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充满文化和神奇的国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些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作品读书人几乎人人皆知。“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这一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它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而威尼斯的水乡,比萨的斜塔,罗马的古斗兽场,庞贝的废墟,这一切在圣彼得大教堂悠远钟声中都被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意大利是上帝选中的国家”,“罗马是全球天主教徒的圣地”,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对意大利有一种崇敬和神奇之感。

    但对中国来说,意大利还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即它是我们最早结识的西方国家。中国古代史书所说的“大秦”、“拂(草字头下一个林)”,汉代甘英西使时在条支隔海相望的陆地,唐代东来的景教徒的故乡,指的都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实际上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前,丝绸之路所连起的两端就是中国和罗马。相传罗马帝国的崩溃有两个原因,一是罗马的饮水管道是铅做的,从而使战场上的士兵们患了慢性铅中毒,丧失了战斗力;一是罗马的贵族们大量购进中国的丝绸,乃至国库空虚,经济透支。这是野史的传闻,无法证实,但罗马皇帝们极爱穿用中国丝绸做成的衣服,在中国考古中屡屡发现罗马帝国的金币则是事实。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互动所引起的欧亚大陆历史的变迁已被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其《罗马与中国》一书中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期以来在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方面,意大利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是欧洲东方知识的集散地。只要提一下马可·波罗这个世界上名声远播的人物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近日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大利已故的著名汉学家白佐良和他的高足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马西尼所著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大大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例如欧洲最早的一本关于如何同东方人做生意的书《买卖须知》是一位佛罗伦萨人写的。他在书中告诉欧洲的旅行者到契丹(中国)去时要“留长胡须,”带足路费。因为契丹的国王会把他们的银钱收去装入自己的钱柜,“然后换给印有国君印鉴的票子,商人可以用这些纸币购买你想要的丝绸和各种其他货物。”这恐怕是欧洲最早对中国纸币的报导。

    在蒙元帝国时期来到中国的教皇使节、被教皇派到中国的主教绝大多数也都是意大利人,如见过蒙古大汗的柏郎嘉赛,北京的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维诺,葬于泉州的安德烈主教等,更不用说神奇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眼中,中国的形象是被意大利人第一次描绘出来的。

    大航海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入华的耶稣会士大都是意大利人。正是他们奠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开拓了西方汉学的新天地。首次定居中国的罗明坚、大名鼎鼎的利玛窦、被誉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编写第一部中文发音辞典的郭居静,和徐光启一起译书的熊三拔,因编写《崇祯历书》而英年早逝的罗雅谷,首次将西方大哲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译为中文的利类思,走遍半个中国,首次在欧洲出版第一份完整的中国地图的卫匡国,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清朝宫廷画家郎士宁,从清宫返回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创办欧洲第一个“中华学院”的马国贤……他们都是意大利人。正是在这些意大利人的努力下欧洲人了解了神秘的东方,孔子、长城、《论语》、《四书》才渐为欧洲人所知。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是由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所开拓出来的,意大利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若没有意大利传教士的努力,欧洲人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像。当你读了白佐良和马西尼的这本书后,这一个个文化交流的使者的鲜活形象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

    两位著名的汉学家的书还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

    第一,严谨的学风。书中所有涉及到的意大利和中国文化交流史的人物、事件的评述都依据于第一手材料,决不道听途说,书中所提供给读者详细的书目和注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史的背景。相对于国内的一些著作,我们可感受到一种严谨的学风。例如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就很说明问题,作者决不因他已大名鼎鼎就对其历史细节忽略,也决不因他是意大利人而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和对其真实性的怀疑加以回避,相反作者是将各家之说一一摆出,有分析、有评判,表现了一种大度、公允的研究态度。

    书的另一个亮点是对中国文化在意大利接受情况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对西学东渐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的较为深入,而对“中学西传”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相对薄弱。实际上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突破了史学的范围,更多已是比较文化史研究或接受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所进展,如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许明龙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卫茂平的《中国对德文学影响史述》、钱林森主编的八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以及今年刚出版的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但相对而言这一方向的研究仍很薄弱,而至今尚无一本有关中国文化在意大利的著作。《意大利与中国》的问世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例如书中介绍了意大利第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意大利近代思想家维科、巴雷蒂对中国的论述,所有这些都使中国读者感到十分新鲜。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和写法是从意大利和中国两个角度同时进展的,书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中文文献的娴熟,对中国史料运用的熟练与准确足以使中国的同行们由衷敬佩;而书中所铺陈开的西文材料的广阔与深入,恐怕会使国内从事意大利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学者惊讶。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文学、史学、文化研究的国内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意大利的汉学,中国文化在意大利的传播和影响。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再一次给我们揭示了汉学的意义: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不仅仅属于中国学者的专利,中文研究文献的进展仅仅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当然是最重要的方面。推进我们学术进展的学者已不仅仅在北京、在上海,而可能在巴黎、在罗马……

    今年上半年我在罗马做学术访问时,曾拜访过马西尼教授,在梵蒂冈城门前的咖啡馆里他曾送我一本意大利文版的《意大利与中国》,并告诉我中文版很快就要出版,没想到我们分手不到3个月绍民兄已把《意大利与中国》的中文版送给了我,书装帧之好让我爱不释手。马西尼教授1997年在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所出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曾引起中国语言学界的关注,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会给他带来新的声誉,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将告慰安眠于九泉之下的意大利老汉学家白佐良的心灵。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