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中国媒体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近于“半神”境界,他的一些心里话,我们已经不太有机会听到了。他这本《中国古代科学》,200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悄悄地问世,又悄悄的离开了书店的书架,波澜不惊,几乎无声无息。而我每次披阅其中的篇章,都不禁怅然久之。

    本书由五篇演讲稿组成,这些演讲是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作的。上来第一篇《导论》,自述他投身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之缘起及有关情况,这些缘起一般读物中已经很常见(近年还有人特别强调其中遇见鲁桂珍这一幕),但在这篇《导论》中,令人惊奇地,还有“先驱者的孤独”一节,备述他所受的种种冷遇k k而且就在他一生工作的剑桥大学!欲知其感慨之深,怨语之妙,不能不抄两段原文:

    东方研究院从未打算与我们多加往来,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这些院系成员多为人文学家、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往这些专家没有时间了解科学技术与医药方面的知识,而从今天开始他们又嫌太迟了。(原书第11页)

    虽然大家都知道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并未得到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高的认同,但我没有料到,他遭受的冷遇其实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更有甚者,同样一堵墙也把我们拒于科学史系门墙之外,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这是因为通常而言,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其他语种不得其门而入。……欧洲以外的科学发展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同上)

    当然,“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李约瑟者,亦庶能近之,所以他最后只是说道:“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赋予我们很高的荣誉了,又何必埋怨太多呢?”聊自宽解而已,保持着君子风度。

    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的上述演讲作于1979年,距他获得萨顿奖(1968年)已经11年之久了;距他那次有西方科学史界头面人物莅临祝寿的70寿辰也已经9年了。有些人士从李约瑟获得萨顿奖,和他70寿辰时有西方科学史界的头面人物为之祝寿,认定李约瑟是被西方科学史界普遍接受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按理说是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了11年和9年之后,李约瑟还要说上面这段话呢?“更有甚者,同样一堵墙也把我们拒于科学史系门墙之外,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这样的话语,难道不是李约瑟自己仍然感到没有被西方科学史界普遍接受的有力证明吗?

    也许人们可以争论说,李约瑟事实上是否被西方科学史界接受,和他自己感到是否被接受,是两回事。但是这样一来,难道我们要将这位伟大学者想象成对荣誉不知餍足的人吗!我无论如何不愿意这样想。

    事实上,将李约瑟拒于门墙之外的,也不限于李约瑟自己所说的剑桥科学史系。刚刚卸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Charles Gillespie,“是李约瑟的学术敌人”,他虽然表示“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他却断定,李约瑟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没有必要看李约瑟的书,理由则是因为“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Nathan Sivin。他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李约瑟过时论”的积极鼓吹者。例如,1999年8月在新加坡开第九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休息时我和他闲聊,他又提起这一话头,说是“你们现在再读李约瑟的书已经没有意思了,李约瑟的书早已过时了”。而当我委婉地告诉他,中国同行都认为他的文章很难读懂——即使翻译成了中文仍然如此,他似乎颇感意外,但接着就说:“至少不会比李约瑟的书更难懂吧?”我说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他沉吟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其自信有如此者。直到最近,他还向一位中国学者表示,“李约瑟难题早已被中国境外的科学史家们遗忘”,他对中国学者为何总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在新的研究方法上——花费如此之多的气力,感到“困惑”。

    其实“过时”之说,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考虑。研究的方法当然一直在进步,每个人至多只能成为这条进步之链中的一环;但是某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或流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通常就是为各种方法的积累中增加了新的一项。在某个时代,某种方法可能颇受冷落(冷落的原因有时是非理性的),但这并不足以判定这种方法的“过时”,后人仍然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中选择——当然也可以自创新法(“基本上,这个很难”)。比如,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法,虽然听起来十分“过时”,然而直到今天,科学史家仍然不可能完全不使用这种方法。

    至于西方某些科学史机构或个人对李约瑟的排拒,其原因当然非本文所能讨论。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以李约瑟生前已经作出的成就,他应该足以跻身于伟大的科学史家之列。

    (《中国古代科学》,李约瑟著,李彦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