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78年:汉学研究的先行阶段
在这一阶段,对世界汉学(中国学)的介绍,基本上是从资料目录和文献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良好开端。1975年,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孙越生先生任主任,这时北京大学严绍璗先生也积极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出版,该书从基本信息入手,介绍了美国、日本、俄苏的汉学、中国学状况,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国内对世界汉学的认识和研究。这些成果,为后来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是一批值得重视的工具书。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峡对岸,台湾也于1979年6月提出筹设汉学研究信息中心并指示台湾“教育部”协助汉学研究,并于1981年6月正式成立“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7年11月更名为“汉学研究中心”)。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汉学(中国学)研究在两岸都开始升温。这种情况,和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国外政治和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都有密切关系。
1987~2001年:汉学研究的翻译介绍与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汉学(中国学)翻译介绍与研究在海峡两岸蓬勃发展。应该说,其成果以翻译介绍为主,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也有一些优秀研究成果出现,所以称为翻译介绍阶段。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丛书的出版;2.期刊;3.学术会议的活跃;4.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不同方面逐步展开。在丛书的出版方面,“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选题内容方面非常相近,都具有关注现实的特点。前者立足于近代,后者延伸至现当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至今已经出版90余种,在推介海外中国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在这两部丛书之前,中华书局在1982年在出版过“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在上述几套丛书的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计有“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1990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0种”(中华书局1992年)、“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中华书局 1993年)、“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分为三个系列:“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和“西方早期经典译丛”,河南大象出版社,2000年)、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8种”(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西域游历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西方发现中国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中华书局 2006年,此丛书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的修订版)等等。上列有的丛书是一次出齐,有的现在仍在继续出版之中。从这些丛书,可以看到出版界、读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与关注的极大热情。与出版界读书界的热情相得益彰,学术界的工作主要是专门期刊的出版、专门学术会议的活跃、汉学(中国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汉学(中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学术会议是又一种特殊推动因素。在这一阶段的重要学术会议有:199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1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11月,由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历史系联合组织的“1500~1800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1月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学会、厦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联合组织的“海外汉学与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等等。在第二阶段,丛书的大量出版,可以视为重要的事件。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年来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和汉学(中国学)相关的翻译书籍在200种左右。早在350多年以前,明代学者徐光启就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面对汉学(中国学),今天仍需如此。但也正如古人所论,翻译并不是目的,我们需要的是“会通”与“超胜”。30年来大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的道路。上述1990年代以来创刊的汉学(中国学)期刊和相关学术会议,在内容上正是代表了“会通”与“超胜”的倾向。
2001年至今:汉学的研究成果和深度持续加强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有四次大规模的汉学(中国学)学术会议:2001年教育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大象出版社、北外海外汉学中心等单位组织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主题为“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此论坛周期性举行,至今已经举办两届);2005年由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2007年由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从这四次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特点。这就是:政府的积极参与,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积极介入,更注重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如这一时期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的大发展)。从这些大型或者超大型的会议,我们看到“造声势”、“创品牌”这些商品社会的经济运作模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学术领域;但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些也不能完全看成与学术活动对立的模式,而只能因势利导,创造对学术有利的条件。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反映了新世纪以来社会对汉学(中国学)的普遍关注。而在学者的层次,深入探讨的风气更加强烈,条件也更加成熟。
汉学研究成果
汉学研究在一些专门的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和进展。这些专门领域是:一、法国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突出特点有三,第一是有连续不断的传统。从1814年12月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到1890年《通报》刊行。法国汉学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第二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问题集中,精品成果多。例如在元蒙学、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学、人类学、佛道教及中国宗教等领域,法国汉学家都有不俗的业绩,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性。第三是法国学者对自身的汉学研究极为关注,法国汉学家不仅写有《法国汉学研究史》(戴密微),而且对法国汉学人物与专题,都有本国的汉学家进行总结。
二、传教士汉学研究。在传教士汉学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费赖之著,冯承钧译,1936年初版)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荣振华著,耿■译)。这两部书在1995年由中华书局合在一起出版,对推动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台湾学术界在对传教士汉学研究方面虽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由吴相湘先生主编的《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续编、三编)》,采用梵蒂冈图书馆藏本整理编辑而成,为大陆学者提供了方便。特别要指出的是,加拿大籍韩国人郑安德博士,从1993年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文献中,进行了艰苦的搜寻和整理,在2000年,整理出57册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三、从中国学术的立场研究汉学(中国学)。自从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就被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关注。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汉学家在认真地耕耘,以至于对他们的工作,中国学者也不能忽视。如伯希和对敦煌学及考古学的研究,高本汉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格鲁特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葛兰言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马伯乐对上古宗教的研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劳费尔对中国与中亚博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阿里·玛扎海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俄国汉学家比丘林、巴拉第等人对蒙藏学、语言学的研究,许理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高罗佩对中国明清公案小说及道教房中术的研究,魏斐德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艾尔曼对宋明理学和考据学的研究及科举试卷的研究,艾兰对简牍及出土文献的研究,欧大年、田海等人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安乐哲、郝大维对孔子和儒家的研究,费正清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研究,狄百瑞对宋明理学史和黄宗羲的研究,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葛瑞汉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沟口雄三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柯文对义和团的研究,剑桥大学组织的对费正清崔瑞德等一批史学家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研究,戴密微对法国汉学史的研究等等。但是,在研究汉学中国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方面,可见的成果还不够丰富。四、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立场研究汉学(中国学)。如果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比较文学领域是国内最早关注汉学(中国学)的领域之一。在我国的学科体制中,历来就有“比较文学”专业。从这一专业的视角看,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探讨,自然在其视野范围内。所要指出的是,三十年来,随着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升温,比较文学专业逐步扩大领域,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方向发展,这就与汉学研究更加接近。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中心,有多位学者的研究工作与海外汉学(中国学)密切相关。例如:乐黛云先生在1998年与法国学者阿兰·李比雄合作,创立了《跨文化对话》期刊,至今已经出版20多辑。从比较文学出发,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不论是汉学家与中国学家对中国学者的批评?熏还是中国学者对汉学家与中国学家的批评(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这些从文化比较中引申出的问题,都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正像文学与文艺学批评一样,是否今后也会发展出一门“汉学(中国学)批评”?五、域外汉籍与汉学文献的研究。在汉学(中国学)研究中,一个困难之点是资料问题。如上面所说的天主教中文文献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整理,另一方面需要研究。对流传海外的中文文献的调查整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域外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文献,用西文所撰著的,有的我们已经了解并且介绍到国内,有的我们知道书目和藏所,有的我们还完全不知道。仅就第二部分的开发,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文章来源: 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