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从15岁（190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到他去世时，实现了超过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传奇。在高本汉去世后的第七个年头（1995年），他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以瑞典语撰成并发表了这部关于恩师的传记。这部学术性传记在瑞典国内被视为关于高本汉的重要文献，它至今一直摆放在高本汉生前在远东博物馆使用的办公桌上。2009年，高本汉传记的中译本（李之义译）历时数年，终于得以出版。
高本汉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方言学、音韵学到古典文献注释（老子、诗经、尚书等）、古籍辨伪、青铜器研究以至文学翻译及鉴赏、汉学知识普及讲座等等；此外，高本汉在青少年时曾迷恋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其中一部很有特色的戏剧是以清末社会为背景的；高本汉中年时期还写过三部瑞典语小说，他当时对瑞典的文学现状很不满意，因此亲自操刀，尝试为瑞典小说文学树立新的样本。那时，高本汉在西方汉学领域已经名满天下，但在写小说方面，他对自己的创作水平还没有十分把握。三部小说都以笔名发表，倘有作家联谊会之类的活动，高本汉就戴上夸张的假胡子以笔名参加。他有时也带上同样的行头到各个书店去“私访”，看看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情况。遗憾的是，高本汉的小说在读者中反应平平，这或许阻止了他继续走向文学之路，而更多的把期望寄托在爱徒马悦然身上。
在高本汉涉足的诸多学术领域中，似乎只有音韵学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和高本汉相关的中文文献几乎都是古音构拟方面的。可以说，在中国读者的印象里，高本汉差不多就是一个故纸堆里的老学究形象，而这正是高本汉打年轻时就一直担心的局面。不过，有趣的是，高本汉在瑞典本国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大众式”东方专家。无论是青年时代还是成名时期，高本汉都不放弃任何机会到各地做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和报告（有一段时间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多次接受电台采访，通过荧屏向普通瑞典人介绍中国。高本汉有一个非凡的才能，即能准确把握不同听众的理解程度。讲述同样复杂的专业知识，他既能在一个讲座上让普通听众听得明白晓畅，也能在另一个讲座上让专家教授听得刚刚懂。
高本汉的“中国文化普及讲座”让很多瑞典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好奇和兴趣。其中不乏从此走上汉学之路的未来汉学家。当代瑞典汉学的领军人物罗多弼就是其中一个。在一次聊天中，罗多弼对我说，他大约十几岁时，有一次看到高本汉在电视上讲中国的事，非常有趣，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那是他对中国产生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马悦然的这部传记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西方汉学家的传奇一生。很多人都知道，马悦然崇拜他的老师高本汉。不过看得出，作者在撰写这部作品时，已经尽最大可能采取了客观的立场。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李之义先生的译本堪称上乘之作，译本很好地保持了原著的文学可读性。而关于专业知识部分的翻译，除了一些专业术语的译法有些欠缺外，多能反映原作风貌。高本汉除了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科研工作者，还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商业头脑、政治才能、他对自己未来的精心谋划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等，都在这部传记中有生动的体现。这部传记可以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学究形象之外的真实的高本汉。
传记作者马悦然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瑞典诺贝尔终身评奖专家，他曾为促成中国作家提名诺贝尔奖做出过多方努力。不过，当诺贝尔奖评委只是马悦然的业余工作，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汉学家。马悦然51岁时（1975年）就当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此后又相继荣任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瑞典学院院士（198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所有这些荣誉都源于他出色的汉学研究。马悦然的汉学研究领域涉猎极广，包括方言学、音韵学、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古籍辨伪、诗词格律、现代文学等，其广博程度甚至超越了他的老师高本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悦然称自己是一个“博而不精”的人。他历数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表示只对其中一小部分感到满意；他还不无遗憾的表示，如果自己当初不把兴趣分散得这么广泛，他就有可能完成《左传》的译注和一部全面的《左传》语法。
马悦然为什么对《左传》如此钟情，并把无法完成其相关研究视为一生憾事呢？这恐怕和高本汉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左传》是高本汉最喜爱的一部中国古代汉语作品，他当年给学生开古汉语课，从来都是用《左传》当入门教材。马悦然对《左传》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培养起来的。据罗多弼讲，马悦然对中国古文，尤其是《左传》，有着非凡的理解能力：一段从没看过的段落，通常只要读上一两遍，就能较为准确地解释下来。他的这个本事曾让高本汉惊讶不已。而马悦然对自己的老师更是崇敬有加。他似乎从未走出对恩师高本汉的崇拜情结。他把高本汉所追求的科学真理视为最高真理。他对自己表示满意的作品几乎都是典型的高本汉式研究成果。
《论语》有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们不知道马悦然是否真的把高本汉当父亲看待，但他对高本汉却做到了终身“不改其志”。作为高本汉的忠实追随者，马悦然一直甘心情愿呆在高本汉所创造的学术成就光环下，愿意沿着高本汉所指点的方向义无反顾、奋勇向前。然而，马悦然似乎低估了自己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汉学家罗多弼就认为，马悦然首先是个翻译家。他所翻译的中文作品以篇章类别计数，多达数百种，集成书有四五十本。其中有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西游记》、《水浒传》，也有《诗经》、《楚辞》、汉代五言诗及乐府中的篇章，更有唐诗宋词以及他认为有望参评诺贝尔奖的现当代中国小说、诗歌作品。
马悦然是天才的文学鉴赏家，极善于理解和转译文学作品。据说他在翻译作品时，常常觉得作者就站在他身后给他讲文中的故事，他负责飞快地记录。马悦然认为翻译家是两个主人的奴隶，一个主人是读者，另一个主人是文本作者。他要对得起两个主人，忠于文本，不增加，也不删减，只做一个熟练的匠人，传递两个文化之间的信息。当今社会，不同国别文化鳞次栉比，差别很大，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匮乏和弥足珍贵的，恐怕就是像马悦然这样忠实的翻译家和文化沟通使者。
马悦然的翻译天分是他文学天分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汉学研究、文学翻译等工作，马悦然很少有时间投入纯文学创作。不过，他的文学天分却在一部学术作品中有所体现，这就是《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这部学术传记多以故事叙述、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为主，除去每个章节结尾处的几句点睛之笔外，极少有长篇评论。因此，这部作品既适合一般读者的文学趣味，又有学者所要探求的专业知识。文如其人，阅读《我的老师高本汉》，可以同时了解两位汉学史上的巨擎。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马悦然/著，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刘峻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