会证明，各国学者一再坚持回归达到如文明的个性与性质这样一些永恒的问题。在这方面，引起极大兴趣的是意大利史华罗（P.Santangelo）关于17世纪中国个人道德责任观的形成报告和瑞士冯森格尔（H.von Senger）关于中国政治思维作为社会的政治文化成分的“谋略性”。

    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文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非首次成为欧洲汉学学会大会的主导题目之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代表杜文棠就此题作了总结性报告，系统研究了近百年来中国与欧洲文化关系史上的许多阶段。在此期间，西欧教育学（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Н.Е.鲍列夫斯卡娅的报告）对中国的教育思想起了极大作用。各国学者关于情报的报导，其中包括关于为中国和俄国所使用的有趣情报，在17-18世纪相互了解了（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В.С.米亚斯尼科夫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Е.И.克恰诺夫的发言）使我们今天的汉学家再次感觉到自己对关于别国状况的情报的责任。

    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透过考察个别大人物[芬兰莱蒂宁（K.Laitjnen）报告中的章太炎和科学院院士С.Л.齐赫文斯基报告中的周恩来和其他人]以及Е.Ю.斯塔布罗夫（拉脱维亚国立大学）的政党展现出来了，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党由于国内社会阶级状况来形成性，并不具有欧洲习惯了的性质。而Г.А.斯捷潘诺娃（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指明了民主党参加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广泛可能性，这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强烈兴趣。保加利亚Е.德维德日耶娃的报告[FS:Page]《论多元论在中国政治学色现实研究中的某些方面》有助于弄清这种兴趣的原因。

    恐怕最激烈的讨论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显露出一些兴趣点，比如比较分析中国和匈牙利塔拉什（B.Talas）或中国和苏联的В.Г.格尔勃拉斯（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个别报告显示出深刻分析统计资料有益性 (法国让泰，P.P.Jantai)，特别能预言中国一些地区的发展前景。苏联学者不同意许多欧洲汉学家的意见；中国改革的基本点落在经济上，而苏联的改革基本上涉及意识形态。苏联经济学家同时也解释说，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完全与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成分没有联系。

    语言学和文学小组许超出了大会组织者最初建议的由汉语译成欧洲语言的题目。小组会上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发了言：В.М.宋采夫和М.В.索弗罗诺夫（苏联）；考茨 (U.Kaus)、卡腾(K.Karden)（联邦德国）；阿勒通(V.Alleton)（法国）；马悦然(G.Malmqvist)（瑞典）。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拉纳(A.Lahner)关于现代汉语电子辞典的报告引起了普遍兴趣，它包含近年来中国编写的大型辞典中遇到的词汇：汉德辞典、汉英辞典。为记住计算器，可以引进新的象形字，也可引进任何语言的并利用拉丁字母的新文本。

    大会期间，举行了欧洲汉学学会理事会议，讨论了学会出版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以及利马窦作品的计划，这就打开欧洲传教士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传教使团论中国的丛书之门。

    将来是荷兰，正是在那里的大学城莱顿(Leiden)1990年9月举行下次欧洲汉学学会大会。

（九）XXXII届和XXXIII欧洲汉学大会

    苏联解体前后，国内政局十分混乱，这也影响了学术界的科研工作，故造成经常刊登国外汉学研究消息的双月刊《远东问题》和《亚非人民》（1990年起改名为《东方》——“Восток”）没有刊登有关第32届（1990年）和第33届（1992年）欧洲汉学大会的专文。这两次会议是在世界上汉学最发达的国家——荷兰莱顿(Leiden)和法国巴黎（Paris）举行的。莱顿会议上，著名的汉学家埃里克·泽尔赫尔（Eriic Zurcher，汉名许理和）当选的欧洲汉学学会会长。巴黎会议上，玛丽恩内·巴斯蒂-布律吉埃尔夫人当选为汉洲汉学学会会长。莱顿会议在1990年9月举行。巴黎会议当在1992年8、9月间，会议议题“中国的变化与关于变化的观念”(Changement et idrees de changementen Chine)。这两个国都建有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下面简述其历史及相互人物。

    19世纪中荷兰设立汉学教授，1930年成立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Sinologisch Instituut Arsennaalstraat Leiden)、英名(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 University,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ersity)。首任院长扬·于利乌斯·洛德维伊克·戴芬达克(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汉名戴文达)。戴去世后由安托尼·弗兰索西·保罗·许尔塞韦(Anthony Fransois Paulus Hulsewe(1810-)，汉名何四维。河退休后由埃里克·泽尔赫尔(Erik Zürcher1928-)任汉学院院长至今。汉学院现有四为正教授：许理和院长，历史学教授；伊维德博士(Prof .Dr.Idema,Wilt Lukas,1944-)，语文学教授；梁兆兵博士(Prof.Dr.Liang,James Chao-ping)语言学教授；塞奇博士(Prof.Dr.Saich,Anthony J.)为现代中国政治与管理学教授。

    薛力赫（Prof.Dr.Schleger,Gustub,1940-1903）是荷兰的首任汉学教授。1890年，他与法国汉学家柯狄尔(Cordier,Henri,1849-1925)创办了——通报(T’ong Pao，Inter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该学报成为世界历史最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汉学学术刊物，其编辑部设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该刊每年一期，在荷兰莱顿和美国纽约出版。

    以上资料取自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民国八十年（1991）年9月第10卷第3期（总第39期）第255-260页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吴英子《汉学研究在荷兰》一文。

    巴黎汉学研究所关于该所的历史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由法国某些名流创议，随经我国某些名流赞助，最后由中法合力予以兴建。成为法国学人从事汉学研究的一个相当特殊之机构。其法文称“Instu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sies”，1959年5月12日，经法国教育部明令正式改为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des Chinoises de I’Universite de Paris)，1967年10月，由于坐落在巴黎市第十六区威尔逊总统大街第二十二号(22,Av du Presdent Wilson)大楼已经翻修竣工，该研究所才从索黑朋搬到一座“新”大厦。1968年5月后全法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所原直属巴黎大学统辖的地位，因此也得重予“调整”，后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院(Institute des Haudes Etudes Chinoses du Collége de France)。这个研究所历来所有的实际“总管”，1920年起，其名称为主任(Administrateur)。1960年起改名为所长（Directeur），其历任的姓名是：保罗·马塞尔·格拉内(Paul Marcel Graneet,1884-1940)，1920-1940年任所长，汉名葛兰言；保罗·佩利奥)(Paul Pelliot,1878-1945)，1940-1945年任所长，汉名伯希和；罗伯特·戴·罗图尔斯(Robert des Rotours,1890-1980),1959-1973年任所长，汉名罗都尔；路易斯·比斯(Louis Hambis,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