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李约瑟谜题”的主要提出者——李约瑟博士生前最终研究成果将于今年年底发表。李约瑟认为,其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僚制度。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由李约瑟开始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今年年底将出版第7卷第1册。作为结论篇,它将在李约瑟生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解答“李约瑟谜题”。但是李约瑟的结论未必就是上述问题最正确最全面的解答。

    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李约瑟谜题所描述的现象。”古克礼指出,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的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国家井然有序。这样中国能够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开凿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它的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导致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欧洲以中国火药为基础发明了火药武器。在这方面,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由于不同诸侯国家的竞争,中国涌现出了大量智力成果。

    李约瑟(1900-1995)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江泽民主席曾为他题词:“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李约瑟谜题”。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关于它的争论和解答见仁见智,从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乃至历史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任鸿隽早在1915年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李约瑟去世八年之后

    李约瑟博士逝世已有八年了,可座落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气象依旧,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正在紧张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高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

    李约瑟博士是1995年3月24日逝世的,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八年之后,记者再次来到李约瑟研究所,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到李约瑟墓前,静静地鞠了三个躬。

    回忆起当年李约瑟逝世时的情景,研究所现任所长古克礼重温了李约瑟的临终观点:“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古克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研究所在李约瑟去世后继承他的遗志,继续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由李约瑟开始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十分顺利,按计划将出版7卷28册,目前仍有7册处于撰写编辑中,其中4册即将出版。

    现在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李约瑟研究所。对此古克礼认为,研究所应当面向市场,因为如果经费紧张,很多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研究所自2001年开始参加了一个为期5年的中国科技史电视专题片制作计划。这一专题片将在全世界发行,收入的一部分归研究所。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古克礼感慨地说:“很多西方人只知道古代中国人会写诗,但不知道古代中国科技成就很大,经济发展很成功。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30%,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就没有现代科技。”他认为,中国古代整体论的思想,对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古克礼说,中国古代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环境。比如中国天文学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东汉时期,大家就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制定历法,而这在同时期的欧洲是不可能的。

    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李约瑟谜题”。这个问题通常表述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李约瑟之谜描述的现象。”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使中国能够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开凿等;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这一结论将在今年年底发表。

    正在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科技史专家胡化凯教授说,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意义重大。首先,他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容,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其作用是中国人难以达到的;其次,他在学术上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领域涉及了中国科技史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第三,他的工作树起了一面旗帜,一方面召唤更多的外国学者投身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使这个领域成为国际性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它感召着中国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科技文化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充分发掘其合理成分,使之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新华网 200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