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听到一些学界才俊如此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却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机构及众多的研究人员,一二流的作家已被进行了“曹雪芹式”的研究,三四流作家也将打捞完毕,接下来如不进入文化研究,现代文学的研究机制可能要停止运转了。本文无力也无意和此论调讨个公正的说法,只想说浸没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现代文学研究并未穷途末路,还有许多尚未展开的向度,甚至现代文学的整体图景勾勒尚有待完善,更不要说细节的描画了。随着研究的外部环境的好转,不断有新的视野展开,新的线索呈现,现代文学版图中的许多隐而未现的领域正在浮出地表,如殖民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旧文人文学、汉译文学等,这些曾被忽略的研究领域正在冲击我们原有的受制于多种因素的现代文学描述,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机制继续运转的润滑剂。新近出版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一书就彰显出这种研究的价值所在。

    翻译文学在大多译入语的文化环境中,本应居于次要位置,通常仅在“影响”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但汉译文学相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却并非如此,汉译文学不但是新文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就,而且是新文学的底色之一,汉译文学和白话汉语文学创作相互交融、重合、浸没,他们同样是构成新文学有机体的机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文学开端之时,报刊杂志上时有“伪汉译文学”作品出现,本为当时作者自己的创作,为发表之便或其他原因要伪称XX作XX译。当然更多的是借用汉译文学的表述方式及思想内容创作的新文学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不看作者,很难区分是译作还是原创汉语写作。不仅如此,汉译文学还数量众多,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17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为例,该书共辑录了13500余种文学书籍,其中翻译文学书目,据李今统计约有3894种,约占此时期全部文学书籍的29%,相当于此时期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五分之二。可见,汉译文学在新文学版图中深富蕴含,但不是因其数量大或影响了某些作家或催生了某种创作流派。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这些因素当然也蕴含其中,但汉译文学在新文学版图中不是就显见此作用,而是蕴含着这些因素,而且由于蕴含而与新文学发生的其他始基如文学观念、文白之争等相互纠葛、互相渗透,共同编织出了中国的新文学。

    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和发展中,汉译文学意义非同小可,不但创生、借鉴了词汇、概念,还更生了语法和新的表达式,改变书写和表达习惯。鲁迅等人倡导的“严格按照原文句式、格调,不减不增,忠实翻译,宁信不雅”的翻译原则,开启了别样文体。汉译诗改变汉语诗歌的语序,是编织现代白话新诗最粗的线索。汉译小说保持原文语法与内在逻辑,为现代白话小说提供了文体范本。鲁迅和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等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表达式,丰富着新文学的语言和语法,是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一维。

    汉译文学中的内容和想象是构成新文学新内容范式的主要依助。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背景直接取自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轻人爱上女招待的内容来自他的偶像欧内斯特·道生的生活。鲁迅的早期小说吸取了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内容,《狂人日记》篇名来自果戈里的小说。

    汉译文学和新文学作品在多个层面上相通,不仅如此,汉译文学及其新文学作家想象的原作者还塑造了新文学新作者的自我想象。这一点李欧梵也早有洞见,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一书中,描述过苏曼殊在翻译《拜伦诗选》《哀希腊》时,将拜伦变成迷人的超凡入圣的传奇人物,把拜伦偶像化同时并将自己比拟为拜伦。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传统:汉译文学及其想象的原作者被用来构筑新文学作家的形象和生活方式,以致人格特征。郁达夫自比欧内斯特·道生,郭沫若自比雪莱和歌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和泰戈尔,田汉则是初露头角的易卜生。他们作品不仅借鉴这些偶像表达方式和思想内容,而且他们自己也要模仿偶像的生活、性格、思维模式。

    我们很难将早期的汉译文学和原著意义上的别国文学等同。很多白话文学是汉译文学的某些摹本。汉译文学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在千丝万缕处密切相连。开启新文学的那一代作家,把翻译也看作极重要极严肃的事情。鲁迅等人在翻译文学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自己的文学创作还多得多。周作人在编文集时,将译作收入,还将其看成自己随笔的一部分。

    《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一书作者深谙汉译文学在中国新文学中的位置,而且相当敏锐捕捉到:“中国从二十世纪初,直至三四十年代,翻译文学都在推翻文化,建立现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更是在承续“五四”新文化传统和建立革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书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数量最多、且集体诉求广泛的俄苏汉译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其概貌、契机及其在中国文化形象的流变,进行了资料翔实的梳理和勾勒,更以对中国革命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汉译文学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俄苏汉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典范”意义,及其在建构“真理话语”、想象革命与革命文学图景方面所起到的引导与规范作用。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不仅提供了该研究领域的新资料和新文献,而且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型及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照亮了晦暗模糊之处。

    汉译文学在早期新文学史学家那里曾被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李今考察,最早研究新文学史的胡适1922年为祝贺《申报》馆成立50周年而写的《最近之五十年》,把严复、林纾的翻译作为这一时段文学史的四个段落之一。他的这一划分影响甚大,决定了写作新文学史晚清部分都不会落下谈谈翻译文学的实绩,但这种传统却没有持续,论到新文学三十年时反倒不涉及汉译文学了,最多把汉译文学作为影响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因素来考察,敉去了汉译文学在新文学中的位置。至此,新版《鲁迅全集》未将译文收进去,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 李今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文章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