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线。在“2011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建言中国“十二五”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过程，但过去成功的经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未来。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迈克尔·斯彭斯认为中国引领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快走出了经济危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内部之间的相互贸易量改变了全球需求模式，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增长是可持续的。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德拉瓦蒂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政府的政策，减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进行前瞻性改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中国要在提高消费比例的同时维持经济增长，应力求提高资本效率，同时降低投资率，而大力提高能效会显著地改善资本效率和排放强度。

　　斯蒂格利茨：

　　中国要意识到市场的限制

　　“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延续，是“摸着石头过河”跨出的又一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中国的发展极大受益于全球化过程，但过去成功的经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将来。

　　中国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的持续转型过程中，中国需要意识到市场实际上有很多的限制，中国需要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政府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做一些与二三十年之前不同的做法。例如在提供教育和医疗健康保险的机会方面，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的财政，同时需要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必须从出口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向国内需求拉动的增长方式，要实现该战略，增加消费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需要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改善金融市场，重点放在借贷而非投机或交易上，调整经济结构，重建经济平衡，增加政府对卫生、教育、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树立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体制。

　　中国的市场和很多其他的市场经济不一样，中国的储蓄不是问题，真正的关注应是建立一个所谓累进的、渐进的税制，而不是一个逆转的或者是相反方向的方式进行收税。

　　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要将增加海外投资作为整体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进入市场、获取科技和技术，保证资源供给，增加对外援助，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世界的问题不是储蓄过剩，这种指控企图转移全球对美国金融市场资本配置不当的职责。世界迫切需要投资来修补全球经济，以改善气候变化，促进发展。如果所有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消费方式，那么整个地球都会被毁灭，美国需要纠正这种碳排放量过高的消费行为，现今中国还有机会避免走这条高碳排放量的道路。

　　斯彭斯：

　　新兴市场经济体高速增长可持续

　　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还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风险，有一些来自于内部的压力，比如说危机后的高速增长和复苏努力有关，另外也跟外部的环境有关，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关。实际上中国现在生产率不断的提高，实际工资和产出复苏迅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些实际上是中国未来能够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然，中国在价格管理，也就是控制资产泡沫和通胀问题上面临很大挑战，但我认为它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型，可以解释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内在风险是什么，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和所有相关参与者能进行一些防御性的及时回应，时刻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全球环境方面，中国带领印度、巴西等国组成了新兴市场，并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但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增长是否可持续。我认为可以给出一个积极、正面的回答，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和他们内部之间的相互贸易量，实际上带来了整个需求模式的变化，同时在供应方面有很大的独立性，在未来十年至少能保持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我想未来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种奢望。

　　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实际上受到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资本流入可能带来了问题，加大了商品价格和通胀方面的压力。

　　目前全球投资率出现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常大的下滑趋势，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他们的投资率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未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举起大旗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未来可能要增加20%的投资率，否则的话，全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资本短缺而不是资本泛滥，这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英德拉瓦蒂：

　　要实行前瞻性改革

　　过去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工业和出口拉动。2010年投资预计约占GDP的49%，这一比例超过其他任何的主要经济体。第二产业对于中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47%，生产结构严重偏向于工业。此外，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很独特，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讨论的问题是进展的步伐太小、太慢，而中国所关注的则是步伐太大、太快。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使供给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长，甚至超过需求增长，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遇到其他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从“十一五”规划编制之时开始，政策制定者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尽管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平衡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更多地发挥服务业和消费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工业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这是正确的。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冲击以及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刺激经济的必要性，使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放缓了。中国近期的GDP和生产率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不断大胆地推行或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必要的公共投资。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则需要实施新的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商业环境。

　　要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首先要实行前瞻性改革，将资源导向在新环境下需要扩大的部门、经济活动和领域，即改善私营部门、服务型企业、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融资机会，取消对土地、资本、能源及其他资源工业投资品的补贴，实行汇率升值，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分红规模，改善资本配置。

　　其次，引入改革措施，促进永久性城镇化发展，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给城市、给市一级的政府提供资源和激励机制，使流动人口享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斯特恩：

　　提高资本效率是低碳经济抓手

　　中国“十二五”规划确定了中国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提高消费比重和向低碳低污染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我觉得需要关注两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和温室气体排放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储蓄率或者说投资率高。经济学理论表明增长率相当于投资率除以ICOR的结果。因此，中国要在提高消费比例的同时维持经济增长，即应力求提高资本效率，同时降低投资率。

　　中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降低ICOR，转向资本要求较低的产业，提高每个产业的资本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在各行业之间更加高效地分配资源，提高技术水平和就业。中国的ICOR一直处于3~4这个区间，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平均ICOR在2~3之间浮动。中国可以在今后20年里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来降低ICOR值。

　　我们做过一些粗略的例证式假设，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结构调整实现最佳效果，中国的ICOR将从现在的3.5左右拉低到2.5左右，这样中国的投资率就可以从当前的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可以提高能效，重点发展排放较低的服务业，以达到降低碳排放增长速度的目标。“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长的目标确定为7%，这有利于继续拉高消费比重，增加各种形式的投资(如人力资本)，以推动中国向低碳经济的过渡。

　　碳价、大力支持相关研究、制定和布置减排方案，可以协力对中国的变革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我建议以非常低的碳价来对煤炭征税，这种碳价会激励人们采用煤炭以外的能源，并且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大力提高能效会显著地改善资本效率或者说ICOR和排放强度，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提高能效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