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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汉学学会产生于法国，故其名称最初叫“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tudes Chinoises——AEDEC”，后逐渐由世界通用语英文“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EACS”代替。但它起先不是这个名称，而是“青年汉学家会议”（The Junior Sinologues Congress），经过多年的演变，最后定为现名。

（一）   前身——“青年汉学家”会议

俄罗斯汉学泰斗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2001年9月6日在《北京国际汉学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苏联汉学家自1954年起参加了‘青年汉学家’（Juniour Sinologues）会议，这些汉学家主要是由欧洲大学的青年和中年一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与科学表现极大兴趣而又与其老辈保守同行有别的汉学家、教师联合起来的（现在‘青年汉学家’会议的继承者就是俄国汉学家参加其工作的欧洲汉学家协会）。在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我叫出姓名的是龙彼得、范德·施普林杰、鲁惟一、兰乔蒂、科拉迪尼、傅吾康、傅兰克、何四维、许理和、M.巴斯蒂-布律吉埃尔、M.K.贝热尔。对这些会议感兴趣的还有老一辈美国汉学家卡林顿·古德里奇、欧文·拉铁摩尔。作者有机会能参加一系列‘青年汉学家’会晤（1954年在达勒姆，1958年在帕多瓦，1959年在剑桥，1964年在波尔多，1965年在利兹，1970年在斯德哥尔摩，1988年在魏玛）”。
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特级研究员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ére）撰写的纪念文“EACS Scholars in Memoriam—Yves Hervouet”称：伊维斯·埃尔武埃（汉名吴德明）于1999年1月29日去世，终年77岁。后退到1948年，他曾是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创始人之一，那时一伙友好的研究中国的欧洲青年对久建东方学家会议的保守气氛极不满意，倡议按照他们拥有的手段组织有序的学者集结或者另外的欧洲汉学中心并着手共同计划。1974年埃尔武埃与其他同行再次倡议启动把苦脑的青年汉学家会议改组为今日的欧洲汉学学会并于1976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1976-1982年间他曾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

(二)   XXV届欧洲汉学大会

到2006年9月止，欧洲汉学学会总共主持召开了16届大会。本文以下根据前苏联杂志《亚非人民》和《远东问题》从1977年至2005年见刊登的相关俄文资料，作一鸟瞰式报导，涉及学会成立过程和历届欧洲汉学大会简况。这里需要特别感谢院文献信息中心何培忠、高媛、陈源同志帮助提供有关英文资料。

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库切拉（С.Кучера）在《XXV届汉学大会》一文中指出：1972年汉学家在莱顿会晤后，于1976年9月6日至11日在巴黎召开了汉学大会，第25届会议的特点是首次在欧洲汉学学会的领导下举行的。他写道，欧洲汉学学会成立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首先取决于学术原因——欧洲汉学家队伍的成长和他们的技能的提高；信息交流的客观需要、经验、成果和渴望扩大国际合作。这种合作的有效例子是法文杂志《汉学文献书目》（Revue Bl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关于出版这个杂志的决定是在1995年第8届国际汉学会议上通过的，其第1卷包含有1955年出版的著作之书评，1957年在苏联出版。在这次会议上开始集体撰写中国宋代史（即所谓的“宋计划”），实际工作由巴黎高等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具体实施。

成立欧洲汉学学会的主意，首先是由法国学者在筹备第29届东方学家会议（巴黎）过程中提出来的。1973年7月16日在专门的汉学家会议上预先讨论了这个主意，最终于1975年2月22-23日在巴黎召开的学会成立会上形成了相关的法律与组织形态。有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赞同学会的章程，选举了临时理事会和研究了其他组织问题。学会所在地选为巴黎，不过学会章程并没有排除按理事会的决定把所在地改成其他汉学中心，欧洲汉学学会确定接触那些乐意与其合作的欧洲汉学家，准备召开大会和汉学家的例行会议。

在25届汉学大会期间举行了宪章和总结两个会议。宪章会议上通过组织章程。学会是国际东方和亚洲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Oriental and Asian Studies）的成员并通过它加入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听取和赞同临时理事会领导小组的报告，选出常设理事会。还对关于把欧洲汉学杂志《通报》(T’oung Pao)变成欧洲汉学学会机关刊物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建议得到与会者的支持。这个杂志于1890年由法国人亨利·柯狄尔(Henri Cordier)和荷兰人居斯塔夫·薛力赫(Ggustaaf Schleger)创办，按传统在荷兰莱顿出版。当时的编辑是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荷兰的许理和(Erik Zurcher)。根据章程，会议参加者只能是学会的成员。对于其他大陆学者则是个例外，他们不是学会的成员，也可以参加会议。

在总结会议上，通报学会会员关于学会理事会会议的结果及其通过的决定。学会会长是丹麦的易家乐（S.Egerod）、副会长是苏联的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дковский)和法国的埃尔武埃(Y.Hervouet)，秘书长法国的施博尔(K.Schipper)，副秘书长联邦德国的施泰格 (B.Staiger) 司库法国的卡蒂埃(M.Cartier)。进入理事会执行局的同时有意大利的廖·兰乔蒂(Liooello Lanciotti)和英国的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

与会者声明支持出版《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和保证其按时出版，以便杂志能灵活地阐明出版的汉学文献，意大利汉学家提出1978年在意大利举行下届汉学大会的建议获得通过，因为根据学会章程必需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

在学会的总结会议上讨论了国际合作问题预先研究了大会的各小组会议：文学小组，建议编写出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辞典作为可能的方案，提出题目“个人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图书小组，编出欧洲汉学资源综合目录；宗[FS:Page]教小组筹备《道藏》5500卷各代道教作品（明代收集的分析目录）；艺术史小组，举办康熙时期（1662-1722）的文化历史文献。

在大会过程中，听取了全体会议的12个报告，还听取了小组会议的近20个报告，2次圆桌会议和专门会议，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俗文化与雅文化”（“Culture populare et culture letter”或“Popular and Offcial Traditions in China”）。

作者指出，25届汉学大会对加强欧洲大陆汉学家的联系作出了重大贡献，成立欧洲汉学学会为未来各国汉学家的合作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5年因特网显示，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宣示了欧洲汉学学会的宗旨（The Purpose和a pour）是“尽一切可能促进和巩固欧洲所有学者与汉学研究相关的活动，学会将保证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另外还宣示了欧洲汉学学会22个成员国，它们按英文字母顺序是：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据透露，冰岛现在也有一两位汉学家。

(三)   XXVI届欧洲汉学大会

1978年9月4-9日，在意大利小城市奥蒂塞伊（Ortisei）由欧洲汉学学会组织的又一次会议——15个欧洲国家参加的欧洲汉学大会。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最具代表性。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也积极参加了会议。苏联代表团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И.斯德拉科夫斯基率领。

上几次会议的组织者始终发出邀请中国学者参加这些论坛。不久前中国当局不理睬这样的邀请。这一次，由4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XXVI 届汉学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了解当代中国：问题与方法》(“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a:Problems and Methods”)。但是，与最初一样，在这样的汉学家论坛上，报告和讨论并不仅仅限于已宣布的总标题。不过，多数报告不管怎样都涉及到当代中国的近代史问题。报告的总标题都聚集在四个方面：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考古、文学和语言学。

     （1）“历史与政治”组：联邦德国的特劳策特尔（R.Trauzettel）的报告《了解新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按他的意见，了解中国现实，只有依据社会学的观点，比如西方思想家福乌拉舍、穆尔等人的观点，也提到其他人的态度。他偏重于任何一种理论。最后他的报告得出了悲观主义结论认为，了解中国现代化途径上其过去的结构属性模糊给难住了，过去是封建的吗，觉得这个问题带有争论性的。

民主德国学者彼得斯(G.Peters)和费路(R.Felber)的报告是：《关于50年代中国发展的札记》和《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性了解：方法论思考》引起很大兴趣。前者探讨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问题。后者论述了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态度的方法论问题。报告引起了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解和现实社会主义的争论。

波兰学者斯拉文斯基(R.Slawinski)研究了中国的秘密社会“白莲教”的历史，认为在民间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强调《白莲教演义》这种史料的重要性。

英国学者胡克（B.Hook）分析了中国的最新一部宪法。与过去同类文件相比，认为有异同之处，新宪法标志指中国的政策无疑有转变，什么转变没有回答。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P.Santangelo)专门探讨了历史学题目《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些新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史学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一般政治状况直接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学者现在采取一定步骤阐明世界历史的问题，但史氏断言，学术方面在这种场合下是有限的，因为评价需要科学上所知的事实来证明，但是评价是以二手资料（主要是西方的出版物）而不是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

专论经济问题的是中国学者徐涤新的《贴近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法律》，其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 相互关系，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价值规律、各尽所能原则。他说明变为发达国家的前景，把近年来国家经济落后 责任推卸到毛泽东去世后在内部政治斗争中遭到覆灭的“四人帮”身上。瑞典学者托尔博伊（M.Thorborg）阐述了妇女劳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的作用，她用1949-1978年时期的例子指出妇女在工业、建设、服务领域中急剧增长的积极性，也举了妇女在国家部门就业的统计资料，但认为这种作用不总是同义的。

荷兰学者布卢谢(L.Blensse)论述了1624-1661年对台湾的侵占，另位学者维尔麦耶尔(E.Vermeer)报告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法国工作的意大利代表丹多洛(Y.Dandolo)则是《中国的刑法——欧洲汉学研究的新方向》。

与以上报告中最后一位报告的选题相呼应的是居住在瑞士的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Hulsewe)的发言，他同样涉及中国的考古学。报告人提供了对考古发掘发现公元前三世纪初——秦律的丰富分析。认为这项法律反映了国家自上控制和调解的意愿。其总结论是所发现的律法与汉代的文字规范有很多相同之处。

中国学者夏鼐的报告《中国的最新考古发现》。众所周知，考古学是科学活动中的稀有领域，它没像其他方面在“文化革命”中受到那么大的损害。近年来，积累了历史上各时期从原始公社到中世纪晚期的很多考古资料。他的报告带有幻灯放映，谈到文化相互影响时，夏鼎认为，中国渴望与西方发展联系。

苏联学者В.А.克里夫佐夫博士的报告《古代中国政治意识的起源》分析了政治思想在中国有丰富内容的发展及其派别和特点。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K.Gawlikowski）在《传统中国的战争观念和人民战争理论》中把古代中国的战争理论与人民战争学说作了比较，他发现被毛泽东释为人民战争学说中传播古代观念有很大影响
（2）“意识形态”组：学会理事会秘书长施博尔(K.Schipper，法国)作出了主要报告《古代中国的弥赛亚主义和千禧年主义（千年王国说）》，他详细论述了千禧年主义的历史、思想和组织原则——对产生于本世纪之交中国宗教思想流派极少研究的千禧年主义。

比利时汉学家格林帕（B.Grinpa）在《古代中国的和平思想》中，试图证明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力求在国内建立社会平稳、与外国和平相互关系。最后的论点引起很多听众的疑义。

中国学者丁伟志在报告《儒学的变迁》中阐述了儒学从公元前4-5世纪产生直到本世纪，勾画了它的发展阶段。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对不久前与儒学斗争的政治运动却回避了。瑞士学者克拉默斯（R.P.Kpamers）同样以[FS:Page]《新中国儒学遗产的命运》论述了这个问题。

法国女研究者博德丽(D.Bodri)以《“盐铁论”（前81年）最新解释在中国》考察了意识形态和史学问题。民主德国的莫里茨(R.Moritz)在《传统观念在新中国的作用》也包含这方面的意思。

整个会议显示了很多研究者无疑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这反映了近年来汉学中出现的总趋势。

（3）“语文学组”：由匈牙利学者陈国(B.Csongor)以报告《文学和语言学是了解当代中国的手段》开了头，用选自古典小说《水浒》和《西游记》中有趣的例子深刻解释了中国文字改革。此处还有两个报告：苏联学者В.Ф.索罗金的《40年代末的文学和现实主义问题在中国》和民主德国汉堡的梅薏华（E.Muller）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新选题派的研究——关于撰出文学史的方法论》。前者认为40年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复杂时期，后者探讨了本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与掌握新选题的范围。中国文学家钱种书阐述了当代中国古典文学派作品的研究，但他没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硬推行的那种对古典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苏联学者В.М.宋采夫博士专门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探讨同音异议性结构和区分不易区分的句法现象，同时对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的句法理论含有批评意见。联邦德国华人学者陈天目（音）论述了中国语言中的语法。法国年轻女研究者帕里(M.C.Paris)研讨了古汉语问题。英国约克的学者洛(P.C.Lowe)和联邦德国华人学者关愚谦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语言方案问题和教授外国学生汉语方法论研究问题。

苏联学者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其中提出报告的有：法学博士Л.М.古多什尼科夫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哲学博士В.Ф.费奥克季斯托夫的《古代儒学的唯物主义倾向》；语言学博士Л.З.艾德林的《论中国文学的科学观的发展（20-50年代）》；哲学博士 М.Е.施奈德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在中国》；С.А.马尔科娃的《新中国诗歌史论》；语言博士М.В.索夫罗诺夫的《唐古特文字的语义结构》；经济学博士С.А.科诺瓦洛夫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问题》。苏联汉学家的这些报告以及专著和论文证明我们的研究最广阔的领域、科学的论据性和客观性，因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在会议过程中，欧洲汉学学会举行了全体大会，经新选理事会批准，对章程作了一些修改，理事会没有大的变化，执行局成员：会长易家乐（S.Egerod）、副会长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和埃尔武埃(Y.Hervouet，吴德明)，秘书长施博尔(K.Schipper)，米·卡蒂埃(M.Kartie)的位置由克拉默斯（R.Kramers）取代。

据当时报导，欧洲汉学家学会共有个人和团体成员共323位，其中123为来自法国（学会领导机构所在地），74位来自联邦德国，72位来自英国，26位来自意大利，19位来自荷兰。苏联只有1个团体成员位置（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6位个人成员。大会上曾建议大量吸收团体成员以巩固学会的财政基础。XXVII届欧洲汉学大会将于1980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负责人是克拉默斯教授。

（四）  XXVII届欧洲汉学大会

欧洲汉学大会例行大会于1980年8月31日至9月5日在瑞士苏黎世市（Zürich）举行。这是欧洲汉学学会领导的第三次会晤，它是由苏黎世大学东亚学院(Ostasiatis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at Zurich)组织的，该学院也是瑞士唯一的汉学中心，其主任任克拉默斯(R.P.Kramers)，荷兰汉学家，多年在苏黎世工作，1979年出版了《孔子：被废黜的中国圣人？》(Konfuzius-Chinas entthronter Heiliger?)。大会的计划具有科学和组织双重性质，其总题目是《中国：发展与变化的连续性》(China: Continuity and Change)，计划研究在艺术和考古学、历史和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文学和语言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中国与现状中国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但是，议题限制了报告的内容，故其中部分与此没有直接关系。

学会共有374名成员（包括团体成员）。他们中有近140名参加了会议，人数最多来自联邦德国（36）、法国（18）、瑞士（15）和意大利（13）。非欧洲汉学以美国和加拿大各一人为代表，以及有2人（翟同祖和黄烈）组成的代表团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代表团共5人：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В.А.克里夫佐夫、В.М.宋采夫、В.Ф.索罗金、И.В.沙巴林，同时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

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文学、语言学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30个报告。此外，有些报告以书面形式散发，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烈的报告《论中国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

大部分报告用来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有两个报告专论古代：莫斯科库切拉的《台湾过去考古学的一些问题》；剑桥鲁惟一（M.Loewe）的《马王堆三号墓中的抄写本》。第一篇报告中探讨了中国和外国的考古学家在发现台湾原始民众迁徙遗迹和石器时代岛上住民方面的新成果；第二篇报告记述了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51件包含有哲学、历史、宗教和其他作品内容的帛书，还有3幅图。

关于中世纪史，也宣读了2个报告：丹麦奥尔胡斯的格梁（E.Glian）的《宋代的国家与手工业者》，意大利威尼斯的斯卡尔帕里(M.Skarpari)的《关于15世纪在坎顿（Conton）发现的威尼斯银币》。第一个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说政府（三司）对公开作业的资金供应在增长。第二个报告的作者推测这枚银币是通过中介作为奇物而非支付手段落到中国的。

有好几个报告对晚期中世、近现代中国历史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丹麦哥本哈根的利特鲁普(L.Littrup)在《明朝和清初年代的地方行政当局》中指出，“官僚”一语未必适合描述中国行政当局，认为比较适合的定义“通过分包人的行政机关”(administration by subcontractors)明代县一级就是“里甲”，这延续到清初。中国学者翟同祖在《清律的继承和变化》中阐述了明代法律对清代初期有影响，他列举了万历年间（1573-1620）和从清康熙到同治年间（1662-1874）历代情况。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问题论述的有荷兰莱顿的维尔麦耶尔(E.B.Vermeer)的《农业的发展，居民和关中的资源；1935-1980》、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计划和现实》、瑞典乌普沙拉的托尔博伊（M.Thoborg）《继承和变化：中国在20世纪城市妇女就业保障的政策》。维尔麦耶尔指出，陕西省虽有着长久的农业历史，尤其是其干旱的高原，是中国相当落后的地区。比如，在土地改革时期，可以重新分配的只有8-10%，因为省内几乎没有富裕农民、地主。1949年年间，该地区的居民翻了一翻，平均纯收入（按人口计算）从1956年的65-75元增长到1978年的97元。在作[FS:Page]者研究的10个县中，只有7%的居民住在城里。很多县在荒年（如1978年）靠国家的粮食供应，所以，按作者意见，关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基于采煤、破坏农业和旅游。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认为，由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期违反了客观规律和民族利益，中国经济处在危机状态下，所以一方面通过“四个现代化”来强化经济是客观的需要，但另方面，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确定的任务不解决中国经济主要迫切问题（农业、手工业、居民就业）于是继续军事化方针仍然将使经济衰弱。他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政治和经济现象和倾向后，认为中国需要长期的，科学论证了的计划经济，符合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首先顾及到经济而非军事或政治的民族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发展与邻国的合作才是有益的，托尔博尔伊在研究官方文件，报纸（特别是地方的）、会议材料等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在城市妇女就业方面的政策，她指出在意识形态范围对这个问题态度没有变化，但对其解释在现在的宣传上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作者提出了如下分期：1958年“大跃进”以前，宣传鼓励妇女留在家里，而在“大跃进”时期刺激她们参加生产；在60年代初出现了回归原来的政策；“文化革命”和反对孔子运动带来又一次变化。毛去逝后，尽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妇女的劳动权利并没有再遭到怀疑，她们在任何场合下都留在劳动市场上。她最后说，在过去的 30年妇女的地位有了本质的好转。

最后有两个历史性报告，首先是苏联学者В.А.克里夫佐夫《中国政治中的谋略性：传统和当代》中指出，在很多中国古代作品（《管子》、《荀子》、《孙子》、《春秋》、《史记》、《汉书》）记载了各种奸计、手段、阴谋（计、谋、算、策）等。运用这些是自古以来中国军事和政治理论与实践所特有的。它至今还是这样的。作者认为“文化革命”和40年代开始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向美国是毛泽东这种政治的主要表现。

其次是联邦德国汉堡的许翰为（H.-W.Schutte）《历史学教条主义的形成与破坏：关于分期的争论一事》试图回答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理论在中国起了什么作用，谁负责实施教条主义，谁在其形成中做了贡献和为什么？许翰为把理论区分出以下阶段：1950-1957年——争论的第一阶段，确立官方分期的开始；1957-1958年——中止辩论，教条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的结果；1959-1963年——争论的第二阶段，最终确立官方分期；1963-1971年——第二次停止讨论，1972-1977年——确立官方分期，严格教条主义阶段；1977年后，新的辩论。作者把教条主义的观点与郭沫若的名字联系起来，认为恢复1958年和60年代中期被破坏的继承性是现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文学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对此论述的报告（按发言顺序）有：苏黎世的冯森格尔（H.von.Zenger）的《关于蜮——河鬼。从“诗经”中的射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射影形文学》；布拉迪斯拉伐的多列扎洛娃(A.Dolezalowa)的《当代中国剧本中王昭君的新形象》；汉堡的关愚谦的《近三年来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趋势》；莱登的哈弗特(L.Haft，汉名汉乐逸)《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文学现今地位的一些意见》莱顿的伊维德(W.L.Idema)的《朱有炖，刷本前言》，В.Ф.索罗金的《鲁迅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辨证联系》；华沙的斯拉文斯基(R.Slawinski)的《王维及其论山水的原则》。

冯森格尔指出，蜮，河鬼，古代中国神话人物的名字，也称射影（他含沙射影，或人影在水中，致人命，甚至死）已在《诗经》中有反映，更晚出现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政治响声，成为“文化革命”期间那些受迫害者的定义，最后成为其批判者的定义。

多列扎洛蛙试图不仅显示今活着的中国大剧作家曹禺于1978年发表的话剧刻画了女主人翁王昭君的新特点（在他那里，她自愿嫁给匈奴汗并和他生活幸福，但是按传统，她是由中国皇帝决定嫁给他的，其生活在匈奴人中对她来说是个悲剧），而且解释这种现象。按她的意见，这用王昭君在内蒙古居民中受欢迎来说明，在那里拜访她陵墓的经常有人流，当局渴求树立“现代的王昭君”，以加强“国家北部边疆”。

关愚谦用中文宣读了自己的报告，对自1917年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作了分期，他强调“四五”运动、毛泽东去世和消灭“四人帮”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出现新趋势的动因，尤其是暴露文学和伤痕文学。

1979年9月-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让荷兰的汉乐逸（L.Haft）能就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作出许多观察。他指出，加紧培训学习外国语和文学的学生（经常吸收外国教师），发表西方作家的作品，组织学术会议等等。同时，感到十分缺少原本资料和大学教科书，没有最终确定训练学生的计划，出现对西方文学有简单化的态度。

伊维德转向朱有炖（1379-1439）的创作，因为这是为自己剧本写过前言的第一位中国剧作家。他在前言中解释道，他为什么要写，赋予剧本何种意义，对艺术作品提出了什么要求。朱有炖突出了几部作品，每部都有其功能和对作者与世界的态度。这样一来，伊维德把朱有炖评定为理解这种体裁复杂性的作家和剧本理论家。

В.Ф.索罗金集中注意了鲁迅对中国中国文化遗产态度的问题。他指出，作家的观点变化了，但在此基础上总是以理解或感到批判接受传统和建设新的革命文化之间相互关系必然性。完全意识到现在与过去的辨证关系表现在鲁迅在上海创作时期。

斯拉文斯基（R.Slawinski）将自己的发言用于论述唐代著名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之祖王维（699-761）上。报告的主要部分是翻译王维专门论述写生画术问题的《山水决》和《山水论》。译文用的是法文，大会以英文为主，现很少用法文、德文，在不久前起用中文。除了译文外，还说了一些关于王维及其创作的一般意见。简述了他的生平经历，最后评价他的思想。

语言学报告的名称通常揭示其内容，所以仅限于对它们作品列举：巴黎的简者皓（音）的《中国的行政当局控制：“监察”、审查（Controle）、检查(inspecton)或检察机关(parguet)？》；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G.Mmalmqvist)的《符号“其”在《左传》中的功能和涵义》；В.М.宋采夫《关于在汉语中词法成分选用问题》；巴黎的帕里(M.C.Paris)《分类者在汉语中的功能》；莱顿的别尔格(M.van der Berg)《台北的五集市语言》；苏黎世的加斯曼（汉名高思曼）(R.Gassmann)《古典中国语言与英语中的变化性句法：发生器的再生(Regenerating the Generator)》。

两篇宗教哲学性报告组成了最后一组：莱顿的许理和(E.Zurcher)《[FS:Page]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文字证据述评》和波恩的宾格尔(I.Bünger)《新儒学概念“克己”的范围——心理性的、政治性的或宗教性的？》。第一个报告的作者大体上同意这种意见，即公元1-5世纪时期的宗教道教在佛教的影响之下，认为然而这样的断言是不完备的，如果不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规模和势力的话，在分析近120部道经中的佛教成分的基础上的，他打算回答许多本人所提出的问题，同时突出三种水平的借用词：形式化的、最起码的（词语和方式）；概念性的（孤立的术语和说法）；综合性的(borrowed complexes)——思想和实践，“学理性聚集(doctrinal clusters)。按他的意见，佛教的影响很清楚，深刻表现在第三种水平上。

宾格尔认为，在分析概念“克己”时，必须细心区分它在文化中的一般应用（自制的宗法家家庭、祖先有好处），而现在则是克己奉公（见范晔《后汉书》第4卷——引者），对社会有好处，其意义在宋代新儒学中。后者这被理解为用一种自我检查的方法通过深思熟虑来实现“理”的先决条件。从积极形式上，这是对给义、理、礼、仁带来害处的一切自私动机的监控。

科学组织问题也在学会会议上审查了。向会员们通报了欧洲汉学学会领导下提出了三大项国际科学计划及其实施过程。第一项称《中国的国家：思想和现实》，负责人是施拉姆(R.Schram)。现在计划中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经济方面：国家的经济作用的中国观念、国家及其机制在国家等经济中的意义。这些问题将于1981年9月举行的会议来讨论。第二项计划是探讨当代（20世纪）中国文学，目的是发表多卷本关于作者及作品的百科性手册，负责人马悦然(G.Malmqvist)。第三项计划是《道藏索引》，由施博尔(K.Schipper)领导，将对确定作者、道教经书成书时间、他们所属教派、复原经文、内容分析等。道藏成书于明代（1368-1644），有5500卷。不太大的科学计划可以把它称为西汉欧学藏书概貌，计划传播关于在欧洲学习汉语的调查表。此外，欧洲汉学学会开始出版《报告与报导》，决定停止把著名杂志《通报》当作自己的机关刊物，为的是对非欧洲学者不关闭门路，又使协会会员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

与会者听取了和讨论了会长易家乐(S.Egerod)、秘书长施博尔、司库克拉默斯(R.Kramers)的总结报告。从24人中选出学会新的理事会，随后组成了执行局。入局的有8人：会长马悦然，副会长吴德明(Y.Hervouet)和В.Ф.索罗金（苏联），秘书长施博尔、副秘书长斯泰格(Brunhild Staiger，汉堡)，司库利特鲁普(L.Littrup)；成员：费路(Roland Felber，民主德国)、兰乔蒂(L.Lanciontti，那不勒斯)。大会起立默哀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lgren，1889-1978)；法国汉学家戴密徽(Paul Henri Demiévill,1894-1979)；德国汉学家福克斯（Walter Fuchs,1902-1979）；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éek,1906-1980)。荷兰的何四维(A.Hulsewe)、苏联的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和英国的塞蒙(U.Saimon)成为学会的荣誉学会会员。还确定下届大会地点和时间——剑桥(Cambridge)和1989年7月，深深感谢本届大会的组织着克拉默斯(R.Kramers)和迈恩贝格尔（汉名麦恩北）(N.Meienberger)。

有趣的文化计划促进了大会有效的科学与组织工作，以及坎顿、城市和大学当局所给的热情招待。

（五）  XXVIII届欧洲汉学大会

1982年7月5日至9日，在英国剑桥（Cambridge）召开了第28届欧洲汉学大会。苏联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其成员组成是：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通讯院士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代表团团长）；经济学博士В.И.沙巴林；历史学博士В.А.克里夫佐夫；语文学博士В.М.宋采夫；法学博士Л.М.古多什尼科夫；语文学博士В.Ф.索罗金；经济学副博士В.П.洛梅金；远东研究所室主任А.Н.别斯科达罗夫。

根据欧洲汉学学会委托，这次大会由剑桥大学东方系鲁惟一（M.Loewe）博士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组织的和在纽奈学院进行的 。

大会的参加者——代表和观察员共有140人，比上次苏黎世大会的人数略多点，不过少于近10年来的平均数，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为16-20人 ，来自荷兰、瑞典和瑞士为5-7人，来自丹麦、挪威和比利时为2-4人。来自这些国家的观察员为15-18人。此处还有来自美国以及台湾和香港一些人。

与苏联学者同时，来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3人，保加利亚2人、匈牙利1人。来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位研究人员。

开会期间，按考古学、现代文学、中国的国家、道教、当代文学组总共举行了6次全体会和12次会议。大会组织者计划主要举行全会，但这急剧限制听取报告的数量。这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听到所有的报告，包括一位苏联代表团的（В.П.洛梅金的报告《西方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大会组织者的另个意图——每天晚间安排会议主席评论所听报告的总结。首先，这就缩小了与会者之间直接接触和讨论的可能性；其次，报告选题范围大使他们的熟练分析变成极为困难提议采用方法。

在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上总共听取和部分讨论（常常是没时间讨论）了42个报告和学术组织性通告。第一次全体会议几乎全部（开幕会上欧洲汉学学会会长致贺词）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的发言：李学勤（考古研究所）教授谈了近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最初宣布的报告是局部选题——论东周古王国首都的发掘工作，他断言中国的文明是比较古老的和囊括了比至今所承认的还要大的国土。）

关于中国学研究现状的报告有唐韬（中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提出的，其特别注意到“文化革命”前相比研究的范围大和选题多样性，尤其强调对本世纪上半期那些作家的态度变化，过去他们被当作反动意识形态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传播者来批判。关于蒋介石制度下的公认活动家胡适，唐韬说他是对2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作出贡献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另一报告（以书面形式散发）——论外国思想交流派对树立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的影响，唐韬提到俄国经典作品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不过叙述是建筑在西欧资料上的。

大会参加者的三分之二的发言是阐述中国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考古学、文学和艺术的各种问题的，这说明欧洲汉学学会的“古典”汉学发展倾向相当稳定。

同时，在西方汉学家的某些报告中，公然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尤其是关于俄中关系问题，西德汉学家库富斯（P.Kuhfus）博士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