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日本金泽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常常透过蒙蒙细雨想念家国。一天有位教授朗声找我，听到洪亮的乡音，我惊喜莫名，这位便是李庆教授。

    一 出经入史大李庆教授

    李庆君，何许人也，乃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献学家也。但令我奇怪的是，我初读李庆书却不是文学方面的，而是他撰写关于人的文化哲学方面的厚厚一本《中国文化中的人的观念》，其深厚的哲学素养，严谨的逻辑思维，以及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发掘人所未见得材料，读来每每让人击节叫好。

    这位在海外旅居十余年的学者，对我的学术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作用。我们常常在月下散步，有时坐在小溪旁，一坐就是数小时，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认为仅仅作理论研究，最开始总是声震四方，但最后往往免不了成为“无根之学”。这句话对我颇有震动。我感到仅仅做美学文论的形而上研究，如果脱离了体验践行，脱离了出经入史的文化潜沉，脱离了中国传统和西方话语的宏大语境，这样的研究真有可能是无根之学。于是，下决心利用日本的外文资料和汉语资料，深切地补课，对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甚至文字学，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体认。其后以两篇八万字的《孔子“仁”学思想的意义》、《老子思想的大智慧》，表明了我在这个领域的入思状况。

    归国转眼四年矣，欣喜地收到李庆教授寄来的大著，煌煌五卷本，二百多万字的《日本汉学史》，让我非常震惊。我知道，国内的“一本书主义”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一直风行不绝，有人偶有小得，一篇文章，一首诗，一两佳句，甚至是半本书，可以让己自足不已，吃老本吃到退休。但是，李庆教授却数十年耕耘不止，在出了十几本书之后，又推出了五卷本的煌煌大著——《日本汉学史》。

    在金泽名园兼六园的樱花丛中，我们在草地上一起喝酒抚琴、纵古论今。李庆教授在思考自己今后的学术进路，考虑学术思路的深化——他不愿意终身局限在古籍的整理和爬梳中，他要走出来，从国别文化，从比较视野，从文化互动，从文化过滤的角度，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睛看日本的汉学研究所经历过的历史风雨和政治波澜，以及其中的大师云集和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启迪性的互渗。但踏上这条漫漫长途，就是一条思想的不归路。之所以不归，是因为它把入思者引入了一个绵渺深远的未来，使之进入深邃的“汉字文化圈”的历史走廊中。

    二 关键问题上的中国立场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汉学史和日本汉学史的发展成为中国和他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不仅要通过正史、野史来认识自己，还需要通过他国史、他国的汉学史的互动来进入东西方、中日关系和世界文明发展的互参。李庆教授具有深宏的跨国眼光和驾轻就熟的文献考订能力，其所批阅爬梳的材料的丰瞻令人感叹。记得，他在日本发现了数百本在国内已绝版的善本书，遂一一提要而告知天下。这种发掘新材料、掌握为人所未见的资料的能力，是那些数十年重复自己的懒汉式的理论家难于比肩的。

    《日本汉学史》全书五部。第一部《起源与确立》，第二部《成熟和迷途》，第三部《转折和发展》，第四部《新的兴盛》，第五部《变迁和展望》。这部煌煌巨著可说之处很多，有些领域远非我可以企及，因此，我只能是就我所熟悉的地方略说一二。大家可以尝一脔而知鼎，进而把捉日本汉学研究中，李庆教授写作对未来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学术史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在第一部当中，除了严谨的考证和学术史的规范有可圈可点之处以外，有两个重要论点打开了我们的视野。

    一，关于是否废除汉字的争论。前岛密1866年12月，向日本的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了《汉字废止之议》：“支那人多地广之一帝国，如此萎靡不振，其民众野蛮未开化，受西洋诸国之污辱，乃因其受象形文字之毒，不知普及教育法之故。废止汉字，并不是要把汉字输入之词语全部废止，只求把那些词语用假名记录而已。不废汉字，只会造就支那魂，而缺乏大和魂。”（《日本汉学史》第一卷，第106页）这已将文字的兴废与民族魂连在一起了。可以说，李庆为钱玄同等人在1916年左右提出的“废除汉字说”找到了它的摹本。这种人云亦云的废除汉字说，是中国学者从半个世纪以前日本人那里抄来的。另外有一种说法是“罗马字化说”或者“拉丁字母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南部义筹、西周、森有礼、矢田部郎吉等人。森有礼等人认为：日语不能准确的反映西方文化的特点，主张完全使用英语。这一点，在中国后来慢慢修订汉字简化汉字的拉丁化倾向当中也可以看出历史错误的引导。当然也还有日本学者提出汉字不可废论，而只是限制汉字论。李庆考证，在1873年左右，日本文部省确定了3167个汉字作为草案。其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叶，1919年12月，日本文部省正式发表整理日本汉字的汉字议案，1923年5月2日，发表了常用汉字表1962字和略字表154字，加起来两千一百多字。这是日本官方最早的汉字议案，也是汉字的限制案。日本对汉字的依赖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公元645年，日本的“大化革新”可以说是“全盘中化”，就象明治维新“全盘欧化”一样。经历了一千多年之后，日本终于明智地终结了“废除汉字说”和全盘拉丁化方面的鼓噪，确定了两千多汉字作为日文常用汉字。作为汉学载体的汉字，对于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汉字文化圈”各国发展意义重大。李庆的研究以确凿的史实材料挑命了问题的关键，对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学术的演变与日本的瓜葛作了清晰的梳理。

    第二，令我眼睛一亮的地方是关于疑古派源头的探索。李庆在《尧舜抹杀论》一节中分别列举了几种说法：主要代表是白鸟库吉否定尧舜之说。在1911到1912之间林泰辅和白鸟库吉之间爆发了重大争论，这是日本汉学界内部自明治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次争论，其争论本身标志着新的学术和新的方法的确立。也就是说，不仅重视传统的文献典籍，还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对传统进行审视。日本学者的有无尧舜其人的争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影响巨大。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庆用春秋笔法说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的“大禹是条虫”的看法，实际上和白鸟库吉的《支那古代传说之研究》的说法完全一样。《左传》的真伪与其成书年代的问题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也成为中国史学界二十世纪最热门的问题。陈垣、董作宾对中国古代的朔闰和历法的研究，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顾颉刚对古代神话、对《禹贡》等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与日本的“尧舜抹杀论”紧密相关。换言之，在李庆看来，中国二三十年的疑古派是存在问题的，他们所引用承袭的恰好是日本的汉学资料，这在学术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经过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人们认识到疑古派的重大缺陷，并从“疑古”中走出来，开始“释古”——重释古代。可以说，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发展过程，必须对西方的方法，尤其是日本的汉学研究做出相应的深刻了解。否则，我们只知道某人提出的问题之“新”，却不知道其实是拾人牙慧而已。

    三 海外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

    阅读李庆教授大著时，我对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尤为关注。在李庆看来，除了梳理日本的汉学史之外，他尤其注重客观的、重要的、不苟同的和不掠人之美的学术态度。在他看来，就研究方法而言，应该是历史展开和逻辑发展相结合，即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同时注重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这使李庆的问题意识往往出人意表。他提出诸多问题并逐一回答：日本的近代汉学在什么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近代日本汉学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流变阶段？主要在那些领域进行研究？有哪些正负面的结果？其主要代表流派代表人物是谁？对他们的著作该如何评价？在研究中，他根据日文第一手材料写作，为求实证他还向有关学者及家属作了多次深入的调查。这样使得他能够从第一手材料本身出发进行文本细读。这当然是抑制那种无根之学、空洞之学、想当然之学的最好办法。

    我注意到，一个充满着思想的研究者在面对事情本身时能深切地体认到，一部学术史不是过去思想的坟墓史，而是思想激荡所产生历史巨变和民族性格的冲刷史。因此，李庆漫长岁月在写作中，文稿远远超过200万言，自己却认为著述是微不足道的生命过程的记录，这一路的跋涉是一个人的孤寂，是和自己的内心惰性搏斗，和各种诱惑交锋的历程。他坦言：“与其做一个斤斤计较、卑恭萎琐、唯唯诺诺、光会想象的完美的学者，还不如该说就说、该大哭就大哭、该狂笑就狂笑，留下一点不完善供人批判责骂也在所不辞。耗尽了生命，余下那怕是煮茶叶蛋、卖大碗茶也活得坦然舒畅、痛快淋漓”。这也许就是我在与李庆交往当中感受最大也是体味最深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在我回国的时候，李庆先生赠我一言，这是清代赵翼的两句诗：“莫将三寸鸡毛笔，便做擎天柱地看”。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苦涩心境，也是他对学问与人生的沉重感受。

    （李庆本著《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4年版）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3836