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方汉学发轫于16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介绍,而当时多数传教士所认同的“知识传教”策略,使得科学和技术于这门学问发展的早期就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说,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奠立的,对此国外学界可能不无争议,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关注、调查、介绍与研究而言,法国汉学家在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687年,五位被称为“国王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抵达中国,他们中有四人是巴黎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肩负着向科学院提供有关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矿物学、动植物、气象、地理,以及工艺技术诸方面信息的使命。白晋(Joachim Bouvet)关于《易经》数理结构的发现,稍后巴多明(Dominiques Parrenin)关于中医药知识的介绍,汤执中(Pierre No□l Chéron d'Incarville)、殷弘绪(Fran ois-Xavier D'Entrecolles)等人关于中国植物学的调查,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关于中国植物染料的描述,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关于中国法医学和动物学的介绍,以及宋君荣(Antoine Gaubil)关于中国天文学的经典研究,都是法国汉学界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前驱性工作。及至19世纪,若干中国科技典籍或其章节陆续被翻译成法文,对此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儒莲的弟子小毕欧(Edouard Biot),则对中国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地震记录都有深入的研究。20世纪法国汉学的扛鼎人物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éro)、葛兰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苏远鸣(Michel Soymié)、谢和耐(Jacques Gernet)、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等人都曾多少涉猎与中国科技相关的题材。

    至于当代法国汉学同中国科技史研究在人员、组织、研究题材和方法上的关联与互动,过去有过一些中文文字的介绍(如戴仁主编、耿翻译的《法国当代中国学》和《法国汉学》第四辑中郭正忠与韩琦的文章),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办公地址就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在的“九爷府”内;而该中心与中国学术单位合作组织的“历史——考古——社会”系列讲座,自1997年推出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5讲,其中9讲与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或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本辑的大多数文章与意大利百科全书学会(Istituto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组织编纂的多卷本《科学史》计划有关。我们这里从已经全部定稿的70余篇文章中,精选出20篇作为本辑的第一部分内容,其作者都是相应领域里最有资格或熟悉相关文献的专家。目次为:戴仁(Jean-Pierre Drége)《文字作品的创作、传播及管理》,蒲芳莎(Franoise Bottéro)《文字统一和辞书编撰》,李建民《中国早期数术通考》,林力娜《数学与解释:〈九章算术〉注研究》,张嘉凤《汉唐时期的天文机构与活动、天文知识的传承与资格》,孙小淳《中国古代星官体系的形成》,等等。

    在意大利百科全书《科学史》计划之外,本辑还选刊了六篇涉及中国科学的文章:其中四篇是最近几年内用法文或英文发表的,考虑到多数中国读者获取资料和阅读上的困难,现在翻译出来介绍给大家;另外两篇则是首次发表。

    《你们知道中国人是怎样把脉的吗》,奥林热(Frédéric Obringer)文章的主标题直接来源于17世纪欧洲知识界领袖向来华传教士们提出的一份调查表,它反映了启蒙时代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好奇与亲近感。作者通过脉诊、草药、种痘、针刺等事物在西方的传播及西方人在不同时代的反应,揭示了与中国传统医学的持续发展和更新相关联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因素,以及中国传统医学为当今汉学所接纳的原因。

    《“在中国的欧洲科学”还是“西学”》,这一问句则出于多年来从事中国与欧洲科学文化交流研究的詹嘉玲(Catherine Jami)。通过对17——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朝廷对待所谓“西学”的态度及其互动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跨文化知识传播的多种模式和机制的历史本原;而以学者面目出现的耶稣会士们对“西学中源”说的默认或附和正是学术向“御用”方向演变的表现。

    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出版过一部法文的中国数学史(Histoire desmathématiques chinoises,Masson,1987),1997年该书英文修订本的出版使他获得了更多的西方读者,但是近年来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辑选刊的《17、18世纪中国天文学与数理天文学著作中的时空观》就是他实现这一研究领域跨越的样本:中国人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特殊解读方式影响到他们对托勒玫、哥白尼、第谷甚至开普勒理论的认识。结论是,17、18世纪中国人多变的、可改进的和暂时的行星运动模型,与欧洲人寻求永恒预测模型的做法,在认识论的策略上异相旨趣。

    马若安、李文林的《中国与法国数学交流概观(1880-1949)》是他们近年合作研究的一个具体成果,文章披露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史料,如曾经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数学家班勒卫(Paul Pailevé)对法中科技交流的贡献,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中的中国大使馆致高师校长的答谢信,保存在马赛理学院档案馆的熊庆来的有关资料,以及中国留法学生通过数学学位论文的目录等。应该说,此文为深入研究中、法两国的数学交流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一直是数学史界关注的对象,因此2000年第9期的《文物》将其释文正式公布之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郭书春挟其多年研治《九章算术》及相关古代数学经典之优势,在对术文进行认真考释与校勘的基础上,通过《试论<算数书>的理论贡献与编纂》一文,指出其中包括大量抽象性的术文,同时也提出该书并非《九章算术》母本的观点。

    最后一篇《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辩”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是本人的附骥之作,文中所论之“西学”,是广义的外方知识或信仰系统,而非特指明清时代由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西方知识。作者的本意是循着外来宗教在中国“汉化”、“儒化”而求生存和发展这条线索,对早期流传的各类“源于中土”的故事进行梳理,从而探讨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大昌的部分原因和中国知识界对此加以认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础。

    (本文为《法国汉学》第六辑(科技史专号)前言,发表时有删节。《法国汉学》第六辑,中华书局2002年4月出版,36.00元)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