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9-13 16:05:49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12年第6期
《中国政治学刊》2011年1月号刊登了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主席、旧金山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白永辉（J.M.F.Blanchard）题为《中国新长征之中国跨国公司：西方研究文献述评》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激发了大量研究者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兴趣。尽管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但它们还是没能充分地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尤其是没有充分衡量政治与经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程度孰轻孰重，政治因素对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跨国公司对投资东道国、国际体系或是中国与第三方关系的政治影响。这篇文章通过回顾西方的文献，介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信息，分析了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时出现的两大主要的理论派别，并指出了二者存在的不足。
导论
一直以来，中国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引人关注。这不足为奇。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高达5680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却不足30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的投资……涵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那么长期忽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是毫无道理的。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逐步从2005年的572亿美元、2006年的73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700亿美元，这些数据愈加引人注目。
西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激增。尽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主要由商界学者所进行的，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真实信息，从宏观经济和实证的层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现存的文献还是存在局限性。突出问题就是分析人士未能从政治维度来系统、全面、理论化地探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鉴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需要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维度。而且，中国跨国公司的各项举动会引发多种政治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第三国关系的影响、对投资东道国政府透明度的冲击以及对不同国际政体间的国际经济体系、环境、人权、扶贫政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
围绕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诸多质疑。中国政府与市场在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形式和区位分布时孰轻孰重？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在境外，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经营的引导有多大？特别是中国政府会关注中国跨国企业在环境、劳动力和社会方面的表现吗？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于投资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评估、抵制或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对抗，中国的政治立场又会是怎样？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中国良好对外关系的开始还是结束？
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们有诸多理由来探究上述问题。其一，这些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那些促成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海外表现的变量；其二是这些考察可以提供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乃至全球化的政治影响的信息。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东道国似乎也决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干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从中国的经济规模、经常项目顺差以及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中可以预见到，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新生事物，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迅猛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结果。
1985年，中国在国外的投资额仅有1.31亿美元。尽管中国仅在10年时间内就使这个数字飙升到158亿美元，但中国从1985年到200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总量仍然低于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甚至不到日本对外投资额的1/10。然而，在1990年到2000年间，一场旨在储备自然能源、品牌和技术的浪潮，利用中国低成本制造的相对优势将中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推向了新高度，并引发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和东道国数目的骤增。到2001年，中国公司掌控了3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从2001年到2003年，年平均投资流量再一次从1991年的23亿美元跳跃发展到2000年的37亿美元。由此，到2003年底，中国对外投资额累计达到370亿美元。尽管这只是相当于日本对外投资存量的一小部分，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更小的一部分，并仅仅是新加坡的一半，但这个数字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额。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分别是令人震撼的93%和26%。尽管是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总存量还是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巴西、俄罗斯等“伙伴”。
到2006年，中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61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了32%，远超于上述提及的1991年到2003年的年平均纪录。即便在此浪潮下，到2006年年底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总额仍不及中国一年内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在那一年中的对外投资也少于印度和南非。中国在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甚至不到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1%，仅是美国投资存量的3%，约是俄罗斯的62%，和新加坡对外投资存量相当。虽然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在持续增长。2007年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65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总额高达1179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攀升到559亿美元，投资存量总额达到1839亿美元。
从1979年到2002年间，中国公司的资金大多涌入发达国家，其中62%的资金涌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在加拿大、美国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从1991年占投资总额的69%锐减到2001年时的33%，而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则从10%增长到31%。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通讯业、制造业、资源开发、运输和配送等产业。尽管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多集中在资源开发产业，但这并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唯一方向。
尽管中国在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集中于东南亚，但其目标已是全球。当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由于地理原因而大量集中，其中亚洲占63.9%，拉丁美洲占26.3%。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分布为香港占51.8%，开曼群岛占9.92%，英属维京群岛占7.08%，加拿大占3.9%。到2008年，在香港的投资额占69.1%，南非占8.6%，英属维京群岛占3.4%（还有对澳大利亚和开曼群岛的大量投资）。
笔者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官方数据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提供，无法保持统一。而且，官方数据无法（不能充分地甚至是完全不能）涵盖无需获得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这些对外投资包括有些公司规避了注册程序的投资、由留存收益所出资的投资、出口收益或是借贷。最后，官方数据将一些流出本国但却不是对外投资[FS:Page]的资金误算为对外投资流量。这些“绕圈”钱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投资者先把这笔钱放出去再收回来，这样就可以取得“对外”的资格并利用这种资格获取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数据的质量，这些数据不是来自调查，而是源自那些投资的第一流向地而非最终流向地的公司所提交的信息。尽管多方报道中国的跨国公司在非洲、中亚及南美洲的投资数量激增，但多年来官方数据显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情况基本毫无变化，这才使得问题突显出来。事实上，官方统计将香港和加勒比避税港说成是绝大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流向地。
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头理清这些数据。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开始利用商业资料库的数据，这其中包含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易的多种类型，其中有收购、整合以及管理并购，这就为我们了解中国的跨国公司如何通过香港的投资载体来进行操作提供了途径。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也无法提供那些不用披露的交易或是管理层不允许披露的数据信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
长期以来，在调查研究中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角色，各方各执一辞。一方（“政府操控”论）认为：“对外投资的区位及行业的选择不仅仅是企业出于市场角度考虑来决定”；另一方（“企业自主”论）则主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政治动机转为商业动机，中央政府已经让位于地方政府，到了现在，更是让位于企业为主导。”
在“政府操控”论一派看来，中国政府决定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个阵营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是盈利极高的国有企业”或是国家部门或市级机构握有多数股权的公司。第二，据此阵营称，一些诸如中组部的部门常常任命中国跨国公司的主管。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动用职权，在没有和其他持股人商议的情况下更换了中国排名前三的电信业的高管。他们还进一步评论说，中国的许多企业高管都是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此阵营特别列举了很多中国政府向跨国企业发号施令的例子。
另一个导致很多人认为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因是政府总在不断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政策氛围。就在中国改革的序幕拉开不久，中国政府就逐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中国国务院颁布文件，将指派中国公司建立海外业务作为开放经济的13项政策之一。6年之后，经贸部即现在的商务部发布新规，批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日益放低了政府审查的门槛。
在接下来的13年间，政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政府推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来获取资源和先进技术，增加外汇收入，扩大出口。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还影响了中国公司的资金流入的目的地。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和中共的十四大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动力，这些都是高层对改革开放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后来的六年中，政府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避开外国的贸易壁垒，因而由最初的宽容态度转变为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在放宽和下放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权的同时，也在外汇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尽管确立了新的立场，后来中国政府还是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和财政亏损而不得不加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刺激政府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政府指导企业专注于对外直接投资来增加出口。基本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前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控制了中国若干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到中国“入世”的驱动，中国政府将“走出去”战略作为“中国迎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四个重大发展战略之一”纳入第十个五年计划。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简化程序、增加外汇储备、给予公司选择筹资方法的灵活性等措施鼓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将“走出去”作为“四个发展战略之一”实施两年内，中国和10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议。在2003年底，中国副总理吴仪指出：“我们将会积极扶持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并努力为之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2003年之后，为了符合总方针，中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希望能够建立起在《财富》杂志排名500强的跨国公司，并保证其能源安全。这些新措施包括颁布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导方针、发布对外直接投资机遇的信息资料、对投资国家能源的企业给予补贴、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此外，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审批3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到2004年，中国商务部停止修订一切提案，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
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政府继续以专题研讨和信贷的形式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主要决策者们也明确表明中央政府的继续支持的态度。2007年，中国宣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的支持政策，更加强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2009年，中国商务部将对中央政府对特别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监管的门槛提高到1亿美元。商务部还要求各部门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支持。2009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放宽对国外项目的外汇管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并取消一批审批手续并简化其他手续。
除上述之外，政府操控论的拥护者强调指出了中央的优先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和行业分布之间的关联。在他们看来，由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护本国的自然能源，所以毫不意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基本上都是世界上能源富足的地区。而且，从这几十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影中可以看出，这些能源富足地区也欢迎这些投资并积极提供便利条件。最后，由于中国想在企业的价值链上有所提升，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都集中于先进的技术、著名品牌和制造业的专有技术，就毫不为奇了。
与“政府操控”论相反，“企业自主”论则强调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有着许多的经济元素。在企业的动机方面，他们指出，中国的跨国公司需要学习管理经验、获得市场准入和走向多元化。中国企业走向国外是为了从“更好的投资环境”中获取利益，而且还可以避开制度的约束，并可以利用中国政府的激励措施。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有众多力量在支持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发展，这其中包括飞涨的国家外汇储备、高存款利率以及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外汇储备方面，在2009年6月，中国已有2.1316万亿美元的储备。高存款利率方面，中国的个人和企业都享有很高的存款利率，这使得银行存款高达数万亿元。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极其显著的增长。不单单是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就连国有企业对创业的改革、学习和支持也创造出一大批能力卓群（尽管仍需提高）的经理人和厂长。
在区位因素方面，中国公司进驻海外的原因中特别值[FS:Page]得注意的就是它们要打入新市场。中国公司走出国门给了它们进入到之前从未开发过的市场的机会。这也让中国公司有机会切入到那些可能会因为国别或地区贸易壁垒而拒绝它们的市场。举例来说，海尔、TCL、华为这些公司在美国和欧盟地区投资就是在日渐上涨的非关税壁垒中获得准入。另一个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有关的区位因素是，通过海外投资可以使得中国公司从过度饱和且高度竞争的国内市场走出多元化道路。
对外投资还给予中国公司以区位优势：通过并购外国公司，中国公司很快就在投资地获取到销售和分销网络，这是以前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2001年，TCL就是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买下欧洲施耐德公司。后来还是这样的想法促使TCL斥资520万美元与欧洲电子产品生产商汤姆逊公司合作，这样TCL不仅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也有了自己的经销网络。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让中国的跨国公司购进的都是有形资产，尤其是原材料。寻求资源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公司自身对外投资的重点。能源交易在自然资源并购领域中格外突出。中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仅关注能源资产，它们还在寻求一些非能源的自然资源，如铜、铁矿石、森林及海洋捕捞。这些动因驱使中国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缅甸和秘鲁这些国家进行投资。
很明显地，对外直接投资使中国公司将投资带来的优点不断内在化。这些优点都是一些非自然资源的有形资产——知识产权、设计中心、管理知识、质量控制体系、市场营销体系。举例来说，中国的电子公司——上海广电集团在美国的管理梯队就学会了市场营销、质量控制和产品设计才能。由于中国公司在发展这些能力方面的欠缺使得这些收获格外诱人。即使中国的跨国公司内部有能力发展这些，那也要耗费太多的时间、人力和金钱。
美国在1979年到1991年间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国，在1997年到2002年间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国，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公司想要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体系。在这种驱动之下的另一案例就是1988年首钢集团购买了加利福尼亚的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从而学习到麦斯塔公司的轧钢和铸造设备技术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如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和上述的TCL对汤姆森的投资。
在企业内化方面，购进“品牌”成为促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诱因。中国的跨国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购买品牌分得已被他人占据很久的利润蛋糕中的一大部分。此外，它们还觉得品牌优势可以获得除价格以外的竞争力。与有形资产的案例相似，中国公司很难自主创立品牌，因为它们缺乏广告策划经验和市场营销策略。通过购进品牌，中国公司在观念上可以更快更廉价地塑造起一个品牌。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就是这种逻辑的最好阐释，在联想的收购之后就产生了联想与IBM合作的品牌和商标——“Think”。
再转向“战略优势”方面来看，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占有的有限领域还不足以起到杠杆作用，即便如此，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还是具备实力的，尤其是当它们投资的目的国是发展中国家时。低成本结构是中国公司较之其他公司所具备的一个战略优势。所以，中国公司可以通过以低价来投资利用资产。一些中国跨国公司具备的另一个战略优势是它们可以通过享受优惠利率获得低成本资金。
纵观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多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小型或中型的中国企业在小规模项目、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制造业中发挥着杠杆优势。这种表现的案例有很多：上海自行车集团在巴西和加纳成立合资公司；广州第一卷烟厂在柬埔寨建立卷烟厂；还有上海广电集团在南非建立电视机厂。一些观察员评论说，中国跨国公司的另一战略优势是它们具备可以在制度环境不佳的国家中运营的能力。事实上，很多商业学者甚至认为这些战略优势使得中石油在2005成功地从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中盈利5亿多美元，而加拿大控股的哈萨克斯坦石油集团却无法与哈萨克斯坦政府达成协议。
上述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政府操控论一派认为，中国政府在跨国公司高层的指派问题上、政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政策环境问题上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再结合其他事情，都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这一阵营的代表王要林曾写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行业分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府的考虑。”而企业自主论一方则指出，是宏观经济和商业动机影响着中国跨国公司的行为。与第二阵营看法一致的荣大聂和汉尼曼曾写道：“所谓中央政治局代表要求中国国有企业‘买下全世界’的想法多半是子虚乌有。”
两个阵营的论据都很充分，尽管他们的结论仍有令人质疑之处。比方说，与认为政府操控论的逻辑相左的是，中国的能源企业尽管选择的是战略上的行业，但它们在海外的投资行为是自主独立的。而且，中国实行可调节的对外投资政策就是中国政府对对外投资实行控制的证明，可中国政府往往做得不露痕迹。此外，人们可以说，中国公司接受政府的贷款、市场资讯或调查其实是表明中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目的而让政府为它们服务而非受政府操控。
总的来说，两个阵营都有他们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其一就是他们都把中国所有的跨国公司混为一谈而忽视了它们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国有制、准国有制还是非国有制），总公司所在地的差异（中国的跨国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和设在福建所受到的待遇是相同的），或是公司定位的差异。公司定位的差异方面，普遍的做法是将所有的公司都一视同仁。这可能是出于保险起见，为了研究的目的将不相干的中国跨国公司等而视之，但这不能是假设，必须要有经验事实的验证。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阵营都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可能是同时发挥作用。这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上尤为明显，中国政府想要确保获取能源，而中国的能源公司自身又因为有强烈的诱因而去海外获取自然能源。两个动机同时发挥作用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及的南京汽车收购MG罗孚以更快地获取技术、品牌、管理技术、欧洲市场以及销售与分销网络。南京汽车此举也符合中国政府想要打造国家冠军企业的愿望，这样才能使中国跨国公司形成增值链，并将国外的技术技能带入国内。
第三个问题是两方阵营都没能撇开个人的偏好来客观地看待问题。的确，中国政府支持某些对外投资政策，这或许正是中国跨国公司的手段，而非某个决策者出于“国家利益”的预期考虑。比方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化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功地争取到其他公司无法取得的国外投资的特权。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并不能因为公司的高管层宣称政府的压力或引导不是他们对外投资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就得出中国跨国公司自己的选择不重要的结论。政府只是在幕后发挥一些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还需要更细致入微的研究来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因素的了解。首先，分析学家需要对中国跨国公司之[FS:Page]间的差异保持敏感性。同时，研究学者也要更关注那些中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意见相左的案例。尽管很难，但是分析学家不仅可以看出谁的意愿获胜，还能看出在何种条件下一方的意愿获胜。而且案例研究工作还要注意到多重动机共同作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分析学家还应该通过了解不同意愿的根源和程度来丰富他们的研究。
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和经营的政治经济因素
一般来说，很少有著作提及中国的跨国公司作出国外投资的决策背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此，笔者在此概述一下中国政府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所起到的润滑作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已经开始运转之后，对中国政府影响其活动的程度还少有研究。从表面来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让中国政府有了决定中国公司投资方向的潜在动机，因此鲜有中国政府对其跨国公司的立场的表述。
政府操控论一方的研究者强调中国政府作为投资推动者的角色。此外，他们还指出，中国政府在中国与东道国关于双边关系、军售或是国际事务的广泛讨论中将对外投资的谈判套嵌其中。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利用更好的贸易关系、提供援助和在运输、通讯基础设施方面的允诺做诱饵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当然，这些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拓展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关系前景，但其附加利益却是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创造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断言就是如此的策略才帮助中国有机会获取玻利维亚的金矿、菲律宾的煤矿、厄瓜多尔的油田的开采权。
除了这些逐渐扩大的政府的贡献，中国跨国公司还有两个更特别的经济策略为对外直接投资扫平了道路。第一个是经济联接策略，第二则是直接催化策略。前者是，中国政府通过鼓励被援助国接受中国的援助以及与中国的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来将政府开发援助（官方发展援助）与跨国公司相联系；第二条策略是中国政府提供资金保证中国跨国公司达成交易。如中国国有银行提供大量资金（以贷款形式）才使得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同样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给了电子制造商华为公司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支持它的国外投资。
企业自主论一方并没有质疑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支持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而实行的周全而且不断扩大的策略。他们所倡议的是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原因之一是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经常还是要依靠自身这一简单的事实。比方说，尽管中国政府很想保证更多地获取自然资源，但是宝钢集团在巴西想要投资成立钢铁合资公司这件事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很多的帮助；第二，原因是上面所枚举的分散的经济策略有着多重目的，我们不应该总是从促进投资的视角来看待。
关于中国政府参与企业海外经营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想要这些公司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程度。中国政府是否会鼓励中国的跨国公司雇用当地的劳动力，遵守当地的劳动法，或是去迁就工会？中国政府是否会敦促本国公司遵守当地法律，停止恶劣的环境破坏行为，或是为当地社区服务？以及中国政府是否会鼓励转让技术、管理经验或是生产知识？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为培训各类人员提供最新最先进的技术。”
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参与中国跨国公司的国外经营从而支持政府操控论一方的观点。但事实是一定存在的！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在努力消除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产生的负面影响。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发布法令法规鼓励中国跨国公司全面遵守投资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争取做优秀的企业公民。仅两个月后，商务部和环保部又起草法规要求中国的投资者规划影响研究以总结他们投资项目中的环保措施，遵守国际和东道国的环境法。
在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方面，很难证实企业自主论的观点，因为缺乏事实和分析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这样又悖论地支持了政府操控论的观点。因为中国政府的口头禅是绝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正如企业自主论一方的支持者指出的，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确，中国的一位外交部官员曾说：“我们尽力将政治与贸易分离。”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200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需要逐步确保其公司规范化，并为其提供指导方针，让其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进行运营。这就含蓄地指出中国公司缺乏规范、指导方针和标准。
毫无疑问，关于本文问题的相关资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具体的评论。首先，没有分析指出中国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其次，没有研究说明中国在其公司开始国外经营后在影响其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没有任何中国政府阻止其公司在某一国家投资或是为了更紧迫的国家利益而牺牲其公司的案例分析。中国商务部谨慎地认为对外投资的提案“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义务”的看法更是站不住脚。此外，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他们希望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考虑到它们对国家利益的更广泛的影响。
尽管继续研究下去还需要研究者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已成定局后建立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信息数据库，但分析家也不能仅仅关注数据的收集。他们还需要从更严格的概念上来处理各种与文章主旨之下的三个小标题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要避免将所有的中国跨国公司混为一谈的倾向。很显然，中国政府努力地为国有企业营造国外投资机遇、寻求自然资源。但还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实际上耗费了多少精力来支持国有企业在非能源行业的对外投资计划，或是支持非国有企业的主动性。此外，分析家还应该充分阐明因中国政府支持层次的不同，一些公司获得巨大支持的原因。
再来看中国政府对境外中国跨国公司的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家非常需要调查在何种条件下中国政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又是在何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转向激进主义。这些研究都要求分析家在进行分析时能够考虑到中国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第三方、区域或是全球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于将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利益纳入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事，研究者需要认真考虑到利害攸关的利益、对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在特殊的双边关系中，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反映出中国政府营造特殊关系和此关系的程度的重要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政治影响
投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会对中国的看法有何影响？会对中国与第三方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何影响？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家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做了典型的分析，但是仍不系统。因此，我们必须转向那些已经关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别的目的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家的研究，透过表象实质地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对华政策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影响的。在非洲，一些评论员看到中国在非洲强有力的经济介入与非洲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在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立场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之间的必然联系。再看不断扩大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一位分析师推测中国承诺帮助“偏离既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诱惑促使美洲在台湾、西藏问题、泛美开发银行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支持中国。
然而，国际关系理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导论
一直以来，中国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引人关注。这不足为奇。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高达5680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却不足30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的投资……涵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那么长期忽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是毫无道理的。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逐步从2005年的572亿美元、2006年的73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700亿美元，这些数据愈加引人注目。
西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激增。尽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主要由商界学者所进行的，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真实信息，从宏观经济和实证的层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现存的文献还是存在局限性。突出问题就是分析人士未能从政治维度来系统、全面、理论化地探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鉴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需要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维度。而且，中国跨国公司的各项举动会引发多种政治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第三国关系的影响、对投资东道国政府透明度的冲击以及对不同国际政体间的国际经济体系、环境、人权、扶贫政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
围绕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诸多质疑。中国政府与市场在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形式和区位分布时孰轻孰重？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在境外，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经营的引导有多大？特别是中国政府会关注中国跨国企业在环境、劳动力和社会方面的表现吗？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于投资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评估、抵制或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对抗，中国的政治立场又会是怎样？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中国良好对外关系的开始还是结束？
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们有诸多理由来探究上述问题。其一，这些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那些促成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海外表现的变量；其二是这些考察可以提供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乃至全球化的政治影响的信息。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东道国似乎也决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干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从中国的经济规模、经常项目顺差以及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中可以预见到，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新生事物，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迅猛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结果。
1985年，中国在国外的投资额仅有1.31亿美元。尽管中国仅在10年时间内就使这个数字飙升到158亿美元，但中国从1985年到200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总量仍然低于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甚至不到日本对外投资额的1/10。然而，在1990年到2000年间，一场旨在储备自然能源、品牌和技术的浪潮，利用中国低成本制造的相对优势将中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推向了新高度，并引发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和东道国数目的骤增。到2001年，中国公司掌控了3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从2001年到2003年，年平均投资流量再一次从1991年的23亿美元跳跃发展到2000年的37亿美元。由此，到2003年底，中国对外投资额累计达到370亿美元。尽管这只是相当于日本对外投资存量的一小部分，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更小的一部分，并仅仅是新加坡的一半，但这个数字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额。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分别是令人震撼的93%和26%。尽管是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总存量还是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巴西、俄罗斯等“伙伴”。
到2006年，中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61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了32%，远超于上述提及的1991年到2003年的年平均纪录。即便在此浪潮下，到2006年年底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总额仍不及中国一年内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在那一年中的对外投资也少于印度和南非。中国在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甚至不到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1%，仅是美国投资存量的3%，约是俄罗斯的62%，和新加坡对外投资存量相当。虽然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在持续增长。2007年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65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总额高达1179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攀升到559亿美元，投资存量总额达到1839亿美元。
从1979年到2002年间，中国公司的资金大多涌入发达国家，其中62%的资金涌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在加拿大、美国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从1991年占投资总额的69%锐减到2001年时的33%，而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则从10%增长到31%。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通讯业、制造业、资源开发、运输和配送等产业。尽管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多集中在资源开发产业，但这并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唯一方向。
尽管中国在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集中于东南亚，但其目标已是全球。当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由于地理原因而大量集中，其中亚洲占63.9%，拉丁美洲占26.3%。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分布为香港占51.8%，开曼群岛占9.92%，英属维京群岛占7.08%，加拿大占3.9%。到2008年，在香港的投资额占69.1%，南非占8.6%，英属维京群岛占3.4%（还有对澳大利亚和开曼群岛的大量投资）。
笔者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官方数据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提供，无法保持统一。而且，官方数据无法（不能充分地甚至是完全不能）涵盖无需获得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这些对外投资包括有些公司规避了注册程序的投资、由留存收益所出资的投资、出口收益或是借贷。最后，官方数据将一些流出本国但却不是对外投资[FS:Page]的资金误算为对外投资流量。这些“绕圈”钱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投资者先把这笔钱放出去再收回来，这样就可以取得“对外”的资格并利用这种资格获取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数据的质量，这些数据不是来自调查，而是源自那些投资的第一流向地而非最终流向地的公司所提交的信息。尽管多方报道中国的跨国公司在非洲、中亚及南美洲的投资数量激增，但多年来官方数据显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情况基本毫无变化，这才使得问题突显出来。事实上，官方统计将香港和加勒比避税港说成是绝大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流向地。
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头理清这些数据。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开始利用商业资料库的数据，这其中包含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易的多种类型，其中有收购、整合以及管理并购，这就为我们了解中国的跨国公司如何通过香港的投资载体来进行操作提供了途径。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也无法提供那些不用披露的交易或是管理层不允许披露的数据信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
长期以来，在调查研究中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角色，各方各执一辞。一方（“政府操控”论）认为：“对外投资的区位及行业的选择不仅仅是企业出于市场角度考虑来决定”；另一方（“企业自主”论）则主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政治动机转为商业动机，中央政府已经让位于地方政府，到了现在，更是让位于企业为主导。”
在“政府操控”论一派看来，中国政府决定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个阵营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是盈利极高的国有企业”或是国家部门或市级机构握有多数股权的公司。第二，据此阵营称，一些诸如中组部的部门常常任命中国跨国公司的主管。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动用职权，在没有和其他持股人商议的情况下更换了中国排名前三的电信业的高管。他们还进一步评论说，中国的许多企业高管都是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此阵营特别列举了很多中国政府向跨国企业发号施令的例子。
另一个导致很多人认为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因是政府总在不断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政策氛围。就在中国改革的序幕拉开不久，中国政府就逐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中国国务院颁布文件，将指派中国公司建立海外业务作为开放经济的13项政策之一。6年之后，经贸部即现在的商务部发布新规，批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日益放低了政府审查的门槛。
在接下来的13年间，政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政府推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来获取资源和先进技术，增加外汇收入，扩大出口。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还影响了中国公司的资金流入的目的地。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和中共的十四大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动力，这些都是高层对改革开放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后来的六年中，政府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避开外国的贸易壁垒，因而由最初的宽容态度转变为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在放宽和下放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权的同时，也在外汇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尽管确立了新的立场，后来中国政府还是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和财政亏损而不得不加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刺激政府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政府指导企业专注于对外直接投资来增加出口。基本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前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控制了中国若干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到中国“入世”的驱动，中国政府将“走出去”战略作为“中国迎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四个重大发展战略之一”纳入第十个五年计划。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简化程序、增加外汇储备、给予公司选择筹资方法的灵活性等措施鼓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将“走出去”作为“四个发展战略之一”实施两年内，中国和10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议。在2003年底，中国副总理吴仪指出：“我们将会积极扶持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并努力为之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2003年之后，为了符合总方针，中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希望能够建立起在《财富》杂志排名500强的跨国公司，并保证其能源安全。这些新措施包括颁布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导方针、发布对外直接投资机遇的信息资料、对投资国家能源的企业给予补贴、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此外，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审批3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到2004年，中国商务部停止修订一切提案，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
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政府继续以专题研讨和信贷的形式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主要决策者们也明确表明中央政府的继续支持的态度。2007年，中国宣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的支持政策，更加强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2009年，中国商务部将对中央政府对特别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监管的门槛提高到1亿美元。商务部还要求各部门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支持。2009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放宽对国外项目的外汇管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并取消一批审批手续并简化其他手续。
除上述之外，政府操控论的拥护者强调指出了中央的优先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和行业分布之间的关联。在他们看来，由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护本国的自然能源，所以毫不意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基本上都是世界上能源富足的地区。而且，从这几十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影中可以看出，这些能源富足地区也欢迎这些投资并积极提供便利条件。最后，由于中国想在企业的价值链上有所提升，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都集中于先进的技术、著名品牌和制造业的专有技术，就毫不为奇了。
与“政府操控”论相反，“企业自主”论则强调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有着许多的经济元素。在企业的动机方面，他们指出，中国的跨国公司需要学习管理经验、获得市场准入和走向多元化。中国企业走向国外是为了从“更好的投资环境”中获取利益，而且还可以避开制度的约束，并可以利用中国政府的激励措施。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有众多力量在支持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发展，这其中包括飞涨的国家外汇储备、高存款利率以及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外汇储备方面，在2009年6月，中国已有2.1316万亿美元的储备。高存款利率方面，中国的个人和企业都享有很高的存款利率，这使得银行存款高达数万亿元。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极其显著的增长。不单单是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就连国有企业对创业的改革、学习和支持也创造出一大批能力卓群（尽管仍需提高）的经理人和厂长。
在区位因素方面，中国公司进驻海外的原因中特别值[FS:Page]得注意的就是它们要打入新市场。中国公司走出国门给了它们进入到之前从未开发过的市场的机会。这也让中国公司有机会切入到那些可能会因为国别或地区贸易壁垒而拒绝它们的市场。举例来说，海尔、TCL、华为这些公司在美国和欧盟地区投资就是在日渐上涨的非关税壁垒中获得准入。另一个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有关的区位因素是，通过海外投资可以使得中国公司从过度饱和且高度竞争的国内市场走出多元化道路。
对外投资还给予中国公司以区位优势：通过并购外国公司，中国公司很快就在投资地获取到销售和分销网络，这是以前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2001年，TCL就是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买下欧洲施耐德公司。后来还是这样的想法促使TCL斥资520万美元与欧洲电子产品生产商汤姆逊公司合作，这样TCL不仅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也有了自己的经销网络。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让中国的跨国公司购进的都是有形资产，尤其是原材料。寻求资源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公司自身对外投资的重点。能源交易在自然资源并购领域中格外突出。中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仅关注能源资产，它们还在寻求一些非能源的自然资源，如铜、铁矿石、森林及海洋捕捞。这些动因驱使中国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缅甸和秘鲁这些国家进行投资。
很明显地，对外直接投资使中国公司将投资带来的优点不断内在化。这些优点都是一些非自然资源的有形资产——知识产权、设计中心、管理知识、质量控制体系、市场营销体系。举例来说，中国的电子公司——上海广电集团在美国的管理梯队就学会了市场营销、质量控制和产品设计才能。由于中国公司在发展这些能力方面的欠缺使得这些收获格外诱人。即使中国的跨国公司内部有能力发展这些，那也要耗费太多的时间、人力和金钱。
美国在1979年到1991年间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国，在1997年到2002年间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国，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公司想要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体系。在这种驱动之下的另一案例就是1988年首钢集团购买了加利福尼亚的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从而学习到麦斯塔公司的轧钢和铸造设备技术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如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和上述的TCL对汤姆森的投资。
在企业内化方面，购进“品牌”成为促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诱因。中国的跨国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购买品牌分得已被他人占据很久的利润蛋糕中的一大部分。此外，它们还觉得品牌优势可以获得除价格以外的竞争力。与有形资产的案例相似，中国公司很难自主创立品牌，因为它们缺乏广告策划经验和市场营销策略。通过购进品牌，中国公司在观念上可以更快更廉价地塑造起一个品牌。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就是这种逻辑的最好阐释，在联想的收购之后就产生了联想与IBM合作的品牌和商标——“Think”。
再转向“战略优势”方面来看，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占有的有限领域还不足以起到杠杆作用，即便如此，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还是具备实力的，尤其是当它们投资的目的国是发展中国家时。低成本结构是中国公司较之其他公司所具备的一个战略优势。所以，中国公司可以通过以低价来投资利用资产。一些中国跨国公司具备的另一个战略优势是它们可以通过享受优惠利率获得低成本资金。
纵观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多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小型或中型的中国企业在小规模项目、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制造业中发挥着杠杆优势。这种表现的案例有很多：上海自行车集团在巴西和加纳成立合资公司；广州第一卷烟厂在柬埔寨建立卷烟厂；还有上海广电集团在南非建立电视机厂。一些观察员评论说，中国跨国公司的另一战略优势是它们具备可以在制度环境不佳的国家中运营的能力。事实上，很多商业学者甚至认为这些战略优势使得中石油在2005成功地从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中盈利5亿多美元，而加拿大控股的哈萨克斯坦石油集团却无法与哈萨克斯坦政府达成协议。
上述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政府操控论一派认为，中国政府在跨国公司高层的指派问题上、政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政策环境问题上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再结合其他事情，都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这一阵营的代表王要林曾写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行业分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府的考虑。”而企业自主论一方则指出，是宏观经济和商业动机影响着中国跨国公司的行为。与第二阵营看法一致的荣大聂和汉尼曼曾写道：“所谓中央政治局代表要求中国国有企业‘买下全世界’的想法多半是子虚乌有。”
两个阵营的论据都很充分，尽管他们的结论仍有令人质疑之处。比方说，与认为政府操控论的逻辑相左的是，中国的能源企业尽管选择的是战略上的行业，但它们在海外的投资行为是自主独立的。而且，中国实行可调节的对外投资政策就是中国政府对对外投资实行控制的证明，可中国政府往往做得不露痕迹。此外，人们可以说，中国公司接受政府的贷款、市场资讯或调查其实是表明中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目的而让政府为它们服务而非受政府操控。
总的来说，两个阵营都有他们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其一就是他们都把中国所有的跨国公司混为一谈而忽视了它们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国有制、准国有制还是非国有制），总公司所在地的差异（中国的跨国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和设在福建所受到的待遇是相同的），或是公司定位的差异。公司定位的差异方面，普遍的做法是将所有的公司都一视同仁。这可能是出于保险起见，为了研究的目的将不相干的中国跨国公司等而视之，但这不能是假设，必须要有经验事实的验证。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阵营都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可能是同时发挥作用。这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上尤为明显，中国政府想要确保获取能源，而中国的能源公司自身又因为有强烈的诱因而去海外获取自然能源。两个动机同时发挥作用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及的南京汽车收购MG罗孚以更快地获取技术、品牌、管理技术、欧洲市场以及销售与分销网络。南京汽车此举也符合中国政府想要打造国家冠军企业的愿望，这样才能使中国跨国公司形成增值链，并将国外的技术技能带入国内。
第三个问题是两方阵营都没能撇开个人的偏好来客观地看待问题。的确，中国政府支持某些对外投资政策，这或许正是中国跨国公司的手段，而非某个决策者出于“国家利益”的预期考虑。比方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化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功地争取到其他公司无法取得的国外投资的特权。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并不能因为公司的高管层宣称政府的压力或引导不是他们对外投资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就得出中国跨国公司自己的选择不重要的结论。政府只是在幕后发挥一些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还需要更细致入微的研究来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因素的了解。首先，分析学家需要对中国跨国公司之[FS:Page]间的差异保持敏感性。同时，研究学者也要更关注那些中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意见相左的案例。尽管很难，但是分析学家不仅可以看出谁的意愿获胜，还能看出在何种条件下一方的意愿获胜。而且案例研究工作还要注意到多重动机共同作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分析学家还应该通过了解不同意愿的根源和程度来丰富他们的研究。
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和经营的政治经济因素
一般来说，很少有著作提及中国的跨国公司作出国外投资的决策背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此，笔者在此概述一下中国政府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所起到的润滑作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已经开始运转之后，对中国政府影响其活动的程度还少有研究。从表面来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让中国政府有了决定中国公司投资方向的潜在动机，因此鲜有中国政府对其跨国公司的立场的表述。
政府操控论一方的研究者强调中国政府作为投资推动者的角色。此外，他们还指出，中国政府在中国与东道国关于双边关系、军售或是国际事务的广泛讨论中将对外投资的谈判套嵌其中。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利用更好的贸易关系、提供援助和在运输、通讯基础设施方面的允诺做诱饵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当然，这些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拓展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关系前景，但其附加利益却是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创造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断言就是如此的策略才帮助中国有机会获取玻利维亚的金矿、菲律宾的煤矿、厄瓜多尔的油田的开采权。
除了这些逐渐扩大的政府的贡献，中国跨国公司还有两个更特别的经济策略为对外直接投资扫平了道路。第一个是经济联接策略，第二则是直接催化策略。前者是，中国政府通过鼓励被援助国接受中国的援助以及与中国的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来将政府开发援助（官方发展援助）与跨国公司相联系；第二条策略是中国政府提供资金保证中国跨国公司达成交易。如中国国有银行提供大量资金（以贷款形式）才使得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同样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给了电子制造商华为公司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支持它的国外投资。
企业自主论一方并没有质疑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支持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而实行的周全而且不断扩大的策略。他们所倡议的是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原因之一是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经常还是要依靠自身这一简单的事实。比方说，尽管中国政府很想保证更多地获取自然资源，但是宝钢集团在巴西想要投资成立钢铁合资公司这件事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很多的帮助；第二，原因是上面所枚举的分散的经济策略有着多重目的，我们不应该总是从促进投资的视角来看待。
关于中国政府参与企业海外经营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想要这些公司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程度。中国政府是否会鼓励中国的跨国公司雇用当地的劳动力，遵守当地的劳动法，或是去迁就工会？中国政府是否会敦促本国公司遵守当地法律，停止恶劣的环境破坏行为，或是为当地社区服务？以及中国政府是否会鼓励转让技术、管理经验或是生产知识？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为培训各类人员提供最新最先进的技术。”
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参与中国跨国公司的国外经营从而支持政府操控论一方的观点。但事实是一定存在的！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在努力消除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产生的负面影响。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发布法令法规鼓励中国跨国公司全面遵守投资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争取做优秀的企业公民。仅两个月后，商务部和环保部又起草法规要求中国的投资者规划影响研究以总结他们投资项目中的环保措施，遵守国际和东道国的环境法。
在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方面，很难证实企业自主论的观点，因为缺乏事实和分析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这样又悖论地支持了政府操控论的观点。因为中国政府的口头禅是绝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正如企业自主论一方的支持者指出的，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确，中国的一位外交部官员曾说：“我们尽力将政治与贸易分离。”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200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需要逐步确保其公司规范化，并为其提供指导方针，让其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进行运营。这就含蓄地指出中国公司缺乏规范、指导方针和标准。
毫无疑问，关于本文问题的相关资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具体的评论。首先，没有分析指出中国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其次，没有研究说明中国在其公司开始国外经营后在影响其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没有任何中国政府阻止其公司在某一国家投资或是为了更紧迫的国家利益而牺牲其公司的案例分析。中国商务部谨慎地认为对外投资的提案“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义务”的看法更是站不住脚。此外，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他们希望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考虑到它们对国家利益的更广泛的影响。
尽管继续研究下去还需要研究者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已成定局后建立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信息数据库，但分析家也不能仅仅关注数据的收集。他们还需要从更严格的概念上来处理各种与文章主旨之下的三个小标题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要避免将所有的中国跨国公司混为一谈的倾向。很显然，中国政府努力地为国有企业营造国外投资机遇、寻求自然资源。但还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实际上耗费了多少精力来支持国有企业在非能源行业的对外投资计划，或是支持非国有企业的主动性。此外，分析家还应该充分阐明因中国政府支持层次的不同，一些公司获得巨大支持的原因。
再来看中国政府对境外中国跨国公司的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家非常需要调查在何种条件下中国政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又是在何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转向激进主义。这些研究都要求分析家在进行分析时能够考虑到中国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第三方、区域或是全球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于将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利益纳入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事，研究者需要认真考虑到利害攸关的利益、对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在特殊的双边关系中，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反映出中国政府营造特殊关系和此关系的程度的重要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政治影响
投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会对中国的看法有何影响？会对中国与第三方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何影响？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家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做了典型的分析，但是仍不系统。因此，我们必须转向那些已经关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别的目的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家的研究，透过表象实质地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对华政策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影响的。在非洲，一些评论员看到中国在非洲强有力的经济介入与非洲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在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立场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之间的必然联系。再看不断扩大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一位分析师推测中国承诺帮助“偏离既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诱惑促使美洲在台湾、西藏问题、泛美开发银行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支持中国。
然而，国际关系理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