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说金融危机中存在赢家,那么其中许多都在亚洲。由于华尔街已经挫伤了美国经济,因此中国被广泛视为未来的全球第一。根据这一观点,不仅地缘政治平衡的重心已经东移,投资组合资金流也将随之转移。这就是新的投资现实。

    就像大多数传统智慧一样,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相对西方,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稳健,复苏速度也很快。在经历了1997-9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地区总体上躲过了本轮银行业危机的肆虐。

    问题出在把经济增长转化为投资回报上。对投资者来说,上海算不上是座金矿。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暴涨暴跌之后,今年9月中旬的上证综指是15年前水平的3.5到4倍,复合年收益率为8.5%到9%。

    他恰如其分地补充道,在一个趋势实际增长率达10%、年均名义增长率达15%的国家,上述收益颇为惨淡。而且,鉴于中国股价的巨大波动性,这样的回报率还伴随着很高的风险。其它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有印度和香港是明显的例外。

    若要判断投资者未来能否获得更高回报,则有必要把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做个比较。当时,日本由出口带动经济迅猛增长的模式陷入了困境。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大国,这一对小型经济体很管用的模式,忽然成了制造与美国及欧洲之间贸易摩擦的祸手。如出一辙的股市泡沫和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都揭示了这一模式的破产。

    在繁荣期,日本的公司资本主义对股东不甚友好。公司的运作主要是为了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以股息形式支付的利润少之又少,管理层也不对股东负责。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还是踊跃购买股票,并获得了资本增值的回报。他们的踊跃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像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一样,只要他们继续把钱投入市场,一切就都进展顺利。然后,泡沫破裂了。自那以来,股价就从未接近繁荣期的价位。

    作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伙伴国,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尴尬境地。中国由低估汇率支撑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模式,引发了大量贸易摩擦,而过剩的储蓄则使其手中的美元“白条”堆积如山——甚至超过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或今天的持有规模。

    其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也相对不利于股东利益。家族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上市公司中,长期存在与外部股东的潜在利益冲突——不透明的关联交易往往令这些股东吃亏。共产党官员可以从董事会之下的层面上发号施令,令问责制更加模糊不清。

    中国距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那种结局还很远,它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迎头赶上的潜力。它为应对全球衰退而实施的扩张政策,把凯恩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也令经济恢复了高速增长。

    中期前景较为复杂。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和其它赤字国将提高储蓄,并容许本币走弱。日本和德国不愿成为净进口国,而几个世界大国又不可能全是净出口国。

    就中国本身而言,严重倾向次优投资的财政扩张将难以为继。中国若不重新平衡经济,使其侧重于提高消费,它将很难适应更为不利的全球环境,届时国内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势必双双下降。在转型这个尴尬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股市似乎很可能会继续震荡,同时还可能出现与之相关的泡沫、泡沫破裂和治理丑闻。

    此外,完全无视美国将是愚蠢的。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前提是它能制定出一份可信的中期财政政策——包括优异的生产率记录,相对良性的人口状况,发达国家中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民主程序所赋予的合法性。

    中国干得也不差。对一个在全球经济衰退期处在追赶阶段的国家来说,中国独特的“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经济进入成熟期、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结构问题开始显现,中国将如何做到屹立不倒,则另当别论。经济实力的东移是个复杂现象,不可能从中得出一条简单的投资经验。

（作者约翰 普伦德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2009-10-15）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192/en
    译文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