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对日本在世界市场的异军突起,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和危言耸听一样。当时一个受到屡次肯定的说法是,日本的经济是一种“自行车经济”:除非早已劳累过度的日本人更加用力地蹬踏,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内乱。

    的确,当1997年亚洲经济陷入低谷时,日本遭受了打击,但远未达到所预言的程度。现在对中国也发出许多质疑的声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吗?在《不祥之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一书中,威尔·赫顿(Will  Hutton)扮演了“反对者和危言耸听者”的角色。他警告说,当增长速度一旦放慢,可怕的分裂就会出现。

    这种对中国的“不祥预言”并非第一次出现。但是,由于善于运用统计数字和报告,赫顿使自己的预言有了几分真实的色彩。他指出,既然“全球化”已被普遍接受,摆在中国面前惟一的道路,就是接受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所兜售的“自由民主价值”。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China  Modernizes)一书中,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认为,中国不可能马上成为可与美欧一争高下的超级经济体,更不用说是对它的威胁了。他强调,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范例”。

    还有哈里·盖尔伯(Harry  G  Gelber)的《龙与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这本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可读性较强的介绍,它分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缓慢演化的关系:直到俄国在17世纪开始扩张,“天朝上国”才被迫承认他国的对等地位。然而,尽管中国的主权在19世纪遭受西方势力的侵蚀,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主旨仍保持不变:外交,而不是战争,才是同“蛮夷”打交道的首选方式。

    盖尔伯指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更可能争取和谐共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统治地位。他还补充说明,1000年前宋朝的成功,实现了繁荣的市场经济,但并未对自然环境造成任何破坏。

    将这3位作者的作品结合起来阅读不无益处。盖尔伯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帕伦勃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的有分寸回应,提醒我们不要过于惊惶下结论。假使赫顿的看法没错,中国注定要民主化,我们也不应低估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

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