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中文学院副院长、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和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会长。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代表性的著作是 《历史哲学的重建》(1997)、《中国和欧洲早期哲学与宗教交流史》(2001)、《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2003,主编)、 《传教士汉学研究》(2005)和《欧洲早期汉学》(2009)。2008年与香港大学和澳门基金会共同主编出版了《马礼逊文集》,目前正在从事来华传教士中文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组织出版《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国别汉学史的翻译著作,这本书对我们做好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重要启示。

    从知识和方法两方面看海外汉学

    这里的学术史指德国汉学自身发展的学术历史。国内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一般主要是从知识和方法两个方面看海外汉学。

    汉学(中国学)给国内研究者直接提供他们所不具有的知识,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敦煌研究,就是直接利用了藏于国外的敦煌文献。当时国内学者不具备这些条件,以至有的汉学家说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又如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由于很多传教士的外文文献在国外,国内学者很难使用。

    当国内学术发生学术“范式”的转变时,国外汉学或中国的研究方法就会极大地启发国内的国学研究者。这方面例子也很多,前有民国时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后有今天的美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柯文(Paul A. Cohen, 1934-)的晚清史研究。

    “拿来主义”隐含的问题

    这种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当然是可以的,也是我们把握海外汉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拿来就用的态度和方法隐含着一个问题,汉学(中国学)在本质上是国外学术脉络中的一部分。学者虽然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的术语与思路主要是受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简单的“拿来主义”往往会在对这些结论和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上产生问题。

    弄清海外汉学的学术史,将其置于各国学术传统中,是我们汲取他们结论和学习其方法的前提。这样从国内学术研究来说,不仅要有一批专业的国学研究者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国外汉学(中国学),也同样需要一些人从整体或专业角度对各国汉学学术传统进行梳理,做汉学史研究。

    汉学研究不是纯粹知识的叙述

    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和西方的学术发展与思想变迁纠缠在一起。在解读西方汉学时,我们必须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从西方精神史的发展中来寻找汉学发展的思想根源。

    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当前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那些试图走出中国史旧叙述模式的青年学者来说更是明显。他们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来关注国外汉学(中国学),但他们对其理论的来源和它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也模糊不清。

    就此而论,《德国汉学》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特别是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的《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一文很值得反复阅读。在她看来,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学者为主体、以中国为客体之间的认识过程,还是“两种社会转移的研究”。在学者完全限定的起点文化(即德国)的基础上,这种研究可被视为把中国的知识、信息和形象介绍到起点文化那里去。这种介绍是一个挑选和评估、分类、构思和归纳的积极过程。同时,学者的出发点、社会观、世界观和由此所决定的知识兴趣,以及其论点有意无意地追求的社会作用等等,对如何研究都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德国汉学家首次清晰地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给了我们重新反思国内学者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海外汉学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作为西方东方学的一个分支,西方汉学于1814年在法国诞生,而中国近代学术是随着1905年科举废除和经学的解体而诞生的,清华国学院成立距今天不过80年.。这就说明,从近代学术的立场对中国的知识和传统展开研究,西方汉学早于中国学术本身。也正因为此,在西方汉学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当年伯希和第一次来北京展示其敦煌文献时,中国近代学术的创始人王国维、罗振玉等人还不知有敦煌文献;当高本汉建立现代中国古汉语研究系统时,赵元任、李方桂才刚刚开始现代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陈寅恪从欧洲返回后在清华讲的就是考狄(Henri Cordier,?-1925)的汉学书目;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四裔”研究成为主流……无一不受到西方汉学的影响。可以说,近代西方汉学是中国近代学术脱离经学后的启蒙老师,他们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

    德国来华汉学家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德国汉学》这本书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德国汉学家与中国学术及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史料。这一点是我们在做国外汉学史时所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侧面。

    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直接参与了山东的高密教案,在青岛成立了“尊孔文社”并在那里结识了满清的遗老遗少,如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徐世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陕甘总督升允、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刘廷琛等。特别是和劳乃宣关系甚密,正是由于劳乃宣的帮助,卫礼贤才完成了他最有名的汉学译著《易经》。在北京期间他通过蔡元培结识了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罗振玉、沈兼士等人,直到他返回德国后,仍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5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成立中国学院时,董事会的两名中国人成员就是蔡元培和当时中国驻德公使。1926年他还把胡适请到法兰克福做中国学术报告。

    德国老汉学家大部分都在中国工作过,艾锷风(Gustav Ecke,1896-1971)先后应聘于厦门大学(1923-1928)、清华大学(1928-1933)和辅仁大学(1935-1948),他也是著名汉学杂志《华裔学志》的创办人之一;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1947-1948年在北大教书;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从1933年到1952年先后两次在北大教书,抗战时随北大迁往昆明……这样的名单我们还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

    西方汉学是中西学术的一座桥梁

    西方汉学在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将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纳入中国近代中国学术史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视角。梁启超早年说过,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这是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从西方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中把握中国近代的学术史,应是“在世界研究中国”的境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才起步,要做的事还很多。

    这样,我们看到西方汉学是中西学术的一座桥梁,它既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又深深卷入了中国近代学术史。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的角度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关注西方汉学界近代以来在知识论范围的成就,对其加以评介和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基本工作。这样做不仅是要弄清西方东学一个分支的学术历程,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学术史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希望通过对域外汉学的研究,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也希望通过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使今天中国学术的重建建立在一个更为广泛和扎实的基础之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