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年第3期
虽然对于中国崛起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中国崛起的含义仍有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对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还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本文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关键假设，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型国家”，其发展抱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货币力量的制约，须遵从新自由主义。通过将结构化的方法运用于全球治理和对中国国家进行折衷论或规制论分析，我认为中国已经借助宪政化的全球治理展现了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从而向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面对美国力量的不断衰落，全球宪政主义提供了一种机遇结构，可以帮助中国巩固其共识性发展的长期战略。全球经济治理非但不会加强“新自由主义霸权”，反而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瓦解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引论和重点
本文在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发展”的意义和可能展开辩论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改变的意义。这种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全球化理论的兴起带来的。许多主要的激进学者借鉴、发展了“发展型国家”模式，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有意无意地挑战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按照乔瓦尼·阿里吉的观点，“中国的挑战”本质上是良性的，是建立在植根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一共识性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模式借鉴了中国长达500年的和平和市场文明的历史经验，也借鉴了后来中国革命和国家权力集中化的历史经验。这种模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找到，并且符合亚当·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整体来看，斯密的著作论证了国家捍卫市场文明的社会道德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反对资本主义商业所带来的垄断、社会紊乱和帝国主义暴力。阿里吉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当代中国的崛起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因为它具有典型的进步性——非军国主义、限于本国领土和社会包容，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种共识性“国家发展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官方”的看法完全一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动员起来搞市场经济代表着社会的良性崛起或“和平崛起”，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的、渐进主义的国内“现代化”战略已经与不断增长的区域和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概括了这一战略及其发展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第一步是使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基本的衣食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2002年，中国政府宣布已经胜利实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第二步。”
对于国家发展主义者来说，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未来并不确定，因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它不仅取决于如何解决由于现代化而产生的主要内部紊乱，尤其是吸收流离失所的劳动者，而且取决于如何成功地对抗外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协商取得全球治理的改变，旨在保证“发展空间”的扩大，而不是接受“发展空间”的缩小。
但是许多激进分子对这个谨慎乐观的估计将信将疑。由于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成“正常资本主义”的起始前提，把“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当成当代世界秩序中的生产方式，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功效一直受到根本质疑。由于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全球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巩固的证据，对于中国的崛起也存在悲观主义的评价，相应地，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秩序未来的预测都很悲观。为了探讨方便，我把这种质疑和悲观主义的评价称作激进全球化理论。
关于这种理论特别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派学者斯蒂芬·吉尔的著作。吉尔发展了罗伯特·考克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与国家以及强调跨国社会力量是超越国家的重要力量配置的思想，用全球“新宪政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世界秩序，把后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世界秩序理解为精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阶级国家计划。新宪政主义主要关注跨国层面，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通过集跨国规则、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于一体的制度化、纪律性的超级框架大行其道。它们服务于“锁定”市场、私有财产、稳健财政和资本流动，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进步的”干预能力构成“自动的”或“宪政化的”约束。
在这种跨国框架中，所有的全球一体化国家都成为菲利普·赛尔尼所说的“竞争型国家”。这种国家形式首先是由“结构上”服从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来定义的。竞争型国家通常面临着调整政策，远离国家导向的需求管理和/或国家发展主义的压力。相反，国家政策和支持结构在向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开放的条件下，重新面向包括出口导向型在内的竞争性增长。竞争型国家的对外取向和开放严重地限制了可行的国内政策的范围，特别是在资本和货币控制、福利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虽然在原则上和实践上多数竞争型国家政策体制是可行的，但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根本不一致的体制被排除在外，例如，严重保护主义的发展体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去商品化的劳工和福利制度。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前景：发展主义解体，走向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走向哈维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些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承认，特别是在改革头20年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工具，包括集中化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作为有计划的渐进和可控的亲市场变革过程的一部分。但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始了，其标志是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更加全面地一体化。除了1992年国家较早地采取了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外，还对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作出了更具决定性的承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与新宪政主义的推理一致，有人认为，此后中国越来越受制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全球货币执行者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因此，保持市场转型的稳定，并为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提供某种支持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受到挤压，与中国战略上利用这些方法作为国内发展手段产生了矛盾。可能出现一种“最坏情况”的前景，即作为受到削弱的“竞争型国家&rdq[FS:Page]uo;，中国被迫放弃独立的现代化，改变政策，从“吸收劳动力的［凯恩斯主义］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威权主义］政治”。
因此，即使没有激进分子的争议，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和未来轨迹也会引起激烈争论。处于“发展”阵营的人从中国的崛起中看到了对新自由主义国家主导的潜在挑战，而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国家经济实力都产生怀疑。他们认为，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而不是由独立的国内力量驱动，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牢靠的，中国对低工资竞争力的依赖也证明了这一点；受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的货币霸主地位的制约，中国展现自己力量的能力有限而且日益减少。例如，在货币领域，虽然中国的储备增加，但这些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这是中国的弱点和依赖美国的明证。激进全球化理论并不否认国家在策划和促进经济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认为这一行为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党内外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变革有利于已经全球化了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网络的传播和巩固，同时，中国及其新近无产阶级化和受到严重剥削的劳动力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有利出口平台而出现，服务于全球流动的超级资本的需求。反过来，对国外资本的需求束缚住了中国的决策者，“迫使”中国遵守而不是挑战国外全球治理机构的新自由主义规则。
理论批判：全球化、结构化与后李斯特主义国家
乍一看，作为建立全球化理论和厘清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要实证性变化的激进框架，新宪政主义似乎在其解释力和分析力方面既全面又令人信服。对于许多新葛兰西主义者来说，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建立了明确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有助于理解霸权的推进，也为至关重要的实证调查提供了指南。这种路径依赖包括：在基于规则的跨国治理层面存在美国的结构性力量和“硬宪政主义”，在注重政策话语和政策干预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灵活运用合乎法律和更加明确的“软”强制力量。这些都成了吉尔之后对全球北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巩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消极革命”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主题。
但吉尔及其追随者的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支持更加广泛和更加开放的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三项突出的批评是：新宪政主义低估了自由主义国家机构在至关重要的竞争性世界秩序中的作用；相应地,吉尔的方法太具决定论色彩；此外，新葛兰西学派将美国的力量和结构性优势预设为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赋予美国特权，表面上看不符合全球新宪政主义理论，但却服务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理论。它使实证注意力偏离全球经济力量的根本转移，而后者在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和霸权推进，等于排除了对正在变化的、非霸权的全球力量模式的批判性调查。在本文中，我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尤其是新宪政主义者对中国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型国家的评价。我运用结构化理论，力求避免吉尔描述新宪政主义框架时的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同时希望说明如何可以更公开和更有效地在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加以运用。全球化强制机构的各自由主义主体之间有超越阶级的独立性，可以促进反对力量和战略行动并使之宪政化，从而发生改变。当全球力量的基本结构，例如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像现在这样处于根本变化之中时，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一框架内，历史“结构”与机构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包含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历史构成和竞争行动的灵活辩证法，而不是决定“机构”的约束和服从的线性关系。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霸权瓦解的一个核心进程，而不是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或“后李斯特主义的”发展型国家，一个具有市场规制能力和宏观经济能力的国家，中国通过建设性地参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成功地反对了新自由主义。
后李斯特主义一词用于中国看来是恰当的，因为它力求抓住一开始就存在于全球化之中的国家发展主义形式的辩证法。它克服了激进全球化理论提出的发展主义的本体论缺陷，突显了发展战略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必要联系，同时拒绝了要么服从这一面要么服从另一面的做法。这种辩证关系可以用本·科恩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力量理论充分加以说明。虽然科恩的理论往往只用于作为“特殊案例”的美国，但事实上，它证明和支持了一种更普遍的方法，提供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力量及其局限的一般理论。
传统上，李斯特主义战略的出发点是国家主权或“自治”——其定义是具有“运作独立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中，作为确保积极自治的一种方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倡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但是，全球化意味着对自治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剥夺了发展型国家运作独立性的后李斯特主义世界。正如科恩所指出的，这时自治变成了“被动的”，因此失去了自己持续发展的潜能。自治的这一问题表明了“影响力”必不可少，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影响力”可以定义为利用对外部他者的“杠杆作用”“塑造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关键问题是，虽然国家发展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自治，而自治是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力并非自动地产生于结构性自治。因此，为了实现积极自治（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行为主体必须运用全球影响力或者积极地展现力量。因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结构性自治是持续发展的必要但却并不充分的条件。因此，显示后李斯特主义发展型国家特点的正是影响力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保护主义。
微观市场规制：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从出口平台到规制型国家
有一个论点与激进全球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一致，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神话”。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在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经济向跨国公司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家只是发挥了促进公司内部加工贸易的作用，旨在把中国建成世界青睐的“出口平台”。一些指标表明，到2008年，加工贸易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5％以上，57％由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控制。这说明实现中国崛起的现代化方式存在缺陷。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变成了一种对内的路径依赖，即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应。
这种路径依赖的“新自由主义竞争型国家”的评价受到激进学者的质疑。继詹多梅尼科·马约内（Giandomenico Majone）之后，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新兴的规制型国家”的特点。规制型国家的概念与竞争型国家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如下思[FS:Page]想，即全球资本主义范围的国家已经被重新定向为远离“矫正市场”的干预形式而走向“制造市场”，但除此之外，规制型国家的概念还提供了某种更积极的东西。与将国家视为仅仅是宪政化的市场秩序的接受者、被迫适应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力和积累的外部约束不同，规制型国家的概念将国家设想为积极的全球行为主体。规制型国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积极参与跨国治理，既利用又改变国际市场所依据的规则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条件。
不可否认，中国早期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出口平台，并且相应地依赖低薪劳动力，但它只是集中在中国长远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外国直接投资带动的竞争能力确实标志着走向开放的重大转变。然而，尽管为外国跨国公司加工生产是中国第一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使用本国“高”科技的国内生产和合资生产与国家控制的资源进口一起，在从第二步战略向第三步战略过渡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200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29%是高科技产品。此外，高科技出口部门是目前中国增长最有活力的部门，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控制。其中包括华为技术公司这样的势头强劲的出口企业：到2005年，该公司已独揽16％的美国国内宽带路由器市场，并在宽带网络设备方面排名全球第二。
可以说，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增长动力的依赖事实上是得到精心控制的。中国新的集中化的“规制型国家”当局在根据长远的战略发展需要管理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家产业部门分类中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部门按照外国直接投资是受到“鼓励”、“限制”还是“禁止”来分类。这种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映了中国三阶段发展道路的战略优先次序。例如，最初“受鼓励”的地位适用于钢铁、水泥和铝等对第一步发展十分重要的初级产业部门。但是，反映战略重点的变化，2005年这一地位被取消，从那时起，中国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源外交战略越来越多地寻求投资多样化，以摆脱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随着2002年后中国向发展的“第三步”前进，电子、信息技术和电信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受鼓励”的部门。
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门槛设置使中国能够在战略上有选择性，根据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把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不同的部门。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对市场准入具体条款的规制能力，特别是在中国饱受“专利依赖”之苦的高科技部门。原则上，“专利依赖”使中国的发展，像其他半边缘国家一样，易受跨国公司垄断力量和优势地位的伤害，对其在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发展道路具有负面影响。然而，对外国直接投资条件的管控，使国家官员，包括合资企业，培育了与战略上受惠的跨国公司的联系。这些公司包括以欧洲为基地的高科技公司西门子等，它们一直愿意投资于中国本土技术和标准的开发，这是使中国打破所谓的“专利陷阱”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地培育与战略上受惠的跨国公司的联系，增强了中国规制当局的力量，使相对独立的技术和标准能够发展，这是“第三阶段”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此同时加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专利持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
尽管中国在技术和标准方面有了有限的、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关于专利和知识产权权利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其他国际标准所强调的知识垄断和相关的利润流，有可能限制中国的国内和全球竞争性发展的能力。鉴于这些制约因素，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规制型国家”和有自己权利的市场“规则制定者”，寻求在全球市场治理中展现影响力。马约内认为，跨国治理的“规则导向”一般表明各国的外交能动性是影响规则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至少在原则上，通过有效外交影响跨国规则的能力并非直接取决于相应的力量状况，在全球货币政策等领域就是如此。虽然中国并没有受到这种力量劣势的严重损害，但它战略上致力于将全球化作为其国内发展的基础，意味着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通过国际标准组织等规制机构寻求其本土的技术标准获得国际承认，与此同时力求通过把标准依赖确定为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从而加强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能力。
宏观经济自治和货币力量的展现：中国、全球治理与美国
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进批评者而言，全球新宪政主义迫使宏观经济的相对自治或“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向后退却，而它们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主义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欧洲联盟提供了产生竞争型国家的典型范例：它具有自己的宪政设计，积极反对宏观经济能动性。实际上，欧盟在全球治理范围内是一个“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工程。
欧盟宏观经济自治收缩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所谓的“被动”汇率。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尽管欧盟创造了单一货币，但它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新自由主义和展现美国货币力量的工具。根据科恩的观点，“宏观经济层面的货币力量首先包括有能力通过拖延调整或将调整的负担转嫁给他人来避免国内支付调整成本”。对于新宪政主义者来说，美国一直是这样通过全球治理机构来展现货币力量，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别人，同时保持自己的宏观经济自治。这样一来，对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来说，“竞争性紧缩”的全球秩序已经被“锁定”。这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根本失衡，但反映并维持了美国的“结构性”支配地位。欧盟有限的宏观经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其内部的社会一致和泛欧盟社会模式的发展。
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是以加强宏观经济能动性的重要工具——国家的财政和货币能力为标志的。近年来，这种能力服务于日益增多的社会支出和投资支出的积极承诺。因此，2006年3月公布的中国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证实了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反映了第三阶段发展的优先次序，除继续致力于对外开放外，转向扩大内需和就业。2008年底，中国确定了符合内需作为“均衡增长”发动机的新的优先次序，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为国内经济注入5860亿美元，以支持现有的发展项目，使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这看起来可能与强调中国是一个规制型国家有矛盾。马约内认为，规制型国家是根据优先考虑公平交易市场的便利和规则制定来定义的，这使它们区别于与凯恩斯主义和发展主义干预相联系的“积极”国家。如果认为理应如此，那么中国转向规制型国家显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问题，亦如[FS:Page]巴赫等人用“新兴的规制型国家”所要表达的含义一样。豪威尔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不稳定的“多形态”国家，但玛格丽特·皮尔森的看法更接近中国的国家特征，她认为，中国积极地“将规制机构等制度与更符合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基本政策和战略结合起来”。
因此，尽管像欧盟一样，为了促进市场领域的扩大，中国国家得以重构，但它仍是具有宏观经济力量的“积极”国家。这一点在对外货币政策领域尤为明显，中国积极利用汇率管理来追求国内发展目标。对美国来说，管理长期贸易逆差的能力是展现自主权和运用货币力量的最明显的表现；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为了捍卫发展而对人民币的国际价值和贸易顺差的相应积累进行长期管理。因此，尽管有欧元存在，但如果欧盟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领域的被动旁观者，那么全球经济中结构性力量的要素仍取决于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治理结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定背景下，美国和中国竞相展现货币力量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
（一）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纠结与中国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其汇率政策。自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以来，美国财政部有义务向国会报告国际货币政策。该法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要求财政部确定并向国会报告“外国政府是否‘操纵’其货币价值以取得竞争优势，若如此，要与有关国家进行矫正谈判”。此后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的“操纵报告”已成为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和“公平贸易”院外活动集团的主要组织活动的焦点；最近强调奥巴马政府要对中国持续施压，以使人民币升值。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被低估了20%—45%，这助长了要求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呼声。这样的动议会使美国进行外交干预以确保改变或单方面采取对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实行反倾销贸易限制等措施合法化。然而，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任何单方面的动议都受到美国和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的限制。
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联系汇率一直是中国为支持有竞争力的发展而在战略上采用的重要宏观经济工具，但是货币联系汇率并不自动构成“为确保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之目的”的货币操纵。美国财政部把两者联系起来既反映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但也反映了美国置身于世界贸易组织之中。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禁止并管制各国为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所采取的针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措施（通常是直接贸易补贴）。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也明确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其成员的多数。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因为涉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竞争而被激进分子批评。然而，世界贸易组织主要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就全球贸易规则的调整提出建议并力求达成协议，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格局，总体目标是确保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和公平竞争的平台。因此，很像京都议程下的全球环境规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享受范围广泛的贸易特权和豁免。这给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空间，可以在全球治理的支持框架中奉行积极的汇率政策等战略性的发展政策。
反过来，这对美国展现力量的企图也有影响。因此，正如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詹姆斯·巴克斯所指出的，美国通过以货币操纵为由正式开始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程序以维护优势的主动提议不会自动成功。相反，国会支持的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贸易限制很可能有充分理由被认定违反美国自己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提出反倾销行动问题（过去的先例表明中国会提出）。
因此，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在原则上限制了美国有效地施展其货币力量的能力，同时更多防御性的单方面行动同样可能受到限制，并且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会证明对美国来说代价极大。这表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对美国展现货币力量的能力施加了重要的限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就业构成威胁的看法，虽然受到美国强大的反华国会院外活动集团的认可，但经不起仔细推敲。美国以中国为基地的跨国经营对美国来说一直非常有利可图，也有赖于相互开放，而中国因为有出口收入，一直是美国国债的主要买家，从而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国内需求和增长。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可能不得不承认跨国第三方的权威，后者的判断不会总是符合它的意愿。因此，单方面的力量展现是受到国际组织的调节的，而国际组织的决策以及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标准是国际协议的结果而不是特定国家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效力必然是或者在结构上是减少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以规则为导向的外交对于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以及寻求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性机构中的影响力有多么重要。
（二）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元依赖”变成讨价还价的机会
如果汇率管理是让中国当局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中巩固以成本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的关键，那么它的战略重要性超出了竞争力经济学之外，涉及到有关中国未来与世界秩序的整合和影响世界秩序的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国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元持有者。到2009年12月，中国累积外汇储备估计价值为2.4万亿美元，其中约80%是美元资产。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美元资产有时被视为潜在的弱点和依赖性的来源，但也代表了相当大的结构性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源。这一事实使得中国能够从实力地位上利用其与美国和全球治理的关系，以符合其发展需要。例如，储备资产支撑中国可以自主负担其最近转向以需求为基础的增长，使它相对容易地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作出调整，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出水平的扩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低至8.7％，紧接着2010年上半年达到11.1%）。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经济体依靠对外赤字财政的程度很高，从而制约了其通过支出来维持需求的能力，或者像澳大利亚那样以资源为主的经济体，搭上了中国持续增长和进口需求的便车。事实上，考虑到由美—英—欧洲“私人信贷”凯恩斯主义的崩溃造成的不稳定的需求真空，中国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资金是能够促使全球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反弹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和英国的金融部门处于混乱之中，这使得中国国家控制的庞大的银行部门站在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前列。与此相应，这增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更具体地说是在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自金融危机以来，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信、坚定但又相互支持的关系中，中国新的全球金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双方共同批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经常是敌对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了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和单边美元统治地位的工具。在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往往被看成是从根本上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决策者[FS:Page]意识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潜在危险和避免可能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场协议”下的覆辙的重要性。当时日本根据“广场协议”的条款同意日元兑美元升值。批评者认为，这代表着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而屈服于美国的货币权力和美元霸权。人们普遍认为，日元升值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日本的相对国际竞争力，使其发展型经济经过几十年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之后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社会保守势力要求人民币尽快升值的压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表达了支持渐进的、不太剧烈的升值的观点。
尽管有这些担心，但近年来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交一直很活跃，无论是在自己的账户问题上，还是作为二十国集团中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联盟的一部分均是如此。这种外交主动行动源于相对的讨价还价的实力地位，因为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却持续增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发展新的政策空间，尤其是疏远新自由主义和人们意识到的美国的霸主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治理作用的批评，也符合早在金融危机前几年该机构内就一直存在的改革话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更加长期的凯恩斯主义和多边主义路线，力求重新界定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而非特定国家的或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制者和资金供应者的角色。这样的改革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为主体更大程度上的独立“存在”，相应地对全球经济力量的结构产生影响。改革议程解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和表决程序改变的问题，扩大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有可能发展全球储备货币，最终永久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实力和贷款给予能力。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力图通过改革增加自己的权限和合法性以及基本经济能力。
引人瞩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改革建议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与中国自身以发展为取向的“和平崛起”的全球战略基本吻合。为了避免与美国力量直接对抗而导致两败俱伤的危险，中国寻求与独立并具有多边主义思想但需要帮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建设性的协商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已经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让步，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在控制人民币升值方面作出了让步。但是，这种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条件作出的并且服从于战略上的考量（因此才有从2008年7月起冻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决定，反过来，2010年6月又放宽政策，允许适度升值）。因此，在中国的让步背后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这一点在三项基本要求方面是很明显的，而这三项要求基本上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改革议程。如果完全实施这些要求或改革，将意味着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对美国力量的根本挑战。
首先，中国与二十国集团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游说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以使新的投票结构大体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之间的平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得到承认。在改革谈判中，中国还寻求取消美国对目前需要85％的多数票方能作出的决定的否决权。这些要求已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认可，其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最近承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制度，以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之间更大程度的对等是有好处的。他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治理需要反映“世界力量的新均衡”。这种表述可能被认为不明确，尤其是在如下情况下，即目前的建议是要求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投票对等，而发展中国家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2/3以上。但是它并没有排除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权力转移。如果改革建议如预期那样取得进展，权力的进一步转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永久性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美国的否决权（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财政贡献的相对规模）可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中国主张更广泛地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作为可替代的全球储备“货币”。中国呼吁扩大使用特别提款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货币之一（这种发展态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支持的），几乎可以肯定会要求中国永久性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会限制独立的汇率政策。关于特别提款权的动议和相应的改革已经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明确承认和支持。正如该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最近指出的：“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基金组织需要进行治理变革以实现权力向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个主要优势是，特别提款权将使中国开始从只有美元储备走向拥有较少依赖一个国家或地区政策的更加稳定的资产。因此，虽然特别提款权会不会真正成为对美元的重大挑战仍有待观察，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特别提款权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把这样的动议视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争取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此外，更多地使用特别提款权将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权限和能力，让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为主体显示出更强的力量，并与其目前最主要的付款人美国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第三，中国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和管制汇率（包括运用旨在阻止各国操纵汇率的规则）方面的角色进行全面改革，应当考虑广泛的全球平衡和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个别国家孤立行动的要求，后者被中国官员视为反映了美国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当局公开对抗美元霸权，反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吁，认为美国也必须承认对全球经济失衡负有责任，并采取措施调整其结构性贸易逆差（从而直接挑战了美国力图从其货币力量的展现中获得的特殊优势）。尽管在监督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价值建议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但中国的做法再次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升值虽然可取，但应是渐进的，并应适当考虑中国的合理合法的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全球经济重新取得平衡的需要。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来自美国贸易和就业院外活动集团对中国的批评，正确地坚持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至少与受其限制的程度一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沙尔（Olivier Blanchard）的话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同样，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成功归根结底与经过改革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中，美国的货币力量和与之相伴的宏观经济例外论将大幅减少。
作为多边主义发展工具和美元调节器的中国资源外交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资源外交，提供了展现货币力量的另一例证，挑战了新自
引论和重点
本文在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发展”的意义和可能展开辩论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改变的意义。这种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全球化理论的兴起带来的。许多主要的激进学者借鉴、发展了“发展型国家”模式，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有意无意地挑战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按照乔瓦尼·阿里吉的观点，“中国的挑战”本质上是良性的，是建立在植根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一共识性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模式借鉴了中国长达500年的和平和市场文明的历史经验，也借鉴了后来中国革命和国家权力集中化的历史经验。这种模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找到，并且符合亚当·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整体来看，斯密的著作论证了国家捍卫市场文明的社会道德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反对资本主义商业所带来的垄断、社会紊乱和帝国主义暴力。阿里吉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当代中国的崛起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因为它具有典型的进步性——非军国主义、限于本国领土和社会包容，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种共识性“国家发展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官方”的看法完全一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动员起来搞市场经济代表着社会的良性崛起或“和平崛起”，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的、渐进主义的国内“现代化”战略已经与不断增长的区域和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概括了这一战略及其发展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第一步是使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基本的衣食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2002年，中国政府宣布已经胜利实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第二步。”
对于国家发展主义者来说，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未来并不确定，因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它不仅取决于如何解决由于现代化而产生的主要内部紊乱，尤其是吸收流离失所的劳动者，而且取决于如何成功地对抗外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协商取得全球治理的改变，旨在保证“发展空间”的扩大，而不是接受“发展空间”的缩小。
但是许多激进分子对这个谨慎乐观的估计将信将疑。由于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成“正常资本主义”的起始前提，把“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当成当代世界秩序中的生产方式，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功效一直受到根本质疑。由于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全球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巩固的证据，对于中国的崛起也存在悲观主义的评价，相应地，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秩序未来的预测都很悲观。为了探讨方便，我把这种质疑和悲观主义的评价称作激进全球化理论。
关于这种理论特别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派学者斯蒂芬·吉尔的著作。吉尔发展了罗伯特·考克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与国家以及强调跨国社会力量是超越国家的重要力量配置的思想，用全球“新宪政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世界秩序，把后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世界秩序理解为精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阶级国家计划。新宪政主义主要关注跨国层面，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通过集跨国规则、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于一体的制度化、纪律性的超级框架大行其道。它们服务于“锁定”市场、私有财产、稳健财政和资本流动，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进步的”干预能力构成“自动的”或“宪政化的”约束。
在这种跨国框架中，所有的全球一体化国家都成为菲利普·赛尔尼所说的“竞争型国家”。这种国家形式首先是由“结构上”服从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来定义的。竞争型国家通常面临着调整政策，远离国家导向的需求管理和/或国家发展主义的压力。相反，国家政策和支持结构在向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开放的条件下，重新面向包括出口导向型在内的竞争性增长。竞争型国家的对外取向和开放严重地限制了可行的国内政策的范围，特别是在资本和货币控制、福利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虽然在原则上和实践上多数竞争型国家政策体制是可行的，但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根本不一致的体制被排除在外，例如，严重保护主义的发展体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去商品化的劳工和福利制度。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前景：发展主义解体，走向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走向哈维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些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承认，特别是在改革头20年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工具，包括集中化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作为有计划的渐进和可控的亲市场变革过程的一部分。但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始了，其标志是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更加全面地一体化。除了1992年国家较早地采取了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外，还对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作出了更具决定性的承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与新宪政主义的推理一致，有人认为，此后中国越来越受制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全球货币执行者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因此，保持市场转型的稳定，并为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提供某种支持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受到挤压，与中国战略上利用这些方法作为国内发展手段产生了矛盾。可能出现一种“最坏情况”的前景，即作为受到削弱的“竞争型国家&rdq[FS:Page]uo;，中国被迫放弃独立的现代化，改变政策，从“吸收劳动力的［凯恩斯主义］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威权主义］政治”。
因此，即使没有激进分子的争议，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和未来轨迹也会引起激烈争论。处于“发展”阵营的人从中国的崛起中看到了对新自由主义国家主导的潜在挑战，而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国家经济实力都产生怀疑。他们认为，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而不是由独立的国内力量驱动，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牢靠的，中国对低工资竞争力的依赖也证明了这一点；受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的货币霸主地位的制约，中国展现自己力量的能力有限而且日益减少。例如，在货币领域，虽然中国的储备增加，但这些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这是中国的弱点和依赖美国的明证。激进全球化理论并不否认国家在策划和促进经济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认为这一行为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党内外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变革有利于已经全球化了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网络的传播和巩固，同时，中国及其新近无产阶级化和受到严重剥削的劳动力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有利出口平台而出现，服务于全球流动的超级资本的需求。反过来，对国外资本的需求束缚住了中国的决策者，“迫使”中国遵守而不是挑战国外全球治理机构的新自由主义规则。
理论批判：全球化、结构化与后李斯特主义国家
乍一看，作为建立全球化理论和厘清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要实证性变化的激进框架，新宪政主义似乎在其解释力和分析力方面既全面又令人信服。对于许多新葛兰西主义者来说，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建立了明确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有助于理解霸权的推进，也为至关重要的实证调查提供了指南。这种路径依赖包括：在基于规则的跨国治理层面存在美国的结构性力量和“硬宪政主义”，在注重政策话语和政策干预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灵活运用合乎法律和更加明确的“软”强制力量。这些都成了吉尔之后对全球北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巩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消极革命”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主题。
但吉尔及其追随者的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支持更加广泛和更加开放的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三项突出的批评是：新宪政主义低估了自由主义国家机构在至关重要的竞争性世界秩序中的作用；相应地,吉尔的方法太具决定论色彩；此外，新葛兰西学派将美国的力量和结构性优势预设为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赋予美国特权，表面上看不符合全球新宪政主义理论，但却服务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理论。它使实证注意力偏离全球经济力量的根本转移，而后者在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和霸权推进，等于排除了对正在变化的、非霸权的全球力量模式的批判性调查。在本文中，我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尤其是新宪政主义者对中国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型国家的评价。我运用结构化理论，力求避免吉尔描述新宪政主义框架时的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同时希望说明如何可以更公开和更有效地在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加以运用。全球化强制机构的各自由主义主体之间有超越阶级的独立性，可以促进反对力量和战略行动并使之宪政化，从而发生改变。当全球力量的基本结构，例如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像现在这样处于根本变化之中时，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一框架内，历史“结构”与机构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包含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历史构成和竞争行动的灵活辩证法，而不是决定“机构”的约束和服从的线性关系。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霸权瓦解的一个核心进程，而不是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或“后李斯特主义的”发展型国家，一个具有市场规制能力和宏观经济能力的国家，中国通过建设性地参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成功地反对了新自由主义。
后李斯特主义一词用于中国看来是恰当的，因为它力求抓住一开始就存在于全球化之中的国家发展主义形式的辩证法。它克服了激进全球化理论提出的发展主义的本体论缺陷，突显了发展战略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必要联系，同时拒绝了要么服从这一面要么服从另一面的做法。这种辩证关系可以用本·科恩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力量理论充分加以说明。虽然科恩的理论往往只用于作为“特殊案例”的美国，但事实上，它证明和支持了一种更普遍的方法，提供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力量及其局限的一般理论。
传统上，李斯特主义战略的出发点是国家主权或“自治”——其定义是具有“运作独立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中，作为确保积极自治的一种方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倡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但是，全球化意味着对自治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剥夺了发展型国家运作独立性的后李斯特主义世界。正如科恩所指出的，这时自治变成了“被动的”，因此失去了自己持续发展的潜能。自治的这一问题表明了“影响力”必不可少，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影响力”可以定义为利用对外部他者的“杠杆作用”“塑造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关键问题是，虽然国家发展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自治，而自治是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力并非自动地产生于结构性自治。因此，为了实现积极自治（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行为主体必须运用全球影响力或者积极地展现力量。因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结构性自治是持续发展的必要但却并不充分的条件。因此，显示后李斯特主义发展型国家特点的正是影响力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保护主义。
微观市场规制：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从出口平台到规制型国家
有一个论点与激进全球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一致，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神话”。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在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经济向跨国公司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家只是发挥了促进公司内部加工贸易的作用，旨在把中国建成世界青睐的“出口平台”。一些指标表明，到2008年，加工贸易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5％以上，57％由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控制。这说明实现中国崛起的现代化方式存在缺陷。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变成了一种对内的路径依赖，即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应。
这种路径依赖的“新自由主义竞争型国家”的评价受到激进学者的质疑。继詹多梅尼科·马约内（Giandomenico Majone）之后，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新兴的规制型国家”的特点。规制型国家的概念与竞争型国家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如下思[FS:Page]想，即全球资本主义范围的国家已经被重新定向为远离“矫正市场”的干预形式而走向“制造市场”，但除此之外，规制型国家的概念还提供了某种更积极的东西。与将国家视为仅仅是宪政化的市场秩序的接受者、被迫适应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力和积累的外部约束不同，规制型国家的概念将国家设想为积极的全球行为主体。规制型国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积极参与跨国治理，既利用又改变国际市场所依据的规则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条件。
不可否认，中国早期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出口平台，并且相应地依赖低薪劳动力，但它只是集中在中国长远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外国直接投资带动的竞争能力确实标志着走向开放的重大转变。然而，尽管为外国跨国公司加工生产是中国第一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使用本国“高”科技的国内生产和合资生产与国家控制的资源进口一起，在从第二步战略向第三步战略过渡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200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29%是高科技产品。此外，高科技出口部门是目前中国增长最有活力的部门，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控制。其中包括华为技术公司这样的势头强劲的出口企业：到2005年，该公司已独揽16％的美国国内宽带路由器市场，并在宽带网络设备方面排名全球第二。
可以说，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增长动力的依赖事实上是得到精心控制的。中国新的集中化的“规制型国家”当局在根据长远的战略发展需要管理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家产业部门分类中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部门按照外国直接投资是受到“鼓励”、“限制”还是“禁止”来分类。这种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映了中国三阶段发展道路的战略优先次序。例如，最初“受鼓励”的地位适用于钢铁、水泥和铝等对第一步发展十分重要的初级产业部门。但是，反映战略重点的变化，2005年这一地位被取消，从那时起，中国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源外交战略越来越多地寻求投资多样化，以摆脱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随着2002年后中国向发展的“第三步”前进，电子、信息技术和电信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受鼓励”的部门。
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门槛设置使中国能够在战略上有选择性，根据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把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不同的部门。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对市场准入具体条款的规制能力，特别是在中国饱受“专利依赖”之苦的高科技部门。原则上，“专利依赖”使中国的发展，像其他半边缘国家一样，易受跨国公司垄断力量和优势地位的伤害，对其在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发展道路具有负面影响。然而，对外国直接投资条件的管控，使国家官员，包括合资企业，培育了与战略上受惠的跨国公司的联系。这些公司包括以欧洲为基地的高科技公司西门子等，它们一直愿意投资于中国本土技术和标准的开发，这是使中国打破所谓的“专利陷阱”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地培育与战略上受惠的跨国公司的联系，增强了中国规制当局的力量，使相对独立的技术和标准能够发展，这是“第三阶段”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此同时加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专利持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
尽管中国在技术和标准方面有了有限的、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关于专利和知识产权权利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其他国际标准所强调的知识垄断和相关的利润流，有可能限制中国的国内和全球竞争性发展的能力。鉴于这些制约因素，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规制型国家”和有自己权利的市场“规则制定者”，寻求在全球市场治理中展现影响力。马约内认为，跨国治理的“规则导向”一般表明各国的外交能动性是影响规则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至少在原则上，通过有效外交影响跨国规则的能力并非直接取决于相应的力量状况，在全球货币政策等领域就是如此。虽然中国并没有受到这种力量劣势的严重损害，但它战略上致力于将全球化作为其国内发展的基础，意味着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通过国际标准组织等规制机构寻求其本土的技术标准获得国际承认，与此同时力求通过把标准依赖确定为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从而加强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能力。
宏观经济自治和货币力量的展现：中国、全球治理与美国
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进批评者而言，全球新宪政主义迫使宏观经济的相对自治或“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向后退却，而它们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主义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欧洲联盟提供了产生竞争型国家的典型范例：它具有自己的宪政设计，积极反对宏观经济能动性。实际上，欧盟在全球治理范围内是一个“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工程。
欧盟宏观经济自治收缩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所谓的“被动”汇率。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尽管欧盟创造了单一货币，但它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新自由主义和展现美国货币力量的工具。根据科恩的观点，“宏观经济层面的货币力量首先包括有能力通过拖延调整或将调整的负担转嫁给他人来避免国内支付调整成本”。对于新宪政主义者来说，美国一直是这样通过全球治理机构来展现货币力量，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别人，同时保持自己的宏观经济自治。这样一来，对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来说，“竞争性紧缩”的全球秩序已经被“锁定”。这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根本失衡，但反映并维持了美国的“结构性”支配地位。欧盟有限的宏观经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其内部的社会一致和泛欧盟社会模式的发展。
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是以加强宏观经济能动性的重要工具——国家的财政和货币能力为标志的。近年来，这种能力服务于日益增多的社会支出和投资支出的积极承诺。因此，2006年3月公布的中国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证实了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反映了第三阶段发展的优先次序，除继续致力于对外开放外，转向扩大内需和就业。2008年底，中国确定了符合内需作为“均衡增长”发动机的新的优先次序，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为国内经济注入5860亿美元，以支持现有的发展项目，使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这看起来可能与强调中国是一个规制型国家有矛盾。马约内认为，规制型国家是根据优先考虑公平交易市场的便利和规则制定来定义的，这使它们区别于与凯恩斯主义和发展主义干预相联系的“积极”国家。如果认为理应如此，那么中国转向规制型国家显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问题，亦如[FS:Page]巴赫等人用“新兴的规制型国家”所要表达的含义一样。豪威尔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不稳定的“多形态”国家，但玛格丽特·皮尔森的看法更接近中国的国家特征，她认为，中国积极地“将规制机构等制度与更符合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基本政策和战略结合起来”。
因此，尽管像欧盟一样，为了促进市场领域的扩大，中国国家得以重构，但它仍是具有宏观经济力量的“积极”国家。这一点在对外货币政策领域尤为明显，中国积极利用汇率管理来追求国内发展目标。对美国来说，管理长期贸易逆差的能力是展现自主权和运用货币力量的最明显的表现；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为了捍卫发展而对人民币的国际价值和贸易顺差的相应积累进行长期管理。因此，尽管有欧元存在，但如果欧盟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领域的被动旁观者，那么全球经济中结构性力量的要素仍取决于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治理结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定背景下，美国和中国竞相展现货币力量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
（一）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纠结与中国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其汇率政策。自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以来，美国财政部有义务向国会报告国际货币政策。该法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要求财政部确定并向国会报告“外国政府是否‘操纵’其货币价值以取得竞争优势，若如此，要与有关国家进行矫正谈判”。此后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的“操纵报告”已成为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和“公平贸易”院外活动集团的主要组织活动的焦点；最近强调奥巴马政府要对中国持续施压，以使人民币升值。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被低估了20%—45%，这助长了要求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呼声。这样的动议会使美国进行外交干预以确保改变或单方面采取对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实行反倾销贸易限制等措施合法化。然而，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任何单方面的动议都受到美国和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的限制。
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联系汇率一直是中国为支持有竞争力的发展而在战略上采用的重要宏观经济工具，但是货币联系汇率并不自动构成“为确保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之目的”的货币操纵。美国财政部把两者联系起来既反映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但也反映了美国置身于世界贸易组织之中。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禁止并管制各国为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所采取的针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措施（通常是直接贸易补贴）。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也明确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其成员的多数。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因为涉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竞争而被激进分子批评。然而，世界贸易组织主要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就全球贸易规则的调整提出建议并力求达成协议，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格局，总体目标是确保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和公平竞争的平台。因此，很像京都议程下的全球环境规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享受范围广泛的贸易特权和豁免。这给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空间，可以在全球治理的支持框架中奉行积极的汇率政策等战略性的发展政策。
反过来，这对美国展现力量的企图也有影响。因此，正如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詹姆斯·巴克斯所指出的，美国通过以货币操纵为由正式开始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程序以维护优势的主动提议不会自动成功。相反，国会支持的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贸易限制很可能有充分理由被认定违反美国自己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提出反倾销行动问题（过去的先例表明中国会提出）。
因此，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在原则上限制了美国有效地施展其货币力量的能力，同时更多防御性的单方面行动同样可能受到限制，并且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会证明对美国来说代价极大。这表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对美国展现货币力量的能力施加了重要的限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就业构成威胁的看法，虽然受到美国强大的反华国会院外活动集团的认可，但经不起仔细推敲。美国以中国为基地的跨国经营对美国来说一直非常有利可图，也有赖于相互开放，而中国因为有出口收入，一直是美国国债的主要买家，从而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国内需求和增长。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可能不得不承认跨国第三方的权威，后者的判断不会总是符合它的意愿。因此，单方面的力量展现是受到国际组织的调节的，而国际组织的决策以及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标准是国际协议的结果而不是特定国家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效力必然是或者在结构上是减少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以规则为导向的外交对于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以及寻求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性机构中的影响力有多么重要。
（二）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元依赖”变成讨价还价的机会
如果汇率管理是让中国当局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中巩固以成本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的关键，那么它的战略重要性超出了竞争力经济学之外，涉及到有关中国未来与世界秩序的整合和影响世界秩序的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国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元持有者。到2009年12月，中国累积外汇储备估计价值为2.4万亿美元，其中约80%是美元资产。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美元资产有时被视为潜在的弱点和依赖性的来源，但也代表了相当大的结构性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源。这一事实使得中国能够从实力地位上利用其与美国和全球治理的关系，以符合其发展需要。例如，储备资产支撑中国可以自主负担其最近转向以需求为基础的增长，使它相对容易地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作出调整，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出水平的扩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低至8.7％，紧接着2010年上半年达到11.1%）。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经济体依靠对外赤字财政的程度很高，从而制约了其通过支出来维持需求的能力，或者像澳大利亚那样以资源为主的经济体，搭上了中国持续增长和进口需求的便车。事实上，考虑到由美—英—欧洲“私人信贷”凯恩斯主义的崩溃造成的不稳定的需求真空，中国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资金是能够促使全球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反弹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和英国的金融部门处于混乱之中，这使得中国国家控制的庞大的银行部门站在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前列。与此相应，这增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更具体地说是在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自金融危机以来，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信、坚定但又相互支持的关系中，中国新的全球金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双方共同批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经常是敌对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了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和单边美元统治地位的工具。在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往往被看成是从根本上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决策者[FS:Page]意识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潜在危险和避免可能重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场协议”下的覆辙的重要性。当时日本根据“广场协议”的条款同意日元兑美元升值。批评者认为，这代表着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而屈服于美国的货币权力和美元霸权。人们普遍认为，日元升值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日本的相对国际竞争力，使其发展型经济经过几十年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之后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社会保守势力要求人民币尽快升值的压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表达了支持渐进的、不太剧烈的升值的观点。
尽管有这些担心，但近年来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交一直很活跃，无论是在自己的账户问题上，还是作为二十国集团中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联盟的一部分均是如此。这种外交主动行动源于相对的讨价还价的实力地位，因为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却持续增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发展新的政策空间，尤其是疏远新自由主义和人们意识到的美国的霸主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治理作用的批评，也符合早在金融危机前几年该机构内就一直存在的改革话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更加长期的凯恩斯主义和多边主义路线，力求重新界定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而非特定国家的或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制者和资金供应者的角色。这样的改革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为主体更大程度上的独立“存在”，相应地对全球经济力量的结构产生影响。改革议程解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和表决程序改变的问题，扩大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有可能发展全球储备货币，最终永久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实力和贷款给予能力。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力图通过改革增加自己的权限和合法性以及基本经济能力。
引人瞩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改革建议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与中国自身以发展为取向的“和平崛起”的全球战略基本吻合。为了避免与美国力量直接对抗而导致两败俱伤的危险，中国寻求与独立并具有多边主义思想但需要帮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建设性的协商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已经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让步，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在控制人民币升值方面作出了让步。但是，这种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条件作出的并且服从于战略上的考量（因此才有从2008年7月起冻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决定，反过来，2010年6月又放宽政策，允许适度升值）。因此，在中国的让步背后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这一点在三项基本要求方面是很明显的，而这三项要求基本上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改革议程。如果完全实施这些要求或改革，将意味着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对美国力量的根本挑战。
首先，中国与二十国集团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游说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以使新的投票结构大体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之间的平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得到承认。在改革谈判中，中国还寻求取消美国对目前需要85％的多数票方能作出的决定的否决权。这些要求已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认可，其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最近承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制度，以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之间更大程度的对等是有好处的。他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治理需要反映“世界力量的新均衡”。这种表述可能被认为不明确，尤其是在如下情况下，即目前的建议是要求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投票对等，而发展中国家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2/3以上。但是它并没有排除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权力转移。如果改革建议如预期那样取得进展，权力的进一步转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永久性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美国的否决权（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财政贡献的相对规模）可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中国主张更广泛地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作为可替代的全球储备“货币”。中国呼吁扩大使用特别提款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货币之一（这种发展态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支持的），几乎可以肯定会要求中国永久性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会限制独立的汇率政策。关于特别提款权的动议和相应的改革已经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明确承认和支持。正如该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最近指出的：“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基金组织需要进行治理变革以实现权力向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个主要优势是，特别提款权将使中国开始从只有美元储备走向拥有较少依赖一个国家或地区政策的更加稳定的资产。因此，虽然特别提款权会不会真正成为对美元的重大挑战仍有待观察，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特别提款权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把这样的动议视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争取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此外，更多地使用特别提款权将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权限和能力，让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为主体显示出更强的力量，并与其目前最主要的付款人美国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第三，中国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和管制汇率（包括运用旨在阻止各国操纵汇率的规则）方面的角色进行全面改革，应当考虑广泛的全球平衡和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个别国家孤立行动的要求，后者被中国官员视为反映了美国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当局公开对抗美元霸权，反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吁，认为美国也必须承认对全球经济失衡负有责任，并采取措施调整其结构性贸易逆差（从而直接挑战了美国力图从其货币力量的展现中获得的特殊优势）。尽管在监督规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价值建议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但中国的做法再次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升值虽然可取，但应是渐进的，并应适当考虑中国的合理合法的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全球经济重新取得平衡的需要。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来自美国贸易和就业院外活动集团对中国的批评，正确地坚持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至少与受其限制的程度一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沙尔（Olivier Blanchard）的话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同样，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成功归根结底与经过改革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中，美国的货币力量和与之相伴的宏观经济例外论将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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