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数百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我们对其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

    ●在汉学史研究领域尤其要克服立竿见影的思想，要准备做中长期的研究打算，从目录学的研究做起，先了解别人千百年来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而后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

    汉学的称呼有一度被中国学所取代，但近年以来，汉学再度成为热门的关键词，汉学史研究也成为一门时尚的学科。而就目前的学术成果而言，中国学或者中国研究似乎是偏向当代，比较偏向实用，而汉学与汉学史研究则较着重于古代与近代，比较偏向于纯学术性。提倡当代偏向实用自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古代与近代，忽略纯学术性的研究就不一定合适了。

    对于中国历史如何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有什么规律性，在过去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符合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论。但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也有与过去不同的看法。在这当中，我以为汉学史研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我们过去只从自己的历史文献中来了解世界与中国，或者说只从自己的文献与实际来认识自己。但汉学史研究却让我们了解到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这是好的传统，但却只是以自己的历史为鉴，既不了解别人之史，也不了解别人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乾隆皇帝拒绝与英国进行贸易时，所依据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原不需与洋人互通有无。但这种认识十分片面，因为他既不知对方的实情，也不知对方对我方的认识程度，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完全认识中国本身，这种盲目性的严重后果在半个世纪以后就显现出来了。

    近年以来，许多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的著作行世，如《白银资本》，如《大分流》，提出许多我们过去未曾想到的观点，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这些观点，我们却必须正视，因为这对正确认识我们自身的历史有促进。同样，对于16世纪以来，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与商人所写的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有多少我们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越是早期，这种研究越是薄弱。因为我们首先就缺乏多种外语人才，而擅长外语又兼通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以至《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是日本先于我们翻译出来，而且比我们二十年以后才译出的本子更出色。又譬如五卷本的西班牙文的《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史》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至今无人翻译，甚至知道的人还不多。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们历来太注重现实太注重应用性的研究，而于学术性的研究，尤其是纯学术性研究却常被冷落。

    表面上看来，这些纯学术性的研究并不紧迫并不重要，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如果说在过去，我们由于国力不强，学术研究队伍较小，学术研究经费有限，因而不能过多从事纯学术性研究，只能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解决一些实用性的问题，那么在当前学术环境已经改善，学术队伍已经比较壮大，研究经费已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过去那种简单而且比较表面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外国人的记述结合我们的历史文献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完整的面貌。例如，外国人对于广州的记述，数百年来何止千百，但被利用的又有多少？我们对于16世纪以来广州的发展变化又实际上了解了多少？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广州是必须从内部与外部同时来认识的，在这方面汉学史研究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从大的方面说来，汉学史的研究应该至少由两方面所组成，一方面是研究历史上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这包括在他们的各种类型的著述中；另一方面是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这包括古代与近代汉籍在外国的传布研究与对外国(主要是东亚)人用汉文写成的汉籍的研究。高等学校与高等研究机构应该吸引有志作这类纯学术研究的人才，准备作比较长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有计划地将16世纪或更早时期以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一切观察、记述与研究的正式著作、稿本、书信、日记，包括文字与图象，无论完整与片断都搜罗殆尽，并将外部世界所藏的中国汉籍，以及东亚国家以汉文写成的著作都进行详细的调查(因为后两项书籍表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同时进行有计划的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许多外国人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例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就已经将伯希和所编辑的梵蒂冈图书馆汉籍目录重新加以增订，并且对意大利所有图书馆所藏汉籍进行逐馆的调查，荷兰学者高柏也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调查欧洲的汉籍馆藏情况，以便将来编纂一个统一的欧洲各图书馆汉籍馆藏目录。韩国学者则不但将明清两代朝鲜使者来到中国所写的《朝天录》与《燕行录》编辑为一套丛书，而且已经将所有古代朝鲜学者所写的汉文文集汇为一部超大型的文集出版。

    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数百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我们对其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所进行的汉学史研究所利用的只是这个宝库中的很小一部分材料而已，而且是其中的常见的已经正式出版的英文著作与部分档案资料。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以及法文、德文资料我们用了多少？书信日记我们又利用了多少？十九世纪伦敦会传教士的书信早有缩微胶片出版，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过，原因是辨识笔迹需要花费相当的功夫，当然国内图书馆购买这些胶片的单位太少也是影响其利用的重要原因(最近国内已经有出版社注意到这类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准备将美国外交档案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影印出版，我们希望这种工作能够上延到至少16世纪)。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前的学术氛围过于急功近利，不但是个人如此，即使高校与研究机构亦如此，只希望在短时间里造成可展示性成果，而不提倡作沉潜的细致深入的研究。我以为在汉学史研究领域尤其要克服立竿见影的思想，要准备做中长期的研究打算，从目录学的研究做起，先了解别人千百年来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而后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汉学史研究应该成为另外一部通鉴，用它来照看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文章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