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影印出版美国中国史专家贺凯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并希望我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部著作的价值。犹如许多在西方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人，贺凯教授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是一部我平日手头必备的工具书。我个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国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这部辞书的内容和特点也算比较熟悉。但对这部著作的熟悉并不等于说我就能够精确而全面地评价这一部范围几乎包括整个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这部书的作者在选择条目以及英文译释等方面都体现出很不寻常的功力，要充分评估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光是具备一定的中国古代制度史的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西方特别是英美中世以来的官僚制度有相当的了解，而这一点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根据我个人对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学术背景的了解，择要写几句。

    先谈一下贺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关键的转折，那就是从以考释语言文献为重点的汉学研究转向更为全面的中国历史研究，贺凯就是在这种变化下出现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贺凯出生于美国中部文化经济的大都会圣路易市。他从得克萨斯大学本科毕业时，正值二次大战战酣之际。贺凯投笔从戎，由于卓越的表现，战争结束时竟已获得美国陆军上校的军衔。他那一代的美国学者，在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军队的并不少见，但能像贺凯这样在取得如此高的军衔之后又投身于东亚史研究的则不多见。贺凯的博士学位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在那里接受了当时美国最好的汉学训练。对他指导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称的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会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两位教授。顾立雅的影响尤其显著。顾氏的学术路向有一种很特别的混合，他十分强调以解读文献为重心的汉学传统，但又开创用综合的方式来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于培养能读懂中文报纸和新闻的人才，但却又不看重两汉以下的研究，认为那是的“新闻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严肃的学问 (scholarship)。这种学问上的嗜古和学术上的求新并存的现象并不出人意表。尽管顾立雅这一辈的美国汉学家开始承担起了解现实中的中国的责任，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看法还是较为保守的。

    贺凯是顾立雅培养出来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贺凯本人对学问看法并不像顾氏那样保守，但他接受了顾氏古典学风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学习以文言为中心，从研读儒家经典开始。贺凯曾告诉和他同过事并相知甚久的余英时先生一则关于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时贺凯到台湾访学，坐船到基隆，上岸时海关人员问他要去哪里，他用文言回答说：“吾欲之台北”，海关人员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不懂他在说甚么，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原来是文言。这则故事很传神，颇能道出贺凯这一代汉学家的特点，很难想象今天的西方中国学界中人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视，才使得贺凯对中国传统产生同情的了解，同时也使他能在几个难度很高的研究领域内游刃有余。虽然贺凯的学术重心和顾立雅完全不同，关注的层面则深受顾氏的影响。顾立雅对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的内涵有浓厚的兴趣，而贺凯的研究也是集中于这一领域，区别只是顾氏专注于传统政治的形成期，而贺凯则专注于传统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顾氏不屑注意的时期。顾立雅对中国传统思想有渊博的知识和贯通的认识，这一点似乎也影响到贺凯的工作，使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某个狭小的领域。

    自芝大获得博士后，贺凯曾先在图桑的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几年之内，对奠定那里的东亚研究基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虽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转往密执安大学任教，贺凯对图桑这个地方可说是情有独锺，退休他后又回到图桑终老，成了参与当地小区活动的积极分子，而我这里要介绍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也是在图桑定的稿。贺凯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为学术工作的中心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亚利桑那大学执教期间确立下来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础上扩展。就在贺凯从亚利桑那转往密执安执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册子，叫《明代的传统中国政权》（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书封皮上的中文标题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贴切，应该是《明代政制考》）。这虽然是一部小书，却不妨说是贺凯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体现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书的篇幅不过八万来字，却能将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结构和行政特点交代得很清楚。在书的小序里，贺凯告诉读者在他完成这部著作的时候，他已经有长达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经验了。其实这原来是他提交给一个有关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研讨会的论文，所以在小书的序言里他还特别感谢当时同样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复礼（Fritz Mote）先生在会议期间对他的研究所作的评论。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部小册子出版后的一年，牟复礼先生研究高青邱的专著也出版了。这两部著作的先后问世多少可以说标志了美国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从六十年代起，贺凯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镇，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为数不少，但就其对中国学的整体影响而言，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国的岁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国古代官名辞典》。《帝制中国的岁月》完成于一九七五年。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剪裁得颇为用心，叙述也得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书划分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个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历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与社会，思想和文学等门类来叙述。可以说到九十年代初以前，这部著作被美国的大学广泛采用来做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译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写的《中华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这虽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带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种种印迹，但依然显示出贺凯对中国历史的通盘认识。尤其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贺凯那简练而精确的文笔，这一特点在该著作的几个“历史概述”的部分里特别突出。他常常用一两段文字中就能把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或脉络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颇有韵味。这样的例子触目可见，比如第一部分的“历史概述”末尾描述陈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两段文字（页46－47），第二部分里评述武曌的段落（页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话等等。这些文字译成中文就很难传达，甚至还会显得平淡无奇，但在英文原文里上却是锤炼颇深的史学文字，几乎可以诵读。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出现撰写中国通史的热潮，但我觉得很难再看得到贺凯的这种精炼而畅达的文字了。

    就贺凯一生的史学成就来说，《中国古代官名辞典》无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业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里说，他在做研究生时把《周官》里的职官名称编成索引给自己作参考，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算是编撰这部辞书的开端了。他正式开始着手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个过程中虽也请过密执安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亲手完成的。这些工作包括全书引论部分的撰写，所有条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计算机打字和汉字字条的输入等等。真可说是在处处亲自把关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从贺凯一生的学术轨迹来观察，他在晚年完成这样一部以辞典形式出现的大着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但在整个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脉络里，出现这样的著作又是一个异数。为甚么说是异数呢？贺凯自己在给《中国古代官名辞典》所作的序言里就已经提供了线索。他说他完成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些并不专治制度史的汉学家们从长期试图应付传统中国无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统时所承受的困扰，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来” （页 V）。这个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说明，点出了两个有关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实况，第一，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个令西方汉学家头痛的领域；第二，西方在中国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连许多资深的学者也会老犯常识性的错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在很多领域内都有了傲人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官制研究甚至广义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这和西方中国史重文化和社会的取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学术训练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西方没有致力于某个朝代的制度史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绩的学者。举例而言，除了贺凯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还有瑞典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对汉代官制的研究，法国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对两唐书中百官志等文献的译注，白乐日(étienne Balázs) 对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对《宋史 食货志》的译注，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对《元史 刑法志》的译注，英国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对唐代官僚机构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对清代军机处，欧立德（Mark Elliot）对满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现在《中国古代官名辞典》完成多年之后。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盖上下两千年的中华官职辞典，当代西方仅贺凯一人而已，这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个异数。同时也因为西方对中国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对薄弱，这部著作在西方学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就更是明显而持久。

    《中国古代官名辞典》体例颇严谨，分为序言，引论，使用须知，条目及中英名词索引。书的引论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体系，每个朝代或时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专门的章节，让人一目了然。全书八千二百九十一个条目，包涵了从《周官》所载的职名到晚清的主要职官名称。每个条目先注出官名所属的朝代，如果在好几个朝代都存在，则按时代顺序解释其职能的异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国古代官名辞典》里的英译和该辞典所参考的几种英法文中国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译法不同，则贺凯还会在条目的结尾列出不同的译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读者参考。如清代佛道机构中的“至灵”一职，贺凯采用的英译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译的布鲁纳特（H.S Brunnert） 和哈盖尔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政治设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里，这个职位的译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条目的结尾又将此译名附上供读者参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贺凯采取了基本是直译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时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书 兵志》的法文译注中所采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国古代官名辞典》的条目解释一般都突出要点，但也有不少条目解释得很详尽，不仅勾勒出其中变化的历史过程，而且连变化出现的具体年份都有列出。辞书中对唐代的十六卫府和明清时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释就是体现此种特色的两个典型例子。由于是用西文撰写中国古代的职官辞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写那样能比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献，作者因此必须能对相关数据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叙述出来，但正因如此，在写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这部著作主要是为西方的学术界而撰写，所以贺凯尽量要在中国古代职官的英文译名上斟酌选用比较易于西方一般学界理解的称谓和名词。所以这部著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官辞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强的著作，处处都显示出编撰者自己的判断。

    但《中国古代官名辞典》并不追求巨细靡遗，贺凯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历代官制的结构及其变迁作一个总括性的呈现。中国古代职官的变化和延续性都很强，常常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贺凯的工作也是要让读者尽量能体会这些细微的差别。辞典中的条目虽多，却并不琐碎。比如条目中有明清时代的总督一职，而清代的各省总督只是在该条目解释清代的部分里提到，并不作单独条目列出。在辞典的使用须知里特别提醒学者在参考这部著作时要能有想象和综合的能力，才能举一反三。贺凯在编纂此书时最主要的中文参考著作是黄本骥的《历代职官表》，但他也指出《历代职官表》过于强调沿革而产生的弊端。他同时还参考了较少为西方学界所知的梁章巨的《称谓录》，用来作为非正式官称的依据。此外还有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歴代职官辞典》和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等等。当然中国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变化常常很复杂，现代的研究工作也总是不断深入。《中国古代官名辞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国官制史的成果为基础的著作，今天若以专家的眼光来看自然会发现其中的缺失，比如对唐代的学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学士和翰林待诏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就没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这类重要的分别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对发达的中日学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才开始普遍受到重视。所以这些因学术发展的阶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点都不妨碍引介《中国古代官名辞典》这部名著到中文学术界来的价值。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一直算是一门显学，出版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了解，若以全面性的职官工具书而言，无论编排的用心还是撰写的讲究，中文世界的同类型著作中能和《中国古代官名辞典》相媲美的其实还很少。我相信，引进这部作品对日后在中文世界能出现更高质量的中国古代制度史工具书将会有非常良好的影响。

来源：《书品》-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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