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集中于义和团的起源、外国和教会、教民的暴虐无道等方面,而对于八国联军的作战,对八国联军内部的分析等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近几年来,在中国研究义和团的书刊、论文集中,论述北京公使馆攻防战问题的文章只有一篇,即李德征、丁凤麟共著的《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该文认为围攻使馆并不是构成八国联军侵略的直接原因,把一切责任都推于西太后的阴谋,认为未能攻陷公使馆是由于西太后与荣禄的优柔寡断和媚外政策。该文还认为由于让精锐部队围攻公使馆才未能有力打击八国联军,对整个战局起了负作用。该文还责难正视现实的荣禄为狡猾的官僚。该文好像认为攻占公使馆,杀绝使馆人员才是正确似的。此外,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中也责难了对围攻使馆取消极态度的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西太后和部分顽固官僚,大力赞扬了义和团。本人对此颇感费解。过分宣扬绝对正义,往往会忽视现实的国际政治力学关系。我认为围攻公使馆的失败是件好事。如果攻占使馆,杀尽使馆人员,他们必将报复,还不知要杀戮多少无辜,我并不是称赞荣禄为卓越人物,而是认为他能冷静地看待事态这一点还是正确的。我认为即使西太后对围攻使馆人员有责任,但对她后来转变为优柔寡断,才应给予一定的评价。当时的八国联军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积有丰富的侵略经验和大量调查资料的虎狼之群。同这样的侵略者作战必需有相当的准备、充实的武力和对敌研究,当时的清国却什么都没有。如果杀尽使馆人员,歼灭了西什库教堂内的数千人,清国必将陷于彻底的困境。对仅仅是具有爱国正义感的义和团不加思索地一味赞扬,使我感到疑惑。我认为义和团研究者的工作,并不在于赞颂义和团的热情和正义感,而应该是解释清楚农民爱国运动的实质和它的结构以及运动的规律。此外对侵略势力的研究也很重要。对柴五郎的研究,就是想在这一方面作一点贡献。

    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期,柴五郎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在清军、义和团50天的包围中负责指挥日军作战。他是代表明治时期日本的清廉人物,又是一个极有才干的国际通,后晋升为大将。义和团战争前,他接受日本参谋本部的命令,在中国和朝鲜从事情报活动,1887年他会同福岛安正花了半年时间走遍北京城内外,绘制了北京地区详图。1900年9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柴五郎又协同福岛安正抢先于他国劫掠了户部的250万两马蹄银和可供一个师团一年以上用的粮米,以及数量庞大的武器等归日本所有。并任北京日军占领地区的民政长官。

    本人提出关于在侵略中国中起尖兵作用的高级军官——柴五郎的问题,是基于以下理由:(1)义和团战争后,柴五郎著有《北京笼域》一书,详细介绍了北京公使馆攻防战情况。(2)他晚年虽已退役,仍能批评日中战争并明确指出日本必败。(3)为使中国学者更深刻地理解日本明治军人的精神特点,柴五郎的一生是很好的实例。(4)将义和团战争置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来探讨时,有必要对与义和团战争有关人物,如柴五郎、福岛安正、西德二郎、青木宣纯等进行研究。

    柴五郎的记录是合并了他自己和原海军大尉、守田陆军大尉的日记,又根据他们各自的回忆对记事作了补充后写成的。这一记录对6月初至8月14日所发生的事实,几乎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可以认为它排除了感情私见,还是准确的。柴五郎在记述时没有一个字提到对义和团或清军的憎恶与复仇的语言。

    柴五郎在记录中明确地指出这次战争的起因在于外国和基督教。当然柴五郎并没有认为义和团是正当的爱国者,但至少他也没有宣扬民族蔑视,更没有赞颂过外国人。

    柴五郎在记录中赞颂了董福祥的部队,他写道:“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虽他们是敌人,但这些情景使我深为感动,…惜矣哉。由于他们的军官指挥拙劣……不能听从一个号令统一行动。”

    日本武士的价值观认为不论是敌人还是什么人,只要他们是不怕死的勇者,都应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种死的美学。这种日本武士的价值观至少到柴五郎的时代还残留在部分军人的头脑中。但是到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却成了对亚洲人的无端蔑视观和人种优越意识的俘虏,多数人沦为盲目的侵略者和掠夺者。

    关于公使馆未被攻陷的原因,柴五郎认为一是中国政府内部主战、主和二派势力的相互牵制。二是中国军队统率者的无能以及士兵缺乏组织训练。

    晚年的柴五郎对昭和时代的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战争,虽然不是公开的,却也表示了反对。根据他晚年所写的遗文,其故国会津藩在明治维新时遭官军的洗劫,柴五郎的祖母、母亲、嫂、姐、妹等五人在官军的暴戾中自戕而死。他少年时期即失去亲人,遭遇坎坷,很长时间流浪他乡。后来在他人帮助下入了陆军幼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虽然他身为明治政府的军官,但是,由于他故国和亲人的遭遇,又使他憎恨萨长势力。这使柴五郎精神世界十分矛盾,他越是发奋图强,也就越受世仇的青睐,并不断地晋升,这不是对惨死的亲人的背叛吗?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掉这种矛盾心理,退役后与世隔绝过隐居生活。他虽然一生都服务于明治政府,但他是为了振兴日本,赶上欧美。

    他晚年曾说:“日本人是自负和轻率的,中国人则不同,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在被围困期间他们曾冒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来粮食,多次为我们与天津的日军取得联系。”关于日中战争,他晚年曾说:“中国决不是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这次战争遗憾地遭到败北。中国人尊重信用和面子。但是……日本却多次背叛了他们的信用,也玷污了面子。因此,只在口头上高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是不会响应的。”

    当他看到为之奋斗终生的日本军队到了昭和时代步向彻底堕落与灭亡的深渊财,他深感悲痛。当然,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柴五郎是不会产生反战思想的,是日本古代的武士道精神支撑着柴五郎,他从武士道的角度产生了“日本军队已经不行了”的看法。柴五郎的欧洲语十分流畅,并且长时间在欧洲学习和担任武官,他是否深受欧洲近代思想的影响,倒是我今后想要研究的课题。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199105)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05/10/2005/5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